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奥多·阿多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位思想大师
作者: 【瑞士】埃米尔•瓦尔特-布什（Emil Walter-Busch）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副标题: 评判理论与政治
原作名: Geschichte der Frankfurter Schule：Kritische Theorie und Politik
译者: 郭力
出版年: 2014-1
本文来源于《法兰克福学派史》第12小节
1965年2月12日，《时代周报》发表了阿多诺为霍克海默写的生日贺信，这封贺信感情细腻，公开揭示了他与霍克海默的密切关系，相关的表达如下：
“我们拥有不同童年发展模式，但这个不同将我们联系在了一起：我倾向于乖巧听话，但以温顺赢得了独立思考及反叛的自由。你却对任一生活规则秩序保持了未成年者的厌恶与叛逆，并将对它们的抵触反抗升华为思想。”“你的愤怒首先是对不公正。”“而我，根据幼年的生活背景，心灵更是艺术家、音乐家式的，怀有对艺术的渴求……很快，你政治上的反叛就要与我的结合到一起，我的反叛让我注意到对一切宣告终结的音乐……你既有理论头脑，又富有实践天赋；而我有的是艺术家气质及反思能力。在你那里，心理上往往相互排斥的那两个方面，得到了如此同等程度的发展，这一点我在别人身上还未发现过。”“你从未否认过家长作风，而你赋予其以精神，使其上建立起的权力关系拥有非凡才干，成为你与你的同事在与权力抗争中实力的保证。”（ACS20.I，第155、158、159、160、163页）。
漫画家沃尔克·基格尔（Volker Kriegel）为法兰克福学派画过一张著名肖像，惟妙惟肖地展现了霍克海默的家长地位（图3）。
不管怎样，霍克海默对自己领导地位的自我意识，很有利于阿多诺“在对权力的抵触中”保护自己。作为研究所领导，阿多诺在“权力关系方面的气质”及“实践才干”都相对薄弱。此外，“对不公正的愤怒”对他哲学思想的发展从未像对霍克海默那样至关重要（见前面第5节）。不过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出现了与漫画中所表现的相反情况：阿多诺的声誉渐渐超过霍克海默，其成功首先取决于他非凡的多才多艺，以及他在艺术上，尤其在音乐、文学及哲学方面的天赋与强大实力。
若想真正理解阿多诺的哲学，理解他的社会理论及其政治性解说，需重视阿多诺的自白：“而我……心灵是艺术家、音乐家式的……怀着对艺术的渴求……”按照阿多诺的说法，艺术作品中的真理与哲学真理彼此接近。对他来说，艺术作品中渐进展开的真理，永远是“哲学概念的真理”：“……真正的审美体验与认知一定能转化为哲学，否则它不是真的”。他认为，将成功艺术作品中的真理成分，进行文字上的描述分析，不是艺术的任务，艺术作品需要“哲学理念来解释它们，说出它们不能说出的内容……”（ADORNO，1970179法兰克福学派史年，第197页，第113页；还请参见《哲学语言命题》中十命题之第九，约1932年，AGSI，第369、370页）。
阿多诺认为，艺术与哲学认知之间具有互补的密切关系，下面通过五个部分对阿多诺这一设想的主要理念做一介绍［这里只好不对他有关大哲学家如康德、黑格尔、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哲学思想的解说进行介绍，不对他其他众多才华横溢的作品作介绍］。第一部分（A）概述阿多诺在瓦尔特·本雅明的影响下，在他的就职演讲“哲学的当前性”中，如何阐述研究与哲学的关系；第二部分（B），介绍阿多诺对“哲学散文体”（Essayismus）的辩解，申辩论述主要集中在他的散文“以散文为文体”（Der Essay als Form）一文中；第三部分（C），解释阿多诺的主要术语“仿作”（Mimesis）、“认同强迫”（ldentitätszwang）及“不认同性”（Nichtidentischen）；第四部分（D），介绍他的学术计划：以艺术作品为“课题”，通过社会学观点进行破译；最后第五部分（E），介绍阿多诺哲学理念的一般政治意义，及一些1950年后、直到德国学生运动爆发前他对德国战后历史的政治敏感问题所做的几篇影响力深远的演讲报告。
A
1931年阿多诺的就职演讲
1931年阿多诺的就职演讲：关于经院哲学（Schulphilosophie）危机，关于释义哲学（Deutende Philosophie）未来的使命
在霍克海默获得社会研究所所长任命及社会哲学教授教职，发表就职演讲整整3个月之后，1931年5月初，阿多诺在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以编外讲师身份做了他的就职演讲。这堂课上做的报告，1933年经他加工修改后成为他大学执教资格论文，后以“克尔凯郭尔：审美对象的建构”为题，经J.C.B.Mohr出版社出版。这个演说中，他陈述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理论规划，继瓦尔特·本雅明之后，他将之命名为“释义哲学”的唯物主义版本，可面对在座众多的知名人士，他对这个哲学的实际作用却未能给出哪怕一个简单事例，以便听众接受。这样，对大多数听课者或读者来说，阿多诺的第一堂课没有给人留下预期的好印象（MOLLER-DOOHM，2003年，第206、207页）。
显然，对机动灵活的权势游戏通常很少感兴趣的阿多诺，对在大学课堂面对学术公众的首次亮相没有做好策略上的准备。他论述了纯学术经院哲学、专业学科及唯物主义释义哲学之间的相互关系，然而论述的方式却很容易被认为野心太大，或被模糊地看作是对霍克海默程度不均、但较具体的研究计划的替代物。对霍克海默来说，理念不光应表现出其缜密思考，它们还应为新建立起的研究所，为开展研究赋予重新定向能力（第6节）。阿多诺毫无保留地畅谈由他抽象规划出的释义哲学理念，让人们相信，他具有克服所有当代重要哲学深刻困境的能力。霍克海默的跨学科研究规划已经做出承诺，可以在哲学、社会学及其他人文学科之间开始相互学习的进程；阿多诺却强调，“释义哲学”是解决研究与哲学认知之间不可解谜团的唯一途径：这个哲学不需对重要人文学科的研究结果、其产品进行引导，也不必为之注入灵魂，而只需对其形式化格式化，使“它们构成组合造型，解决问题的答案便会从中自然产生，问题便会自行消失”（ADORNO，1931年，第335页）。
那么，按他的说法到底是些什么问题，可在释义哲学的魔术棒下踪迹消失呢？阿多诺在就职演说上介绍的理念，出自他朋友瓦尔特·本雅明。本雅明像M.霍克海默、F.波洛克、H.马尔库塞、S.克拉考尔、G.卢卡奇、E布洛赫、G.肖勒姆、A.索恩－雷特尔及其他人一样，是1885～1905年间出生于德国或奥地利-匈牙利的成功犹太富人的儿子。而且如茨威格所述，他们既违背同时又满足了自己犹太父亲的典型野心：都放弃了对金钱的追求，转而追求思想世界。他们都选择了几乎不能带来经济效益的学科，如哲学、数学、文学、社会学等，并投身其中（ZWEIG，1944年，第25、26页；参阅HELLIGE，1979年，JAY，1979年）。本雅明出生于柏林一个富有的犹太人家庭，1912年开始在海德堡大学、慕尼黑大学、柏林大学、伯尔尼大学读哲学、德国文学和心理学专业，最后在伯尔尼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一生都在期待得到父亲对他学术生涯的资助，尽管屡屡失败；尤其是他期待的方式，不仅使他最重要最忠实的朋友阿多诺和布莱希特困惑不已，也令著名犹太历史学家、学者肖勒姆（Gersholm Scholem）不得其解（SCHOLEM，1975年，第70、71页）。
本雅明政治上的极端左倾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他继霍克海默、波洛克、诺伊曼和马尔库塞几年之后，也走上了学术政治化道路；阿多诺的朋友S.克拉考尔也发生了同样变化。对本雅明影响最大的是匈牙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文学评论家卢卡奇（G.Lukacs，1885～1971年）1922年出版的文集《历史与阶级意识》，以及他的情侣、共产党员阿莎亚·拉西斯（Asja Lacis）——他们1924年相识于意大利卡普里岛。因而在本雅明犹太教神学及形而上学的思想根基上，用他自己的话说，又增加了“坚定的共产主义”思想。从那以后，他的思想方法不再只受肖勒姆的影响，还常表现出令阿多诺和布莱希特都“困惑的并列的两个思维方式：形而上学的神学方式及唯物主义方式”（SCHOLEM，1975年，第156页）。
在伯尔尼大学，本雅明以出色博士论文“德国浪漫主义中的艺术评判概念”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希望用自己理论水平更高尖的专题“德国悲剧起源”在法兰克福大学做大学执教资格论文。他将自己早年书信中己涉及的主题，进行进一步深化提炼，大胆地将“起源”（Ursprung）作为一个重要历史概念看待，认为它根本不意味着“出现、产生”，“起源并不意味着已出现的在变化，更意味着正出现物的在变化与正在消失”（BGSI.1，第226页）。本雅明的这部专题论著，介于专业哲学与专业文学之间的无人之地，因而遭到参与他执教资格论文评审的教授——其中有哲学家汉斯·科内琉斯以及他非正式助手霍克海默——的拒绝。争取在法兰克福大学执教资格的努力失利后，本雅明开始在德语早期文学评论方面进行发展。而自1923年起结识了本雅明的阿多诺，对他的大学执教资格论文及他的其他作品格外欣赏，认为本雅明是位同时具有高度文学敏感的哲学家，认为他为走出当时德国经院学术哲学的死胡同——1930年前后悔德格尔的在态分析理论（Daseinsanalysis）正统治着德国哲学界指出了一条途径。
