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偃虽可，一日备须明。
——乾隆皇帝（1757年）
上（乾隆皇帝）曰：“周以稼穑开基，我国家以弧矢定天下，又何可一日废武？”——昭梿（1815年）
本章考察乾隆皇帝如何利用巡幸，以展现作为满洲人武功榜样的帝室，同时也凸显旗人不是特权在身的慵懒、无功的兵丁群体，而是积极向上、纪律有素的征服者精英。这既是一种行政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事业。南巡期间，乾隆皇帝通过精心策划向人们展示骑射以及通过阅视江宁、杭州驻防八旗，规划并炫示了满洲人的强大力量。满洲人在江南军事力量的这种壮观场面，提醒着帝国的广大臣子——既有文又有武，既有来自内地也有自来帝国的内亚边疆——巡幸的状态也是一种战争状态。
军务被认为是满洲人和蒙古人的职责和特权，南巡期间支持和庆祝帝国武功的种种努力，就代表着朝廷一以贯之的执着于民族—王朝统治的理念。然而，不断变化的历史条件迫使乾隆皇帝以不同的方式，来实现这些意识形态使命。事实上，皇帝的修辞语气一个不易觉察的变化——从1740和1750年代的焦虑到1760年代的耀武扬威，与1720和1730年代以降八旗的急速堕落有关，也与“西师”（1755—1759）最初的艰难困苦（以及接下来的最终胜利）有着直接关系。将皇帝的巡幸置于18世纪中叶军事发展，以及随后的行政话语军事化的更大情境之中，我们可以对它有一个更好的认识。
乾隆皇帝推崇军事价值（1785年）
八旗自负的常胜无敌和纪律整肃，是民族—王朝力量最常为人称道的两种表现。欧立德评论说：“所有出生在满洲、蒙古和汉军正身旗人家庭的男子，不论他们是否披甲，都被认为是第一等、最优秀的军人。”在许多方面，清政权还是仰赖再三宣称的满洲人武力。1778年，乾隆皇帝在第三次巡幸盛京期间，强调了战场胜利对清朝统治建构的重要意义：“萨尔浒一战（1619），破明四路之兵二十余万，远近承风震詟，尤为缔造鸿规。”
到18世纪末，满洲人军事上不可战胜的这一叙述构成了清民族—王朝例外主义意识形态的根基，在《开国方略》（约1786年）中被神圣化，极力渲染。当收到并展阅1785年乾隆皇帝为《开国方略》所作序言时，新近休致的大学士、皇帝的师傅蔡新（1707—1800？）声言：“自古开创之隆，未有如我大清者”，当然蔡新承认“汉明为优”，但他问道：“我国家肇造……兴基业而定中原，何其盛也！”蔡新接着说：“自俄朵里以逮赫图阿拉，丁邦家之多难。”其中主要是“明政之不纲”，“我太祖问罪兴师，躬擐甲胄”。更为重要的是，这位休致的朝臣反复溢美乾隆皇帝此前对萨尔浒之战的总结，讲述努尔哈赤“破明四路之兵”“四十万”（这里所说的人数，不是前面说的二十万），“辽沈遂定”。在蔡新心中，“开国方略之不可无作”的原因在于“其创业之艰难又如此”。
乾隆君臣通常都赞誉武力是善政的一个源头，这极不寻常，毕竟武力和纪律历来被看作是与官僚所秉持的为政之道相对立的。头两部王朝史——司马迁的《史记》（约公元前91年）和班固的《汉书》（约92年）——认为“马上治天下”是非正统的统治模式，因为它只是建立在使用武力的基础之上。贬斥“马上治天下”的经典出处是（重）写于公元200—400年间的陆贾传记。陆贾来自南方的楚国，以善辩称，在推翻秦朝的过程中，他为汉朝的开国者刘邦（汉高祖，公元前206—前195年在位）出谋划策。《史记》和《汉书》本传记载，他不停促请这位开国者留意《诗经》和《尚书》所说的宽仁文治，而刘邦显得不耐烦，斥责陆贾说：“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对此，陆贾用他著名的话回敬：“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陆贾及后来学养深厚的精英们相信文治要优越于单纯的武力。
