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批判的哲学方法论探本
刘怀玉 吕欣忆
摘要
数字资本主义的到来并不是生产力自身发展所带来的“积极革命”的结果，而是资本主义借助国家、技术与垄断而导致的“消极革命”的产物。数字技术的发展没有摆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限制，反而帮助资本主义开辟新的利润空间、调整内在结构、生产与再生产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当下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往往停留于对一般商品流通、交换、消费过程中人际关系物化和人的生存方式技术化现象的批判，没有挖掘数字资本主义深层次的生产方式决定的异化劳动问题。借用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批判的理论工具，可以揭示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的异化劳动问题的三部曲：一是在表面上形式平等的交换过程中，社会关系内容颠倒地呈现为物化劳动成果的形式，其表现为人际关系的物化和数字化；二是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对技术与固定资本即物化劳动成果的从属，表现为数字技术条件下资本对人的实质吸纳；三是劳动结果被掠夺进而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大再生产的条件，其表现为平台对原本属于公共资源的频谱的占有，并凭借这一占有不断生产与再生产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关键词
数字资本主义 ；异化劳动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 ；实质吸纳 ；物化
文章来源：《天津社会科学》2024年第1期。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重大问题研究”（项 目 号：19ZDA02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与社会批判理论再研究：以列斐伏尔为核心线索 ”（项 目 号：22JJD7002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刘怀玉，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吕欣忆，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一、何为数字资本主义？为何是数字资本主义？
步入21世纪，“数字资本主义”逐渐成为一个时髦词。这个概念最早由丹·席勒（又译丹·希勒）在《数字资本主义》（1999年）一书中提出。这本诞生于世纪之交的著作描述了一种新的社会状态：“信息网络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与规模渗透到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成为资本主义发展不可缺少的工具与动力”。他考察了互联网技术的发端，指出信息网络的发展源于美国，最初是非营利性的，后为配合美国工商业提高生产效率、扩大生产规模的要求，政府推行自由主义的电信政策；随后，网络技术被广泛运用于广告营销、商品服务等领域，资本主义的生产、流通与消费领域发生了巨大变化。
网络技术的普遍运用，与其说是技术自然而然发展的结果，不如说是资本主义为克服过度积累和经济危机发动的一场新的生产方式革命。换言之，这不是由于生产力自身发展所带来的、劳动阶级自主发展的自下而上的积极革命，而是资本主义借助国家、技术与垄断而导致的自上而下的“消极革命”（葛兰西语）。面对20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以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资本主义体系一次又一次地采取发展信息与通信技术（ICT）密集型产业的方式，恢复企业盈利的增长，并为资本积累开辟新道路。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发展为既有产业部门带来的变化，一方面体现为劳动过程发生质变，生产力得到提高：任务自动化使那些在此之前不受管控的劳动过程得到监管与干预，以往因为劳动分工而互不关联的生产部门被网络整合，进入集体协作的生产过程；另一方面体现为宣传手段和销售渠道的拓展，流通速度加快：可以通过更为发达的媒介手段对产品进行宣传，提高客户购买意愿；电商平台的出现提供了比传统销售更为便利的销售方式，减少了流通所花费的时间与人力。但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改变远不止对既有商品生产部门的生产和流通环节的创新，更包括对商品消费领域的扩展与延伸，后者具体表现为信息商品化。