对人类世界中某物的起源不追溯到它可重构的历史形成上，而将之看作“正出现物在变化与正在消失”——本雅明的这个想法在阿多诺看来至关重要，其原因，1932年阿多诺在以“自然史理念”为题的报告中做过解释，比之他在就职讲演上的讲述，这次解释要清晰得多。
在通理意义下，不难做出这样的估计：在资本主义货币制度［正如19世纪英国社会评论家经常提到的“现金关系”（cash nexus）］的膨胀下，在科技发展以效益为目的的压力下，现代社会越来越具有意义丧失、孤独失落、异化及“物化”（Verdinglichung）倾向。对这些评论时代的提法，卢卡奇在《论小说》（1920年）中以暗示方式、在《历史与阶级意识》（1922年）中则以详尽的马克思主义方式，给予了“物化”的理论形式，用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之僵化了的社会关系的“第二自然”（Zweite Natur）。卢卡奇将此类社会中僵化了的、传统思维不可抵及的生活，用“乱尸岗”来描绘，给本雅明和阿多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阿多诺看来，卢卡奇懂得“形而上学”地说明“乱尸岗”，而本雅明则发现了更好的解码方式：
卢卡奇观察考核的是历史变迁，也即大自然中曾存在物的变迁，僵滞住的历史即大自然……所谓的乱尸岗是个密符；这里需先找出其所有含义所在。乱尸岗对卢卡奇来说，只是神学的复活范畴，世界末日范畴。相对自然演化史的问题，本雅明做出的决定性转折是：他，将第二本性之复活从无限之远直于无限之近，并使之成为哲学诠释的课题。（ADORNO，1932年，第356、357页）。
在阿多诺眼里，在确定社会文化现象起源方面，本雅明拥有非他莫属的能力：他考察这些现象时，“好像它们都是自然界的”，对最微不足道的细节他也不肯放过：
他的整个思想可以说是“自然演变史式的”。那些石化的、僵化的或已过时的文化成分，所有已经失去生命力的文化成分，都令他兴趣盎然，就像化石标本、植物标本之于收藏家一样……令他着迷的不仅是要将石头中——就像在暗寓（Allegorie）中——已逝去的生命唤醒，还要将活生生的事物视为好像早已逝去的，“久远久远以前的”，早已没有了意义的来考核。（AGS10.1，第242、243页）。
在本雅明看来，如果能从社会现象分散的分布中，成功找出能解释现象之谜的构型（Figur）来，僵化了的社会古老生活仍可以得到复苏。阿多诺在大学就职演说课上，将本雅明的暗寓构型注释学（Die allegorisch – konfigurative Hermeneutik）干脆说成是哲学释义方法。在阿多诺看来，它似乎甚至可以解决科学研究与哲学之间棘手的关系问题，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察知主义（Der logische Empirismus）尤其强调其关系的重要：
……就像谜底的形成：将单个或分散的问题要素，在不同配置下重新组合，直到它们出现一个可产生答案的构型（Figur），致使问题消失——哲学正是这样，将它从各个科学得到的基本元素，在不同配直下组合，或者用沾点天文学、时髦的科学表达就是：将它们置于不同实验设置中，直到它们产生出可作为答案的构型，直到问题迎刃而解。哲学的任务不是要研究现实中隐藏的及现有意图，而是要解释无意图的现实，即通过对孤立的现实元素进行构图、对构型进行组合，来解决问题，对其做简要说明，就是这门学科的任务……（ADOR-NO，1931年，第335页；笔者以为，A.Thyens将这段论述与马克斯·韦伯的理念类型构成方式观进行了平行对比，参阅Thyen，1989年，240页接下数页；HONNETH，2005年，第170页接下数页）。
阿多诺虽比本雅明小11岁，但1930年时，不论对当代德国哲学还是对德国经典哲学，他都比本雅明理解得更详尽准确。因而在就职演讲上，他可以很巧妙地将“对历史原始风光注释学”，作为对哲学较新发展基本问题的答案展示给听众；这很可能是本雅明自己做不到的。阿多诺就职演说的第一部分，以德国角度描述了当前新康德主义的两大哲学学派及从胡塞尔（E.Husserl）到齐美尔（G.Simmel）、M.舍勒，胡塞尔到海德格尔最重要哲学思潮的发展。在此，阿多诺没有省去对海德格尔理念主义及基础本体论（Fundamentalontologie）危机前历史——康德、黑格尔、克尔凯郭尔的哲学，进行诊断分析；顺便还对弗洛伊德及逻辑实证主义的基本观点及其发展作了介绍（ADORNO，1931年，第325～334页，第337、338页）为了展现他的理念与马克思主义新发展趋势的结合，特别是同卢卡奇的结合，他声称——但在此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他对德国哲学的描绘（Konzept）同马克思的能正确理解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更接近：
在我看来，哲学解释只有是辩证的才可能有效。如果马克思指责哲学家，说他们只为世界给出了不同解释，只为维持现状，而更重要的是要改变世界；这句话并不只在政治实践上有效，哲学理论上也同样有效。哲学释义的真实可靠首先在对问题的否定中得到证实，单纯的思想自身无法实现对问题的否定：因而实践迫使这个否定的实现。（ADORNO，1931年，第338、339页）。
阿多诺描画的这幅他所在时代之哲学的草绘图，知识广博、如方位图一般，唯——个严重缺陷——至少从德国角度上看——是没有提到尼采。对于社会哲学反思中的困境——评判理论部分已论及、部分已获知，尼采的描述生动清晰，至今还无人可与之媲美（参阅SCHMIDT，1963年；THYEN，1989年，第195页及接下数页；HABERMAS，1985年，第114页及接下数页，第145页及接下数页）。
接受了本雅明大学执教资格论文失败的教训，阿多诺在就职演讲上，没有回避大学专业哲学家们对释义哲学的种种顾虑。他特别提到对他的反对意见：认为他的做法会让哲学丧失“所有固有标准”，让哲学在“美学图画游戏中”蒸发，让“先古大哲学”（prima philosophia）转变为哲学散文体哲学（ADORNO，1931年，第343页）。为此，阿多诺指出：“……科学的任务要从事研究，而哲学的任务要对问题进行解释说明。”他还说，如果解释没有一定的钥匙，哲学永远不能得出明确结论，而只能始终解释性地“对待对真理的要求……”（ADORNO，1931年，第334页）。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有这样一个构想（Konzeption）出现：“理念主义将此构想嘲笑为怪念头，而怪念头正是发明之艺术”：
“发明艺术的器官是想象。这是一种精确的想象；是仍严格保持在物质中的想象，物质被各种科学呈现在想象面前，又在想象布局的最小分部中超越想象。”“（对此）……对散文体（Essayismus）的指责我很不介意。英国察知主义学者同菜布尼茨（Leibniz）一样，也将他们的哲学文章称为散文，因对现实的最新认识，一定要求他们做这个尝试，他们的思想不断在这个现实上反弹。这样散文从大哲学形式成为美学小形式……大哲学的所有可靠性正土崩瓦解，如采那里正孕育着新尝试，而这尝试同美学散文之……有限含义结合起来，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困难……”（ADORNO，1931年，第342、343页）。
那么，阿多诺释义性哲学构思所要求的“精确想象”，是否是社会研究所所需要的、如霍克海默在他就职演讲中所要求的、可为哲学研究“注入灵魂”的综合能力（见第6节）呢？从短期看：并不是。20世纪30年代初，对霍克海默来说，本雅明和阿多诺的“对历史原始风光暗喻注释学”还太过模糊而“形而上学”，尚无益于他的研究计划。但从长远看，会得出另一种回答。因为如第11节所介绍，在察知式社会学研究方面取得重要成果的、为社会研究所带来荣誉的，偏偏是对实证主义不愿接受、推崇“精确想象”的阿多诺。
B
1958年：阿多诺的“以散文为文体”
要想了解阿多诺，最好读他哪些著作？对这个问题，行家的推荐是（亦是笔者的建议）：1951年出版的《最低限道德：对受害生活之反思》（“Minima Moralia. Reflexionen aus dem beschädigten Leben”），及《文学笔记》（Noten zur literatur）第一卷中的引言式散文：“以散文为文体”（Der Essay als Form，1958年）。
