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新闻记者 ，作者董晨宇 许莹琪等
本报告基于对2023年发表在6本英文传播学期刊的449篇论文进行主题编码，梳理了本年度西方传播学研究的热点话题与研究趋势。具体而言，本报告遴选出以下十项热点研究话题：政治信息行为、平台算法优化与审查、数据化、老年群体的媒介使用、浪漫关系、研究方法反思、（后）疫情时代的工作体验、疫苗犹豫、传播的跨国情境、科技伦理协商。通过对这些研究议题的梳理，本报告进一步总结了新近西方传播学研究的三项特点：在政治传播、平台研究、新兴技术、数字不平等等领域中持续进行大量的学术生产，体现出明确的现象和问题导向，强调不同方法乃至学科之间的对话与反思。
本报告通过对2023年英文传播学期刊论文的收集与梳理，对过去一年中西方传播学研究进行系统性回顾，尤其侧重于回答两个问题：一是西方传播学研究主要关注哪些重要领域；二是这些领域对中国传播学研究生发出哪些具有启发性的视角和观点。
我们延续了去年的数据收集方式，选择了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Communication Research、Journal of Communication、New Media & Society、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和Mobile Media & Communication六本英文传播学期刊2023年出版的共计449篇论文进行主题编码。这六本期刊均处于2023年发布的SSCI期刊影响因子排名Q1区，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西方传播学领域中最高的研究水平。同时，它们也是Q1区综合性相对较强的学术期刊，收录论文的议题广泛，可以较为全面地反映新近传播学研究的议题分布。我们也延续了去年报告的编码方式，参考了国际传播协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划分的24个研究群组和8个兴趣小组，力求形成更为科学、更贴近研究前沿的一级类目。在统计完各个一级目录“研究领域”的发表分布之后，我们继续对各个一级目录进行二级编码，确定关键的研究议题并排序。由于篇幅所限，本报告不对各个一级领域进行完整、系统的回顾，而是挑选出其中出现频率较高、创新性较强的具体议题进行梳理。
相较之前，今年的报告在议题选择上有三方面的调整：其一，2023年西方传播学研究中的一些议题在前两年的报告中已经比较充分地综述过（比如性别研究、人机传播等），虽然这些研究领域的论文数量仍旧相当可观，但具有较强创新性和突破性的研究不多，因此未纳入本文综述范围；其二，健康传播和科学传播这两个研究领域在2023年均有两本Q1级别专刊讨论，是近年来西方传播学的重点研究领域，虽然这两个领域的研究论文在综合性期刊中的发表数量不多，我们也将其纳入综述范围；其三，我们在选择研究议题时也考虑到国内学界的研究关切，以求对本土研究有所启发。
本报告最终形成以下十项关键议题（见表1），包括政治信息行为、平台算法优化与审查、数据化、老年群体的媒介使用、浪漫关系、研究方法反思、（后）疫情时代的工作体验、疫苗犹豫、传播的跨国情境、科技伦理协商。在形成综述议题之后，我们又进行了第二轮文献检索（包括专业细分领域期刊、其他学科期刊以及部分新出版的专著），对相关议题进行补充。
一、作为政治参与的信息实践
公众的“线上政治信息互动模式”一直是政治传播研究重点（Wolfsfeld，Yarchi & Samuel，2016），2023年的政治传播研究也延续了这一传统。在信息研究领域，研究者常用信息实践（information practices）或信息行为（information behaviors）两个概念来描述个体的信息加工、处理过程。相较之下，“信息实践”偏重于社会建构视角，“信息行为”则倾向于发掘个体的认知与心理决策。尽管两个概念的立足点略有不同，但是整体上二者都从相对微观的视角关注个体检索、应用与分享信息的过程（Savolainen，2007）。新近研究较多从信息实践/信息行为角度关照人们如何在线上与政治信息进行互动，并基于此对政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ipation）这一经典概念进行反思。
当研究者将政治信息行为与政治参与加以勾连时，势必会引发对于“何为政治参与”的争论。传统意义上，政治参与以“行动”（action）与“活动”（activity）为导向，通常包括投票、游行、集会或给政府部门写信等形式，在这一标准下，阅读、信息搜寻等“消极行为”（passive activities）常被排除在政治参与之外（Van Deth，2014）。有研究者提出，界定线上政治参与行为的传统标准可能忽略了某些社会群体通过检索、阅读和分享等信息实践，乃至投身公共议题的可能性（Ruess et al.，2023）。Kaskazi和Kitzie（2023）提醒我们警惕“懒人行动主义”这样的概念对于政治参与的偏见，应当被更谨慎地使用。
