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别：数字治理
导言
目前的文献集中在识别阻止举报不当行为证人报告的主要因素上，但它忽略了刺激积极行为的潜在有效策略。特别是，它忽略了信息提供的框架和影响。最近四位意大利学者Riccardo Novaro，Greta Nasi，Maria Cucciniello&Stephan Grimmelikhuijsen开展了一项双重差分准自然实验来研究这一问题。根据前景理论，与将不举报的后果框定为积极后果的信息相比，将不举报的后果框定为消极后果的信息在增强举报不当行为的意愿方面更有效。这项研究通过一项针对欧洲一个主要城市的市政服务人员的在线调查实验来检验这些观点。结果证实了前景理论的相关性，并清楚地表明了信息影响主动行为。论文发表在公共管理类顶级期刊PA上面。
（文献来源：Novaro，R. Nasi，G., Cucciniello, M., &Grimmelikhuijsen,
S. (2023).The power of framing: The role of information provision in promoting whistleblow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online first, 3 December:1-22. DOI:10.1111/padm.12977）.
研究目的
举报在新闻媒体和学术辩论中引起了广泛关注。一些举报者已经获得了相当大的名气。历史上最著名的泄密者包括1972年揭露水门事件的马克·费尔特或“深喉”，以及向《卫报》和《华盛顿邮报》披露大量美国国家安全局绝密项目机密材料的爱德华·斯诺登。举报人之所以受到如此多的关注，是因为他们的作用至关重要，不仅从道德角度来看如此，从经济和预防角度来看也是如此（ACFE注册欺诈审查员协会，2018年）。他们作为内部人员的角色使他们对内部不当行为有“特权”观点，这解释了为什么他们是发现不当行为的最重要来源（Andon等人，2018；斯蒂克莱特，2016).
从学术角度来看，该领域的文献对举报的前因进行了分类，区分了个人因素和情境因素:将举报者、举报接受者和犯错者的特征归入第一类，将犯错者和组织的特征归入第二类（梅斯麦-马格努斯和维斯瓦兰，2005；米塞利等人，2008).现有研究表明，环境变量（如组织氛围）或情境变量（如不当行为的严重性和证据）是影响报告意图的相关因素（Culiberg & Mihelic），2017；李&肖，2018；梅斯麦-马格努斯&维斯瓦兰公司，2005).
尽管现有文献对这一主题提供了重要的见解，但一个主要差距是几乎没有关注信息提供和提高对举报重要性的认识。这是值得注意的，因为低水平的报告也可能取决于可能报告的个人没有这样做的事实，因为他们错过了有关其具体相关性的重要信息。基于上述见解，本研究考察了信息提供和框架策略如何影响个人的举报倾向（即举报意愿）。为了测试这些信息是否以及如何影响报告倾向，我们采用了前景理论的行为观点（卡尼曼&特沃斯基，1979）在一项基于调查的实验中。
鉴于上述背景，本研究的中心问题如下:信息提供和框架对公务员报告不法行为的意图有何影响？
米兰是意大利最大的城市之一，拥有14，647名公务员和140万居民。它是意大利和欧洲经济的主要中心，对数字化转型的态度非常强硬（Gasco-Hernandez，2022).此外，与意大利其他主要城市相比，这座城市的重要性在于它在举报现象方面非常活跃。这项研究还开发了一种更接近真实行为的新测量方法，以说明测量个人意图与具体行动的局限性（参见Awan等人，2020)。
理论框架
从理论角度来看，本研究将举报视为一种亲社会的组织行为（多齐尔和米塞利，1985；米塞利等人，2008），这也是公共管理学者广泛接受的解释（例如，卡利耶，2017；拉韦娜，2016).根据这一观点，举报被定义为一种自愿行为“（1）由一个组织的成员实施；（2）针对他或她在履行其组织职责时与之互动的个人、团体或组织；以及（3）旨在促进所针对的个人、群体或组织的福利而实施的行为”（Brief & Motowidlo，1986第711页）。
此外，尽管举报不法行为的决定是出于利他主义和帮助组织和社会的意愿，但这并不排除为私利而进行的利己主义计算（多齐尔和米塞利，1985；苏&倪，2018).这样的决定不是对目睹的不当行为的立即反应，而是由三个主要阶段组成的深思熟虑过程的结果（米塞利等人，2008)。
信息提供在举报过程中的作用
鉴于影响个人成本和收益的各种因素，本研究分析了信息提供的作用以及如何提供这些信息。这是因为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员工可能会分享一些关于某种现象的共同知识；然而，假设他们拥有完整的信息可能过于局限，在诸如举报的现实生活环境中可能不成立（例如，Chen等人，2017).关于信息处理在影响个人行为中的作用的理论，说服模型特别适合这种情况。根据他们的说法，外部信息处理可以导致个人改变他们的态度和/或行为（Bhattacherjee & Sanford，2006），如果新信息足以让他们重新审视之前的信念。可信度和影响力的概念意味着信息的内容和表达方式决定了信息的整体有效性。