《最低限道德》出版后六个月内，在西德媒体受到整整60次评论，使阿多诺一跃成为西德头号知识分子评论家（DEMIROVIC，1999年，第537页及接下数页；MOLLER-DOOHM，2003年，第518页及接下数页）。这部文集中的文章，篇篇短小精悍，针对性强。2003年，为纪念阿多诺诞辰一百周年，有许多纪念文章及书籍出版；而这些出版物，对该文集某些特定处的引用几乎到了令人厌烦之地步——一些毫不留情、高度敏感又震撼人心的文字，它们本不宜拖到公共舞台的聚光灯下。本书希望它们免遭此等命运。至于这里指的是哪些文字，只好让读者凭借好奇心，自己去寻找（在关于散文的那篇散文中，阿多诺称好奇心为“思想快乐之法宝”，ADORNO，1958年，第30页）。
关于散文的这篇论证文“以散文为文体”中，阿多诺对他乐于首选的这种论述方式，对其哲学论证特色作了专题论述，其散文式风格及萦绕式思维方式也体现在他后来两部重要著作中：《能否定的辩证法》（Negativen Dialektik）及《论美学》。那么，阿多诺认为作为文体的散文有哪些特色呢？
阿多诺认为，散文可为思想游戏提供较大的自由空间，在这个空间中要坚决摒弃任何形式的学科系统强迫、哲学基础强迫及认同强迫。散文可以促进展现“思想开放的察知与认知”（ADORNO，1958年，第21页）：
散文不遵从学科与理论体系的运作规则；而斯宾诺莎说，事物规则就是概念规则。天衣无缝的概念规则不适于现实世界（Seiende），因现实世界不构建在演绎性的封闭结构上。因而现实世界要反抗，尤其要反抗自柏拉图开始的根深蒂固的教条，此教条认为：不断变化中的、瞬时性的不为哲学所椎崇；因而现实世界还要反对这个对瞬时性固有的不公正，正是这个不公正，令瞬时性更受诅咒。（ADORNO，1958年，第17页）。
散文不想“在瞬时中寻求永恒……更愿将瞬时变为永恒”：在意义明确的散文中，思维要摆脱传统真理理念。——在此，思维同时也要摒弃关于方法的传统观念。思维深度应取决于对问题的深入程度，而不取决于它将此问题在另一理念上的溯源程度。散文变得敏锐，如果它陈述的在规则看来是推论出的……散文思路开阅，可在自由选定的命题中对相关事物进行思考……散文不问寻原始状况，这会惹怒有所归属的社会，因为这个社会不能忍受对它任何形式的不受影响，能容忍的只是，能让它忆起它的存在……（ADORNO，1958年，第18、19页）。
散文是“绝妙的评判形式，此评判即对思想建筑（Gebilde）内核的评判，为思想建筑之对立物，是对意识形态的评判”。思想建筑有些是所谓永恒的，有些则转瞬即逝，而让思想建筑中邪的原则，散文将之称作“坏社会”（ADORNO，1958年，27、28页）。散文中的概念所以有其“光明”，是通过藏于散文自身、没有明确给出、而自身体现出的“乌托邦方法”（ADORNO，1958年，第21页）。不能理解的概念，散文“要通过概念打开局面……散文要极化不透明性，释放其中的潜在力量”（ADORNO，1958年，第32页）。“从认同强迫下的解脱……有时会赋予散文远离公共思想（Offizielle Denken）的东西，使散文获得不可磨灭的时刻，难以忘怀的色彩。”（ADORNO，1958年，第26页）。
散文如此倡导评判思维自由，倡导思想自由，但它在“展现式”写作时也有严格纪律，这是它具有的“艺术特色”（ADORNO，1958年，第26页）。它将不同情况进行组合，在它的各元素间，“既严格又非概念性的过渡艺术”应在音乐意义上，而非在“语言逻辑”上建立起其相互关系，“答案由此而产生，问题随之消失”（ADORNO，1958年，第31页；1931年，第335页）。谈论一件事物时，理想、情况是，像闪电一览无余的瞬间一样，散文中“所有客体都与中心处于同等距离，这个中心就是让所有中邪的原则”（ADORNO，1958年，第28页）。
散文所以要利用一切不可消除的概念及其等价概念的多义性——这些概念给它以标准，不是出于“草率，不是由于对学科禁令的无知”，而是因为它知道，“当一个词涉及不同方面时，这个不同并不是完全的不同，而词的统一性总在提醒不要忘记隐藏在事物中的东西……”（ADORNO，1958年，第31页）。正如散文对现实原始态的拒绝，它也拒绝对自身的定义：
（散文）可按自己意愿“直接”引入概念。对它们的确切描述，则通过它们的相互关系展现。在此，对这些概念，散文也有自己的立场。如果说概念自身不够确定，只能通过对它的定义才能确定，这是编造的学术迷信。学术需要将对概念的想象当作一块白板看待，以巩固它的统治地位……事实上，所有概念已在各自的语言形式内得到了具体化。散文正是以这些含义为开端，并让其继续行进在语言中……（ADORNO，1958年，第19、20页）。
写至于此，笔者以为，这里对阿多诺所认为的散文文体的关键特征，做了一个概括总结。显然它们涉及的不仅是这个文体的普遍特征，尤其涉及的是阿多诺乐于使用并具特定内容的散文文体。阿多诺这篇关于散文的文章，部分是暗示性的，部分却完全是他哲学及社会评判理论的主要思想。因而这篇文章对于了解阿多诺的思想无疑为出色的入门读物。
鉴于阿多诺对这种散文形式的定性——以内容为先决条件，自然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可以假设，喜欢写这种散文论证文的人，会严格遵循阿多诺的要求去写作——那么他们所写的除了作为他们榜样散文的抄本，还能会是别的吗？阿多诺这篇关于散文的文章实际上是一个自我写作的写照，是对他哲学散文体形式与内容的规范性描述，因而绝不可视为要句句忠实遵循的对“开放思想体验感知”的鼓励。
C
阿多谱的三大重要概念
阿多谱的三大重要概念：“仿作”（Mimesis）、概念系认识论的“认同强迫”（Identitätszwang）及“不认同性”（Nichtidentische）
在发明生动比喻方面，本雅明绝对是能人高手。像德国的克拉考尔、阿多诺、布洛赫、尼采，或法国的帕斯卡、加缪（Camus）、萨特（Sartre）、福柯（Foucault）、德里达（Derrida）一样，本雅明拥有卓越的文学天赋。本雅明在对下面那个画面的描写中，头一次用到“光气”（Aura）这个概念，这是他对艺术作品进行哲学及社会学分析的关键概念，这幅画面既可直接抵达他的，又可抵达阿多诺的哲学内核：
我们不妨尝试，对上述为历史题材建议用的光气概念，用自然景物的光气去描绘。对后者我们定义为独一无二的远方景观，尽管它可能很近。休想于一个夏日午后，思绪追随着地平线上的山脉，或萦绕在树枝上——树枝阴影正投在树下歇脚人身上，这休想就叫对山之尤气、树枝之光气的呼吸。（Benjamin文，引自ADORNO，1970年，第408页）。
感知自然光气时间停滞般的种种瞬间，开始时，类似于对幸福的感知时刻。只要它们持续，日常生活常规及概念系认识论（Die begriffliche Erkenntnis）的认同强迫便会失去势力，无以发挥作用。这些悠闲自在、无所事事的时刻，理论上甚至得到了阿多诺的同情：“就像一只仰面浮在水面上的动物，平和安详地仰望天空，‘什么都不做，不需做任何决定，不需尽任何责任’。”或者用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s，1905～1994年）的话说，幸福意味着“让自身单元在心平气和中失落，任内心冲动升腾、不语、又离去”（ADORNO，1951年，第179页；Canetti文，引自HONNETH，1999年，第224页）。
不管人们如何将本雅明对光气的定义当作对幸福呈现形式的描写，事实上：当人们处于不受认同强迫影响、身心放松凝神静思状态时，他们便会得到真正的审美体验，而且，此时他们呼吸的不再仅是“那山那树枝”的光气，很可能还会嗅到艺术品的特定气息：
感受大自然中的光气，正如本雅明对这个概念形象化的要求，就是说从内心感受自然的某种东西，感受那个使艺术品成为艺术品的重要因素。不过，对于客观表达，任何主观企图都不可抵达。一件艺术品令观众大开眼界，因为它强调了一个客观性；这个客观性不只是由观众投射出的，其可能性有着它表达悲伤或平和的模式，平和可以在自然界中获得，如果人们不将它视为一个行动客体。（ADORNO，1970年，第409页）。
在内心感受艺术品独一无二的表象（Erscheinung），这意味着要不带偏见、没有过分热情的心理投射地、在内心小心翼翼地接近它。对艺术品光气的吸嗅，就是艺术品考核者的一种沉思冥想性的仿作（就是模仿，相应地做）。如果受艺术品感染者不再用主观性对之专横投射，那艺术品作为“突出的客观”便会打开“观者的眼睛”。
从具光气的自然现象或艺术作品角度来看——不管它的创作者是虚构的还是真实的，艺术品体现的也是一种仿作。按照A.魏默尔（A.Wellmer，1933～）的理解，本雅明、阿多诺的仿作概念意味着，“感官易接受的、富表现力、易交流谈论彼此相依的生命物的行为方式”：
文明进程中仿作性行为方式作为思想的东西加以保存的领域，是艺术：艺术是超凡脱俗的……客体化了的仿作。（Wellmer文，收入V.FRIEDEBURG、HABERMAS，1983年，第141页）。
艺术是客体化了的仿作，它有可能使这种信念得到最崇高的幸福体验，这个信念是：在错误中通过仿作的确存在正确生活。正如德国人喜欢说的，概念系认识论的首要职责是，承担起概念的艰辛。这里阿多诺将概念工作（Begriffsarbeit）分为两种不同类型：一是传统类，它遵从认同强迫逻辑，追求的是对认知对象的概念统治（Begriffsherrschaft）；另一种为评判类（kritisch），是转入仿作理性，或按照德国哲学家赫伯特·施内德巴赫（Herbert Schnadelbach，1936～）（1983年，第82页）的说法，就是转入对认知对象的概念式仿作（Begriffliche Mimesisi）。
这种以阿多诺为代表、不否认自身“仿作时刻”（Mimetisches Moment）的哲学思维方式，被称为“能否定的辩证法”。它不同于霍克海默道德观指导下的“开放的唯物主义”（见第7节），尤其是它以转向所谓“不认同性”为特征：