进一步讲，新近研究尤其强调青少年、女性等弱势群体如何通过信息行为与信息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政治参与中的障碍。例如，Kaskazi和Kitzie（2023）基于对边远地区青少年的焦点小组访谈发现，这些青少年往往将政治信息分为制度性信息（institutional information）和参与性信息（participatory information）两类。制度性信息来自学校和主流媒体等权威信源，青少年对其信任度较低，他们更倾向于通过信息回避或在社交媒体上检索“非权威性”信息来进行抵抗。在信息接触之外，也有一些研究强调创意性信息表达对于政治参与的意义。例如，Lane、Thorson和Xu（2023）认为，尽管具有弱势政治经济地位的青少年在政治参与上依旧面临不平等问题，但互联网使得黑人与拉美裔群体有机会通过创意性表达进行政治参与，他们的政治表达积极性甚至比同龄的其他群体更高。同时，Mathe（2023）的研究也发现，津巴布韦女性会通过在推特上分享
和表情包表达对政府腐败问题的不满和讽刺，这种游戏式的表达使得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获得更大程度的可见性。
既有对信息行为的考察大多采用自我汇报的数据收集方法，这可能使得研究结论出现较大的偏差和不一致性（González-Bailón & Xenos，2023）。对此，新近研究提出若干可能的替代性方法。例如，Amsalem和Zoizner（2023）在一项元分析中建议，对于“偶遇式新闻接触”的研究可以通过眼动追踪等方法，对信息接触行为进行实时观察，进而更精准地把握信息接触的不同模式。Jennings和Stroud（2023）通过计算实验的方法模拟Facebook的信息流推荐页面，以观测“给虚假信息打标签”这种策略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带来用户的态度转变，但结论是这种方式的效果相当有限，因为整体来看，人们对纠偏信息的接受程度仍旧受到党派认同的影响。不过，González-Bailón和Xenos（2023）却认为，这样的实验观察也并非完美的解决方案，因为它往往难以捕捉到跨平台使用过程中的信息接触行为。除此之外，也有一些研究者尝试从跨学科视角对信息接触的影响进行解释。例如，Leyva（2023：35-65）在新书《右翼媒体的神经认知和社会性效果》中基于神经生物学、认知心理、行为科学的综合视角，探讨了右翼群体对媒介内容的认知过程，也可被视为一种方法创新。
二、基于平台算法的优化与审核
算法深度介入平台内容生产和消费过程，是平台经济得以运行的技术基础。新近研究中，研究者特别关注日趋成熟的算法应用，尤其是算法优化与审核技术如何影响从业者的职业行为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平台内容生产者渴望获得算法青睐。在自称“专家”的“公会”引导下，直播从业者会根据平台显示的部分参数来优化个人表现（MacDonald，2023；Liu et al.，2023）。不过，随着产业的成熟和竞争加剧，内容优化带来的制作压力也在提升，由此带来的内容生产困境进一步引起研究者的注意。Gregersen和Ørmen（2023）的研究发现，内容更新频次较高者的生产效率（具体表现为上传的视频数量、平均视频长度和总产量）在10年间增长了800%以上。这份数据也从侧面证明，为保持竞争力，平台对提高产出的需求在稳步增长。相应地，Chen等人对中国某直播平台的研究发现，内容风格多变的从业者更容易成为成功的“微名人”（Chen et al.，2023）。此外，创作者还会对内容进行“价值优化”（value optimization）。例如，测评类博主会采纳更加讨好消费者的方法，避免在视频中给出强烈判断、淡化直接的说服诉求，并以更温和的方式迎合平台算法推荐机制，以吸引更多观看者（Hallinan，2023）。
平台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而其中部分内容意在挑起矛盾、煽动极端情绪，可能造成严重不良影响。在此背景下，算法审核（algorithmic moderation）日益成为平台承担公共责任的工具。Borelli（2023）积极评价算法审核的意义，其研究指出，自伊斯兰国组织（ISIS）出现以来，脸书、谷歌和推特（即现在的X）积极行动，在反恐和打击暴力方面表现出了能动性和创造性。此外，也有研究者关注算法审查运行的规律。例如，一项对约2.5万名美国推特用户的研究发现，有类似机器人行为的账户更有可能面临影子禁令（shadow banning，也就是将某用户或其发布的内容暂时隐藏），而经过认证的账户则不太可能受到影响；发布攻击性推文和有关政治的推文的账户（无论是来自左翼还是右翼）的回复更有可能被降级处理（Jaidka，Mukerjee & Lelkes，2023）。
在把关之外，算法对内容的剪裁还发挥了优化用户体验的作用。例如，Jacobsen（2023）批判了推特采用的深度显著算法（deep saliency algorithm）的武断性。它总是试图检测图像中的显著区域，并自动裁剪掉被认为多余的区域，如此优化操作是为了确保