然而，乾隆皇帝对此并不认可。1785年，他写了《读史》一文，宣称：“陆贾对高祖语，今古以为奇谈，而予以为实有所未臻也。”乾隆皇帝明确反对陆贾和刘邦的观点，认为他们同样褊狭：“高祖之言在重武轻文，而陆贾之言在重文轻武，乃两失之，岂可独以彼为韪乎？”他对朝代更迭给出了有军事蕴意的解释：“创业之君无不以马上得之，而败业之君无不以忘其祖以马上得之以致覆宗绝祀。”
乾隆皇帝认为，对于为政之道的曲解，不是始于“马上治之”（受人尊崇的周公也是赞同这一点的），而是始于陆贾对此的反对：
周公之训成王曰：“其克诘尔戎兵”，此即马上治之之义。周公之智顾不如陆贾横议之士哉？后世侈言太平，以文恬武嬉，以致有创业马上者，乘其釁而得之，是非陆贾之言为之作俑者乎！
保持警惕与政治的统一难能可贵，尤其在和平与繁荣不再的年代。在乾隆皇帝眼里，陆贾和他的同类很危险，因为他们的文治倾向和对军务的蔑视挑起了内部纷争，懈怠不堪——这两者最终削弱国家政权，面对征服，它无力抵抗，导致了他们所轻视的武力纷争。在这一特定例子中，“马上治之”的，乾隆皇帝主要是指军务，但是我们在第七章将会看到，他也颂扬在文治领域内“马上治天下”的美德和功效，尤其是在他南巡期间。
对这里所提论点更为重要的是，乾隆皇帝将文治精神等同于不负责任的寻求安逸，而将武力的特性等同于坚毅和勤勉：“重文轻武是就逸，重武轻文是服劳也。”在展示了这一简而化之的公式之后，乾隆皇帝利用了典故，间接地贬低他的文臣——他们大多数是汉人，因为他们卑鄙的追逐名利之心以及民族固有的追求舒适、安逸生活的习性：
设耽逸而厌劳，宽衣博带（也就是文官）论安言吉，动引圣人，几不失其所据，而为武侯所讥耶？
最后一句与名为《无衣》的诗有关，这首诗出自《诗经·唐风》。《无衣》，表面上看，是古代晋国的统治精英们请求周天子将“晋侯”的名号赐予武侯，因为武侯刚刚入侵并征服了晋国，晋国精英们主张的内在逻辑是“（武侯所得名号）不如子（周王）之衣”，换言之，和平最为重要。不过乾隆皇帝的解读是，晋国精英们表面“论安言吉”是虚伪的，目的是避免拿起武器，通过默许和服务于一个新的统治者，确保他们自己个人的安逸与舒适。乾隆皇帝将文臣的“宽衣博带”视作是天真愚笨、政治上的投机，这些人已“失其所据”，而为“武侯所讥”。
在乾隆皇帝眼里，善于辞令且仅关注自我利益的文臣（像陆贾和晋国的精英），他们的忠诚都有问题，他们的成见（是民族身份规定了的），对于军务的蔑视（有利于文职官僚享有更高的声望以及安逸生活）最终会破坏国家的安全和稳定。乾隆皇帝的这一腔调重复了他在1758年驳斥孙灏反对他到索尔约济巡幸的看法（见第二章）。
乾隆皇帝从值得尊敬的汉人朝臣、自己的师傅、最近才休致返回福建老家的蔡新那里找到了对他观点的支持。就蔡新而言，愿意呼应乾隆皇帝对于历来受到赞誉的、陆贾名言的摒弃：
窃惟古称戡乱以武、致治以文，世多韪之。故陆贾对汉高马上之语，遂相传以为美谈。一经圣明指示，而其说之罅漏始见。
蔡新也用更多的经典材料支持乾隆皇帝：
三代以来开创之君，未有不以马上得之也。既得之后，以开国之规为不可复用，一切去之。试观《诗》《书》，蒐苗狝狩之法，五两卒旅之制，车甲器械之需，步伐止齐之节，何一非马上之事耶！
