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亚洲研究协会列文森图书奖
获奖图书
《大不敬的年代：近代中国新笑史》
雷勤风 著
许晖林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3年12月
序
大山
话说朱绍文是相声的“开山祖”。清朝末年因为皇帝死后“国丧”期间禁止娱乐，活跃于京剧舞台的丑角朱绍文走投无路，于是起艺名“穷不怕”，与弟子“贫有本”开始撂地合说相声。相声艺术由此而起，连绵不绝。
如今相声几乎垄断了我们对中国传统喜剧的认知，几乎成了“中国式幽默”的代名词。我一直有个疑问：如果说朱绍文是说相声的第一人，那么他小时候看的又是什么喜剧表演呢？难道没有其他幽默对话的表演形式？街头艺人没有讲笑话的？“穷不怕”之前，相声之外，中国近代“笑的文化”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大不敬的年代》帮我们填补了一大片空白。从明清时期的笑话集、清末的游戏文字、新文化运动后“骂人的艺术”与“幽默”一词的诞生所引起的文化争论，到上海的话剧舞台与早期的滑稽电影。这些正是我所热爱的相声艺术早期成长的大环境。
曲艺理论家总结：“相声可溯之源虽长，可证之史却极短。”“穷不怕”违令在街头卖艺的故事更多是传说，无法考证，但是从中我们能领悟到“大不敬”的精神也是相声艺术的起点。
正如乱世出英雄，“大不敬的年代”出笑匠。相声的兴起是时代的产物，但绝不是这个时代里唯一的喜剧形式。“笑的文化”五彩缤纷的各种表现让我们对这个时代有了更鲜活的认识。
如果把喜剧比喻成社会的一面镜子，千万别忘记：丑角往往是唯一敢说真话的人，而这种“哈哈镜”所反映的才是最真实的一面。
大山（Mark Rowswell）
2021 年 2 月 28 日于多伦多
序
雷勤风
中文版作者序言
首先要向各位读者交代的是，本书的中文版比英文版更好。主要原因有二：第一，书里谈到的滑稽小说和文章原来多半是中文，读原文一般比读译文来得好。第二，许晖林教授是一位理想的翻译者，文才与学问兼具，不仅大润其色，而且帮我改正了不少原著里的错误。写书的人大多在写完之后希望能够修改，而能有机会同好友一起重写自己著作的却是少数。本人属蛇，被晖林点了睛，颇有成龙的感觉了。
其次则是本书的中文版书名比英文版来头更大。原来打算把中文书名直译为《不敬的年代》。2015 年我住在台北的时候，老友何立行提议加个“大”字在前头。我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中外都有“不敬罪”的传统，即处罚对国王或君主不够尊敬的人，特别是那些使君王在国人眼里显得可笑的人。就我的阅读经验，“大不敬”颇可概括清末民初的文化精神。再者，近几年，不敬罪还在某些地方，甚至我们身旁，大上加大了；要行“不敬”的话，就应该痛痛快快地“大不敬”而行之、小题大做吧！
敝人在此特向许晖林和何立行致敬。
最后，本书原是用英文写成，写了八年左右，可算是笔者在汉学上的“八年抗战”。中文版则又搞了两年多。“十年磨一剑”据说是写学术书的理想，表示作者对做学问的重视与尊敬。按此标准，《大不敬的年代》恐怕是磨过头，早已把大剑磨成小刀了。“大不敬”原是砍头罪，应该用宝剑才对。不过，毕竟是学术性的史论，笑不死人，小刀能够偶尔让人笑刺肚皮就算不错了。
雷勤风 （大）敬上
2018 年 1 月 12 日写于温哥华
豪华版序言
（节选）
恭喜您购买了豪华版的《大不敬的年代：近代中国新笑史》 ！您做了明智的选择，请容我恭维您绝佳的鉴赏力——仅仅多付几毛钱便换得真材实料的好东西。本书每个环节都经过精心设计，只为满足您天生的高标准需求：保证质量的内容带给您最精致的阅读乐趣、纸张来自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级的软木、文字用加州最精湛的工艺方正地铅印在书页（或电子书）上。本书几乎不含任何讨人厌的学术行话，除了四个后设批判性的干预、两个阐释性批注和一个典范性的（重新）题词——这些也只会出现在序言中，所以您已经顺利通过了。
“一个百无禁忌的时代，愉快地瓦解着既有礼俗。”历史学家尼尔·哈里斯（Neil Harris）如此描述内战前美国的文化氛围：专家威望在杰克逊年代衰颓，人民对当权者的信任荡然无存，开始歌颂以一般百姓作为真实与谎言的仲裁者，并以揭穿、挖苦、嘲讽陈腔滥调与虚伪知识为乐。
不过，这雄心勃勃的新怀疑论风向带来了意料之外的结果，其中包括为新一代的创业家创造了许多机会，尤其是大众娱乐家兼哄骗高手 P.T. 巴纳姆（P.T. Barnum）这样的谎言制造家。
在 20 世纪初期，对当权者类似的怀疑态度为中国文化注入了一股新活力。那是最动荡的时代：从1890 年代起历经数次改革失败的晚清与被 1911 年革命匆忙赶上架的民国。帝制时期的中国，不论是朝廷还是民间，都被各种礼制所渗透，儒家经典是学习与政治升迁的基石；然而，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敲响了警钟，社会信心崩盘，中国的知识分子渐渐感到清廷的落后，同时又欣羡日本与西方世界的现代化。他们开始攻击传统制度、挑战文化权威，这种情形自 19 世纪末一路延烧，到1919 年以打倒传统为诉求的五四运动时达到巅峰。看似无穷无尽的危机以令人措手不及的速度摧毁了过去的信念，使人们燃起对中国未来的焦虑。革命烈士终于在 1912 年推翻清政府——不过取而代之的共和政权无论在制度还是观念上都并不让人放心。
面对政治社会的动荡，中国文人和艺术家以各种形式的嘲讽回应。他们讽刺地描绘滥权者，用笑话冲淡恼人的最新消息（或至少彼此宽慰），对新旧文化一视同仁地揶揄。他们为中国勾勒出荒谬又可笑的未来——我们不能将这种“欢乐”仅仅视为现代化的副作用，因为它确实影响了现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笑话、游戏、诟骂、滑稽和幽默——本书探讨的五种“笑”的文化表达方式——奠定了现代中国的调性、文法和词汇。这些关于“好笑”的不同感知（各自有一当时具代表性的流行词汇），既成为快速成长的出版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跨国现代报刊文化的重要特色。它们的精神和形式直到今日仍是中国文学表达的一部分，就连人们讨论“什么是好笑的”的方式都要归功于这些20世纪初的遗产。
本书调查若干种喜剧性娱乐的中国文化，展现它们在现代社会中的蜕变，并探索作家、艺术家、创业家和观众如何在“不敬”这一更广的文化层面塑造现代中国。本书也刻画此时的报刊和其他媒体在中式幽默的民主化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及其前所未有的推广成果。我们所看见的好笑感知的多样性，应可推翻任何认为中国人的幽默感很有限、单调甚至死气沉沉的想法。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份对“笑”的诗学与修辞学的研究，从全新的观点探索中国语言史的一章。
转自：“博雅好书”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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