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问题不明确”
“研究提问没新意”
“这一点不像学术提问”……
当你的研究计划被导师打回来大修的时候，当你的论文投稿被拒的至暗时刻，你是否陷入对“问题意识”的自我怀疑？
到底什么才是好的研究问题？怎么提出好的研究问题？其实，很多优秀的研究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这里我会以两位顶尖学者为案例，即中国的费孝通、西方的布迪厄，带你看看他们在提出研究问题上都有哪些好的方法。
反过来，我们自然而然会思考：那什么是不好的研究问题？怎么样才能避免提出“假”问题呢？我会介绍两种研究时常见误区：一是问题跟着政策走，二是问题跟着理论走。这两种误区往往会误导你，提出一些不符合现实的假问题。
*费孝通与布迪厄
01.
什么是“假”的研究问题？
不好的研究提问通常有两种，第一种是问题跟着政策走。举个例子，十几年前，你会看到很多政策文件里会提到“和谐社会”、“社会管理”等关键词。当时的很多学术研究会跟着这些关键词来构建研究问题。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会发现这类研究的局限性——就是容易过时。从知网的搜索结果来看，过去十年里几乎没有学者再讨论“和谐社会”和“社会管理”了。
*中国知网中主题包括“和谐XX”的文章分布趋势
*中国知网中主题包括“社会管理”的文章分布趋势
一个好的研究问题应该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这意味着如果我们盲目地跟随政策导向进行研究，很可能无法形成真正的问题意识。请记住，我们进行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探究真正的学术问题，而不是为了回应或服务于某些特定的政策文件。好的研究应超越政策波动，寻找那些具有长期价值和深远影响的问题。
第二种误区是问题跟着理论走。简单说，就是套用理论。当我们的思维被某种理论深深影响时，无论这个理论是不是一个好理论，我们都会不自觉地将这个理论应用于一切现实问题。用一个形象的比喻，那就是“手里拿着锤子，看什么都是钉子”。这种思维方式下，我们的问题意识总是跟着经典理论走，限制了我们提出具有创新性和创造力的好问题。
换句话说，这两类“假问题”的本质都在于过分依赖文本——一种是依赖政策文本，另一种则是依赖理论文本。为了培养属于自己独特的问题意识，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现象本身，关注如何从观察到的现象中提炼出有价值的研究问题？所以，我们接下来看看费孝通和布迪厄的提问方法，学习如何避免陷入文本依赖的陷阱。
02.
用案例类比法，换个情境提问
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经常会接触到各种理论。这些理论为我们的问题提供了方向，这种做法是完全合理的。但如果我们对某一理论的理解停留在表面，可能会错误地将其视为纯粹的抽象概念。比如牛顿的三大定律，它并非纯粹的抽象概念，而是从现实现象中提炼而出的。我们可以通过具体的案例来更好理解和运用它。
所以，我们要理解：每个理论都是基于实际案例构建的。在分析案例时，我们可能会发现案例与理论之间存在着某些相似性或差异，而这些相似性或差异就会激发我们的困惑。这种基于现实与理论的比较产生的疑问，往往能够引导我们提出真正的问题。
*皮埃尔·布迪厄及其著作《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
以皮埃尔·布迪厄的著作《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为例，这部广受好评的书籍深入探讨了法国社会各阶层的划分方式。布迪厄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当时看来很独特的观点，即阶级划分不仅仅基于经济资本，也基于人的文化资本。文化资本体现在，不同阶层所拥有的独特品味上。例如音乐鉴赏和参观画展等活动，在中产阶级中常被视为高雅的审美追求。
那么，为什么布迪厄会有这种提问呢？他独特的提问方式，源自于他发现在1960和70年代对美国实证主义社会分层的研究，与他在法国观察到的现象非常不一样。在当时，美国学者普遍认为，社会阶层的划分仅仅就是工资和资产多少的区别。然而，布迪厄意识到，这种以美国为中心的划分方式并不适用于所有文化背景。因此，在《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中，他反复批评了这种分层方法，并提出了更适合法国情境的阶层理解方式。
法国这个国家深受艺术和文化的影响，并且拥有悠久的贵族传统。在法国，贵族传统不仅体现在历史沿革中，还显现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口音、服装等，这些都是文化品味的重要标志，用来区分不同的社会阶层和个人身份。布迪厄正是基于这种对法国特有社会和文化背景的深入观察，提出了他的划分理论。
