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致力于学术的研究，他们的主要特征是“低头做学问”，偶尔也在“论坛”、“讲座”上发表些认真的讲演，但不卖野人头，多少总会有些真知灼见。其为人行事可能略有些“清高”，思考研究的“终端”总可以为人文学术的某个层面进行提升或补益，并可以在国际学界获得一定话语权。所以，过去拿到博士学位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
然而，现在博士越来越多，培养要求越来越低，“博士”还有什么意义？我觉得这件事与社会风气和教育部有关。社会上不少行业入行标准就是“博士”，教育部又把博士生论文发表数量作为评价学科的标准之一，两厢契合，大学就生产这么多博士。大学教师也以“博导”为荣誉，我看见不少的名片上都写着“博导”，社会在这个层面上真是极其虚华！
而现在的博士论文里有学术吗？有学术训练吗？
在网络数据库时代，博士们只要掌握技术，不需要认真阅读“文本”，就可以从数据库中获得自己设想的各种材料，可以海阔天空地引证出许多的“说法”。
有时候从阅读相关的论文中对佐证的材料提出质疑，而论文作者回答不了这些材料在“原文本”中的意义，可以确证他并没有阅读过原著。
正好比一件衣服看起来“像件衣服”， 原来是用捡来的一块一块的布料拼接起来的，虽然也有点“时尚”，但行家一看和一摸就能感知成色与布料的杂乱无章，并且漏洞百出。
数据库“主导论文”的另一类状态是在一个或几个主题中可以寻找到许多“论说观念”，加上学生在平时阅读中接受的多元“新学说”，混合搅和而构成自己的所谓“理论框架”。
观念不是从“思考事实”引出的质疑出发，而是从框架出发“寻租材料”，所以无论怎么论证，论文中都没有新的哪怕是些微的“属于自己的真正心得”。
这样的“博士学术”在眼下的“学位大潮”中最终可能，也仅仅是换得了一张“学位文凭”。
现代技术的发达造就了“不读书照样可以组织成好文章”的局面。
社会上那些“代写论文”的“枪手”不就是这样为我们的硕士博士论文忙碌着吗？
我们敢说在我们收到的这么多数量的“学位论文”中没有“枪手”们的影子吗？
假如没有“顾客”，那么多“枪手”们又怎么可能年复一年地生活并招揽他们的“营生”呢？！
文本细读是博士论文论述的基础。我认为所谓的细读，实际上就是以原典实证推进的文本批评。这是一个认真辛苦的读书和思辨的过程，它是一个丰富自己学术基础、矫正自己知识错乱、提升自己在文本使用和处理上的基本能力，从而形成学术观念的过程。导师在这里的责任，便是把严关口，对不太习惯做文本细读的学生，一定要训练他们从喜好空口说白话的狂热中解脱出来。我们有的学生长期被中国人文学界虚糜的理论所迷惑，在没有读多少文本之前，就要阐述这个主义那个论说，听来听去，飘浮的说辞竟然没有一个能够落实到一处文化事实上，真是一派胡言。导师要开导他从这样的过度阐述的痴迷中醒悟过来，把兴趣和热情放置在文本细读上，以求自己“学术”一生的基本保障。在这个过程中，导师自身必须保持脚踏实地、不吹牛不胡说的学术心态。
在博士生培养中，导师与学生的学术自我意识的建立，说些自己的想法。30年来我自己在逐步迈入学术的过程中，经常读到的不少论文广征博引地大批量引用其他学者之说，以致淹没了自己的认识主张。
广征博引历来被认作是件好事，除去“网络淘宝”，也可以称为“读书丰厚”，但广征博引的目的我想应该是为了阐述自己的命题，更强有力地表达自己的学术主张。但我面对的不少论文，满篇是他人的言说，特别是欧美学者的言论，许多的表述不是为着解决自我的论述，好像只是以自己的表述来证明引文表述的他人论说的准确性，常常在论文中称这一块是依据海德格尔的理论演示的，那一块是依据福柯的理论演示的，另一块又是依据伽达默尔的理论演示的，自己的思想在哪里呢？
一篇论文失却了学术自我，几乎就等于什么也没有说。我在想，一个人吃鸡鸭鱼肉蛋和蔬菜后，如果他要展示自己身上这块肌肉是由鸭肉长成的，那块肌肉是由牛肉长成的，众人一定会觉得他有点意识不正常。一个人吃了各种食物后，只有经过自己体内的多种系统的运作、吸收和排泄，才养成自己的物质力量和意识的基础，否则就会积食、虚胖，看似块头很大却不堪一击，继而则百病丛生，这与学术之理是相同的。
其实，这种在权威面前丧失自我，是自我学术能力或虚弱或衰竭，没有了学识的新陈代谢功能，而从根本上讲，是考察一个研究者人文意识是否健康的根本问题，是自我精神建设是否健全的问题。
我们稍稍老一点的学人，经历过生活中的“早请示”“晚汇报”，万事引证“红宝书”的生存时代，当我们的精神从那样的没有自我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后，为什么有些人会在学术中又坠入这种以权威为自我的境地呢？
至于有的人拿外国人的说法来炫耀自己或吓唬中国学界同人，则更是陷入自我幻想的表现。当前中国学界与国际文化的沟通已成普遍的状态，炫耀和吓唬没有任何的学术意义。我们千万要警惕博士生染上这样的心态，必须引导他们学术机体的健康运作。
作者简介：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原所长严绍璗先生于2022年8月6日中午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严绍璗先生出生于1940年，1959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1964年始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北大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长期从事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的“东亚文化”研究。曾获“中国比较文学终身成就奖”（2015年）、“国际中国文化研究终身成就奖”（2016年）。
来源：综合参考北大外文学堂公众号
转自：“有闲的学术”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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