能够在平台内持续地、不受阻碍地得到分享，使得用户参与最大化。不过，其结果是：其一，平台掌握了使某对象可见或不可见的权力；其二，它通过算法重塑了人们的注意力偏好，变相地将人们的感知能力从社会文化现实中剥离。
在算法审核的效果之外，研究者也集中关注了用户对于算法审核的感知和理解。Gonçalves等（2023）在一项对2870个来自美国、荷兰和葡萄牙的样本数据的研究中发现，在不对“为何移除内容”给予解释时，人们认为算法审核比人工审核更透明；当用户获知内容审查的规则后，他们对结果的公平性和信任度的评估反而更为负面。实际上，有些平台恰恰试图利用算法的“黑箱”特性，以此来对批评者施加“煤气灯”（gaslighting）控制。Cotter（2023）发现，在“黑命贵”（Black Lives Matter）运动中，Instagram平台的声明暗示了其在算法知识上的权威性，从而使得许多有影响力的人重估自身对于平台算法审核的了解程度。即便是那些坚定认为Instagram平台采用了不当封禁策略的用户，也往往认为平台掌握着算法“真相”，只是不愿意承认“真相”。平台因此证明了其在算法审核知识中的权力地位，从而消解了批评背后的支撑力、削弱了批评者的可信度。
三、数据化背后的关系与矛盾
随着技术生成、收集和分析数据的能力不断加强，数据开始成为炙手可热的资源。研究者使用“数据化”来描述这一社会进程。这意味着个人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处理成可被计量的数字，进而成为算法驱动的商业模式以及“自动化”管理和决策的原材料。以数据化为核心线索的研究呈现了数据价值开掘、利用和意义生产过程中的权力关系，并且批判性地审视了数据逻辑对于个体主体性和公共价值的影响（Pangrazio & Selwyn，2023）。新近研究将更多新兴技术（如传感器技术、物联网和虚拟现实技术等）纳入视野，聚焦“自动-人工”与“自然-文化”两组矛盾关系，从而丰富了既有讨论的层次。
数据是很多新兴技术运行的基础组件。在技术扩散的前期，利益相关者需要积极解释和建构数据化的意义，这一阶段体现了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塑造。虚拟现实技术具有教育培训潜力，一些初创公司开始致力于开发相关产品，打造了基于“完美数据”的技术剧本。这种技术话语体现出新自由主义的“指标权力”（metric power）的影响（Beer，2016），也掩盖了数据挖掘过程中的技术伦理风险（Carter & Egliston，2023）。与之相仿，Dencik和Stevens（2023）的研究聚焦招聘中以数据驱动的知识和决策的合法化过程，研究发现，数字招聘公司管理者对技术合法性的话语塑造以回应批评为基础。例如，他们会反复强调数据化能够消除而不是增强决策偏见。这样一来，新的技术优势也被打造出来——招聘的数据化不仅提升效率和客观性，更能最大程度地优化职位和求职者之间的匹配。
在技术公司之外，数据化愿景的落地还涉及设计者、政策制定者以及社区成员等多方利益相关者。传感器技术是物联网的基础，不需要网络即可实现对环境的监控（例如用电、用水、温度等），在乡村社区的应用前景广阔。Butkowski 等（2023）的研究表明，向乡村居民解释传感器网络技术的过程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在地性的意义协商过程。
在日常生活视角下，数据化影响下的主体性成为值得关注的议题。Morales和Reilly（2023）的研究发现，拉丁美洲的用户倾向于以服从的姿态面对无处不在且不可见的数据化监视和控制。需要指出的是，理解数据主体应该考虑到复合力量的影响。例如，疫情可能加剧了数据化对个人的控制。与以往研究强调的量化生活的规训力量不同，Özkan（2023）的研究关注到日常生活的数据化的潜功能。土耳其女性用户在使用自我跟踪技术过程中意外意识到自己的家务劳动强度（表现为行走步数、消耗卡路里等），因此在社交媒体中分享了她们的“启示”（revelation）时刻。各种数字展示出家务劳动的辛苦和耗时，揭示出家务劳动的生产性。如此，“量化自我”以不经意的方式呼应了性别劳动分工中的不平等问题。
数据化作为社会过程和个人经验涉及两组关键的矛盾，分别是“自动-人工”和“自然-文化”。算法驱动的数据化过程常常被认为是“自动的”，然而数据的生成和解读仍然依靠人的思维和实践，这给员工躲避组织的量化监控提供了空间。例如，员工可以通过调整自己的行为生成具有误导性的、有所隐瞒和模糊不清的数据（Treem et al.，2023）。数据基础设施运行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也要求人工劳动的介入。例如，传感器技术常被应用到认知症患者的家庭照护之中。在这一场景下，技术维护人员、照料者和被照料者都需要参与到数据缺失和系统崩溃带来的修复工作中。伦理选择内嵌于照料基础设施的运作过程（Hine，Nilforooshan & Barnaghi，2023）。与此相呼应，Hoeyer（2023）的新书揭示了丹麦医疗保健系统中的“数据悖论”：一方面，在技术乐观主义话语中，数据基础设施的应用可以带来更为便利、高效的医疗服务；另一方面，一线工作者很难享受数据化带来的收益。此外，自动化与人工的矛盾也是一个公共性议题。数据化消解了很多对于公众的传统理解。在线上和线下混合的媒介环境中，公众的形成需要特别考虑到用户能动性和数据基础设施可供性的互动（Møller Hartley et al.，2023）。
