本土需求与时代催生：西南体育学
的提出及其学科框架与建设思路
杨祥全1 冯 强2
1.云南民族大学体育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4
2.曲靖师范学院，云南 曲靖 655011
摘要
自1983年3月8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体育学列为教育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发展至今，体育学的学科发展已走过四十余年的历程。在四十余年的发展过程中，高原体育学、体育地理学、体育民俗学、体育文献学等体育学的分支学科越来越多。随着武术研究的深入，形意拳学、东北武学、西北武学、少林学等概念出现在学术著述中，西南地区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发祥地，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保留所、博览园和百花园，在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创新和学科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民国时期，西南研究兴起，且发展成西南学。正是在西南学研究的内在驱动下，我们提出了构建西南体育学的想法，并对其学科架构、发展思路等进行了初步探索，以期能够在新时代为我国的体育强国建设贡献出独特的西南力量。
关键词：西南学；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发祥地；西南体育学；建设思路
198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次将体育学列为一级学科，归属教育学学科门类，下设体育理论、人体解剖学（含运动生物力学）、人体生理学（含运动生物化学）、运动生理学、运动心理学、运动保健、运动医学、体育教学理论与方法、运动训练学、武术理论与方法、体育史和体育管理学等12个二级学科[1]。需要注意的是，除上述12个二级学科外，还有许多新兴学科。有学者“对各分支学科的首篇代表性文献进行梳理，并匹配出该学科第一本专著出版的相关信息后得出，改革开放初期体育学出现新兴分支学科21门”，即体育美学、运动心理学、比较体育学、体育人才学、体育社会学、体育情报学、体育统计学、体育经济学、运动训练学、体育哲学、体育伦理学、体育测量与评价、体育法学、运动生物化学、体育管理学、群众体育学、残疾人体育、体育保健学、体育人类学、体育预测学、体育文化学。这些二级学科或通过直接翻译国外获取，或通过学科交叉获取，或根据现实需要从体育理论中直接分化出来[2]。经过四十余年的发展，体育学的学科体系渐渐庞大，体育地理学、高原体育学、体育文献学、体育民俗学、奥林匹克学、少林学等新的学科逐渐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新时代，在学科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的时代背景下，西南地区作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发祥地，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保留所、博览园和百花园，西南体育研究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西南体育学呼之欲出。
1
西南区域的动态演化
西南是一个动态演化的概念，据现存最早的西南民族史料《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西南夷”是指“巴蜀西南外蛮夷也”，是“西夷”与“南夷”的统称，其核心区域为川西南及滇、黔两省。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西南地区，习惯上被称为“南中”，属“宁州”，辖南中七郡。隋唐时期，曾在此短暂设置西南道行台[3]。此后，云南先后存在南诏、大理地方政权，西南被割裂。元代，云南重回祖国版图，且施行了行省制度。明代，西南的范围开始扩大。明初建都南京，不但为广西纳入到“西南”之中提供了更为合理的依据[4]，而且也为湖南、湖北等地区纳入该区提供了可能。明朝万历年间，吏部实行分区“掣签”制度：分签为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四隅，其中，西南以湖广、四川、云南、贵州为主，而广西之柳州、南宁、庆远、浔州、太平附之[5]。明景泰五年（公元1454年），明代科举实行南、北、中三卷分区录取制度。中卷即以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四省为主体[6]。明末，南明永历政权一度曾有两广、云、贵、江西、湖南、四川七省之地[7]，因这些地方均受南明永历政权的号召，时人遂称之为“西南幅员且半天下”[8]。清代人邵廷采的著作《西南纪事》，所涉及的地域范围大致在川、滇、黔、桂、湘、粤等省[9]。
清末民初，两湖、广东属于“西南”的呼声增多。1908年，京畿道监察御史赵炳麟奏请设立“西南马政”，所养马匹供应广东、广西、贵州、湖南等“西南各省陆军之用”[10]。1909年，张百麟创办《西南日报》，其编排顺序为“中央要闻后，贵州、四川、湖南、广西、云南、广东平列为六栏；特约通讯，力谋六省关系之接近。”[11]1913年1月，由王宠惠、马君武等人发起的西南协会成立，马君武任主席，该会明确了“西南七省”（川、滇、黔、桂、粤、湘、鄂）的提法。1919年，孙中山在其撰写的《建国方略》中认为西南包括四川、云南、广西、贵州四省和广东、湖南的一部分[12]。1932年，地理学家胡焕庸则认为：“西南者，指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广东五省言之。”[13]民国时期，最常见的是西南“六省说”（川滇黔桂粤湘）和西南“七省说”（川滇黔桂粤湘鄂）[14]。其中，西南“六省说”成为民国时期学界之主流[15]。1932年杨成志认为“我国西南范围，包括粤、桂、黔、滇、川、西康及西藏”[16]；1937年，江应樑将西南民族的地域主要分布定为“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广东、湖南诸省”[17]；1948年，陈序经提出西南研究的范围包括湘、黔、川、滇、桂、粤乃至海南等省份[18]；1949年，岑家梧也将湘、粤、桂、川、黔、滇作为西南民族研究的地域范围[19]。
