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现代出版 ，作者曾白凌
内容摘要：在知识生产中，印刷文字和比特数字背后隐藏着两种不同的传播技术，并对应不同的文化形态和文明进程。技术创新知识的生产、储存、传播，导致其出现新的偏向。“文化人”是少数知识精英的标签，知识生产主导者从“文化人”到“数字人”再到“新精英”，彰显出数字技术在知识生产中特有的参与性、自主性、监视性以及知识在知识系统中存在的超链接性。它构成数字化知识生产的技术逻辑，促使知识生产由以共识生产为重点转向知识的全社会参与、全球性生产；从一个行业维度转向全社会媒介化发展的深度；从理性工具转向自主性知识生产的能力。基于此，需要重新调试知识生产的凝视重点，不仅关注知识内容、源头、生产、分发的治理，更要治理前置，强化对生产者（大模型）、语料及技术的把关。知识与共识，知识的本土性与全球性并不存在必然的正向关联。国家既是全球知识体系的建设者，又是本土文化知识及其价值取向的守护者。面对数字技术对知识生产的征服与全球性重构，国家对数字化知识生产的管理首要表现为对其价值取向、组织结构、规则的确认和维护；国家应当成为大模型的第一“把关人”，大模型应该成为生产内容的直接“把关人”。“必须防止过去曾经是拉近人们距离的重要因素的信息与传播而今成为制造误解和仇恨的加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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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原子和比特背后隐藏着两种不同的传播技术
二、大模型与全民参与：数字化知识生产的技术表征
（一）从精英垄断到全民参与
（二）大模型参与和“新精英”的诞生
三、知识与共识：全球性知识生产与重构的双重面向
（一）大模型带来全球性的知识生产、重构、流动
（二）知识全球性对共识生成的影响
四、从技术逻辑到制度逻辑：大模型的“被把关”与“把关”
（一）数字赋能：大模型需要“被把关”
（二）数字赋权：大模型的技术权力
结 语
一、问题的提出：原子和比特背后隐藏着两种不同的传播技术
概念即边界。数字技术下的知识生产打破了出版边界。
出版的本质和功能之一是知识生产，印刷文字和比特数字被认为是知识生产的工具和表现形式，但是它们背后隐藏着两种不同的传播技术。世界正处在文字与数字碰撞交融的时代，传统印刷步步为营，数字技术无孔不入，不同传播技术偏向在当今知识生产中并存。比特是数字化计算的基本粒子，是信息的最小单位，如同人体的DNA。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以重建世界/信息DNA的洞见强调：“了解数字化生存的价值和影响，最好的办法就是思考比特和原子的差异。”
数字技术打破文字、声音、图像、影视等不同介质构成知识形态和业态的边界，成为能将所有知识形态即时、即地、无差别呈现的传播技术。这不是以往知识生产迭代出现的一种技术替代另一种技术，而是一种技术对人类其余传播技术的征服与“扬弃”。书籍永远受困于三维空间，但 “数字世界的情况却全然不同，信息空间完全不受三维的限制，要表达一个构成或一连串想法，可以通过一组多维指针（pointer）来进一步引申或辨明”。在数字技术参与知识生产初期，传统出版、数字出版、知识生产具有明确的边界，数字出版“是指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内容编辑加工，并通过网络传播数字内容产品的一种新型出版方式”。它是“一个狭义的概念，主要包括电子和有声书籍、电子期刊、电子漫画、数字出版平台、在线教育和数据库、按需出版等”。“其主要特征为内容生产数字化、管理过程数字化、产品形态数字化和传播渠道网络化。”但数字技术的传播偏向促进传统出版、数字出版、知识生产的边界被解构。由此有学者认为“数字出版即全媒体出版”。“数字出版即数字传播，凡是信息、知识观念等内容的网络化传播均可视为数字出版。”数字出版的属性应定位于出版的新阶段，“一旦得以编码，无论音乐、文本、图像甚至声音，它们都不再有本质上的区别。”更有学者直接触及数字技术与知识生产之间的本质关系，如孙玮发现：“数字出版呈现弥散性趋向，它触动了现代出版业的根基——基于印刷技术的知识生产的行业性垄断，展现了知识生产形态的无限可能性。”常江等人把数字出版视为一种基于媒介数字性的知识文化，“它既是一种社会生活方式，赋予个体与组织以权力，并激励其创造、分享和应用知识，以达成共识、维护共同利益，又强调在特定的场域内传播价值、资源、思想的有效性和效率”。