转变概念思维方向，转为不认同性，这就是具否定性辩证法的关键。只要一认识到非概念系这一基本特征，认同强迫使会即刻消融，因为概念体系与认同强迫相辅相成。（ADORNO，1966年，第24页）。
阿多诺的这两个关键概念：“认同强迫”与“不认同性”（即“非概念性”），其间显然有着密切关系。不认同性的哲学首先对立于传统的概念构建追求，这就是说甚至要站在包罗万象的黑格尔辩证法的对立面，要摆脱它，而作为处于概念系之外的、用概念无以理解的哲学。“为了保持持续性及完整性”，传统思维模式一定要将所有与它的判断“不相适宜的一切统统删除掉”（AGS5，第18页）。与穆齐尔的“所谓无理性”概念一样，“不认同性”代表着阿多诺的“理念……：要将个体性客体当作比它潜在概念更复杂、更具不相同性来对待”（HONNETH，1999年，第102页）。
阿多诺的“不认同性”和穆齐尔的“所谓无理性”都是界定概念。前者指的是与传统认识论认知的脱节，后者指的是对那类认识客体进行解释定义过程的不可终止性，这些客体不能形成单一意义（参阅第11节）。这两个概念都认为，不能将它们建议的概念边界当作超越理性、直觉或神秘认知手段的自由通道：正是通过这些手段，具解释能力的人们能够理解人类理性之外的事物。用阿多诺的话说：“不认同性不能作为对它本身直接的肯定来看待。”（ADORNO，1966年，第161页）
笔者看来，阿多诺的“不认同性”有两方面不同于穆齐尔的“所谓无理性”，但两个不同并不具备优势。穆齐尔作为一个机械工程及心理学专业毕业生，对自然科学研究工作比较熟悉。而这些研究领域，几个世纪以来，对“所谓有理性”的单一意义现象，通过不断进步的科技理论，可以做出令人惊叹的精确预测。就连相对于物理学进步早已过时的牛顿万有引力公式——庆幸的是它可以完全不受假设的文化政治副作用的影响，仍然发挥着卓越效力。在《辩证论证解明运动》一书中，霍克海默、阿多诺将数学般精确的知识概括为“自愿的需要的倒退”，这恐怕是穆齐尔永远不会想到的（见上文第10节）。
阿多诺的不认同性具有相当复杂的多层含义。它的谱系多不胜数，直至今日对阿多诺的工作，尽管可列出众多研究文献目录，但仍未得到完整研究描述（参阅THYEN，1989年，第198页及接下数页）。相反，穆齐尔的所谓无理性现象所描述的领域要简洁得多，那里的认知对象要求得到无穷尽的解说，其中经过精确推证产生的认知，在最好情况下可聚集为“差不多的单义性”［这里有个有趣问题：穆齐尔富有质疑精神的这对概念——类似美国逻辑学家奎因（W.Quine，1908～2000年）对组合判断与分析判断间的区别进行的评判——究竟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就像组合判断与分析判断之间一如既往存在的不缺少的差异发挥的作用一样，这里暂且不去深究。］
阿多诺的“认同强迫”与“不认同性”相比，意义要简明些。认同强迫这个概念可以归因于：阿多诺将“认同思维”一方面在逻辑上看作“对某物特性进行辨别，或者对其进行归类”，另一方面将之看作统治行动（Herrschaftsakt），即“对认同原则强制性的贯彻——不论在大自然中，还是在自我（lch）中”（SCHNÄDELBACH，1983，第71～72页）。因此，阿多诺的“认同强迫”具双重含义：一方面要将认知对象划分到与它类似、按照分类法“相同的”认知对象类去；另一方面，认知对象要屈从“统治原则”（HerrschaftlichesPrinzip），阿多诺指出：
概念与现实，这两者都是本质上相当矛盾的事物。使社会分裂对立的正是这个统治原则，而在理论领域它造成了概念及概念屈从者间的差异。矛盾的逻辑形式会产生这个差异，因为统治原则统一体中的每一个，按照这个原则的量皮都不会以相互之配合体出现，不会作为之于无关紧要的不同物出现，而是作为逻辑的伤害体出现。（ADORNO，1966年，第58页）
否定性的辩证思维——此思维已经完全促成了不认同性——如何能够避免认同强迫？阿多诺自己也强调说，这是一件非同寻常的很冒险的事情：
“哲学的艰辛在于，要通过概念去解释概念。”“只有概念可以实现受概念阻碍的东西。”“通过概念、通过概念的抽象领域可以切中真相的，它们的表现场所只能是受概念压制、歧视和摒弃的地方。认知的乌托邦应该是，在不让元概念性与概念等同的情况下，用概念找到无概念性。”（ADORNO，1966年，第27、62、21页）“如果一定将哲学定义为艰辛的话，哲学可以表达156人不能言传的（事物）；妥对不认同性进行表述，哲学总可以对它做些定义。”（AGS5，第336页）。
“有危险的地方，抢救力量也会增加”，这同样适用于阿多诺评判理论的困窘版本。“在概念性反思媒介中，未被减少的完整体验初始”（ADORNO，1966年，第25页）对阿多诺来说不是无望不可实现，而是可以成为现实，如果艺术家能够战胜哲学家，他或她适于这个角色的话。“美学身份”应该并可以支持不认同性，并能在现实中克服认同强迫——因为艺术作品是“不受认同强迫制约的自我同一体（Sichselbstgleichheit）”（ADORNO，1970年，第190、14页）。阿多诺先在他的就职演说中，后在他“以散文为文体”一文中，将概念的配置——主要关注的是明确辨认出的主题，视为具高度审美标准、涉及有关问题解决方式的关键任务（见本节A和B点）。德国哲学家施内德巴赫对阿多诺的这个重要理念总结如下：
要实现受概念阻碍的（事物），各个概念要在其星丛（Konstellation）中彼此照应，在星丛中所有概念都与某物有关，又彼此富有评判性……因此不同概念组的不同星丛就是那个按照阿多诺的理解，借助它认知可以与某物内在“接近”的东西。在这个比喻中包含阿多诺的概念式仿作理念（Idee begrifflicher Mimesis），这个仿作既不能与艺术性模仿相混淆，又不能与某个思想观念的变种相混淆。（SCHNÄDELBACH，1983年，第82页）。
用阿多诺的话说则是：
“各个星丛本身可在外部展示，概念自身缺少了什么，展示概念如何想做那个‘更多’，而它又不能做到。需对一事物认知时，概念汇聚起来，它们可以对事物潜在内在做定义，实现思考必须割舍的部分。”“如果思维采真要割舍这件事（die Sache），思维会适宜它，而不是它的概念，这样，客体会在徘徊思维的目光下，自己开口说话。”（ADORNO，1966年，第164、165、38页）
概念式仿作（BegrifflicheMimesis）不能与“艺术性模仿”简单画等号。正由于这个原因，阿多诺的《能否定的辩证法》和他的《论美学》，不像一些分析所设想的，处于“从一个到另一个的过渡阶段”，而是标记下了各自单独又相互补充的哲学反思（SCHNÄDELBACH，1983年，第82、92、93页）。不过艺术作品赠与的某种幸福，在阿多诺看来，也会传达给借助概念系认识媒介有能力表达出来的、而“人不能言传的（事物）上”（AGS5，第336页）。“熟知自身体验无所畏惧的被动性”的人，有能力进行无强制观察，“所有真理幸福出自这种观察”（AGS10.2，第752页；ADORNO，1951年，第100页）。
D
阿多诺度量艺术作品中的社会力场
阿多诺希望：能“不用比喻精确”度量艺术作品中的社会力场（Das gesellschaftliche Kräftefeld）
上述B项对阿多诺关于散文文体的那篇论文进行了综述。该论文中，阿多诺顺便提到社会的“无处不在”（ADORNO，1958年，第19页）。那么，艺术品中存在多少这种无处不在？社会是不是不仅可以限定艺术的起源及运用因素，而且还在艺术中——在乐谱中、小说中、画面上…起着重要作用？
早在20世纪20年代作为音乐评论家的阿多诺就指出，对一个音乐作品，只有了解它的创作风格，即对作曲家所选材料元的组织、功效及作用有所了解时，才能理解享受音乐。关于“材料元”（Material），他在《论美学》一书中指出，材料元就是所有“艺术家会用到的，比如词语、颜色、声响……以至创作方式等，通过它们艺术家可以完成整个艺术作品；在此意义下，形式也可成为材料元；也就是说，材料元是所有他们面对，并需做出取舍决定的东西”（ADOR-NO，1970年，第222页）。
阿多诺对音乐及文学艺术作品进行分析时，总是首先在艺术题材本身寻找其“社会因素”，或者如他所说，在艺术作品“最内层细胞”中寻找；因而可以说，他的音乐、文学评论以社会学为导向，很重视社会影响。阿多诺流亡美国前，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为社会科学家做的最后一次演讲中，提出了一个他的“简单”论点，如他后来给霍克海默的信中所写，该论点为：“关于艺术的社会理论（die Gesellschaftstheorie der Kunst）不关心艺术家的出身及其心路历程，也不会首先关心艺术作品受接纳的程度及影响，而要致力于作为这些产品之代表性仲裁机构的技能。”（阿多诺致信霍克海默，1938年2月15日；AD-HOII，第30页）阿多诺视艺术为自主性事物，具需准确解释的内涵，在这个意义上说，同时又是社会学家爱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1858～1917年）所称的一种“社会事实”（关于“艺术的双重性：自主性与社会事实”的论点，见ADORNO，1970年，第16页）。20世纪60年代初，回首自己的第一部音乐分析作品时，阿多诺注意到，他对社会阶级归属与音乐作品间关系的看法已经发生了改变，但他为分析先进的前卫音乐建立的理论仍坚持他于1932年《社会研究学刊》里阐述的社会学角度的考核体系：