在民国时期的学者看来，西南是一个包括云南、贵州、四川、重庆、西藏以及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海南等10省（市、自治区）在内的广大区域，是为“大西南”，广义的西南。但需要注意的是，“两湖”、广东省和海南省始终没有进入到“西南”的核心区。现今，学界所谓的“西南”为我国七大自然地理分区[20]之一，包括云南省、贵州省、四川省、重庆市和西藏自治区等5省（市、自治区），是为“小西南”，狭义的西南。
2
西南体育研究的重要意义
关于为什么要研究西南，陈序经在《研究西南文化的意义》中进行了总结，他说广东是西方文化输入最早的地方，是新文化的策源地。西南是传统文化最迟覆盖的地方，是固有文化的保留所。西南民族极为复杂，若干文化还保存着原始文化的特征，是原始文化的博览会[21]。江应樑认为中国自秦汉以降，除动乱时代外，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基本上是以整齐划一的方式演进的。如果要寻求分歧，只能从位于西南的广东、四川以及边疆生活的少数民族社会中得到，因为只有这里还保留着若干种始终未曾与主流文化混合的支流文化，如，以广东为代表的由中国本位形态转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态；以四川为代表的保有周秦以来中国农村典型的社会形态；以滇、黔、川、康、藏等西南边疆地带为代表的原始多种型社会[22]。陈序经、江应樑两位先生对西南的这种认识，对西南体育研究颇具启发。作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发祥地、保留所、博览园，西南体育具有边疆性、民族性、高原性的特点，与国外体育交流深入而频繁，西南体育对把云南省建设成为辐射南亚、东南亚的桥头堡，对我国传统体育的传承创新，对我国体育的近现代转型等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西南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发祥地。考古发现的“元谋人”生活在距今170万年前，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这是陆迄今为亚洲大止发现最早的原始人类。因此，云南被誉为“东方人的故乡”“人类童年的摇篮”“翻开了中国历史的第一页”。恩格斯说：“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而有了人，便有了体育的萌芽。如果说元谋人“翻开了中国历史的第一页”，那么元谋人也翻开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历史的第一页，从而使云南成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发祥地。
（2）西南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保留所、博览园。云南省境内生活有51个少数民族，25个世居少数民族，15个特有少数民族，16个跨境民族，是我国特有民族、跨境民族最多的省份，其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丰富多彩。我国共有民族传统体育项目977项（汉民族301项、少数民族676项）。据相关学者研究，仅云南25个世居少数民族就有554项传统体育项目，广西11个世居少数民族有374项传统体育项目，贵州17个世居少数民族有传统体育项目有626项[23]，全国676项民族体育项目，几乎在上述三省中都有流传。
（3）西南地区体育与国外体育密切相连。西南地区与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缅甸、老挝、越南等国相连，与这些国家的体育交流深入而频繁，如，瑜伽、板球、藤球等，“禅武医合一”的少林功夫与印度瑜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清末民初，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由于得风气之先，广东省成为西方体育的首登地，对我国体育的近现代转型产生了较大影响。西南体育的这一特点，对将云南省建成辐射南亚、东南亚桥头堡具有重要的作用。
中华民族聚居区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所谓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并不排斥汉族居住。少数民族聚居区中县一级的区域内，很难找到一个纯粹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即使乡镇一级也是如此，这就决定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呈现出多元一体的文化特点，这一点通过西南传统体育“非遗”名录可见一斑，如，云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流行于大理的白族拳——点苍派武术就是由太极门、八卦门、通臂门、五毒门、太和门、八仙门、形意门、南拳门、八极门、无极门、金刚门、五虎门以及院校门等所组成[24]，内容极其丰富；云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昭通清拳则融邹家拳和彭家拳于一体；云南另一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沙氏武术则完成了民国时期许许多多武术家梦寐以求将太极拳、形意拳、八卦掌、通背拳融为一炉、“统一国术”的愿望，其打练结合，自成体系。