传统出版暗含着人类对铅字的崇拜与迷恋，被印刷的文字被赋予一种近乎天然的权威，以印刷机为中心的文字实现了对知识的行业垄断。数字传播技术解构了传统出版的边界，打破了印刷技术对知识生产的垄断。数字出版与出版的关系不是对立更不是冲突挑战，不能简单地只在技术的工具性层面上理解数字技术对出版的改变，而应该超越出版流程和出版技术，从知识生产和传播，从人与社会、文化的传承，从制度建设上，探寻数字传播技术偏向对知识生产的颠覆与重构。这种颠覆和重构表现为：一是以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知识生产者”而非工具的身份出现，它打破了人类对知识生产的垄断，颠覆了知识生产的全部内涵与外延，带来人类无法预知和掌控的风险。二是知识和知识的生产呈现出全球性，主要体现在知识内容被全球性重构和知识影响力遍及全球每一个角落，建立全球性的人类知识体系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三是知识生产和共识之间呈现出阶段性和地区性的冲突与矛盾，文化与文化间的冲突，文化的独特性、地域性面对知识全球性的挑战。四是制度化生产不再是知识生产的必要属性，作为数字技术规定的知识生产意义上的出版可能会越来越成为一个泛指概念。但这种转变有助于突破出版固有的行业局限，赋予数字出版概念更大的包容性。正如伊尼斯所言，“一种媒介经过长期使用之后，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它传播的知识有何特征”，“一种媒体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
二、大模型与全民参与：数字化知识生产的技术表征
“文化人”是知识精英的标签，从“文化人” 到“数字人”再到“新精英”，标志着数字传播技术对精英阶层知识垄断的消解与轮回。出版专业化、制度化构成的行业垄断和职业垄断被打破。数字技术不仅将出版从权利的可能性转变为全民参与文化知识生产、储存、传播的现实性，而且为大模型等技术工具赋予自动生成知识的能力，从技术工具进化为数字化知识生产的参与者。参与式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是当今互联网发展的趋势，也是社交媒体区别于传统媒体的显著特征。
（一）从精英垄断到全民参与
纸张是文字的敌人，文字则是文盲和口语参与传统知识生产的“敌人”。文字、纸张和印刷技术赋能知识克服时间、空间障碍，同时也通过各种有形的物质载体分离和孤立知识，以文字、文化程度、技术力量为手段，给知识的生产、存储、传播建立起专业门槛与垄断。“文化人”是文字和印刷技术的产物，常常被简单地理解为读者、作者等有知识、有文化的精英阶层。这仅仅是一种表象，文化人更为深刻的价值判断，一是对知识生产、存储和传播而言，出版具有行业垄断性，是特定人士的特定职业，属于人类特定的阶层。二是作为技术工具门槛的文字、出版将口语表达、文盲排斥在出版活动和出版关系之外，出版行为是特定精英阶层（文化人）的特权和使命，知识生产和传播成为只有“善说、善舞、善写者”的专门技能。“出版的本质是如何处理精神产品的个体化生产与它的社会化传播之间的矛盾。”
出版是人类主要的知识生产形式。有学者认为“有必要从构成出版的三要素——编辑、复制、发行出发，对数字出版的概念进行重新界定”。更有学者主张“将内容、形式、体验、数据、服务视为数字出版的五个要素进行分析”。这些观点从不同角度和现象观察到数字出版的特殊性和差异性，但都忽视了人作为数字出版主体的关键地位和核心价值。如果借鉴传播学对内容生产的分类[划分为用户生产内容（User-Generated Content，UGC）、专业生产内容（Professionally-Generated Content，PGC）和职业生产内容（Occupationally-Generated Content，OGC）三类]，那么平台组织、自媒体人、企业、社会组织、个人等都必然成为数字出版主体，成为数字技术下知识生产的参与者、行动者。