如今这里的音乐，只有能力在自身结构中表现社会的二律背反，而此二律背反也是致使音乐与世隔离的原因。如果音乐能以它的形式更深刻地塑造矛盾力量和社会战胜的必要，更纯正地以自己语言的二律背反表达社会困境，以痛苦的符码发出改革呼声，音乐会变得更美好。只是对社会震惊无奈地观望，这将无益于它。如果音乐以自己的材料元、自己的法则展示社会问题，将这些问题渗透到音乐技术最内层的细胞，音乐便能更好地发挥其社会作用。这样作为艺术，音乐的任务可以与某些社会理论做类比。（AGS14，第253页；见ZFS1，第105页；或AGS18，第731页）
阿多诺对克尔凯郭尔、胡塞尔、康德、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的研究，其目的同样是要将社会中的二律背反潜入各个伟大哲学家理论之谜的“内核细胞”去追踪考察。正如他在20世纪30年代常通过文字表达过的，阿多诺相信自己具内在评判性的分析文字，能让受资产阶层社会重重矛盾性影响的理念主义哲学“从内部爆炸”，能对它进行辩证“清除”。理念主义哲学应该自己解救自己的原则，这个原则即统治认同观念（Der herrschaftlich identifizierende Begriff），或者用瓦格纳的逻辑：需自己解决难题，因为“只有造成伤口的矛能治愈伤口”——此话出自瓦格纳歌剧《帕西法尔》第三幕。
阿多诺上高中时，一位朋友向他介绍了一本富有社会评判性的杰出哲学著作，并指出它拥有的重要潜在能力，这位朋友就是德国社会学家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1889~1966年）。阿多诺结识克拉考尔——这位“奇妙的现实主义者”，在1919～1920年间，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此时克拉考尔刚放弃了不很喜爱的建筑师职业，改做新闻记者及作者。此后很多年，阿多诺“常在星期六下午”同这位长他14岁的朋友一起“研读《纯粹理性评判》”：
如果说，我对这本书的感激超过对我诸位学术导师的话，我并未做丝毫夸张。我的老师富有教学天赋，他将康德介绍给了我。在他指导下，我从一开始便了解到，这部著作不是单纯的认识理论，不是对学术判断有效前提条件的分析，而是一种密码式著作，从中可使人读出思想的历史定位，还使人怀有这种期待：从中可以获得真理本身。后来相对于传统哲学著作，我让自己对整体（Einheit）及系统一致性的敬佩程度有所下降，而更倾向于关注了解完整学术体系表面下相互关联作用的各种势力的游戏……这一切一定受了克拉考尔的启发。（ACS11，第388、389页）
1936年至1937年间，克拉考尔试图以他的著作《雅克·奥芬巴赫及他生活时代的巴黎》进入阿多诺的音乐作品社会学分析领域，遭到谴责，颇受伤害。1933年，克拉考尔作为《法兰克福报》柏林文艺副刊编辑的职务遭到民族社会主义德国的取缔。接下来在巴黎流亡期间，他在妻子身旁所遭受的逆境，比本雅明的更要糟糕（MARBACHER MAGAZIN，1989年，第70～101页）。他的小说《金雀花》（Ginster）以他亲身经历为基础写成，该书法文版出版后，获得成功。1937年，他的《奥芬巴赫》一书也以德文原文及法文、英文译本出版。克拉考尔本来希望，靠这些稿费改善持续已久的财政拮据，结果事与愿违。因为阿多诺一点不顾及克拉考尔的困境，也不顾及他应该怎样感谢这位老朋友，而以一封毁灭性长信对朋友的书稿横加批评，甚至将书评讨论公开发表在研究所学刊上，使众人对他视此书为极其失败之作的观点一目了然（参阅MÜLLER-DOOHM，2003年，第301、338页及接下几页）。同时阿多诺的书评还通过一幅简明扼要的画面做出暗示：在他看来，若对奥芬巴赫音乐“内核细胞”按照社会学理论体系进行翔实分析，正确的做法应该如何。
阿多诺在他的评论中切中要害地指出，克拉考尔的书不想、写奥芬巴赫传记，而要写一部“社会传”。阿多诺认为，该书要“用奥芬巴赫的形象”表现“他产生了影响并被影响的社会形象……”。根据阿多诺的分析，克拉考尔的关键错误在于，将奥芬巴赫与社会的关系当成他的考核领域，而不是音乐与社会的关系：克拉考尔仅描述了奥芬巴赫的音乐在第二德意志帝国时期，为满足享乐阶层的需要所发挥的作用，为此克拉考尔便对自己“在社会与作者间建立起的既定和谐结构”心满意足。然而，若对奥芬巴赫音乐进行内行的社会学理论分析，应该着手做的是，在其音乐技能以及奥芬巴赫“首次用来形成音乐形式的草案原则”中，找到其发挥社会功效的关键所在。只需做这样的分析，便可“不用比喻并精确”确定“社会力量如何在这种音乐中”发挥作用。阿多诺指出，“奥芬巴赫的全部作品完全受着社会力量的影响……在此作曲家很难有较大的自主权，他完全像一个玻璃框下哆哆嗦嗦、动作刻板的乐队指挥，指挥着一个机械乐团的行动”（ACS19，第363～365页）。
阿多诺是艺术作品之社会立场、形式与内容的判定者——即“不用比喻精确”度量的分析家。这种追求并不简单，必定会引出异议，被认为倾向于片面的社会主义，而无法真正实现。
事实上，阿多诺对某些作曲家之音乐作品的评论，以及他对现代音乐特定发展方向单方面的偏爱，的确受到一些音乐专家的抵触，美国钢琴家查尔斯·罗森就是其中之一。除了经典作曲家贝多芬，阿多诺尤其推崇资产阶层富有革命自治、自由思想的卓越作曲家。1900年前后大变革时代的作曲家，奥地利作曲家马勒（Mahler，1860～1911年）最为阿多诺推崇，他甚至为他写下一部重要专著；此外，他很欣赏作为前卫音乐突破口的维也纳第二代经典音乐大师阿诺德·勋伯格、1925年他在维也纳的音乐老师阿尔班·贝尔格和安东·韦伯恩。他们的前卫音乐在阿多诺看来是最适合20世纪的音乐，他自己还在20世纪50年代身体力行对其继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反，对R.瓦格纳、A.布鲁克纳、R.施特劳斯和I.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阿多诺却给出了过激甚至过分的批评。爵士乐对他来说，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绝不是无关紧要的音乐流派。它的追随者通常是受压制的少数群体，比如黑人或东欧犹太人，爵士乐既能给他们带来大屠杀、遭阔割般的恐惧，也能给他们带来慰藉。从1938年开始，阿多诺在美国进行了一项对广播电台音乐节目的研究，在一份总结报告中他非常认真地建议广播节目制定者：如果一定要播放值得质疑的作曲家的乐曲－——这些作曲家主要指德沃夏克（Dvorak）、弗兰克（Franck）、古诺（Gounod）、拉威尔、西贝柳斯（Sibelius）和柴可夫斯基，那一定要加上适宜的评论。在此，听众应尽可能多地接受阿诺德·勋伯格及他的学生（在1940年左右）先进健康音乐的震撼。如果这种音乐能产生足够的持续效果，最终会连普通公民听到安东·韦伯恩音乐时，都能像“一大乐事”来享受（引文见DAHMS，1994年，第245、246页）。
美国音乐家查尔斯·罗森很反感阿多诺这样那样的过分厌恶，他发表的关于音乐哲学著作的评论集以“我们应该崇拜阿多诺吗？”为书名，并给予了明确的“不”的回答［“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第16号，2002年10月24日］。阿多诺的音乐评说在他看来太片面、太具社会学学术性，很难让人理解。
对于罗森和其他批评者指出的阿多诺的弱点，一般情况下阿多诺的支持者并不给予否认（HONNETH，2005年，第256页及接下数页）。间多诺将社会与艺术品之间的关系，既未作为既定和谐，更不敢作为紧张的相互协调态来建构，这使他关于不同音乐材料元的分析——连他的追随者也认为，走入了死胡同。像阿多诺、尼采这样的哲学家，本身又是艺术家，当他们必须对艺术品做出解释，而这些艺术品也向作为艺术家的他们挑战时，难道不是很危险的事情？尼采同阿多诺一样，虽不似他富有天赋，但也从事作曲工作，评论艺术作品时，也常片面，当然尤其是对瓦格纳的起先很受敬仰、后来遭到废要出的奥丁神的形象。不过，尼采能写出非常感人至深的评论，尽管直到最后也未能引人注意，比如，与瓦格纳闹翻很久后，一次在摩纳哥的蒙特卡洛，当他第一次听了瓦格纳的歌剧帕西法尔（Parsifal）序曲后，1887年1月21日他给朋友噶斯特（Peter Gast，又名Heinrich Köselitz）的信上写道：
再见到您时，我一定要仔细讲给您听，我都理解了什么。不过我想说的是，撇开那些不沾边的问题（比如：这种音乐能为什么服务或应该为什么服务？），仅从纯粹美学角度考虑：瓦格纳的音乐难道不是更好的吗？序曲里表现、表达及传达了最高度的心理自觉与自信；它以最简洁最直接的形式表达了各种细微情感……此外还在音乐深处，表达了高雅非凡的心灵感触、心灵经历，正是这些为瓦格纳带来了最高荣誉；这序曲是诸多情怀之一大成，这些情怀在许多人，甚至在“高雅之士”看来都难以相容；这序曲有特定的严谨度，令人惊诧的高雅，这里有知情同谋感，又有对心灵的一目了然，就像它遭到了刀割一般；所有的一切都以同情心构建。类似的成就除了但丁做到了，还没有过别人。曾有过哪位画家，像瓦格纳在他序曲里那样，以如此重笔描绘爱之忧郁吗？（Studienausgabe Sämtlicher Briefe Nietzsche von G.Colli und M. Montinari，第8卷，第12、13页）。