达拉斯·斯麦兹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达拉斯·斯麦兹在《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一文中开拓性地提出的“受众商品”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信息的商品化。斯麦兹指出，大众传媒的受众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消费者、意识形态的接收者，还是“消费商品的生产者”，他们在接受传播的过程中在场并付出了注意力，后者被媒体贩卖给了广告商。莫斯可对数字时代政治经济理论的研究延续并发展了斯麦兹的思路。莫斯可指出，以往的政治经济学家过多地把注意力放在信息的内容上，或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他们关心的是商品的使用价值。他们虽然意识到信息是一种特殊的、有巨大影响力的商品，却只关心它如何对意识的塑造产生强大作用。但比关注内容本身更重要的是应意识到信息正在以商品的面貌出现，也就是信息正在凭借其使用价值转换为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莫斯可对于信息商品化的敏锐洞察无疑预见了当今信息与通信技术普及下的状况：在可以有效监控并精确计算的数字技术的支持下，受众的个人数据、社交关系、浏览行为、交易数据等被电子设备所监视并收集，进而售卖给广告商或生产的上游部门。这使得商品化范围进一步扩展。这一过程使生产商和广告部门可以进行更有针对性的生产规划和广告投放（这也是信息商品具有使用价值的原因所在），进而使剩余价值的实现得以加速。
可见，数字化技术不过是资本增殖的方式和手段，并没有改变资本内部的权力关系与资本增殖的目的本身。资本主义凭借数字化进一步实现生产结构的调整，以获得更大的收益，这也是资本主义社会推进数字化进程的根本动因。因此，在对信息通信技术高速发展的社会进行指认时，使用“信息资本主义”（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数字资本主义”（丹·席勒）、“平台资本主义”（尼克·斯尔尼塞克）、“算法社会”（马克·舒伦伯格）等概念，比“后工业社会”（丹尼尔·贝尔）、“网络社会”（曼纽尔·卡斯特）更为有效，因为社会内核始终是资本主义，信息化、数字化、大数据不过是资本增殖与权力扩张所借助的手段，是“承载不断演变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结构的新的支撑点”。从生产方式变革的角度看，当代社会确实是信息社会、网络社会，但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其新特征并没有改变其资本主义本质。
西奥多·阿多尔诺
1968年，阿多尔诺在德国社会学年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讲《晚期资本主义，还是工业社会？》，指出当时既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又是工业社会。“当代社会首先是一个工业社会，就其生产力水平而论。工业劳动成为一切地方的社会样板，跨越了一切政治制度的界限……相反，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社会是资本主义。人类仍然处于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中期分析的那种状态：机器的附庸……人被迫承认社会机制的作用……生产依然故我，仍然是为利润而生产。”福克斯将这一问题和答案移植到信息时代。西方社会如今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信息社会”？福克斯回答道：“现今社会就其生产力要素的状态来说是一个信息社会；然而，与此相反的是，就其生产关系而言，当今社会依然是资本主义社会。人们依然处于马克思在19世纪中期曾经分析过的那种生产关系中，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主要是为了追求利润，而为了创造更多利润，在生产过程中，科学和信息技术被大量应用。”技术决定论者或许只承认信息社会，只突出数字化技术的巨大魅力，仿佛社会的本质与生产力水平同频共振，而与社会状况了无瓜葛。辩证的理论则应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结合起来看待社会现状。数字资本主义（或者信息资本主义等）这样一个略显杂糅的词语，折射的正是数字技术在资本引导下发展并最终服务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现象。当今西方社会并不是超出资本主义或后资本主义的信息社会，相反，信息社会不过是资本主义新的发展阶段。