数据化常常被想象为一种无形且轻巧的过程，以至于被命名为一种“云科技”。然而，这种想象忽视了数据化赖以运行的物质设施及自然条件。对此，新近研究提示我们将数据化理解为具有自然和文化双重属性的技术实践。数据中心作为数据化的基础设施需要在凉爽的环境中运行，因而在日常维护中，工作人员需要极力避免温度过高导致的系统崩溃——他们用工作术语“下行时间”（downtime）来描述这种状况。如此，温度作为一种隐喻，成为自然和文化的界面（Monserrate，2023）。数据化的温度政治还体现在海底数据中心的建设中。海底是天然低温的环境，能够减少数据中心的维护成本，提升生产效率，因而吸引了技术公司前来开发。不过，这对于太平洋岛屿的自然资源以及本地文化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冲击，其中隐含的殖民主义掠夺意识形态值得警惕。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数据化的温度政治中的不平等关系尤其需要介入式的研究（Sutherland & Bopp，2023）。
四、在个体心理学之外理解老年互联网用户
根据PEW（2019）的统计报告，美国老年上网群体的比例从2009年的40%上升到2019年的73%。在这一背景下，老年人的新媒体使用也逐渐成为近年来西方传播学研究的热点话题。整体而言，在传播学视野中，一方面，新近研究仍然延续着对于心理学资源的吸收，继续丰富我们对于老年人网络使用的理解；另一方面，研究者也越来越强调超越个体变量，在关系性视角和整体性视角中更深入地把握老年网络用户的社会需求和使用特征。
首先，新近研究特别重视利用经典心理学理论中的核心变量，扩展我们对于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的理解。例如，Leukel、Schehl和Sugumaran（2023）的研究发现，对行为控制有更强感知的老年人表现出更丰富的数字活动。这一研究借鉴了计划行为理论中的知觉行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概念，既反映了个人内部的驱动力（如技能、知识），也反映了外部的驱动力（如他人的帮助）。除此之外，Grates和Brandt（2023）在研究中聚焦老年人的健康差异及其互联网使用目标。结果显示，健康状况良好的老年人更有可能使用互联网搜索信息、维系社交联系，健康问题此时并非他们的主要关切；健康状况不良的老年人则更有可能使用互联网解决其健康困扰，比如与医生或治疗师进行在线咨询。Zhou、Liao和Kishore（2023）的研究则借助社会情绪选择理论（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发现对于年龄的积极态度会提升老年人在虚拟社区中的信息搜寻频率，对于生活意义的积极态度则会提升老年人在虚拟社区中的信息贡献频率，两者都会提升虚拟社区为老年人带来的满意感。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新近研究越来越强调超越个体心理学视角，从社会关系中理解老年群体的互联网使用。例如，有研究者基于“媒体剧目”这一概念提出了“数字剧目”（digital repertoires），用于描述老年用户如何为数字技术赋予属于他们自己的意义。在这一过程中，暖专家（warm experts）会向老年人分享自己的数字剧目，但这种分享经常忽略老年人独特的个体需求，因此后者往往会采取一种平衡策略，而非全然依赖外界的指导（Hänninen et al.，2023）。这项研究的启发在于，对老年互联网用户的技术支持应当充分考虑到其具体的生活境遇与需求。
遗憾的是，当我们在讨论对老年人的“技术支持”时，既有研究往往泛泛而谈。因此，Geerts等（2023）在研究中具体讨论了老年群体互联网使用中的四种主要需求：他们需要得到具体的使用指导、需要获得足够的使用动机、需要设备技术支持、需要代理使用者帮助或代替他们使用互联网完成某一任务。在技术支持层面，老年群体更加期待身边的亲友可以通过非正式支持满足他们的后三种需求，同时希望通过获得正式的培训满足第一种需求。不过遗憾的是，对于老年人的技术支持与其技术需求经常在实践中出现错位。与之类似，新近研究也讨论了不同类型的机构（如养老院、老年社区中心、成人教育项目等）在提供技术支持时扮演的不同角色（Tirado-Morueta et al.，2023）。这进一步细化了为老年互联网用户提供技术支持的行动路线。