同尼采相比，阿多诺对乐曲更注重从音乐学方面进行分析。但当他对贝多芬、舒伯特、马勒、勋伯格、贝尔格等音乐家，以及他事实上并不很了解的莫扎特的音乐艺术高峰进行评说时，他又能在最激动人心的地方，像上面引用的尼采的信中那样，运用美妙贴切的比喻将“生动的、听到的完整过程，以音乐构成”表达出来（AGS17，第269页）。
阿多诺全集中，对文学作品的评论，不论是对歌德、荷尔德林、艾辛多夫、巴尔扎克（Balzac）、海涅等经典文学家，还是对普鲁斯特、瓦菜里、霍夫曼斯塔尔、乔治、博尔夏特、卡夫卡、策兰、贝克特（Beckett）等现代作家，都远远少于他对音乐作品的评论。他对文学的评论也遵循他进行音乐评论时的同等的高尚原则。阿多诺文学之美学的核心任务会同他音乐之美学著作中可以看到的一样。在一篇关于瓦莱里的文章中，阿多诺将这个核心任务描写为一项使命：“要从内部、从其产生逻辑看艺术作品。”（AGS11，第159页）在他的“关于诗歌与社会的演讲”中，阿多诺关于诗歌的言论：它们不产生于“经历”，不产生于社会地位或诗人本人，诗更多的是“历史哲学的日晷”——这也同样适于音乐艺术作品（AGS11，第60、315页；AGS 18，第826页）。
在社会研究所，最初主要由列奥·洛文塔尔从事霍克海默跨学科社会研究计划中的文学社会学研究。洛文塔尔在结束他的哲学、社会学和文学的大学学业后，自1926年开始在研究所做兼职工作，1930年以后为研究所的全职雇员。他负责学刊的编辑工作，并写出一些关于梅耶（C.F.Meyer）、易卡生（H.Ibsen）和K.汉姆生（Hamsun）等作家的文学社会学论文。1949年至1955年，他任“美国之音”研究部主任工作；1956年开始直到他退休的1968年，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做社会学教授。
同克拉考尔对雅克·奥芬巴赫音乐做的解释一样，在阿多诺看来，洛文塔尔对文学作品的社会学评论也很失败，因为他对文学艺术作品的“产生逻辑”注意得太少（MÜLLER-DOOHM，2003年，第351页）。与对待克拉考尔的方式不同的是，阿多诺没有对洛文塔尔直接争辩攻击，这很可能是因为洛文塔尔在研究所长期扮演非同寻常的协调整合的角色。
阿多诺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里，首先出版了他的哲学、音乐美学和社会学著作，文学评论散文和文章只放在考虑出版的第三或第四位。不过即使这些相对较少的作品，自1960年以来也受到有关专家的深入研究。斯丛狄（Peter Szondi，1929～1971年）便是其中之一，他1954年在苏黎世大学在埃米尔·斯泰格尔（1908～1987年）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他是最先研究瓦尔特·本雅明及阿多诺对文学——对他专业之重要影响的德语文学专家之一。阿多诺也很器重斯丛狄的才华，全力促进他的事业发展。1964年，阿多诺安排斯丛狄在德国法兰克福大学为日耳曼学专家们做报告。1964年2月12日他在给斯丛狄的信中“急迫”建议他，报告中要尽量“在工匠歌手大师们面前，在恪守传统的日耳曼语言文字学者们面前展现您与他们的不同，展现您的思想高度”（SZONDI，1993年，第145页）。
对于阿多诺这种经典攻击方式，可以理解为他希望减小在瓦尔特·本雅明身上发生的不公正事件出现的可能。当初瓦尔特·本雅明做大学教师资格报告时，受到了恪守传统的日耳曼语言文字学者们的否决。不过阿多诺和斯丛狄在法兰克福大学未能达到他们的目的。1964/65年，斯丛狄获得柏林大学普通文学及比较文学教授教职，在那里他受到不少激进好战的学生运动的影响，而他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也持续获得好评。1970～1971年间他在苏黎世大学做教授。斯丛狄是伯根-贝尔森集中营的幸存者，像保罗·策兰一样一直身受历史重压，1971年10月他自杀身亡。逝世于1969年的阿多诺自然不会再得到他辞世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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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1966年：阿多诺的报告与著作
1950～1966年：阿多诺政治解明性报告与著作
托马斯·曼的小说《浮士德博士》，通过一个天才作曲家与魔鬼交易的故事，对民族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根源进行了分析，书中广泛利用了阿多诺独特的音乐分析资料。为了在注释卷《浮士德博士成因》中对小说用到的阿多诺的音乐知识及理论表示赞赏，托马斯·曼请阿多诺写一份个人简历。阿多诺非常敬重托马斯·曼，满足了他的请求，并在1948年5月7日给作家的回信中写道：
我在一个完全理论性（政治性）、艺术性，尤其由音乐兴趣占主导地位的氛围中长大。在大学我学的是哲学和音乐。很难说出哪方面强些哪方面弱些，我一生都有这个感觉，在这些大相径庭的领域，我有着等同的努力。（ADORNO，MANN，2003年，第33页）。
在阿多诺的家庭及社会背景中，政治并不像马克斯·韦伯那样的知识分子，在自己生命历程中处于首要地位。但就像它还是在括号中显示出的，他的家庭仍有“政治”倾向，这个政治性一直充溢在阿多诺一生的学术生涯中。挪威政治哲学家埃斯·哈默（Espen Hammer，1966～）在他很值得一读的论著《阿多诺和政治》中指出，阿多诺虽未建立“政治理论”，在他作品中也很少涉及狭义的政治问题，比如民主机制的组织与运作方式、外交政策等；但阿多诺仍“是20世纪对政治最敏感的思想家之一”：
事实上很难想象，这个时期，哪个受关注的重要知识分子，其政治判断力能产生比他的更深刻的影响。他不仅在理论文章、文化评论文章中展示了他对社会政治潜台词的敏锐观察——潜台词存在于各个象征互换之中，而且他的写作方式与风格、构思与修辞，以及精心斟酌出的机智、具挑战意味的句子，都表现出了参与政治的不妥协之意志——不论在其复杂性方面，还是在其历史特性方面。（HAMMER，2006，第1页）
1966年4月18日，黑森州广播电台首次播出阿多诺的电台报告：“奥斯威辛之后的教育问题”。这个报告可帮助人们理解，阿多诺的哲学和社会学为什么可视为货真价实的政治学说，虽然在政治学问题中它们只扮演次要角色。报告的开头及结尾，阿多诺都提出了一个不需做解释的必须的道德要求：“绝不让奥斯威辛集中营再次出现”（AGS10.2，第674页）。他建议，这项原则要加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境内的所有政治课上：
所有政治课……都要以此为中心，这就是绝不让奥斯威辛集中营再次出现。它只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实现，如果……政治课不担心会冲撞某些势力，并能公开讨论这个最重要问题的话。接下来，政治课要转变为社会学课，要讲授在各种政治形式外表下各种社会力量间的关系。（AGS10.2，第690页）。
这里阿多诺将“政治形式”作为社会力量的“表面”看待，在此他又用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的论点。这个论点声称：国家是社会的历史表象形式，而资产阶级国家尤其是资产阶级（Bourgeoisie）以民主形式伪装起来的阶级统治（见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年，ADLER，1922，KOLAKOWSKI，1978/79）。不过，不论是阿多诺还是霍克海默，都对用资本观进行详细“引申”国家结构及功能不感兴趣。
自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起，法兰克福大学以社会学为主科或副科的大学生，可以选修“社会学副题”。按照新书介绍，这是一本“新型社会学入门”手册，名义上为研究所集体创作，实际上主要著述人是阿多诺。这部手稿式文集通过12章内容翔实的历史及社会学分析，为读者提供了一本入门读物，可引发学生对从社会学角度解明、但愿也从政治上得到解明的有关重要概念进行思考。这12个章节涉及的概念及研究领域有：社会学、社会、个体、团体、大众、文化、文明、艺术社会学、音乐社会学、察知性社会调查、家庭、社区研究、偏见、意识形态，但没有一处涉及“国家”、“政治”、“权力”、“司法”、“行政”等国家学中的主题。许多作者指出了这个评判理论文集中国家学内容的阙如（比如：LADWIG，2006年，第30、31页）。按理说，弗朗茨·诺伊曼和奥托·基希海默都是法学方面训练有素的政治学家，本来他们两人可以减少这本文集中国家学内容的阙如。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有关让他们加入1950年重建的社会研究所的议论，事实上还少于让马尔库塞或洛文塔尔加入的议论。