二、数字资本主义要不要批判？数字资本主义能不能批判？
在资本的助推下，数字技术已然融入社会的方方面面，使原有的生活模式、社会治理、思维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在这一技术浪潮的推动下，一些观点认为，数字化时代不再需要批判。按照这种乐观主义的说法，数字化会给我们的生存带来阴暗面，但前途光明，万物互联的数字化技术终将带领我们步入一个美好的社会。具体而言，数字社会具有以下几种优势：（1）增强人的认知能力和管理水平。海量数据的收集与分析技术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数据的支撑下，管理变得更具效率。过去需要花费很多时间才能完成的数据搜集与处理工作，现在只需几天甚至更短的时间就能完成；而数字处理技术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制定相应的对策。（2）提高生活质量。日本学者森健、日户浩之以日本的发展为例，指出在日本ＧＤＰ没有明显增长，甚至人均收入降低的情况下，人们却享受到了高科技的福祉。人们每天都在享受免费的数字服务，这些服务使生活更加方便快捷，节省了大量时间，提高了生活质量。（3）分散权力与赋予权力。如果说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是不断扩大私有财产，那么数字资本主义则促成了公共财产和准公共财产的发展。最显著的例子之一就是共享经济的发展。在由网络技术支撑的共享经济中，平台对顾客提供按需服务。这一方面节省了资源，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从拥有产权到分享使用权的消费观念的转变，进而扩大公共财产、准公共财产领域的比例。（4）促进社会和谐。得益于大数据的支撑和用户共享的模式，社会告别野蛮状态，达到了人类迄今为止最公平、公正、透明、和平的状态，用比尔·盖茨的话来说就是“没有摩擦的资本主义”。
但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指出的，数字资本主义在生产关系上仍旧是资本主义，虽然在生产力的层面上，其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特征，但在社会关系和所有权方面它与以往的商业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无异。诚然，它的出现培育出资本主义所不曾预料的交换经济与共享数字公地（我们之后会发现这些数字公地也开始私有化了），但在根本上没有改变数据和平台主要为资本所控制的局面，甚至帮助资本开辟新的利润空间。另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虽然使人部分地从原先的生产过程中解放出来，但却在生产与非生产领域再度限制了人的发展，控制了人的自由时间。认为仅凭借科技发展就可以解放全人类，无疑是一种幼稚病。
如果说“数字资本主义无需批判”是一种简单的乐观主义思维，与之形成对照的就是认为“数字资本主义无法批判”的悲观主义态度。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其理论依据大致分为如下几种：（1）认知方式发生改变。在大数据分析的支撑下，我们有能力去分析更多的数据，故不再随机采样；而由于可用于研究的数据足够庞大，我们不再热衷于追求精确度；鉴于以上两个特征，我们在分析时不再热衷于寻找因果关系，而注重数据间的相关关系。于是，专业性不再重要，我们理解现实的最基本方法也受到了挑战。（2）批判理论的支点消失。批判理论以二元论为基础展开，预设了一种先验、超越的界域。然而，全球信息时代的文化正在逐渐摧毁这些二元论，抹去先验、超越的可能性，故而批判理论不再可能。信息批判只能是一种来自信息内部的批判。换言之，批判只能是经验的，因而也愈发温和。所有的批判不过是在信息社会中再增加一点信息，无法对既有经验世界产生改变。（3）批判成为数字资本主义自我更新的环节。批判的主体，如院校、专家和媒体，成为资本主义的“文化回路”；它们的持续批判成为对数字资本主义的反馈，让后者了解自己的对立面，不断纠错。换言之，资本主义将批判收编，每一次批判反而构成了数字资本主义的自我纠偏、自我完善、自我强化，资本主义在不断调整中缓解了内部危机。
这些观点认为，数字资本主义改变了认知方式，瓦解了批判理论，收编了对自身的批判，换言之，数字资本主义存在诸多不足，但对其的批判已不再可能。这种观点看似站在了客观的、批判的立场，实际上是在帮倒忙。我们认为，批判在今天仍然是有意义的。如我们所见，马克思于19世纪开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今天仍然焕发着活力，它以不同的面貌呈现于各个议题（如生态学、技术哲学、性别哲学）之中。那么面对信息社会，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否还具有方法论价值？马克思的学说是否能展现出全新的理论面孔和理论视野以帮助我们理解数字资本主义的种种怪相？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核心的传统社会批判理论，仍然是我们认识21世纪资本主义文明和数字资本主义最根本的方法论。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仍然可以成为资本统治下的信息社会的关键词，并为我们的批判提供思路。