这项研究旨在测试提供一些信息是否有助于培养个人对报告的积极态度。在提出假设之前，必须对将要传递的信息内容给予一定的关注。如导言中所述，目标是检查提高对举报现象的整体认识程度的有效性。特别是，我们传播的关于不当行为对证人的具体后果的信息得到了强调，这些信息要么被界定为他们决定不报告的成本，要么被界定为他们报告的收益。
假设1：与未收到举报后果信息的人相比，收到举报后果信息的人的举报倾向更高。
假设2：与强调经济利益的信息相比，强调经济成本的信息会导致更高的报告倾向。
假设3:与强调心理收益的信息相比，强调心理成本的信息会导致更高的报告倾向。
实验设计
程序
为了检验上述假设，我们将参与者随机分配到五个条件之一，即一个对照组和四个治疗组，遵循与治疗相关的因素的2 × 2析因设计。第一个因素强调经济后果（预期成本或收益），第二个因素强调心理后果一个（预期成本或收益），两者都侧重于个人层面。
关于经济待遇，没有关注直接的货币激励以促进经济收益，而是强调了潜在的间接收益（例如，由于减少经济浪费而降低的税收）。这样做是因为，在意大利，公职人员不允许因举报而索取金钱收益（尽管在美国等其他国家这是可能的）。所有与会者都收到了参加调查的电子邮件邀请，并直接链接到质量调查。
材料
本研究的场景受真实报告启发，适用于所有参与者，提出了一个直接主管缺勤的案例。这一选择背后的第一个原因是，在意大利，工作环境中的无故缺勤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不当行为，在各级官员和低层雇员中都有发生。从学术角度对这一现象的兴趣证实了这一点（Cristofoli等人，2011；Cucchiella等人2014；德保拉等人，2014；马斯塔卡阿萨，2020；斯科帕，2010）和轶事证据方面（例如，Giuffrida，2021).此外，属于各种社会经济背景和职业的读者可以密切认同这一情景，就揭发会计界特有的不当行为（如揭发文学中通常发生的那样）而言，在揭发倾向方面提供更现实的回答。关于举报直接上司的潜在恐惧，米兰市政府不仅在书面上而且在事实上（考虑到数千名公务员在其中工作）保证的匿名性不应成为影响个人行为的相关问题。
数据收集
该调查于2019年4月至6月期间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米兰市政府的所有员工（为期50天，20天后提醒）。1 不幸的是，市政府无法提供拥有机构电子邮件账户的员工的确切人数，因此无法计算回复率。据他们估计，该市14，647名公务员中约有一半会收到电子邮件邀请。通过随机化过程将个体分配到特定的治疗中，以便为每种治疗获得平衡的分组。共有1073名公务员参与了调查；由于数据不完整（在完成调查前放弃调查），298份答卷不得不被排除在外，而其他答卷人中有59份未通过注意力检查。因此，完成了716份调查问卷并可供分析。
结果
受访者主要特征的重要性。在716人中，139人属于对照组，而另外577人接受了四种治疗信息之一。在716人中，139人属于对照组，而另外577人接受了四种治疗信息之一。
在封闭式举报意向中选择最后一个选项的97人中，85人提交了报告，47人提供了一些亲社会元素，这相当于我们最终样本的6.6%。这一百分比与其他研究中发现的百分比一致（Bashir等人，2011；拉韦娜，2016)。其他信息与实验设计并无严格关联，但有助于更广泛地了解米兰人的背景，这些信息涉及调查最后部分提出的问题。研究发现，组间关于举报现象如何发生的知识水平是相当的。总体而言，56.15%的受访者确认他们从市政府获得了一些信息。
关于信息框架，预期负面框架的信息比正面框架的信息更能有效地揭露某条信息并影响读者的举报倾向。如果表示为不报告的收益，则这两条信息的价值为0；如果表示为报告的成本，则价值为1。此外，期待假人和他们的互动都有积极的迹象。在这种情况下，分析仅集中于治疗的个体（不包括那些被分配到对照组的个体），这解释了为什么总体样本较小。从logit回归中得出的结果提供了一些有趣的见解，因为经济和心理信息单独来看都符合前景理论。当这两个信息中的任何一个被负面地构建时，它们对个人意图的影响是积极的，尽管只有经济信息显示出统计相关性。当两种处理都被设定为负面时，这种相互作用会产生负面影响，但并不显著，总体影响仍然是积极的。与之前类似，分布在四个小组中的70名吹哨人可能会影响估计的准确性。
讨论和结论
这项研究分析了向公务员提供进一步信息作为一种工具的作用，以改变他们对举报不法行为的态度，特别是在比较举报后的潜在收益和损失时。它还利用受访者的亲社会动机开发了一种测量因变量的替代程序，试图解决一些典型的测量局限性，并从个人“意图”转向举报“行为”。