不过在此期间，即阿多诺直接受到1966～1969年学生运动挑战冲击之前，他对当时的政治问题还是间或发表过看法。比如1950年时，他发表过一篇题为“民主领导与民众操纵”的文章（AGS 20.1，第267～286页）。1957年他对一本关于“战后德国右翼极端主义”的书进行评审（AGS 20.1，第386-389页），发表了一篇“关于政治与神经质的一些看法”的文章（1953/54，AGS 9.2；第434～439页）；此外他还写了一些未曾发表的文章，比如有关“个体主义与国家”的问题（1951年）、有关“公共舆论与民意调查”（1952年）及有关“德国大学民主化”问题（AGS 20.1，1959年，第287～292、293-301、332-338页）。一般来说他的听众读者主要为特定学术界人士，不过1959年秋他为基督教犹太教协调理事会做了一个题为“处理过去历史问题意味着什么”的报告，该报告于1960年2月7日在黑森州广播电台播出，这个报告却是针对一般对政治感兴趣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公民的（AGS 10.2，第555～572页）。上面提到的他在1966年做的报告“奥斯威辛之后的教育问题”，正是这个话题以类似形式的继续；阿多诺所做的类似演讲还有，1962年秋在威斯巴登举行的第一次欧洲教育会议上所做的“关于抗击当前反犹太主义的斗争”（AGS 20.1，第360～383页）。
这个即兴演讲“关于抗击当前反犹太主义的斗争”，通过磁带转录后，得到发表，这应是件没有先例的事情。因阿多诺做过这样的表示：即兴发言“总不能与一个写好的文稿”相提并论（AGS 20.1，第360页）。因此他指出，他“不能对印出的讲演稿负责”；他认为这个讲稿仅可为某些人提供“记忆帮助”，“这些人或者在他发表即兴演说时正好在场，或者愿意对他讲话中提出的问题做进一步独立思考——基于他讲话中给予他们的温和启发……”：
各处似乎都有这种倾向，将即兴讲话——如人们对它的称呼，通过录到磁带上传播开来。而他（阿多诺）认为，这本身就是秩序世界的一个行为病态，即将一时话语牢牢锁定，以让讲话者对此负责到底——其实它不过是转瞬即逝事物的真理。这种录音磁带就像是活生生思想的指纹。（AGS 20.1，第361页）。
不过从1957/58冬季学期开始，阿多诺同意对他在法兰克福大学的授课做定期录音（MÜLLER-DOOHM，2003年，第866页）；德国哲学家弗拉施（Kurt Flasch）曾在报纸上做过诙谐描述，讲述他还是一个大学生时，经历的每次上课前准备磁带录音的“技术演练”。显然阿多诺并不认为在秩序世界里留下活生生的思想指纹，是件一定要受谴责的事，而以为在特殊情况下，比如对他的出色讲座，很为适宜。至于为什么在克服了不是真正的顾忌后，他将不是很学术性的报告也拿出来发表，则是个有趣的问题。对此，可通过下面两个方面做出回答：什么使阿多诺（1）在方式上、（2）在内容上确信，他可以发表即便不完美的通俗性文章，用以严格遵从评判理论的方式，对公众进行政治上的解明。
（1）阿多诺关于通理的认识，使他同黑格尔一样，具有愿意采纳公众意见的态度。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基本原则》第318条对公共舆论做了如下总结：它既值得“尊重，同样值得轻视”（引自AGS8，第215页）。如果阿多诺将通理改写成“寻常观念”（communis opinio）或“人类健康理解力”——使用上常带有贬低意味——就像在说“通过健康而病态的人类理解力”（ADORNO，1966年，第295页）。
但另一方面阿多诺对“共同人类理性”（康德意义上的）或“简单人类理解力”持相当肯定的态度。他指出，若对通理进行批评，必须先“满足这个简单要求：他也得有通理”（AGS 10.2，第738页）。通理中常隐藏着不受羁绊的推断力及无序思维，阿多诺知道应该唤出这些潜在的东西，特别是当有些察知性社会学程序与标准是些硬性规定，或者精确的不是地方令他格外恼火时。不论在美国参加不同社会研究项目时，还是1950年回到德国后，“察知性社会学的困境每每总会加强阿多诺的思考：社会学需在研究结果的可靠性与深度之间做出选择”（AGS 10.2，第727页；参阅第ll节）。他认为：这是因为察知性调查结果不可能总是与完全符合社会理论思考——理论思考会与研究结果相脱离，就像“灵学实验规定中的灵魂”（AGS 8，第197页）。他认为，有成果的理论只存在于“与自身材料的紧密联系中”；然而，相反的情况也会出现，察知性社会研究的具体规范会极大窄化“不受规定制约的完整认知”，窄化认知本身应有的广度。因而阿多诺建议“要为认知的察知转向增加认知上的补充”（AGS 10.2，第738页）。
一次，一位从事社会研究的美国同事请求阿多诺，为一项爵士乐调查计划提供一些假说，阿多诺回答道：“可以用简单的人类理解力，不带什么偏见，没被学术吓住的”：
我心里的预想得到了证实（建议的）作用令人惊奇。可年轻同事没把这结果归功于我简单的理性，而归功到神奇的直觉力。在此，我在他那儿赢得了并不是我……应得的权威。看上去他所受的学术教育使他在从事研究时，如果没有严格考察，没有已注册好的事实，便没有其他的思考空间。……这位非常友好的同事情愿把我当成医生，而不愿对其他可能给予权利，而其他，可能又是忌讳猜测的。（ACS 10.2，第714页）。
阿多诺一直反对通过狭隘社会学研究方式导致普通理解力的中邪，他返回法兰克福之后也同样做着这样的努力。研究所的研讨会上，经常讨论的是，社会学研究定量与定性方式的长短处，并对其进行比较。对于对定性研究的客观性提出质疑批评，阿多诺总试图打消学生们的顾虑，鼓励他们不怕“质疑被认为是寻常的东西”。根据研究所1961年5～6月的原始记录，阿多诺对学生们说，他们应该学会“不顾学术运作原则”对调查得出的结果资料，用“一份健康人类理解力”，尽可能不受羁绊地进行分析（DEMIROVI'C，1999年，第798页）。因为在自己的社会研究实践中，阿多诺常能了解到：
研究人员居高临下称之为直觉的东西，会突然之间穿透寻常的观念硬壳，取得生动认知的成功；直觉与寻常观念这对矛盾由来已久，能获得成功突破的时刻绝非特权，这个时刻允许自由思想形成重要联想，然而它每每会受到中间插入的膨胀体系不可阻挡的破坏。（AGS8，第212页）。
阿多诺解明性政治讲座大都获得了令人惊异的成功，其主要原因是，通过活生生的通理，以及社会研究所“权威型人格及偏见研究”取得的令人欣慰的调查结果，讲座能够打破“寻常观念”的硬壳。
（2）阿多诺《能否定的辩证法》一书，其第一句话经常被引用：“一度似乎过时的哲学还苟活着，因为实现它的那一刻被错过了。”（ADORNO，1966年，第15页）果真存在美好生活理想得以实现的重大“时刻”吗？这些理想可能是伟大哲学家柏拉图的、孔子的、耶稣的，或者马克思的。
按照通理，很容易对理论与实践结合为一体的辉煌时刻给出“不存在”的回答。因为日常生活及历史经验告诉人们，激进的变革方案，要求彻底推翻现存世界来改善社会，如果现实情况理想，它们有可能一步步地得到实现，而不利情况下，则会得到面目皆非的结果，但它们从不可能在与原始理念相对应的“某一时刻”实现。
阿多诺在他的演讲“奥斯威辛之后的教育”（1966年）中提出与上述观点类似的看法，他表示：要实现能长久避免社会不公平的“客观条件”即要实现适宜的社会与政治条件，在当今社会“可能性极其有限”（AGS 10.2，第675页）。至于第7节中介绍过的、霍克海默于1962年8月写下的：“如果不在1791年发生，也会在1848年，更会在1918年发生”的革命，是否已经出现，他认为不可知晓。也许他所以使用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理论与实践婚礼“时刻”的说法，只是要考核一下这个通过文学艺术等形式流传下来的理念，是否是真正生活的而不再是虚假生活的理念。
总之：真正的革命实践不可能在当今现实中实现，这使阿多诺有了充分理由，要用与革命相比握和的方式，即只用社会心理学的方式，比如用研究所曾进行过的“权威型人格与偏见研究”的调查结果，来与社会大灾难抗争。关于这个主题，阿多诺在上述三篇文章中，通过自己的研究结果、自己的生活及思想历程，用富有刺激的内容、生动且通俗易懂的形式做出了详细阐述；这三篇文章是：“关于抗击当前反犹太主义的斗争”（1959年）、“处理过去历史问题意味着什么”（1962年）、“奥斯威辛之后的教育”（1966年）。以这三篇文章，他回击了对他的研究广泛存在的两个偏见：他的评判理论太难懂或者根本让人无法理解；他的理论对解决日常生活的实际问题无所补益。
阿多诺的这三篇文章回答了下面几个重要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西德存在怎样的社会结构及社会心理历程，困扰着对民族社会主义政权及其罪犯、走卒，特别是对犹太受害者，形成一个评判解明性的局势？为了防止这类灾难再次发生，西德公民及教育界人士应该做什么？尤其是，对那些缄口不言、潜在的或公开的反犹太主义者和民族社会主义的支持者，他们应该怎样对待？
阿多诺首先发出警告：“产生法西斯主义的客观社会条件还依然存在。”（AGS 10.2，第566页）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要求改革社会结构，希望一劳永逸地阻止法西斯主义的发展；然而，1945年它在斯大林政权领域得以实施后，后果却是灾难性的。谁若不对斯大林的威胁进行抵抗，“那完全就是在重复张伯伦的（Chamberlainsch）姑息主义政策，就是犯罪”（ACS 10.2，第561页）。他还指出，从体制及经济上看，年轻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民主体制比起魏玛共和国，已经有了一些更好的锚定（ACS 10.2，第568页），一般不必再担心会出现一个能笼络人心的新纳粹主义了。因而阿多诺认为：“民族社会主义在民主体制中的残存，比起反民主的法西斯主义倾向的残存，潜在的威胁要更大。”（ACS 10.2，第555、556页）