3
西南体育学：西南学研究的内在驱动
“我们本来没有社会学，因我们需要有社会学，社会学终于成立；我们本来没有经济学，因我们需要有经济学，经济学终于产生。一切学科全都如此”[25]，西南体育学的产生也是如此。在我国“一点四方”的文化地理结构中，东北、西北游牧民族对中原文化区的不断侵扰而使文化中心不断向东南迁移。相比之下，西南显得似乎无关紧要。尽管《史记》中专门列有《西南夷列传》，但在漫长的数千年间我们对西南是忽视，甚至是轻视的，这一情况到元代有所扭转。元代忽必烈由川、滇、黔直插南宋后院的深刻历史教训使明清的统治者意识到西南的重要战略地位。鸦片战争至抗日战争时期，西南地区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出来。尤其是经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三线建设”、八十年代的“西部开发”，西南日益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和西藏等地考察，并分别做出重要指示，要求云南省要在建设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上不断取得新进展；指示贵州要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要求四川要守护好这一江清水，让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指示重庆要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注重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指示西藏“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让各族群众的获得感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正是由于西南地区的特殊地理位置和文化特点，西南学的研究从民国开始便拉开了序幕。从学术史上来看，西南学的学科建设工作肇始于傅斯年与顾颉刚。1926年12月，傅斯年自德国柏林大学学成归来，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兼文史科主任。转年，他与“古史辨派”的创始人顾颉刚合作创办了“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傅斯年任所长。该所以“直接研究材料”“扩张它所研究的材料”“扩充它所研究时应用的工具”为“旨趣”[26]，非常重视我国西南省区民族文化的探索工作，顾颉刚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设在广州的中山大学，对于西南诸省的民族研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27]。正是在这种使命的推动下，1928年7月，《西南民族研究专号》出版，第一次将粤、桂、黔、湘、滇、川、康、藏的少数民族以及我国史书中所称的“有苗”“三苗”“南蛮”“南诏”等民族称之为“西南民族”。1928年7月，杨成志在傅斯年和顾颉刚的推动下还开展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对西南民族的调查活动，堪称空谷足音[28]。1932年1月，在邹鲁的支持下，杨成志主持成立了以“研究西南问题，探讨西南实况及发扬西南文化为宗旨”的“国立中山大学西南研究会”，并创办《西南研究》会刊，重点对西南边境民族文化和广东文化进行研究。中山大学之后，岭南大学紧跟。1932年3月，岭南大学社会系教授陈序经和伍锐麟创设了西南社会调查所[29]，展开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关于为什么研究西南，陈序经写有《关于西南文化的研究》《研究西南文化的意义》和《社会学与西南文化之研究》等论文。他指出，广东是西方文化输入最早的地方，是新文化的策源地；“西南既是原始文化的展览会，又是固有文化的保留所，它在人类学及文化史的研究上是极重要的。”[30]1948年5月，中国社会学西南分会在广州召开年会，会上有人提出了“西南学”的概念，认为粤、桂、滇、黔、川、康等地，无论从文化、社会、历史、民族、地理等诸多方面都有其特殊性，应该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江应樑受其启发，撰写了《西南社会与“西南学”》一文，认为西南学中最值得研究的是“西南社会”，因为“就整个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来说，西南地区、四川以及广东的社会是整个中国历史不同社会形态的典型代表。”[31]
新时代，关于西南的学术研究，由西南大学张诗亚担任主编的《西南研究书系》编委会认为“不能满足于仅作出‘边疆文化’‘待开发地区’这样一些简单笼统的结论，不能停步于对‘图腾崇拜’‘发育不良型社会’等外来术语的直接套用，更不应变相为出于猎奇或迎合心理而进行的‘文化古董’贩卖”，西南学术研究应“既为现实的文化对话、文化变迁提供有效的理论依据”，同时，还应“尽可能地实现为有助于深入揭示人类历史演变的普遍规律提供中国西南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学术成果这一内在目标”[32]。体育是文化的反映，是民族的重要标识物，为“尽可能地实现为有助于揭示人类历史演变的普遍规律提供中国西南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学术成果这一内在目标”，于是，我们提出了构建西南体育学的问题。