并非巧合的是，蔡新也强调了“蒐苗狝狩之法”，这很容易将一般意义上皇帝的巡幸做法混同于一种古代的但却是被忽略的马上之治的先例。
蔡新的长篇评论，自然从总体上赞誉武备的重要，尤其是乾隆皇帝的武功：
圣武布昭，平伊犁，定回部，剿金川，当木兰行营，军书旁午，而指挥动合机宜，此尤马上之治。智勇天锡，而非汉唐以来令主所能仿佛万一者也。
人们难以找出比之更能完美表现军事必胜的例子。然而，这种对于清朝战争机器军事力量的无限信心，既不是先定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康熙、雍正、乾隆皇帝对于18世纪上半叶国家的军事能力极为怀疑。
忧惧八旗衰落（1670年代—1730年代）
清最高统治者对于军事懈怠、衰败的忧惧，尤其对于八旗官兵的担忧，是关于丧失独有的民族—王朝身份这一更大范围话语的一部分，这始于康熙朝初年（也可能更早）。在平定三藩期间，康熙皇帝发现八旗官兵既无纪律又无士气。1676年，平叛的最初阶段，康熙皇帝连续发布上谕申斥陕西懦弱的八旗指挥官，“凡与敌遇，率皆乘间伺隙观望不前”，他们自己不情愿一同冲锋，却无耻地“令士卒前驱冲突”，此等行径有悖于久负盛誉的满洲军事领导的高效原则：“我朝创业以来，战胜攻取动合兵机，将帅皆身先士卒，无不立奏肤功。”简言之，传奇般的八旗军队而今令人难堪的表现，是由于他们长官的胆怯。八旗军队普遍无能，这种情况下，必须使用来自陕西的汉人占优势的绿营兵，这玷污了八旗军事无敌的神话，也削弱了满洲人对于中国内地的权威。陕西两位最高品级的文职官员（都是旗人）表现平平，同样只能是加速业已脆弱的局势：“督抚等亦多坐失事机，故致劳师匮饷。”
结果，平定三藩后，康熙皇帝的当务之急，就包括重振八旗，恢复满洲人军事活力的公共形象，为地方行政最高领导层注入新的活力，尤其是对军务的监管。所有这些，对于清朝战争机器的顺利运转并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以及有效地保持满洲人在文武领域的政治特权都极为重要。
康熙皇帝，如同他的先人一样，将军纪涣散归因于民族的同化和独特身份的丧失：
近见西安官兵，尚有满洲旧制。杭州驻防满兵，渐习汉俗。此等情事，皆责在尔等，可勉力图之。
“勉力图之”转化为由满洲八旗将弁亲自监督的军事操练，这些与狩猎一道，被视作保证武备的主要手段。康熙皇帝将每年皇帝狩猎制度化，从1680年代开始经常出巡（见第二章），也是他努力在京城及地方八旗恢复一些“满洲旧制”的内在组成部分。本书第二章及其他地方探讨过，康熙皇帝各种季节性迁移，中间穿插许多引人注目的军威展示，既有来自京城和地方八旗军队的，也有来自皇帝本人的。遗憾的是，考虑到篇幅，这里不可能对康熙时期做更多的分析。
康熙皇帝的继承人雍正皇帝，同样注意到，有必要提升八旗的武备和政治意识。令雍正皇帝愕然的是，他在1720年代采取的各种政策，对于减缓军事技能的普遍衰败鲜有作用，这种衰败，据欧立德的研究，始于1680年代，从汉军八旗开始，到1730—1740年代蔓延至满洲和蒙古八旗。1731年秋——在（最终未成功的）针对准噶尔汗首领噶尔丹策零（卒于1745年）的西北战争最高潮时——雍正皇帝对于“各省驻防兵丁，技勇多属生疎”已经十分警觉。他要求大臣、官弁“悉心整理，勤加训练”，“务令军容严肃、武备周全”，宣布：“朕或于明年春月，各差科道等官，前往查看”，并警告说：“傥仍蹈故辙，一经参奏，定将该管大臣、官弁严加议处。”
两年后的1733年，雍正皇帝仍没有看到改进的迹象，对此，他将“武备”的界定扩展至包括了普遍性的动员和后勤：