除此之外，对于老年群体互联网使用的新近研究还体现出更为整体性的视角。例如，Dal Cin、Mustafaj和Nielsen（2023）比较了老年群体线上与线下的休闲活动，归纳了三种老年群体：热衷于使用互联网的社交者（Computer Socializers）、热衷于参与线上/线下游戏活动的爱好者（Hobbyists）、热衷于在家中看电视的电视迷（Television Watchers）。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老年群体更可能成为电脑社交者，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收入可以满足更多的设备购置需求。同时，这一发现也暗含着对于数字鸿沟问题的担忧。不过，作者发现，三种休闲者在主观幸福感方面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社交媒体使用导致孤独的研究结论（Kim & Lee，2023）。或许，只有当我们采纳一种去社交媒体中心的研究取向时，才能更好地捕捉生活本身的复杂性，并真正理解“人们通向幸福的道路有很多条”（Dal Cin et al.，2023）。
五、社交媒体中的浪漫关系
浪漫关系（romantic love）伴随现代性进程而诞生，从18世纪开始得到认可，由文学的浪漫叙事进入到个人生活之中。作为亲密关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它在传统意义上通常被视作某种爱、激情与性的混合物。
新冠疫情对浪漫关系的影响在新近研究中得到体现。一方面，疫情原因导致社会流动性的降低，人们更频繁地依靠交友软件维系感情。因此，对于线上浪漫关系的研究再次引发研究者的兴趣。例如，Broeker（2023）发现，交友软件用户常常通过将交流渠道从匿名交友软件转移到WhatsApp等更具私人性的社交媒体平台，来表明彼此的浪漫兴趣和亲密程度，并将此过程称为“过渡仪式”（rituals of transition）。另一方面，社会流动性的降低又导致夫妻线下交往时间增多，也为研究浪漫关系中物理空间的限制与机会这一命题提供了契机。例如，Dorrance-Hall等（2023）借鉴并改进了关系动荡理论（Relational Turbulence Theory），研究了疫情初期伴侣被隔离在家时对于彼此独立空间的需求，以及由此产生的关系动荡。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数字技术的中介重塑了人们对浪漫关系的基本认知与实践，线上和线下浪漫关系的区别成为讨论重点，甚至有部分研究者偏向认为线上浪漫关系会以一种替代性的姿态侵蚀线下关系。不过，当移动媒体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线上与线下的边界也趋于模糊。新近研究更为关注线上和线下交融情境下的亲密关系。Nadel Harony等（2023）通过研究情侣在即时通讯软件上的互动情况来识别他们的关系模式，认为信息数量、信息长度、信息频率和回复时间可以作为衡量二人关系的重要参数；线上和线下的协同沟通还可以缓解冲突。该研究更加建议伴侣使用手机以增强亲密关系，而这一结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Kashian（2023）的支持，后者发现通过采取同步媒体（synchronous media）和模式细分（mode segmentation），伴侣可以更集中地处理冲突，从而更好地管理负面压力的外溢与交叉影响。此外，性格特质和威胁情境也影响了交流方式。例如，具有更高社交焦虑的人在威胁程度更高的情境下（如分手与艰难对话），会更加偏好短信这一具有可编辑性的沟通形式（Chen & Toma，2023）。
浪漫关系长期以来被视作一种私人关系，但在社交媒体时代，当个体的亲密成为他人的消费对象时，私人与公共之间的界限就会受到冲击。此时，亲密关系也随之转化为外密关系（extimacy，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暴露的公共亲密关系）。例如，网友也会被认为是一种亲密公众（intimate publics）（Dobson，Carah & Robards，2018）。例如，Mendelson（2023）分析了“沙发男”（couch guy）视频的病毒式传播的影响。在视频中，女友突然降临男友宿舍并拍摄下男友和其她女生一起坐在沙发上。视频发布后，网友们通过上传原创内容、复制内容、评论与潜水等形式“审判”这段亲密关系，这种审判以牺牲关系中的人的利益为代价，以侵犯他人隐私、设计娱乐叙事的形式，从而对线下的私人关系产生深刻的负面影响。
对于更加职业化的内容创作者或者网红主播而言，私人与公共、线上与线下的边界更加模糊，他们不得不为此展开艰辛的关系劳动（relational labor）。新近研究也集中讨论了这种“非常态”的亲密关系。例如，通过对Patreon这一数字赞助平台的考察，Bonifacio等（2023）发现，创作者与观众之间构建了从交易关系到亲密关系等各种层次的复杂关系。一方面，创作者从关系劳动中获益，获得经济和情感上的双重支持；另一方面，创作者在与观众保持适当的关系边界方面也面临着挑战，尤其是面对那些高付费但滥用权力的观众时，亲密关系在数字赞助模式中的核心作用可能会危及创作者自身，因为他们会觉得有义务为了维持与观众的关系而牺牲自己的安全或诚信。而对于女性秀场主播而言，在不对等的性别权力结构之下，这种关系劳动更加不稳定和难以平衡，并从直播活动渗透进非直播的私人空间内（Ye，Dong & Misha，2023）。女主播们既要在暧昧经济中谋求亲密关系的商品化，获得赖以生存的报酬；同时又必须和观众保持恰当的亲密距离，以避免违反平台规定和社会道德标准。