4
西南体育学的学科体系
关于体育学的学科体系，日本的起步较早。1959年，川村英男在其名著《体育原理》中把体育学分为分科体育学、基础学科和相关学科三个层次。其中，分科体育学方面，他把体育学分为人文科学类、社会科学类和自然科学类三大类；基础学科指哲学、教育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指教育哲学、文化史、教育史、社会经济史以及生物化学、应用物理学、电工学等[33]。川村英男把以知识体系为基础的，叫作理论体育学，依附于实践体系的，叫作实践体育学；两者兼备的，叫作广义体育学。[34]
与体育学成为国家的一级学科相适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学者开始对“体育学的学科体系”进行深入探索，取得了不少学术成果，其中，胡晓风、熊斗寅的研究尤其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自1980年开始，胡晓风先后发表《关于体育科学体系的若干问题》《体育的整体观——再谈关于体育科学体系的若干问题》《打基础，建体系，促进体育事业在科学的轨道上前进——三谈关于体育科学体系的若干问题》《关于建立体育科学体系的几个主要问题》《体育学属于人的科学》等论文，对体育学的学科体系框架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体育学的科学体系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即学科体系、运动技术体系、管理体系”。其中，学科体系的内容大致有体育史、体育辩证法（体育哲学）、体育美学、体育数学、运动医学、运动生物力学、运动心理学等。[35]；体育科学的体系包括基础学科、运动现象学学科（简称“运动学学科”）和体育社会学学科，这其中，基础学科相当于人体的大脑，人体的神经系统，运动学学科相当于人的心脏，体育社会学学科相当于人的骨骼支架[36]；“体育科学体系的三个问题，即体育学、运动学、体育管理学的体系问题。”[37]
关于体育学的学科体系，熊斗寅先后发表有《体育科学体系初探》《初论体育学的科学体系》《体育科学是一门综合性科学》等学术论文，认为“体育科学的发展可分为派生、迭加和综合三个阶段”[38]，体育学（体育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类、管理科学类和社会科学类三大部分。其中，运动训练学、运动医学、运动学、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物力学、运动生理学、运动心理学、运动生物化学属于自然科学类。体育管理学、体育比较学、体育经济学、体育人才学、体育统计学、体育未来学、体育情报学、体育系统工程属于管理科学类。体育原理、体育哲学、体育教育学、体育史学、体育社会学、体育美学、体育伦理学、体育法学属于社会科学类[39]。
20世纪90年代至 21 世纪初，我国学者又对武术学的学科建构进行了深入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武术学科知识分类有四种：
第一种以李成银，赵国庆为代表，按照与武术的关系将武术学分为内、外两大系统。李成银（1996年）认为内是指有关武术的学科与内容（如,武术哲学思想、武术史学），外是指与武术有关的学科与内容（如武术教育学、武术心理学）[40]。赵国庆，贾海如（2006年）亦有类似的看法，他们认为传统武术的理论体系应“立足武术本体构建武术理论体系”的“内核层”，“应用联系观点建立传统武术理论体系”的“外核层”[41]。
第二种以温力，余水清为代表。其中，温力（1993年）将武术学科理论体系分为武术的中国哲学和社会科学基础、武术生物学和其他学科基础两大分支[42]；余水清（2000年）认为“武术理论体系将是一个已武术技理为主干，以与武术紧密相关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理论为两翼，重点突出、多学科学理交叉，紧密围绕当今武术发展而共同构成的理论体系”[43]。
第三种以叶伟，蔡仲林（1995年）为代表，他们认为武术学科体系应包括关于武术者的理论研究、关于武术活动形式的研究和关于武术与外界环境关系的研究三个方面[44]。
第四种，也是学者支持最多的一种，是按照知识类别将武术学分为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但是在用词和分成两类、三类还是四类上有差异。如，周伟良（1993年）将武术学在结构上分为基础学科（自然学科类、综合学科类和社会学科类）、应用理论研究（自然学科类、综合学科类、社会学科类）和专业技术研究三大部分[45]；张选惠，肖正（1994年）将武术学科体系分为基础理论知识群（如，武术概论、内功养生学、武术史等）、专业技术知识群（套路技术、散打技术、武术功法）、技术理论知识群（拳理学原理、技击学原理、功法学原理、技术流派概论）和应用理论知识群（武术教学法、武术训练法、武术竞赛法、组织管理学）四个方面[46]；蔡宝忠，张秋，李振林等（1996年）的研究认为“武术学体系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为武术学，第二层为武术理论与技术体系，第三层为武术理论知识群，相对应的是武术技术知识群，第四层为单元知识（理论与技术均如此）”，而武术理论体系包括基础理论、技术理论和应用理论[47]；白鸿顺（1996年）将武术理论体系分为武术的总体理论（武术概论、武术史）和武术的功能价值理论（武术技击学、武术养生健体康复学、武术养心修性学、武术体育竞技学）两部分[48]；邱丕相，郭玉成（2001年）研究认为武术体系可分为武术理论体系和武术技术体系两部分，武术理论体系分为人文社会科学类理论、运动人体科学类理论和教育训练学类理论；武术技术体系分为演练技术和对抗技术两大类[49]。