古云：“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备。”所谓备者，非徒操练技勇、演习行阵而已。如马匹、军装、炮火、器械，军行必需之物，一一预备于平时。及有事调拨，便可刻期起行。不至拮据延缓，此乃设兵之本意也。我国家承平日久，武备渐弛，年来朕屡降谕旨，谆谆训饬。虽该管大臣等稍知以训练为务，然马力不足，资装器具不周，每闻派遣之信，勉强周章，迁延时日。所谓预备者，但有虚名而无实际。
年轻的乾隆皇帝从乃父“每闻派遣之使，勉强周章”即派人而非亲身前往以整饬军队的做法中，应看到了上上下下的懈怠问题。然而，亲阅军事训练并检阅军队，既不是雍正皇帝的风格也不是他的专长，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乾隆皇帝选择突出乃父对家产—官僚制进行合理化的成就，特别是公开赞扬的养廉银和奏折的制度化。同样重要的是，雍正皇帝重建八旗财务和人口编审。然而，等到乾隆皇帝以自己的风格执政，他认为，仅这些官僚惯常伎俩和制度的改革，不足以解决日益增长的备战和民族—王朝集体荣誉感问题。1757年第二次南巡途中，乾隆皇帝亲自检阅江南的驻防八旗和绿营军队，并问道：“诘武宁当视具文？！”考虑到特殊的情境，他质询言辞之急切是毋庸置疑的。皇帝巡幸的做法，部分是乾隆皇帝明显倾向于亲自解决军纪和秩序等诸多问题的直接产物。
乾隆初年的军事危机（1730年代—1740年代）
二十五岁的年轻皇子弘历在1735年10月登上清朝皇位时，敏锐地意识到了武备的衰败，尤其是身为南方各省高级官员的满洲旗人麾下军队的腐败。毕竟，两年前他父亲就已指出，清朝军队“所谓预备者，但有虚名而无实际”，乾隆皇帝从即位之初就强调武备，实不足为异。
1736年6月10日，身为皇帝才9个月，他就指示总理事务王大臣（军机处的前身）：
自古制治经邦之道，揆文必兼奋武，诚以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备也。国家承平既久，武备、营伍最宜加意整顿。
约三年半之后的1739年12月，乾隆皇帝再次论及这一主题：“武备一道，乃国家紧要之事，务于平素演习技能，整齐器械，讲究兵法，使成健壮。”这一声明是乾隆皇帝实施新的军事计划的一部分，这些军事计划包括对八旗各旗日常军事演练的全面管理，以及检阅整个京营八旗（所谓的“大阅”）。乾隆皇帝重振军威的直接背景，是清朝要与强悍的噶尔丹策零——了不起的首领策旺阿拉布坦（1643—1727）之子及继承人——带领下的准噶尔部落联盟进行长期斗争。
在一首纪念1739年首次大阅的诗中，乾隆皇帝暗示，他已经决定于1741年恢复木兰秋狝，并隔年举行一次：
时狩由来武备修，
…………
承平讵敢忘戎事，
经国应知有大猷。
乾隆皇帝相信“骑射和满语是满洲旧道中最重要者”，这种加强八旗军队的军纪和备战的“大猷”有着民族—王朝意义。正因如此，当1741年3月一群科道官员集体反对即将举行的木兰秋狝时，乾隆皇帝强力地回击：
古者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因田猎以讲武事。我朝武备，超越前代。当皇祖时，屡次出师，所向无敌，皆由平日训肄娴熟，是以有勇知方，人思敌忾。若平时将狩猎之事，废而不讲，则满洲兵弁，习于晏安，骑射渐致生疏矣。皇祖每年出口行围，于军伍最为有益，而纪纲整饬，政事悉举。