六、研究方法的创新与多维对话
2023年传播学研究中出现不少对于研究方法的讨论。这一方面根植于传播学这一学科本身长期的方法焦虑，另一方面则面对着新媒体技术带来的数据收集与分析的新挑战。新近研究中既包含对传统研究方法的反思与改造，更体现出明显的对话性。
在量化研究领域，不同研究者对自我汇报（self-report）这一历史悠久的数据收集方式提出质疑。Wu-Ouyang和Chan（2023）发现，被访者往往会在自我汇报时低估自己的手机使用时间，这可能是因为社会规范普遍认为，频繁的手机使用是一种负面行为。Otto（2023）进一步指出，在移动媒体的研究中，用自我汇报衡量媒体接触已经变得非常困难。他提醒研究者重新尝试移动体验抽样方法（mobile 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简称MESM）——简言之，即参与者使用截屏等方式记录自己的手机使用状态，并汇报自己的即时反应。例如，在一项荷兰大学政治广告的研究中，研究者要求参与者截屏记录下自己在手机上每次遇到的政治广告，并实时通过短问卷的方式评估这则信息。Otto（2023）认为MESM可以帮助研究者超越传统自我汇报方法带来的数据偏差，并有助于进行移动媒体使用的历时性研究。
在质化研究领域，基于斯图亚特·霍尔的解码能动性理论，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大量传播学质化研究关注受众（用户）对媒体文本的解释多样性，不过，这些解释的分布与可比较性仍然缺乏系统的处理工具。Boxman-Shabtai（2023）将受众接受和框架分析这两个研究线索加以结合，提出“解释市场”（the marketplace of interpretations）这种混合方法（或者更准确地讲，是一种加入了量化元素的质性方法）。这一方法呼吁研究者使用框架分析的方式首先对用户的解释进行质性分类，再基于赫芬达尔-赫希曼市场集中度指数（HHI）衡量不同解释的市场竞争力，并通过HHI的高低分析意见市场的集中度。最后，研究者把这些意见分布放置到更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进行解释。
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之上，Hampton（2023）还关注到传播学与社会学之间在数字媒体研究领域的割裂。尽管媒体与传播研究在芝加哥学派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美国社会学中的媒体与传播研究却逐渐衰落。与此同时，传播学领域则明显更多拥抱心理学（这体现在传播学对于量化研究方法，尤其是实验方法的热衷）。这样一来，传播学和社会学研究者的理论目标也就出现了分歧：传播学研究者倾向于建构小写的theory（即小t理论），重视阐明变量之间的关系，这使得传播学研究越来越聚焦在狭窄的议题上；相反，社会学研究者更倾向于建构大写的Theory（即大T理论），强调关注特定的社会现象，以及提出更普遍的主张。这样一来，对于很多传播学者而言，社会学研究看起来似乎是无法证伪的，甚至没有构建理论；而对于社会学家来说，传播学研究往往被视为夸大了社会和文化的变化速度。
在学科对话之外，新近研究还特别关注中国与世界的对话。一方面，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全球历史所衍生的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统摄了传播学研究的理论“底色”；另一方面，中国在全球国际秩序中的崛起也激发研究者超越西方参照点，将中国作为方法（China as Method）（Mizoguchi，2016）。不过，新近研究也提醒我们，后者常常遇到的问题，是在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同时，可能建立另一种本质上的中国中心主义（Sinocentrism），这可能会进一步在全球学术视野中将中国黑箱化（blackboxing China）（Chen，Lu & Wu，2023）。因此，研究者应该将中国的不同话语放置在亚洲乃至全球跨境与跨国的文化交往之中（Li，Tsang & Tse，2023）。
更进一步，Zhao和Fang（2023）呼吁研究者反思“以国家为中心”的方法。不论是经济层面平台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还是政治方面日益复杂和紧张的多变关系，抑或公共卫生层面流行病的全球性蔓延，都将全球不同国家、地区曾经隐藏的社会联系摆上了桌面，也为想象中国提供了一个流动的、交叉的新视角。既有基于“中国性”（Chineseness）的实证分析虽然描绘了中国数字空间的特殊结构和用户主体性，但这些研究也可能无意中强化了“中国-世界”的二分法，以至于无法深入探究中国与全球数字空间之间可能的相互作用和渗透。基于对跨国线上游戏工作的调查，他们呼吁研究者关注那些由不同行动者推动的、中国互联网空间的“溢出动态”，以及由此引发的身份、边界和社会关系问题。