三、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异化劳动批判及其理论意义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批判理论大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对异化劳动的讨论引入信息社会研究，例如“受众商品”理论。该理论的创始人斯麦兹认为，受众是商品，其劳动能力由媒介产生与售卖，并被广告商所购买。受众成员并没有主动选择去售卖他们的劳动力，但他们事实上是在为广告商工作：受众成员付出了无酬劳的工作时间，作为交换，他们得到了节目素材以及具体的广告宣传。于是，在19世纪工厂法的有形统治下生成的劳动力商品，在20世纪晚期则泛化、无形化为保持“永远在线”状态的受众商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有的非睡眠时间都是劳动时间”。虽然斯麦兹在其里程碑式的文章———《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中并没有明确提及“剥削”“异化劳动”，但他的思路无疑启发了后来者。特别是随着私有化媒体的增加，社交媒体用户的劳动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受众商品”的概念被更多政治经济学家和传播理论家接受，并借用异化的范畴对其进行讨论。
福克斯将斯麦兹的“受众商品”理论引申到对社交媒体受众境况的描述并指出：受众无法控制自己的注意力，因为社交媒体及广告商把受众的业余时间规定好了，因此其劳动与注意力呈现出一种异化状态。这一层次的异化在斯麦兹所处的电视时代就已有之。而福克斯则结合自己所处的时代境况，即社交媒体大肆发展的情况，指出了新的异化形式：“商业社交媒介平台的用户无法控制和拥有他们的数据，数据被异化了。创造受众商品的劳动被剥削了，因为其创造了价值和被别人拥有的产品，这同时也构成了一种异化过程”。换言之，社交媒体的受众生产出潜在的有价值的个人数据不仅不归其生产者所有，还被社交媒体平台作为商品提供给广告商户。与斯麦兹的“受众商品”概念相比，福克斯的理论增添了用户生产数据的劳动，即用户在电子设备和网络平台上产生了个人数据等内容，甚至会上传资料、撰写帖子，这些行为的出现是大数据时代网络普遍化发展的结果。
据此，福克斯认为，与传统的大众传播的受众相比，互联网用户既是内容消费者，也是内容生产者。传统传播方式，如电视，是“一对多”的结构，它拥有一个传播中心；而互联网用户则更具有主动权和创造性，他们会向外制造与传播信息，因此互联网从结构上说是“多对多”的、“去中心化”的。鉴于这一特征，他借鉴托夫勒所使用的产消者一词，将社交媒体的受众商品指认为互联网产消者商品（prosumer commodity）。生产者与消费者角色的融合，表面上带来了媒体内容的民主化（但是我们现在也看到，这种民主化并不是真的民主，平台限流使得发布的内容无法自由地传播，“信息茧房”使得接受的内容也被算法所规定），实际上却造成人的创造力的彻底商品化，始终在线的移动媒介使得作为信息生产者的用户的异化更为加剧。
但互联网产消者的生产不同于传统的生产性劳动，用户与平台之间的关系也不同于工人与资本家的雇佣关系。福克斯评论道：“如果用户和平台之间的关系是以现代雇佣关系的形式组织起来的话，那么用户就会得到工资，作为他们数字劳动力商品化的回报。他们可以用这笔钱购买各种生存资料。与这种货币支付不同的是，‘脸书’和‘推特’用户没有获得一种通用的交换媒介，而只是一种特定的传播手段。通过给予用户访问他们平台的权力，‘脸书’和‘推特’没有提供一般的生存手段，访问平台只是获得了一种特定的交往手段，但这种手段的使用为平台的利润利益服务。”互联网平台交付给用户的仅仅是用户进入平台的权力和交流手段，当然它也必须给用户提供访问手段、交流手段，否则它们无法获取用户数据。用户提供给平台的是其个人被动上传的数据或个人主动生成的数据。可以说，大多数互联网用户生成内容的行为都是一种免费劳动。
蒂齐亚纳·泰拉诺瓦在2000年提出了免费互联网劳动概念：“网络上的免费劳动包括建立Web站点、修改软件包、阅读并参与邮件列表，以及在MUD和MOO上构建虚拟空间的活动，这些活动既是自愿提供的，也是无偿的，既是享受的，也是被剥削的。”福克斯则进一步指出Web2.0和社交媒体的所有用户都在“玩”的同时受到剥削：“剥削作为一种社会关系隐藏在‘玩’的结构之中。社交媒体企业资本积累战略的劳动力方面是数字‘玩’工。”在传统福特制的生产方式下，工作与闲暇是分离的，工作时间是痛苦的死神时间，闲暇时间则是爱神的时间；而在互联网冲浪的过程中，劳动与娱乐、死神与爱神交融在一起，每一次点击都是在为资本积累做贡献。