那在阿多诺看来，战后西德民主体制内，民族社会主义的残余以什么方式出现？人们又该如何应对这样的挑战？
这里阿多诺又要回到研究所曾做过的有关权威型人格特征及其诊断与治疗的研究上，他在这个研究项目中起了骨干作用（见第11节）。在这几篇简明易懂的报告文章中，他描述了具权威型人格的特征：由于他们受到无情残酷冷漠的权威式、暴力式教育，心中形成怨怒情绪（Ressentiment）：
怨怒会毁坏所有好运，包括它自己的。（ACS 10.2，第564页）。
权威型人格的人心中，一方面积蓄着“受压抑的怒气”，另一方面，由于不能得到自身发展，他们又倾向于“认同压制他们的权威，并将自己受压抑的暴力本能施放出去，通常会施加到较弱小的人身上”：
具权威型人格者特别是反犹太人者的特征，的确就是海因里希·曼所描述的臣仆形象，或德语俗话中所说，他们具骑车人特征——它很形象地展示了一个表面反叛者的特点：“现在-一定-得-做些-什么，现在-一定-要-结束-混乱，恢复-正常秩序。”而心里却时刻准备着，对现实中的权势人物，经济上的也好，其他方面的也好——卑躬屈膝，与他们保持一致。（ACS 20.1，第372页；参阅第11节）。
在阿多诺看来，战后西德社会似乎不再有威廉帝国或者不能推测的、像在魏玛共和国时期那样的、适宜权威型人格存在的社会条件。他以为，目前教育的重要趋势是“父亲暴力”在减少，“但幼儿及儿童教育中仍存在冷漠及关系疏远性”：
这类人格特征——如果我没有搞错——在我们当前的话题内，很具威胁性，很像我在《权威型人格》中描述的具阴险操纵特性的人格。他们有着希姆莱（Himmler，1900～1945年）及集中营长官胡斯（Hoss，1900～1947年）的病态冷漠、孤僻、机械僵化。要阻止这类人格在童年时代形成，是极其困难的。它是缺乏情感反应的结果，可情感反应不能通过布道得到。情感得不到自由释放的原因在我们社会本身……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领域，我们应该对此多动脑筋，看看如果不陷入人为的家庭温暖谎言——加空调带来的暖巢的谎言，还能在此领域做些什么，因为要求人人相爱是再蠢不过的事情。（AGS 20.1，第372、373、683页）。
对阿多诺来说，将长期“教育计划”与短期“防御方案”区分开来对解决政治解明难题非常重要。他认为，一方面要不懈通过得到改善的社会条件，减少“不期待行为方式”形成的机会；另一方面，还要对随时出现的排外主义、反犹太主义及右翼极端势力用不妥协的解明性言论，必要时还要用道义上强大的权势手段进行坚决斗争（AGS 20.1，第371、380页）。阿多诺坚信，在“防御方案”框架下，通过人们对这些人类偏见产生机制的了解，能自觉形成反对种族优越与积怨感、反对反犹太主义及右翼极端势力的言论（AGS 20.1，第571页）：
真有能力对抗奥斯威辛集中营原则的，只可能是自主（Autonomie）原则，如果我可以借用康德的话表达的话，这个能力就是思考能力、自决能力、不参与能力。（AGS 10.2，第679页）。
对那些“骰子已经投出的”成年人，“他们对权威的信仰……很难受到动摇”，在此，“权威方式也不能放弃”：在那些反犹太主义势力猖獗的地方，一定要使用切实有效的权力手段来对应，而不能感情用事；这并非出于处罚的需要，也不是要对这些人进行报复，而只是要告诉他们，唯一能让他们佩服的真正的社会权威，也会来对抗他们。（AGS 20.1，第364页）。
在对教育工作者做的“关于抗击当前反犹太主义的斗争”的演讲中，阿多诺还特别关切地谈到一些孩子的独立自决能力受到损害的情况，这些孩子的成长环境，可以说“缺了点什么”，这个说法很简单，但对个体社会化（Sozialisation）进程所做的社会学研究成果，却够装满几大书架。阿多诺指出，那些不能开发自身潜力的孩子，往往会将“积聚起的怨恨”发泄到他人身上（AGS 20.1，第376页）。如果有类似成长史的孩子形成团伙，便会影响一个班级甚至影响整个学校的人际关系。他说，其实应该先对这些问题进行系统观察，就是说应“在学校里进行社会学研究”（AGS20.1，第375页）。在此尤其应对“排斥异己问题做调查，就是说应调查这些特殊团伙的形成，他们几乎总是团结一致打击其他不被接纳的孩子”：
“我不跟你玩。”——或者：“那家伙，没人跟他玩。”这类现象同反犹太主义基本上结构相同。与反犹太主义相对立而建立起的人际关系，应该不是集体性模糊的阶级社会型的，而是个体间的友谊关系。（AGS 20.1，第375页）。
阿多诺知道，通常情况下，包括学校的日常工作，是不可能等待社会学家给出他们的研究报告的。因而根据他个人的经验与观察，对那些很难让他们学会对个体行为负责，很难认识权威型问题的孩子，在适宜情况下对其行为给予处罚，这样的建议也应是合理的。即使如此，最重要的目标一定要保持，这就是“要引导孩子进行对话，让他们学会表达自己，这不仅因为语言自身具有心灵解脱的作用”：
那些孩子——根据我自己的回忆和观察——常对会说话、有语言表达能力的伙伴心怀不满。对于抵抗反犹太主义，最重要、最正派的一个适宜方法可能是，提高整体语言表达能力，以减轻对善表达者的抵触。（AGS 20.1，第377页）。
如上所述，阿多诺分别于1959年、1962年和1966年做的三次报告，论述了权威型人格形成的窝火怨恨心态、偏见形成及以负责态度解决历史问题所存在的阻碍问题。笔者这里所做只是简要介绍，远谈不上完整。再者，这三个报告中阿多诺提出了很多很新颖甚至很幼稚的想法，这里不可能一一提及。不过，即使这简述漏洞重重，也已明确表明了：尽管阿多诺只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及日常观察”做出思考性评述，他报告中的言论通常还是能为人理解，也都接近他的中心思想。
阿多诺很重视让那些没受过很多正规教育的听众也能理解他的思想。在电台做报告时，他要求为他录音的技术人员，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说，他在报告中的讲述内容。他以为，讨论通常可以活跃气氛，“讨论比起他刚在麦克风前做的报告更易于理解”（G.Kadelbach文，引用见ALBRECHT et al.，1999年，第239页）。
可惜阿多诺意义上的、能让人理解的与录音人员的成功讨论，未能留给后人。不过对于他对自己的“简单要求”，即如果要批评通理，先需拥有通理，阿多诺还是出色地满足了（AGS 10.2，第738页）。
也正因为这个原因，阿多诺成为战后西德知识界的媒体明星。德国社会学家阿尔布雷希特对1945年至1990年间，尽可能所有与西德最著名人文学者有关的或由他们主持的西德广播及电视节目进行过一次统计调查。阿多诺以218次节目位于排名榜首，排名第2～5位的分别是霍克海默（154次）、心理学家亚历山大·米切利希（Alexander Mitscherlich，1908～1982年）（148次），社会学家欧根·科贡（Eugen Kogon，1903～1987年）（135次），和历史学家戈洛·曼（Colo Mann，1909～1994年）（127次）（ALBRECHT et al.，1999年，第228～231页）。
正如他这个独生子，拥有快乐充实成功的青少年时代，1921年以全校第一名（primus omnium）的优异成绩高中毕业一样，“秩序社会”西德的大众媒体，也会对阿多诺一再证实他的出色。阿多诺曾对女作家卡施尼茨（Marie Louise Kaschnitz，1901-1974年）讲述过，还是一个小男孩时，家人带他参加过一次慈善活动。活动中母亲登台演唱歌曲。“因为他觉得，他跟母亲完全是一回事，掌声过后，他爬上前台，自告奋勇地背诵起一首诗来。”（MÜLLER-DOOHM， 2003年，第40页）。
凭借他天性使然的自信，阿多诺终身都在不同领域保持着他旺盛的创造力及活动能力，著作丰硕。1966年4月，当他为这里简述的政治解明性报告中的最后一篇——“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后的教育”做准备时，在大学生运动的影响下，进行这种工作的各种社会条件已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从1967年开始更得到了加速。这场学生运动不仅对阿多诺、霍克海默，对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也同样是场挑战（下面第13节将介绍，为西德战后政治学重建作出卓越贡献的弗朗茨·诺伊曼，不幸于1954年在一次车祸中丧生）。马尔库塞的评判理论版本，当它代表阿多诺或政治上越来越保守的霍克海默出现时，对1968年的学生运动做出了截然不同的评定。第14节将介绍，马尔库塞、哈贝马斯及阿多诺、霍克海默对学生运动做出了怎样反应，以及对这场貌似革命的学生运动，他们分别负有怎样的责任。
转自：“实践与文本”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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