“科学的理论体系，不是主观臆造，不是任意瞎编，而是研究对象自身逻辑的科学反映。”结合西南体育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已有的学术启悟，我们把西南体育学学科体系的基本框架分为：西南体育技术和西南体育理论两大体系，具体情况如下：
西南体育技术：包括西南武术、西南导引养生、西南民俗民间民族体育三大类。
西南体育理论体系：包括西南体育基础理论、西南体育应用理论和西南体育技术理论三大类：第一类，西南体育基础理论：包括体育人文社会学类理论（西南体育概论、西南体育哲学、西南体育文学、西南体育史、西南体育人类学、西南体育民俗学、西南体育社会学、西南体育美学、西南体育养生学、西南体育宗教学等）、运动人体科学类理论（西南运动医学、西南体育力学等）。第二类，西南体育应用理论：如西南体育的练习理论、西南体育的展示理论、西南体育的经济开发理论等。第三类，西南体育技术理论：如西南体育的娱乐养生理论、西南武术的技击理论等。
5
西南体育学学科建设的思路
西南体育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其学科建设应在立足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原则下，重在文献建设、项目挖掘，尤其要加快对濒危传统体育项目的挖掘整理和对年龄偏大代表性传承人的口述史研究。在此基础上，注意加强人才建设，注重学术交流，建构西南体育的学术共同体，为西南体育学的行稳致远做好铺垫。
（1）挖掘整理，筹建民族体育项目库。西南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丰富多彩，但缺乏系统的挖掘和整理，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尤其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传统体育项目太少，如,云南省传统体育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仅有陀螺、彝族摔跤两项。为此，建议加大西南体育田野调查的力度，在挖掘整理的基础上筹建西南民族传统体育博物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数据库，为研究西南体育奠定良好的基础。
（2）编写西南体育资料集，加强西南体育口述史研究。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长期以来，关于西南体育的研究资料散见于各种文献，没有得到很好的挖掘、整理和编辑。另外，西南民族体育多采用口传心授的方式进行，更多的口述材料亟待进行记录和整理。对于一些濒危、练习人数极少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更要有历史的紧迫感，尽快拍摄录像，尽快进行口述史研究。
（3）开设课程，出版著作，培养人才。大学是知识创造的制度性场所，近现代各学科的建立均与大学课程、科系的建立密切相关。开设课程离不开理论著述的撰写，而著述又是学科建构的前提。为此，西南体育学的建构一方面要注意撰写代表性的理论著作和学术论文，另一方面要注意进入课堂，通过课程培育西南体育学的人才、西南体育学的传承者和研究者。
（4）加强学术交流，建构西南体育学术共同体。学术需要交流，成果需要传播。在西南民族学的建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加强学术之间的交流，尤其是体育院校、民族院校之间民族体育研究者之间的交流。如能在交流的基础上加强合作，建构学术共同体，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交流观点，则更有利于西南民族学建构。
（5）立足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这是西南体育学建构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西南体育有着自身的文化特点，在建构西南体育学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坚守其文化特点，立足本来。西南体育学是体育学与文化地理学相交叉而形成的一个新的二级学科，它与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等关系密切，在西南体育学的学科建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向这些学科借鉴其理论知识。在此基础上，西南体育学的构建还要注意面向未来，顺应学科发展的大势，运用新的研究材料，掌握新的研究方法，积极推进西南体育学的学科发展。
新时代，体育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体育强国建设纲要》要求“挖掘中西部地区独特的体育资源优势，形成东、中、西部体育良性互动格局”，“丰富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群众的体育生活”，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西南体育学学科体系的建构被提上了议事日程。随着西南体育学的建构完成，西南地区将不断发挥其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发祥地、保留所和博览园的作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西南力量。
转自：“武术与科研”微信公众号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