在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时代，注意力的集中是劳动者的基本素质与美德；而在21世纪网络资本主义时代，用户或受众的注意力的分散则是市场利润最重要的来源。但我们要意识到，互联网产消者并不直接生产剩余价值。其之所以能够提供利润，一方面是因为社交媒体用户的数据可以作为商品进行买卖，这扩大了商品化的范围，延伸了资本积累的链条，平台可以借助数据商品收割其他生产性领域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交媒体会监控用户的上网行为，根据用户的个人数据、兴趣、互动行为等投放定向广告，因此人们的意识更容易受到广告的支配，购买意愿也得到相应提高。用户生产信息的劳动并不直接是生产性的，而属于流通领域，但是它对剩余价值的维护与实现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此意义可以说，受众是在工作的。
同时，流通领域也可以在两种意义上被视为生产性的。第一，它促进了商品的扩大流通，从而实现与积累剩余价值。第二，它促进了有偿劳动者的再生产。这两个层面也是相互影响的：一方面，为促进商品的流通，信息与通信技术的资本应用创造了意识产业，通过宣传促进消费者的自愿购买行为（有时是消费者非自愿地接受新的与异常的需求），以此扩大一系列商品的消费。而为了购买消费品，消费者必须重新回到工作之中，于是一般意义上的工资关系得以再生产。另一方面，意识产业的动员不仅间接地再生产出传统的工资关系，还直接地再生产出个人的日常生活和思维方式，这有助于商业媒体系统的进一步开发与布局，也为商品的流通（进而也为商品的生产）奠定了思想和物质的基础。可以说，受众的再生产使生产领域获得了更大的物质现实，受众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中最真实的力量。
受众商品背后所映射的，正是数字时代异化劳动的现实，它的重要之处不在于人的活动被当成物一般进行售卖，进而具有价格，而在于它在不断生产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使资本主义的价值链条不断完善，使资本的权力范围进一步扩大。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一些左翼社会学理论往往将异化理解为人的世界变为物的世界，如果按照这种思路来审视数字资本主义，就会将异化的矛头对准人向数字化的、抽象的、虚拟的信息的转变。这是一种直观的、实证性的理解。而信息社会的异化，最根本之处在于平台凭借技术垄断对用户的操纵与统治，在于技术对日常生活的全面控制，在于媒体支配下的“始终在线”的数字化劳动正在不断再生产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鉴于此，我们认为，在21世纪数字化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的异化劳动理论仍然具有科学的哲学方法论意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要义，正是从流通领域的异化背后揭示更为隐蔽、颠倒的生产领域的异化及对这种异化关系的再生产。下一部分我们将回到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历史叙事之中，回顾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批判的理论内涵。
四、异化劳动批判的哲学方法论探本
不同于现象学的解释路径，马克思并不将异化视作个人迷失本性的主观错误、堕落沉沦的非本真状态，而将其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人类发展总过程的一个阶段。马克思的这一观点承袭自黑格尔，二人都将异化与劳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但不同的是，黑格尔将劳动本身视为自我与自身相异化的过程，视为人为了突破自己的有限性而不断转化为他物，从而获得自由的手段。成熟时期的马克思虽然承认异化是达及更高级别的统一形式的必要过程，却不再将异化等同于劳动这种对象化活动本身，而将异化视为物化劳动对于人的统治。在马克思的叙事中，异化依次呈现为三个层次。
青年马克思肖像
1.最表层的异化是个人依赖于物化的社会关系。
在商品经济下，生产者凭借其劳动产品互相进行交换，这种交换一旦在社会规模上进行，进而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之后，人际关系便呈现为物与物的关系，后者以一种社会对象性的形式凝结在劳动产品中。这种人际关系的物化、独立化与客观化，发生于一般商品流通过程中，反映的是个人间的以及个人与社会间的互换劳动的关系。在互换劳动的过程中，物与物的交换掩盖了人与人的关系，其后果是社会关系物化为凌驾于个人之上的“看不见的手”，一种“不仅不以它本身为转移，而且是统治它，即通过它自身的活动来统治它的权力”，人的命运完全由盲目的物的运动所左右。