口语、形体等各种表达模式借助数字技术重新成为知识生产、储存和传播的方式和手段。短视频、听书、VR等各种不同的知识生产和传播形态，打破了文字对知识的垄断。文盲与“文化人”统一于“数字人”，文化程度的差别不再成为参与知识生产的主要障碍，AIGC（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宣告由数字技术引领的知识工业化生产全面开始。从文字到数字，从印刷技术到比特世界，人在知识生产关系中从后台走到前台，角色变得多样、复杂和不确定，原本分工明确的文化人（作者或者读者）进化为无处不在、具有参与性的网络人、数字人。知识生产的参与者、行动者不仅包含文盲、残障人士，还包含了人工智能和虚拟人，乃至人与机器的融合体。这是知识生产迎来的最大的历史性转折与挑战。“我们已经进入一个以互联网为传播介质的传播主体极端多元化的时代，即互联网群体传播时代。传播主体极端多元化无疑改变了人类社会的信息生产方式。”
（二）大模型参与和“新精英”的诞生
技术对身体的延伸不仅体现在物质器官的功能性，更体现在它的组织性。知识生产的参与者被分层为数字资源提供者、数字技术使用者、数字技术控制者（技术精英）等不同层级。大模型、大数据使新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成为可能，引发了个人参与知识生产的地位和角色的革命性转变。 “我们所处的媒介文化每天都在呼吁我们参与其中，但问题的关键是要区分什么是积极的参与，什么是有权力的参与。”大模型参与带来的超中心化、超文本、超链接导致精英控制知识生产的回归，只不过是从文化精英转变为技术精英。在前大模型时代，“人人都是麦克风”，自媒体、社交媒体大行其道，分布式、去中心化风云一时。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正是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机器超越其作为知识生产工具的本分，以行动者的身份，秉持自主性，反向把知识生产参与者个人的数据信息作为培育自身的“语料”。它通过收集、整理、挖掘、对比等二次甚至多次利用这些数据信息，再通过将其规模化、系统化、数据化和精准化，创造出资源与财富效应。多种行为、多方主体、多重关系、多层利用共同创造出比特时代个人数据资源的存在与价值。“作为整体的媒介开始在宏观社会层面运行，从一个个具体的传播机构变成整个社会活生生的动力旋涡，社会开始出现了整体媒介化的特征。”这似乎暗合了拉图尔（Bruno Latour）的“网络行动者理论”，“人与大模型（机器）之间实现了网络平等化构建”，“技术作为一种非人行动者，与人类行动者并非处于泾渭分明的主客体二元的主控权争夺之中，而是引导和组织其他异质性行动者共同建构动态化的技术网络组织。”然而在实践中，大模型并非只满足于扮演知识生产参与者、行动者的角色，它背后固有的权力扩张、资本冲动，它所拥有的大数据和超强算力，注定人与机器在数字化知识生产过程中无法 “平等化构建”。它不仅将以个人参与所形成的个人数据与信息作为知识生产的基础和元数据，而且通过模型的设计和语料的选择，为知识生产设定出自己的格式、标准和价值取向，成为知识生产的控制者。个体在知识生产中出现两种情况，一是个体被数字化，成为数字之人，在数字技术中普遍处于被动参与的地位；二是个人数据和信息成为知识生产的重要资源，甚至成为知识的有机组成部分。知识生产的格局被打破，大模型成为垄断性的“行动者”，主导和控制着知识生产，技术精英控制着大模型，以行动者、参与者角色自居的大模型实质是借助技术赋能助推甚至决定了新精英阶层的诞生。危险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部分人的行踪轨迹因此被另一部分人所“集置”，另一方面是人的行踪轨迹乃至人类成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对象，个人行踪轨迹的数据化与物化暗藏着这一发展的趋势与危险。
三、知识与共识：全球性知识生产与重构的双重面向