七、（后）疫情时代的工作体验
2023年5月5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疫情不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然而，新冠疫情的影响还在延续——例如，新工作模式（远程办公、混合办公等）的普及和常态化（Kniffin et al.，2020）。与以往研究相呼应，新近研究考察了组织场景中数字技术的应用及其对各种交往实践的影响（例如协作、沟通和学习等）。在此基础上，新近研究更为关注新的工作模式带来的体验和困境，对其生发的情境（职业要求、社会身份、权力关系等）较为敏感。Zamani和Spanaki（2023）的研究指出，人们在工作中的“感受”与“执行”同等重要，工作体验研究对于劳动者研究中目前已被较为充分采用的“剥削-反抗”路径是有益的补充。
远程工作场景催生新的人际传播现象。例如，视频会议能让发言者在屏幕中看到自己的形象，这是其区别于面对面会议的关键体验。“自我观看”的情境下，员工（而非老板）可能会更倾向于展示更为积极的对话行为。然而，与此相矛盾的是，他们也会更消极地评价自我和对话结果。技术唤起的自我意识对工作体验的影响体现了权力差异（power differential），处于低位者会更多地实行自我审查和控制（Shin et al.，2023）。此外，远程工作者与同事保持物理距离，这增大了建立工作关系以及知识分享的难度。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社交媒体可以帮助员工了解同事拥有的知识和人际网络，从而建立一种补偿性的关系。
员工的职业主体性体现在他们对新技术的态度和感受中，特别是当这些技术带来“公-私”的矛盾体验时。在疫情最初的过渡时期，员工对于数字监视技术的接受度有所提高，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他们开始对其合理性有所反思。与工作情况无关的、缺乏目标的、手段和目的不一致的监控方式更不被接受。此外，与男性相比，由于女性在工作场所中维护身体权利时面临更大挑战，他们认为对身体数据的监控更令人担忧（Vitak & Zimmer, 2023）。软件公司员工必备的数字日历被默认设置为公开可见，这体现了企业文化对“透明”的推崇。当这种原则被内化，员工会认为对日历进行隐私设置的人在“有意隐瞒”。同时，数字日历实践具有表演性，这导致同辈比较的焦虑和被排斥感（Ciccone，2023）。
远程工作的影响不只局限在工作场所之内。在疫情中，此前依赖面对面交流方式的社区保健工作者需要快速适应远程工作。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积攒了更多技术资本，同时也需要处理模糊化的工作-家庭边界带来的压力。需要指出的是，工作的身体性经常被聚焦“白领”的研究所忽视（Golden，Jorgenson & Williams，2023）。此外，家庭性别分工与远程工作体验相互嵌入，在性别化的工作文化影响下，女性尤其容易受到工作设计的非预期影响。以扁平化、去中心管理为标志的“后官僚制度”在IT行业中开始流行，被认为可以提升员工的积极性和工作效率，然而，强调参与的工作模式依赖物理在场的口头表达，导致电子工作存档的缺失，反过来加强了在场办公的文化。因家庭义务而需要远程办公的女性员工则处于劣势（de Laat，2023a）。远程工作有利于工作和家庭的整合，对于想要兼顾二者的男性来说可能意味着有更多时间投入家庭，对于女性则是更多时间工作。然而这种看似两全其美的模式的最终赢家仍是工作单位——女性在加班，而男性也没有牺牲工作时间投入家务。男性对于家庭时间的感知并不准确，“全能”的负担对于女性来说更为沉重（de Laat，2023b）。
远程工作的常规化是一种趋势，然而这种工作模式高度依赖技术设备，这提示我们关注其中的特权问题。拥有功能完备的移动设备对很多人来说仍是负担，同时，不同境遇下的人们如何面对技术压力也有所差异，因而需要呼吁更具人文关怀的工作制度（Stephens，2023）。
八、公共健康危机中的疫苗犹豫
对疫苗的抵抗几乎与疫苗的发明同时产生，相关争论主要与个体自由、阶级分化、宗教自然等议题有关。“疫苗犹豫”（vaccine hesitancy）这一概念最初在上世纪90年代被提出，自2010年以来，疫苗犹豫现象逐渐被学界关注，这一表述也被专家评论、媒体报道用以解释疫苗接种率低的问题。2019年，世界卫生组织指出疫苗犹豫是在“有可用疫苗的情况下，仍然不愿或拒绝接种疫苗”的行为，并将其列入全球健康十大威胁之一（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9）。在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的背景下，更多传播学学者将研究焦点从疫苗效用转向疫苗犹豫（Ophir et al., 2023）。当前，这一概念主要与影响疫苗接种意愿的因素、疫苗信息传播中的失实信息与阴谋论、鼓励接种的具体实践等话题相勾连。