在这种物化的社会关系下，“工人用自己的活劳动能力换取一定量对象化劳动”的过程表现为平等的财产权的转让：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售给资本家，也就是将自己的劳动能力转让给资本家；资本家支付工资，把货币转让给工人，工人凭借货币换取商品。在这一过程中，“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但是，当资本家购买到工人的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之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表面上的平等立刻就消失了：在生产领域，资本家成为统治者，而工人成为被统治者。正是在生产领域，马克思揭露了资本主义下公平竞争的流通领域背后隐蔽的生产过程的不公平与剥削，从而揭示了更为深层的异化现象。
2.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物化劳动作为生产条件（即生产资料）统治人。
在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存在无偿占有剩余劳动的关系。但是资本家不是作为独立的主体的人，而是作为无人身的资本总体统治劳动者，而资本恰恰是工人所创造的劳动财富的转化形式。因此，资本对工人的统治，只不过“是对象化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工人的产品对工人本身的统治”。劳动的结果不仅不为工人所有，而且反过来作为一种主体掌控工人。与此同时，工人的劳动、工人的存在成为生产过程的一个环节，成为固定资本的附庸。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更深层的颠倒：过去劳动人格化为在生产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资本家，本来是物的东西变成了像人一样的东西，本来是客体的东西成了主体；人及其劳动力被作为物，并且以生产物的方式不断再生产出来，本来是人的东西变成了像物一样的东西，本来是主体的东西成了客体，工人的劳动能力的再生产成为总的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成为总的资本的自我生产、自我实现的一个部分。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实质从属。
马克思区分了工人对资本家的形式上的从属和实质上的从属。在“形式从属”阶段，资本作为指导者与管理者介入生产性活动之中，社会劳动过程被强行纳入到资本之中，作为产生于资本之外的、被引入的外力服从于资本的指挥。在“实质从属”阶段，资本通过生产社会化与技术资本化捣毁、改造既有劳动过程，创造新的劳动过程，使劳动过程本身产生于资本内部。因此，劳动不再作为外力而作为资本固有的内力被融合。社会化劳动不再体现劳动的生产力，而以资本的生产力的形式出现，生产劳动因而被赋予了一种客观性，仿佛资本主义制度是一台机器，在没有劳动的情况下自行运转，进行与具体的人、具体的劳动、具体的现实物质无关的自我生产。总资本与固定资本仿佛是一种主体，一种活的、有生命的东西，这也使工人的革命意识被逐渐消磨，因为他们不再能感受到被资本所压迫、剥削的巨大痛苦。在形式从属阶段，资本生产过程中的活劳动和死劳动，即主体和客体，亦即工人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和资本家所掌握的生产资料（包括机器）之间是公开的和直接的对抗关系；而在实质从属阶段，事物发生了一个神秘的颠倒，固定资本抑或说生产资料（包括机器）表现为一个无所不能的自我繁殖和自我增殖的怪物，与工人之间不再有明显的对立。
可见，与流通领域的异化相比，生产领域的异化对人的统治更隐蔽、更彻底，后者是马克思所力图揭示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并不是商品交换过程的异化，而是生产过程的异化，不是人的社会关系以物化劳动的结果的形式呈现，而是物化劳动的结果作为前提（生产资料）对人进行统治。马克思所指认的现实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工人无法逃脱被物化劳动宰制的命运，因为物化劳动的结果变为前提深深钳制住了每一个进入生产之中的主体。马克思由浅入深地揭示了比流通的异化更为深层的生产过程的异化，但并不是说由于生产过程的异化更能体现资本主义对现实的颠倒就可以忽视流通的异化。因为正是后者遮蔽了前者，进而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转化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剩余价值本身源自资本家对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的占有，现在却表现为商品出售价格超过商品价值的余额，表现为货币。剩余价值的产生被异化的流通进一步遮蔽，由此也造成了意识形态的错位。