“人性的本质只存在于已经实现的意识共同体中”，“既要克服彼此的差异，又要珍惜彼此的差异”，“我”才得以成为“我们”。共识如此重要，然而，知识与共识却并不必然成正比。大模型可以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障碍，但是打破意识形态的疆界却比打破地理疆界更为困难。数字技术时代建立全球性知识体系不难，但要建立整个社会和全人类的共识很难。超文本和超链接打开知识的空间和界面，知识不仅被赋予全球性、即时性、即地性，而且路径、形态也有了无限可能。共识的生产面临着由此带来的噪音与压力。
（一）大模型带来全球性的知识生产、重构、流动
“技术垄断并不使其他选择不合法，也不使它们不道德，亦不使之不受欢迎，而是使之无踪无影，并因而失去意义。为此目的，技术垄断重新界定宗教、艺术、家庭、政治、历史、真理、隐私、智能的意义，使这些定义符合它的新的要求。”网络是一个由联结而非边界或者界限组成的系统，网络的分布式属性并不排斥网络在权力和资本乃至社会力量支持下呈现超级中心和新型垄断。以大模型为标志的AIGC天然带有一种基因：对任何预先设定的知识和地域边界的否定。AIGC不仅带来知识的全球性生产，更推动知识体系的全球性重构和全球性流动。以AIGC大模型为标志，人类知识从此开始了全球性生产、影响全球，进而体系全球化的伟大征程。一是全球性知识系统的建立不可避免，它比经济全球一体化更早、更快但也更难。个人的知识与社会、国家、全球知识之间固有的、人为的边界被技术所打破，文化知识之间的差异性、地域性、制度性矛盾和冲突将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包括虚拟空间）内呈现出冲突。这就是数字化的知识生产，这就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就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使命和立足点。二是以大语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LLM）为代表的全球性知识生产存在被滥用和失控的风险。建立全球性知识体系需要全球性的共识，构建框架、标准、原则、价值观念是以大模型为代表的AIGC当前必须面对的问题。没有全球性的共识，大模型就存在以地方性取代全球性的危险。大模型无论拥有多少参数和人类经验，都不会也不能自动产生全球性共识，共识只能来自不同历史、不同文化、不同制度、不同政治的利益攸关方的协商、妥协和谈判。目前，大模型不仅存在自身失真、失控及不确定性的风险，而且自身的基本架构、价值取向乃至被投喂的语料都存在人类先入为主的偏见和意识判断，并非人类的共识。大模型在带来知识全球化的同时，存在新的文化知识霸权的危险，它可能不仅不能填补全球知识鸿沟，反而会进一步加深全球智能鸿沟。三是保护人类知识生产的独创性是全球性的大问题。大模型带来知识的流动性，全球知识流动性得到空前发展。相应地，应该区别对待全球知识产权保护。著作权对人类知识独创性的保护面临两个趋势：首先，知识生产和创造的分类将越来越必要。大模型的诞生打破了人类对知识生产的垄断。大量常识性的知识生产和重组将由AI 承担，知识生产中非人类、大规模、高质量、高速度的工业化生产不可避免。对人工智能“创造物”著作权的“弱保护” 必将成为共识。其次，如何区分和标记人工智能创造物，如何保护人类独有的创造性和创造积极性是人类无法回避的最新问题、真问题。四是个人知识储备与结构的全球化建构。不同类型的AI Agent不仅可以针对特定项目和任务进行定制，而且每一个人在理论上都能拥有自己的AI助理。个人AI助理将能够处理非结构化信息，具有强大的自然语言理解能力，人机之间实现自然对话。AI Agent具有全新的知识储备和组织方式，一方面与大模型相连接，保障个体与全球知识的无缝对接，个体的知识体系被无限放大为全球性的知识体系；另一方面，个人行踪轨迹等个人数据随时能与大模型相交换，成为大模型源源不断的数据资源。人、知识生产、大模型、知识流动融合为一个完整的闭环。
（二）知识全球性对共识生成的影响
“要探讨数字化的大未来，其中一个办法就是看媒体的本质能不能相互转化。”单向度、标准化的印刷出版提供的是单一的、一成不变的单元知识，知识一旦出版，就被固化和个体化，与知识系统形成一种必然的、物质的、天然的隔离。超链接作为数字传播的关键技术，具有在无限的信息节点之间随意跳转的特性，通过对文字、