总体而言，所提供的关于（不）举报不当行为的后果的信息似乎没有影响举报意图。虽然没有理由怀疑这些无效发现的真实性，但原则上，我们不能排除它们也可能受到某些潜在限制的影响。例如，受访者可能缺乏新鲜感。如果他们已经意识到如果他们报告或不报告不当行为将面临的后果，他们可能会在过去将此类信息内化，随后的治疗将只是一个简单的提醒。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内容的强大（Bhattacherjee &桑福德，2006).即使这些信息对参与者来说是新的，如果他们认为这些信息的相关性不足以改变之前持有的信念，他们的评估过程也不会受到影响，从而不会改变他们对报告的态度。另一个方面与所提供的消息缺乏可信度有关。即使是在新的相关信息的情况下，缺乏传递信息的可信来源也会对治疗的效果产生负面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治疗的文本中确实没有提供参考。尽管如此，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以免被调查者与难以解读的学术来源混淆。因此，尽管前景理论得到了部分证实（就体征而言，但不具有显著性），未来研究议程中的潜在改进可能包括解决上述任何关键点。
这项研究分析了向公务员提供进一步信息作为一种工具的作用，以改变他们对举报不法行为的态度，特别是在比较举报后的潜在收益和损失时。它还利用受访者的亲社会动机开发了一种测量因变量的替代程序，试图解决一些典型的测量局限性，并从个人“意图”转向举报“行为”。
总体而言，所提供的关于（不）举报不当行为的后果的信息似乎没有影响举报意图。虽然没有理由怀疑这些无效发现的真实性，但原则上，不能排除它们也可能受到某些潜在限制的影响。例如，受访者可能缺乏新鲜感。如果他们已经意识到如果他们报告或不报告不当行为将面临的后果，他们可能会在过去将此类信息内化，随后的治疗将只是一个简单的提醒。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内容的强大（Bhattacherjee &桑福德，2006)。即使这些信息对参与者来说是新的，如果他们认为这些信息的相关性不足以改变之前持有的信念，他们的评估过程也不会受到影响，从而不会改变他们对报告的态度。另一个方面与所提供的消息缺乏可信度有关。即使是在新的相关信息的情况下，缺乏传递信息的可信来源也会对治疗的效果产生负面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治疗的文本中确实没有提供参考。尽管如此，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以免被调查者与难以解读的学术来源混淆。因此，尽管前景理论得到了部分证实（就体征而言，但不具有显著性），未来研究议程中的潜在改进可能包括解决上述任何关键点。
理论贡献
这项研究做出了几项理论贡献。首先，这项研究为行为公共管理领域做出了贡献（Grimmelikhuijsen等人，2017).前景理论很少在公共部门应用。研究证明，关于损失厌恶（即消极地构建后果）的见解甚至适用于高风险环境，如举报。同时，我们的发现对前景理论在这种应用环境中的适用性给出了细微的差别（参见Baekgaard，2017).我们发现，当呈现举报的经济后果时，框架效应有预期效果，但在心理上没有预期效果。总的来说，这表明前景理论不能机械地应用于每个背景和内容。发现还丰富了透明度文献表明信息提供本身不一定会影响人们态度的见解（例如，Grimmelikhuijsen等人，2020)。政府内部信息的框架很重要，在调查透明度政策对公民或员工态度的影响时，应更加认真地考虑这种框架。
其次，通过阐明透明度和框架政策如何影响个人的举报倾向，为当前举报文学的辩论做出了贡献。特别是，我们拓宽了现有的视角（陈等，2017；年轻，2017）涉及公务员这一很少被考虑的雇员类别。这一点尤其引人注目，因为政府机构内不当行为不断蔓延（ACFE，2018)。此外，缺乏公开发表的比较文献，说明区分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工作人员的举报行为与实际情况无关。
就实际意义而言，本研究强调了前景理论的相关性以及不同的框架如何影响个人对举报不当行为的态度。人力资源政策应考虑到这一点，同时设计适当的工具和机制来培养报告文化（例如，宣传运动、定期会议）。当我们考虑道德问题时，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是否举报不当行为的决定可能会对证人、其同事、组织和整个社会产生具体影响。因此，政策干预应该根据这项研究和早期研究中出现的证据来制定。这意味着这种框架需要保持一致，因为对举报现象的正面和负面介绍可能会混淆视听，降低说服力，并最终抑制公务员采取行动。从这个角度来看，框架不当的信息可能导致比缺乏信息更糟糕的结果。
显然，决策者应密切关注信息内容，同时承认公务员可能会对所提供的信息做出不同的反应。因此，主要的收获是，与经济相关的信息的形成似乎与影响他们的最终决策特别相关，而与心理相关的内容则不是这样。因此，政府和公共管理人员应将其努力集中在经济方面，并向公务员阐明这些方面，以进他们参与和遵守政策干预。
转自：“治理学术”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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