3.马克思并没有止步于对生产过程中主客体关系的全面颠倒的分析，而是进一步关注了生产前提的异化问题。
事实上，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描述只有在补充了让其成为可能的前提条件之后才会具有意义。马克思历史地将生产过程异化的根本原因追溯至生产前提的异化，即生产资料（客体）和劳动者（主体）的分离。这一分离的开端，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原始积累，即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与经济结构的摧毁和对其资源的掠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原始积累是资本主义更隐蔽、也更残酷的故事，它造成了生产条件与生产者的直接断裂，使生产者被迫投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而这种对生产与再生产条件的非法掠夺和无偿占有，在今天改头换面，以持续性掠夺的方式呈现。哈维将其称作“剥夺性积累”，弗雷泽则将其描绘为“食人资本主义”。
掠夺与剥削有着明显的分别：剥削主要是对生产性劳动之中剩余劳动时间的占有，掠夺更多是对非生产性劳动的无偿占有或者对于作为生产前提的公地的私有化。二者均呈现异化状态，但生产过程的异化需要借由交换与生产等中介完成，掠夺的异化则表现为产品和生产条件直接与生产者发生断裂。最初，剥削与掠夺的界限是分明的：剥削存在于自由市场上的自由工人身上，而掠夺则发生于不自由的依附主体身上。但在债务加重、原公共服务商品化、工作时长延长等的助推下，掠夺与剥削混合的情况在不断增多，“掠夺正在变得普遍化，不仅影响到它的传统主体，而且也影响到那些以前因其公民身份而受到保护的工人和自由人”。而更为重要的是，以剥削为主要利润来源的生产领域正在不断向原先属于非生产的领域进行扩张，他们掠夺非生产领域的既有成果，使之作为新的产业部门的生产前提，而后又以产业化的形式掩盖掠夺的痕迹，就像当年的资本家在原始积累之后所做的那样。
掠夺在当下的表现之一就是把在历史上和在当下属于社会公共所有的财产转变为资本主义生产部门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进而开辟新的商品化部门。但这并不意味着商品生产领域开辟了“一个在质上不同的新的生产部门”，因为它只是通过对生产资料的掠夺与占有将原本就已存在但未商品化的内容商品化。这一认知很重要，因为主张“资本主义发展是在不断创造新的生产部门”的做法实际是为资本主义公平正义进行辩护。对生产与再生产前提的不断掠夺与占有，一方面“创造”了“新的”商品生产，为资本的获利提供了新的来源；另一方面迫使工人阶级（不是历史上的简单的产业工人，而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新型工人）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再生产。资本主义体系在不断掠夺中获得新生。
《资本论》手稿
在对马克思意义上的异化劳动批判理论的探讨过程中，我们从显性到隐性依次梳理了异化的三个层次，即生产结果的异化、生产过程的异化、生产前提的异化。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是生产前提的异化造成生产过程的异化，从而导致生产结果的异化。但生产结果的异化又使得生产过程的异化被掩盖，生产过程的扩张又使得对生产前提的掠夺被遗忘，这也是马克思要将异化的故事层层剥离出来的原因。它们彼此影响、彼此加强，资本主义由此形成一套以物奴役人的权力体系。这又何尝不是今天的数字资本主义所发生的故事呢？
五、数字时代的异化劳动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网络的全面覆盖，人的生存与交往方式发生巨大改变，作为其理论反映，现下对数字资本主义的反思更多停留于对这种数字化、技术化生存状态的批判。但是，人以物的方式呈现并不是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的终极内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掠夺性积累要求与垄断本性，决定了当代日常生活的高度数字化、虚拟化现象特征，无法改变马克思当年所深刻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作为物化劳动的固定资本对作为活劳动的可变资本的工人的颠倒性统治的结构及其本质现实。这种颠倒的物性对人的统治及其再生产的结构化客观现实，而不仅仅是直观的社会关系的物化表现，是马克思所揭示的异化劳动理论最根本的批判意义所在。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以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批判的视角审视，数字资本主义下的异化的根源不在于网络技术的提升使人以数字化的方式呈现，而在于资本主义凭借其权力不断造成生产条件与人的分裂。