、音频、视频、互动设置的任意链接，实现对传统文本所承载知识的系统化、网络化。知识不仅是独立地、分布式地存在，而且是系统地、精准地、普遍联系地在知识中存在。不同形态的知识、不同时空的知识、不同类型的知识被网络链接成一个整体，数字化知识生产完成了对知识关联性、系统性、精准性的皈依。从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的撒播式的“对空言说”，到基于大数据和算法的 “精准推送”，点击即阅读，关注即订阅，用户与生产者的边界被打破，发行环节被颠覆，出版参与主体具有了多样性与自主性，编码与解码的单向度线性过程具有了相互性。“只有观察清楚网络社会中人的交往行为与传统的大众媒介社会时代的差异,才可能洞察智能数字技术对人的真正影响,也才能真正理解智能数字技术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意义。”媒介原本是人们发明的在自己体外存储信息的工具，数字技术媒介正在成为人的新“义肢”，成为数字人的构成部分。人机融合、超链接、超文本不仅使知识具有即地性、即时性，实现知识对人体的回归，而且形成强大、多元、个性化的智能生态。人不仅由此被赋予超乎寻常的认知能力和判断能力，而且深陷过量和复杂的信息海洋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共识的生成。
在知识中生产共识，是所有技术应有的、逃不掉的宿命与使命。知识是为人类服务的，知识的生产与传播最终在于形成共识，共识是人类社会的凝聚力和压舱石。技术无限地拓展知识生产的边界,“而传播理论则强调了人类知识、交往实践和社会行为三者之间的相互关联”。伊尼斯（Harold Adams Innis）洞察到这一关键，以传播技术的偏向为视角，透视文字、印刷术对帝国诞生的深刻价值，“超越个人经验范围的、共同语言的理想形象就强加在分散社区头上并被其接受。越来越多的文字记载不仅使拓宽的社会结构凝聚，而且使之更加能够改变生活方式”，“文字使小型社区成长为大型国家，又使国家强化而成为帝国”。对此，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在为《传播的偏向》撰写的序言中，谦逊地把《谷登堡星汉璀璨》看成是伊尼斯关于文字对心理和社会的影响，印刷术对心理和社会影响的注脚。但与前数字时代的任何一种知识生产的地域性和时间性不同，全球性数字化知识生产不仅包含社会主流共识的生产，而且展现出生产主体和生产内容的多元性与多样性。知识以节点的形式存在于网络体系之中，网络的分布式结构决定每一个知识节点呈现出独立的、开放的、扁平化的、平等的、普遍联系的特征。超链接实现知识的关联性与系统性，从技术上有效地防范和解构“信息茧房”造成的信息闭塞。共识面临更为复杂的生产、储存和传播环境，知识的普遍性和共识的重要性共存，在知识生产中实现共识生产的难度大大增加。知识和共识的关系更为紧张，思想的割裂是世间最为严重的割裂，以大模型为典型的数字技术将全面强化知识的系统化、格式化和标准化，但是无力对人的思想系统化、格式化、标准化。知识的多样性与共识的确定性、唯一性在一定时间和地域内充满张力。共识越来越多地在知识的沟通、交流甚至是冲突和妥协中产生，而不像原来那样在知识生产中产生。知识对共识的形成出现悖论：一方面，数字技术下的知识生产更加标准化、规范化、统一化；知识的全球化得到传播技术的支撑和保障，建设全球共识和人类共同文化知识体系成为可能。另一方面，技术推动全民参与知识生产和知识普及，知识文化的民族性、地域性差异被数字技术加强和放大，变得更加直接和突出。
四、从技术逻辑到制度逻辑：大模型的“被把关”与“把关”
数字化知识生产既是一个技术过程也是一个社会化过程，“媒体和文化工业在20世纪成为一种控制机制，有效地控制着什么样的观念能在社会中被制造出来并传播出去”。技术社会并非简单地被理解为技术决定社会。因此，讨论知识生产的技术逻辑时，不能回避作为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知识生产的制度逻辑，而是需要重新调试知识生产中制度逻辑、技术逻辑之间的相互影响。卡斯特（Manuel Castells）认为，“权力关系主要由传播结构所限定，也通过传播结构得以限定”。国家对大模型的管理首要表现为对其价值、原则和生产组织结构的确认与维护。
（一）数字赋能：大模型需要“被把关”