有趣的是，进入21世纪后，布迪厄在1970年代提出的理论在美国又获得了新的批判和发展，形成了一种新的、适应美国社会的文化区分现象。当时，布迪厄的理论引发了美国的当代研究者的一些困惑——因为在美国，文化的区分并不像在其他国家那样明显。例如，在美国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可能会吃汉堡，这让人很难从这些现象上区分他们的社会阶层。所以，有美国学者开始运用布迪厄的理论，将其适应到美国的社会背景中，重新进行“换情境提问”。
因此，我们需要学会将自己置于不同的环境之中，并将理论视为对特定案例的概述。这种方法使我们能够通过类比，有效地应用理论于不同的情境，还能激发我们更加创造性的思考和提问。
同样地，当我们阅读费孝通的作品《乡土中国》时，不应误以为他所阐述的是一个抽象、宏伟且永恒的观点（他认为农村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地方，拥有有序的礼俗和乡绅的存在）。我们应该将其视为江南近代农村的一个代表。
*费孝通及其著作《乡土中国》
费孝通的提问方式也是基于类比：中国农民和西方人民有什么不同？费孝通作为民国大师，留过洋，见识过西方国家的结社团体，所以反过来会好奇为什么中国农民会有“自私”倾向，不喜欢结社，老是讲人情亲疏呢？所以，他通过从西方到东方的情境切换，提出了“差序格局”（即中国人喜欢以人情远近来界定自己的圈子）。
但是，费孝通的理论也是基于江南农村做的情境比较。所以，我们可以换个情境反问费孝通：
江南农村是一个普遍情境吗？
在我的家乡、我的农村是什么样的？
因此，当我们研读秦晖老师对关中模式的描述时，会注意到他实际上是在质疑那种被称为乡土中国的观点——这只是江南模式，而他研究的关中地区并没有那种被称为乡绅的模式。
通过这些案例，我们可以用三句话总结这种提问方式的精髓。那就是——
所有的理论都可以变成案例。
所有的案例都可以变成我们的类比。
所有的类比都可以变成我们的问题。
03.
看身份交叉性，换个角度提问
除了上述的案例类比法，还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的提问方法，就是看身份交叉性。
我们在研究中遇到的每个对象，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中年女性，都拥有多重身份。每种身份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由多个不同的角色和标签构成。以我的母亲为例，她已经超过了50岁。她的身份不仅仅是我的母亲，她还是一个女性、一位小商店的经营者，以及一个相当不错的邻居。这些不同的身份在她的生活中相互交织、影响着彼此。例如，当她努力想要更好地照顾我的外婆时，她可能就无法同时给予我姐姐家庭更多的关注和照顾。
这个例子揭示了现象背后的复杂性：每个人的多重身份都在不断地相互作用和影响，创造出丰富多变的生活场景。正是这种复杂性，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深度和广度。
让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研究案例——以美国法学界的领军人物Mari Matsuda为例。Matsuda教授被誉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亚裔教授”，她在仇恨言论、口音歧视等议题上的文章深受欢迎，甚至被耶鲁大学法学院图书馆列为法律评论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文章之一。对于提问方法，Matsuda教授的观点是，当我们开始深入探讨身份的交叉性时，我们就能够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提出问题。
*Mastsuda教授及其著作《Words That Wound Critical Race Theory, Assaultive Speech, And The First Amendment》
比如，在研究“996”现象时，我们的第一联想可能是劳工问题。然而，当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思考时，我们发现它也是一个性别问题。因为在“996”的工作环境中，女性可能会面临更多劣势。
同样地，当我们研究外卖小哥时，我们会联想到关于平台算法、关于劳动关系的研究问题。但是换一个角度，它也可以是城乡差异的问题。想想谁在做外卖小哥？——可能是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务工人员。
通过身份交叉的视角来看问题，我们会认识到每个人的身份都是多元且复杂的。例如，我们可能将某人简单地看作是“996”打工人，但实际上她还可能是一位母亲；我们可能将另一个人看作是外卖小哥，但实际上他也是农村进城的务工者。这样对多身份的视角转换，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更深刻、更新颖的提问方式。
转自：“宇凡聊学术”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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