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劳动的前提条件就是频谱。由于当前所有趋势都指向以频谱的组织与分配为前提的、无处不在的连接性社会，也由于个人化移动设备的普遍使用，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借由技术与他人联系在一起的孤岛。而频谱对于今天的传播技术来说，如同土地对于庄稼、水对于鱼一样。但问题在于，频谱本是公共产品，电信与商业机构却对频谱进行私有化垄断控制，这实际上是对属于全人类的财富使用过程征收租金，这也让工人不断与他们生产与再生产自身的资料相分离。这就是一种掠夺，是一种迫使劳动者不得不以资本主义方式再生产自身的手段。因此数字时代中资本创造利润的方式的根本不在于拓展商品生产领域，而在于通过生产条件私有化将人类再生产领域商品化。
平台对作为公共资源的频谱的垄断控制，使本来属于所有人的、免费的互联网使用路径被垄断，而平台也凭借这一垄断对个人在平台上发布的信息进行占有。例如，“维基百科”上的内容很多是由网民自愿、无偿创作的，而由于缺少对平台和数据的所有权，劳动者创造的公共财富被平台垄断，平台凭借这些信息获得流量，进而收取广告费。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丧失才是劳动者与其产品之间不断发生异化的原因。
当然，这种生产条件的异化并不完全是消极的。事实上，异化本身也不应该被视为一种全然消极的状态，这点前文已有论述，即异化是人类发展的一个阶段，一定的支配方式背后孕育着一定的新的文明的创造和解放的形式。“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即“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做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这种生产条件的异化或者说生产条件的私有化的意义在于，频谱技术正式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投资领域，加快了其研发和应用效率；频谱技术构成人们日常生活的常态，即它们是作为雇佣劳动者或具有社会能动性的主体所需要的一系列正常且必需的商品与服务的基础，而这也要求劳动者和社会主体具有相应的素质。可以说，资本主义对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在物质上积累着解放力量。然而，思想上的解放力量却日渐衰落，因为物与人的对抗关系消失得渺无影踪，人不再将自己作为技术之外的存在，主体的反抗意识逐渐衰微。
在数字资本主义中，物对人的统治不再是控制，而是“塑形”，网络和数字化支撑着这种流动的架构。在充满流动性的互联网中，个体劳动者的社会与主体性再生产不再与技术本身相分离，这就是数字时代的实质吸纳。人的反思能力与社交能力越来越离不开资本积累的陷阱和资本密集的数字信息与通信技术基础设施，自我商品化也由此发生。自我与社会性在“脸书”“推特”等平台中被中介化，以便更好地为资本服务。其结果，一方面体现为个人无法控制自我生产的“产品”，这些“产品”即有价值的数据被“脸书”“推特”等平台货币化；另一方面体现为人在其中不断再生产自身，从而为掠夺和剥削提供源源不断的供给。被平台中介化的人以物的形式出现，不仅以物的形式被售卖，更被以物的方式再生产出来，成为由资本和技术本身所生成的力量。马克思当年所批判的那种尖锐的、痛苦的、对抗的异化似乎离我们渐行渐远，而各种替代它的更加隐秘的、更加诱惑人心的异化劳动方式被不断地再生产出来。
如前所述，阿多尔诺提出的时代之问提醒我们，数字资本主义中不仅有高科技产品的生产，更有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我们在把握数字资本主义下的异化现象时，不能只看到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异化，而忽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带来的更为本质的异化，这也是我们今天重提马克思异化劳动批判理论的原因所在。很多理论家已经意识到数字时代的种种怪相，但他们或者没有将其上升到异化劳动的角度，或者没有把握异化劳动的根本要义。我们认为，数字资本主义中的三大主题实际上都与异化劳动密切相关：第一，作为异化劳动产生前提的数字公地的私有化与掠夺性积累，它是一种不平等的经济剥削与压迫的社会关系的生产；第二，作为生产过程异化劳动表现的娱乐化、自我管理的生产，它是一种文化工业与文化创意劳动；第三，作为数字化资本主义异化劳动产物的表现的信息化、数字化霸权结构的生产与再生产，它是政治性的、总体性的社会生产。对这些主题的具体讨论，需另著他文以论之。
转自：“实践与文本”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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