要全面认识大模型，不仅要看清大模型借助知识生产所构建的网络超级中心，更要关注与之相联系的、不可分割的用户和各种节点：它们共同构成全球性数字化知识的生产、重构和流动系统。数字化知识生产似乎存在一种悖论。一方面，大模型表现为全球性数据知识平台，呈现出超强的中心化，具有超级计算能力，储备并即时生产和更新知识，如ChatGPT。另一方面，它拥有数十亿用户，具有无限独立的分布性。分布式存在的区域性平台、行业性平台以及无处不在的个人AI，使得全球性知识生产呈现出弥散状态：整体和个体相互建构和形塑，知识生产同时具有中心性和分布性（去中心性），人与机器相互独立又相互交融、互为补充。它们既不互相对立也不互相排斥，而是统一地构成全球人类知识生产的新形态，完美地展现出知识生产新中心的诞生和个人AI分布式去中心化的并存。数字赋能导致大模型具有中心性和自主性，决定了大模型被“把关”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第一，国家是本土知识文化的守望者。大模型以全球视野和全球性资源构建全球一体化的世界知识体系，在文化知识的世界性、民族性、地域性等矛盾和冲突中，国家既是世界知识体系的建设者，又是本土意识、本土文化知识和价值的守护者，是国家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守望者。社会传播过程的三大功能之一就是“守望环境，揭示影响社会及其组成部分价值地位的威胁”。传统把关是对内容的把关，对信息源头的把关，国家对数字化知识生产的把关则前置为对知识生产中行动者、参与者的把关，最重要的是对大模型本身及其技术的把关。
第二，多元的、自主性的数字化知识生产需要规范意识和制度安排。大模型是知识生产的参与者，是知识生产的“非人行动者”。大模型所具有的自主生产性导致知识生产的范围、主体、内容、表现形式都发生了颠覆性的变革。“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ANT）认为，社会只不过是由异质材料组成的模式化网络，包括人、机器、动物、文本、金钱、建筑等所有参与者。“作为非人行动者的物的网络在科学知识建构过程中发挥了某种自主性和组织性，不再单纯地作为构成物，而是通过转译的方式参与科学知识的建构，发挥了与行动者类似的主体性。” 未来有自主意识的AIGC是知识的生产者，也可能是虚假信息的制造者、传播者，“操纵内容或生成欺骗性内容的能力可能会带来不可预见的风险”。
第三，知识生产向社会基础公共信息服务设施转变，大模型成为数字技术环境中国家强化知识生产制度化的物质抓手。全民参与，随时随地、无形无态的超链接，开放性的超文本，分布式的去中心化，共同导致出版机构、编辑的萎缩，出版把关人的消解和无处安身。数字技术环境中，传统出版的外延无法涵盖其被赋予的知识生产的本质定义。出版机构“小马拉大车”，固有的、线性的、层级的、行业的、单一的管理制度和模式，导致大模型的不可控性、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出版机构出现管理缺位、制度空位、平台越位。大模型重新回归知识生产的“超中心”节点，暗合传统出版中机构审查和管理的角色，成为数字化知识生产建设不可或缺的新生力量。
第四，大模型克服自身缺陷的需要。AI最大的风险来自技术对人控制的超越或者技术被特定阶层所垄断的危险。大模型、大平台对参与者个人的数据挖掘、数据跟踪、算法监控、数据歧视成为新的威胁，由此引发数字人“被动参与”的问题。特别是不透明的算法可能在大模型大数据创建之初就隐藏着人类知识和数据携带的已有偏见或歧视。如果不仔细考虑驱动人工智能的算法和基础数据中的潜在偏差，则存在扩大而非缩小“智能鸿沟”的“意外后果”。
第五，建设全球共识的需要。国家是大模型建设全球知识体系的参与者。面对不同文化和意识形态差异，文化的独立性、差异性与技术的标准性、统一性存在矛盾，它们的矛盾与冲突并没有因为技术的发展得以调和，反而在局部和特定时期表现得更加突出。大模型需要世界各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把关，以此建设全球共识，成为建立全球知识体系的基础和保障。
（二）数字赋权：大模型的技术权力