在乾隆皇帝看来，恢复木兰秋狝已是迫不及待，他相信，文武大臣未能完全理解形势的严峻。1741年9月4日，在首次前往木兰围场的前夕，他严斥满洲文武大臣的敷衍态度：“朕出入观临之际，暂时佩戴（撒袋），经过后随即解卸，并不束佩。”第二章已说过，“图安逸”“求安逸”“偷安”“耽于安逸”是刻画汉人习性的字眼，尤其是反复用以描述旗人的动机和行为时，这就充斥着民族涵义。
令乾隆皇帝沮丧的是，对八旗兵实施更严格的每年军事操练以及恢复木兰秋狝，几乎没有明显效果。1741年11月底，首次木兰秋狝回到北京后，乾隆皇帝继续告诫八旗官弁“必身先习劳讲武”，以对抗倦怠。尽管有这些努力，八旗的武备继续滑坡。五年后（1746），即经过了两次木兰秋狝，看到京旗中最为精锐的前锋营和护军营表现糟糕，“弓力软弱，步射生疏”，乾隆皇帝感到震惊。他再一次特别批评了那些玩忽职守的官弁：“此皆由该管大臣、章京等平日废弛，不加训练所致。”帝国最精锐的八旗部队无法履行它们最基本的使命，这肯定令乾隆皇帝惊讶不已，而各省驻防八旗的情况自不待言。
乾隆皇帝早已意识到了各省的问题，1741年夏，就在首次木兰秋狝之前，他颁布了一系列的谕旨，哀叹：“近年以来各省营伍整饬者少，废弛者多。”东南的驻防八旗——尤其是长江下游省份，在皇帝看来最为重要。早在1736年，乾隆皇帝就已抱怨：“杭州、江宁营伍尽染汉习。”乾隆皇帝同乃祖一样，将军纪严明的败坏，等同于民族身份的丧失，他将之归为“将弁董率不力”。
各省提督和总兵尤有问题，他们“不肯习劳讲武”，因为“狃于晏安”。从这些人的年龄以及仕途心态也可看出问题所在：“其中不无年老衰迈之人，精力已颓，而贪恋禄位，不肯为戎行之表率。”尽管这主要揭示了绿营中汉人将弁的追逐名利，但任职于各省文职最高层的旗人也包括在内：“为督抚大员者，又只留心于文事，而视武备为不急不务。”这可能对于为什么“纯皇帝初政时，擢用满洲诸臣为封疆大吏”提供了更深层的解释。乾隆皇帝让各省官僚重新关注军务的种种努力，特别倚重于这些任命，1739—1741年间，八成以上的总督和近一半的巡抚是旗人。
乾隆皇帝对此的即刻解决方法是要求：“嗣后各督抚提镇等，当谨遵朕谕，以尽职守，以励戎行”，他承诺：“如一二年后，朕派公正大臣前往，验其优劣，如骑射果否娴熟，军容果否改观，皆显而易见，难于藏掩者。倘有仍前废弛之处，朕必将该管大臣严加处分，毋谓朕不教而罚也。”
三年后的1744年8月，乾隆皇帝兑现承诺，派遣满大学士讷亲（卒于1749年）到山东、河南、江西、江苏阅视军队。值得注意的是，讷亲（极可能是按照皇帝的要求）特别关注满洲军队的状况，可情况并不理想：“河南、江南、山东驻防满兵，技艺骑射率多废弛，渐失满洲本业。”乾隆皇帝并不惊讶：“此皆朕所周知，不待讷亲陈奏。”
1747—1749年的第一次金川之役——位列乾隆皇帝所谓的十全武功之首，清朝军队令人沮丧的表现只是证实了乾隆皇帝的感觉：自他即位以来，军事危机正慢慢地酝酿。1747年，军事指挥官张广泗（卒于1749年）率领清军进入四川西部的山势险峻地区，镇压金川部落首领的反叛。张广泗拥有当地土兵、绿营兵以及八旗兵组成的约四万兵力，数量远远占优，对方约三千部落士兵。然而，金川士兵特别熟悉四川复杂的地形，约300座把持重要战略位置的碉堡在他们手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日益推进的清军在一场场代价极大的消耗战中不断损兵折将。