传统知识生产把关人的角色主要由出版、发行机构承担，表现为出版者责任和经销商责任。出版者对其出版传播的内容通过编辑实现取舍、修改和控制，对此承担绝对责任，发行机构则通过销售渠道对内容传播行使控制权，肩负着传播的责任。在数字化知识生产时代，大模型对数字化知识生产的把关主要体现在输入“语料”的安全性和输出内容的安全性上。“开发前沿人工智能能力的行为者，特别是开发那些异常强大且具有潜在危害的人工智能系统的行为者，对确保这些人工智能系统的安全负有特别重大的责任。”技术权力是大模型成为“把关人”的权力基础，是一种软权力，是一种非暴力的生产性权力，它导致数字化知识生产中的权力关系呈现出四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大模型的把关权力在对人和社会的全程凝视、全景透视中产生。大规模、精准、全面的数字挖掘和分析整理，导致知识的系统性以及内容、载体、发行渠道、生产流程的根本性改变，互联网成为人类的“元档案”，每时每刻都有数十亿人的行踪轨迹被数字化，被记录、储存、收集、传播、分析和处理。技术通过数字实现了对人和社会的全程凝视，大模型的把关权力在算法、精准传播、沉浸式传播、全景监控等技术中得以产生和存在，对话、撒播与定制出版等不同的知识形态和生产方式并存。“空间社会化过程建立在空间的可见性基础上，数字媒介所构建的空间可见性更加显露，且具有生产性。”技术开始对平台进行征召与赋权，大模型成为“把关人”不仅在于其在知识生产中所具有的自主性生产能力和超级中心地位，具有对分布式去中心化抵御和防范的天然使命，更在于人对人的担忧，需要警惕有人借助技术的凝视，实现对知识生产甚至对人的控制。伊尼斯认为，“传播的突然进展是文化动荡的反映”。从另一个角度看，传播的突然进展也可能带来知识文化本身的动荡。
第二，大模型的把关权力来自国家权力的让渡和社会数据的赋权。网络社会中原来隶属于国家权力的大量经济、文化、政治权力从国家转向媒介系统，“控制信息的权力不再独属于国家，它存在于媒介网络之中，而媒介网络是由社会关系和传播技术建构的”。以大模型为代表的知识平台对国家公权力的分权，让其既是媒介又是社会公共信息服务基础设施。大模型的把关权力首先来自国家权力的让渡，体现在国家将网络空间的连接权力、网络创制权力、内容审查权力等赋予大模型。权力从国家行政权力演变为技术权力，知识生产中的国家让权、全民参与、数据赋权改变了数字环境下的权力结构和状态，技术和数据延伸并疏通国家权力的毛细血管，国家的工具性和行政性权力借助媒介技术数字化，软化并转化为技术性权力，延伸到各种行业性、区域性的数字平台乃至个人，实现技术对人和社会的规训。被分层的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关系在媒介融合中得以重建和融合，成为多利益攸关各方，成为数字治理中共同的参与者和行动者。国家并不是简单地分权或者让权、放弃管理，国家管理延伸为社会基层服务和社会基层治理。在技术的“软化”下，权力从压制性转变为产生性，成为知识产生的动力，知识与权力再次有机地统一在一起。权力借助数字技术重返知识生产现场，权力建设知识、权力建立真相。如同大众传播时代，统计成为权力的媒介，没有统计学就没有人口治理一样。大模型、大数据、超算力推动社会从人的治理转向数字治理，从政府管理转向社会治理，从权力治理转向技术治理。
第三，个人数据成为支撑技术权力的核心数据，成为技术权力的核心，掌握数字就掌握权力。大模型不仅具有权力集体性、广泛性、权威性，而且具有个体性（针对性）、直接性和弥散性。“媒介是人的延伸”，媒介技术延伸身体器官功能的过程也是人被数字化的过程。技术嵌入身体，改变身体的开放性和组织结构，使之成为一个能够被技术渗入和改造的空间，通过二进制媒介进行编码、传输和存储。在数据环境中，个人行踪轨迹被激活，穿透传统私人空间和社会公共空间的边界，演变为具体的、个体的行为特征，呈现出群体、区域、行业甚至种族、阶层的特征。技术编码使人的各种社会日常活动变成可分析、可控制、可操作的数字化呈现。数据越多，个体特征就越清晰，数字化程度越高，精准程度也就越高。“数据的解析前所未有地使我们看清楚个人或组织的微粒状态，数据甚至会告诉权力实施者如何通过塑造个体需要、改变其生存环境来实施权力。”个人数据成为国家和社会重要的战略资源，大模型的知识生产和传播导致国家和社会处于高度数字化的环境中，数以十亿计的大规模的高级度数据，借助超级计算力量，能够完成对社会及个体的精准分析和全程凝视。参与即权力，参与即数字，参与即凝视。技术对自我及主体的建构演变为技术对自我的凝视。在知识生产中技术主动建构的网络自我、网络人格、网络行踪都在被凝视之中，成为滋养网络技术权力的成分和土壤。
第四，把关权力从“软”变“硬”，大模型存在僭越权力的危险。大模型拥有的技术权力存在超越传统知识生产中“把关人”权力的危险。这种权力在数字的加持下，被赋予社会性、弥散性、广泛性，延伸和扩张到社会组织体系乃至个人终端，成为社会组织基层权力的神经末梢。大模型的知识 “把关权”随时都可能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膨胀为基础性的、社会性的、政治性的权力。首先，对个体而言，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利受到威胁，个人数据面临被过度采集、过度使用的危险。因此，应当限制、规范以大模型为代表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对个人数据的收集和使用范围。其次，对世界而言，数字打破国家和区域的地理疆界，技术权力的外溢形成全球性的数字权力，推动文化输出和文化差异。数字传播技术可能像网络系统一样，并非简单地支持和推动文化知识的多元化和主体性，对个体实现更多的赋权与赋能。恰恰相反，技术也可能提高对文化知识的标准化和规范化，从而对人类文化知识的多样性、自主性造成伤害。AI及ChatGPT通过预先设置的条件，带有人类意识形态的偏见，大规模、垄断性、工业化地进行人类知识生产、重组和传播，可能会在全球范围内存在新的、拥有技术支持的、绝对的话语权和文化霸权的危险。最后，对其他属性的权力而言，大模型作为把关人的技术权力在没有制衡和监督的情况下，可能会自己打开自己的“笼子”，在资本的冲动和利益驱使下，扩张为资本的权力或者向社会公领域蔓延，或者成为资本追逐超额利润的工具（典型的例子就是 “被困在算法中的骑手”），或者演变为政府职能的仆从的角色，完成对人在现代技术和社会中的 “集置”。
结 语
数字技术借助大模型、大数据在数字知识生产中重构新的中心、新的精英，由此引发出版和数字知识生产的边界问题、全民参与者与技术新精英问题、大模型被把关与把关问题、知识与共识关系问题、传播偏向与技术自主性问题、国家与技术权力问题、知识生产全球化问题等。技术逻辑与制度逻辑相生相克，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机器成为知识生产的行动者，知识呈现系统和流动状态。国家既是全球知识体系的建设者，又是本土文化知识及其价值取向的守护者。大模型带来的全球性数字化知识生产和知识重构的冲击，“超中心性”和 “自主生成性”展现出数字技术赋予大模型把关与被把关的双重性。学界和业界应该加速在数字化知识生产中的衔接与“对齐”，面对数字传播技术对人类交往、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态和社会发展方式的影响，我们唯一的自觉就是始终保持自己的主体性，在凝视下参与，在参与中凝视。无论我们喜欢不喜欢、愿意不愿意，我们都将在参与和凝视数字化知识生产中面对余生；无论对错，我们都将面临数字技术给我们带来的一种新的文明。
（注释略）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副编审。
引用格式参考：
GB/T 7714-2015 曾白凌. 大模型、大数据、新精英：数字技术对知识生产的征服与全球性重构[J].现代出版,2023(6):19-40.
CY/T 121-2015 曾白凌:《大模型、大数据、新精英：数字技术对知识生产的征服与全球性重构》,《现代出版》2023年第6期,第19页至40页。
MLA 曾白凌." 大模型、大数据、新精英：数字技术对知识生产的征服与全球性重构."现代出版.(6)2023:19-40.
APA 曾白凌.(2023). 大模型、大数据、新精英：数字技术对知识生产的征服与全球性重构.现代出版,(6),19-40.
转自：“再建巴别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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