第一次金川之役在僵局中结束，这进一步证明了京营八旗精英以及各省的驻防八旗和绿营的衰败，也激发了乾隆朝廷要进一步加强清朝军事力量。1748年2月，在这场战役初期，乾隆皇帝下令组建一支由家产制忠诚拥护者组成的骨干队伍，交公哈达哈、扎拉丰阿带领，从八旗的前锋营、护军营挑选并训练300“少壮勇健者”。这支特殊部队——名为健锐营——的成员，要求训练“以云梯登城”，如此就重新获得了满洲旧有的精神：“人思奋勇，建功受赏，延及子孙。”将这种英勇作战（“云梯登城”）推崇为一种世袭地位标志的做法，既浪漫又有民族—王朝性质。
1749年第一次金川之役结束时，乾隆皇帝拒绝了这支攀爬与攻战专门人才组成的精英部队复员或解散的请求。他将之扩编，从只有300人的队伍扩充到千人编制，这样就将它转化为一种制度上的提醒物：提醒如何一致努力将脆弱的满洲纪律和活力遗产恢复并加以保持：“若将伊等专设一营，演习技艺，均可为精锐兵丁，而于急缓之用，更有裨益。”对目前所探讨的问题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乾隆皇帝令这些特别的士兵驻扎在京城西北，他坚持认为：“即朕遇有行幸，令伊等随往围猎，学习行走，更得娴熟。”新近创建的健锐营被命令护从皇帝的所有巡幸，这样他们可以“不近繁荣”，远离京城“外来诱惑”。简言之，乾隆皇帝认为，北京以及其他大城市的生活，正在腐蚀着八旗纪律。欧立德指出：“北京的满洲人最先懈怠。”1746年初，乾隆皇帝注意到“侍卫、官员内，赌博者甚多”，而健锐营的成功，说明八旗军事衰落既非必然，也非不可扭转，经过不懈的努力，加上良好的外在环境，京旗应该能够重现他们先前的辉煌。
乾隆朝伊始，乾隆皇帝觉得京城和各省八旗军队萎靡不振，日益滑向军事无能。第一次金川之役就惨痛地验证了乾隆皇帝的这种模糊认识。欧立德说过：“驻防八旗军事技能真正严重颓败，似乎发生在十八世纪后半叶”，指出“这一时期实际上不见有对于各省驻防八旗武备状况正面的奏报”。乾隆皇帝应付这一事态发展，既作为武备管理上的问题，又作为民族认同意识形态的危机。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两者都是由长期的商业化、城市化、人口膨胀以及职业分化（所有这些在18世纪得以加强）所促成的。此外，西南（四川）金川部落首领以及西北（伊犁河谷）占地辽阔的准噶尔部落联盟所造成的现实威胁，继续令乾隆皇帝焦虑于有着重叠的武备和满洲身份问题。
1740年代，朝廷对于某种程度实现——尤其是通过皇帝巡幸——重振军事和民族活力保持乐观。第二章已详述乾隆皇帝在1741到1745年间扩大了对于塞北的巡视，接着在1746—1748年间扩大了季节性迁移的范围，包括了中国内地的省份。这不只是简单的巧合。乾隆皇帝预料到了（也可能实际参与了）在帝国西北边疆的军事对抗，这至少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他在1740年代恢复巡幸。这也说明了，南巡是他更广泛地努力稳固武备以及维护京营和驻防八旗声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本文选自《马背上的朝廷: 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1680—1785》（[美]张勉治 著，董建中 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3）。
（来源：新史学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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