疫苗犹豫的影响因素是研究的重点之一。研究者聚焦疫苗信息传播过程中的框架设置方式，探讨了信息的不同呈现策略与疫苗犹豫的关系。如Conlin等（2023）考察了双面转化信息和单面宣传信息与减轻新冠肺炎疫苗接种犹豫间的关系。还有研究从说服（persuasion）角度出发，关注个体的情绪动机与自我认知的影响。如Wang（2023）基于健康信念模型（health belief model），发现感知易感性（perceived susceptibility）与感知收益（perceived benefits）影响着中国人的疫苗接种意愿。除量化研究之外，也有部分研究采用质化研究方法，情境化地考察社会规范、文化因素如何影响特定人群的疫苗接种意愿。如Moore等（2023）以增加疫苗接种模型（Increasing Vaccination Model）为理论基础，深度访谈了来自阿肯色州的疫苗犹豫者，并发现社会互动过程中产生的社会规范、人际关系网络是疫苗犹豫者较关注的因素。
失实信息与阴谋论也备受关注。民粹主义被认为是虚假疫苗信息传播的原因之一，在民粹主义的带动下，反疫苗舆论或疫苗阴谋论在社交媒体空间中能够轻易凌驾于科学论点之上。Bradshaw（2023）对推特上倡导疫苗接种标签#DoctorsSpeakUp被反疫苗者劫持的事件展开研究，探索网络空间中科学反公众（Scientific Counterpublics）声音与主流意识形态间的拉扯过程，指出话题标签在聚集个体、促成草根运动的同时，也会带来意见分裂、极化等负面现象。此外，政党的影响在失实信息传播与阴谋论形成过程中也有所体现：有研究证明，带有左翼或右翼政治偏见的社交媒体用户比中立用户更容易使用带有涉及认知的词汇，如“洞察”、“趋势”、“确定性”等，也更容易传播与疫苗相关的错误信息（Yan, 2023）。
也有研究直接关注鼓励疫苗接种的实践方式。有部分研究者聚焦面向公众的沟通与教育活动，开发出针对低识字率患者的教育材料（Pack et al.，2023），或围绕“We Can Do This”公众教育活动进行实验（Denison et al.，2023；Kranzler，2023）。此外，面向社区与家庭内部沟通模式的研究也值得关注，Egbert等（2023）的研究表明，采用对话导向的父母能够接受权威被挑战并对孩子给予尊重，他们往往能获取更多疫苗信息，而更多的信息又会提升他们为儿女接种疫苗的意愿。
总体而言，疫苗犹豫的相关研究本身充满社会关切，所关注的研究对象呈现多元化趋势。一方面，虽然自2010年至今关于疫苗犹豫的研究仍主要落地于美国，但也逐步扩展到非西方语境下不同地域、国家、种族的人群，如拉丁裔、黑人女性、美洲原住民等；另一方面，有研究不仅从公众侧出发，也对往往被默认为“疫苗支持者”的医务工作人员的疫苗犹豫态度有所关注（Darnell et al.，2023）。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对疫苗态度的检验无法避开不同语境下的社会、政治、文化与个体主观因素；同时，现实实践是千变万化的，起初拒绝疫苗但最终接种了疫苗的人群算是疫苗犹豫吗？接种一些疫苗、拒绝另一些疫苗的人群又是否能被涵盖进疫苗犹豫范畴中（Bedford et al.，2018；Dubé et al.，2013）——疫苗犹豫的主观性与复杂性导致其概念界定存在天然的困难，使得相关研究可能存在系统性弊端，即研究者高估了疫苗犹豫在人群中的流行程度；而这种高估又会反过来重塑公共话语，引发更多公众对疫苗的质疑与犹豫（Ophir et al.，2023）。因此，当疫苗犹豫的研究更细化、辐射面更广时，或许学界更需要的是掉过头来回归“疫苗犹豫”本身，重新厘清其具体概念与定义。
九、传播的跨国情境
通讯和交通技术使得信息和人员的全球流动变得更为便利，为理解传播现象增加了“跨国”的尺度。相较于“国际”（international）而言，这一术语强调多元主体参与的多向（multidirectional）的交往活动，其中政府机构“自上而下”的政治影响被淡化。在传播学领域，研究者特别关注媒介技术在跨国文化消费以及日常互动中发挥的作用，并且致力于展示这一过程中技术中介的身份协商和文化价值碰撞。在方法论层面，相当数量的研究展示出对“西方中心”、“白人至上”以及“文化沙文主义”等文化偏见的反思，主张在比较视野和关系取向下开展跨国数字文化研究。当“跨国”愈发成为中国的传播话语和实践关键情境时（Zhao & Fang, 2023），既有研究的思路和方法或许可以为解释相关想象提供灵感。
观看外国电视剧是跨国媒介消费的典型案例。Wagner和Kraidy（2023）的研究解释了土耳其电视剧在拉丁美洲的流行，并指出“文化接近性”的影响需要被放置于社会发展进程、意识形态以及性别权力关系等结构性情境中加以理解。除电视受众分析之外，粉丝实践也是文化研究的经典议题。Bussoletti（2023）对Tumblr平台跨国粉丝社群的研究批判性地反思了作为通用语言的英语所带来的文化偏向及其对粉丝体验的影响。当英语成为粉丝必备的技能，他们的参与实践也呈现出“美国中心”的倾向，例如，以性别身份的流动性为基础的讨论十分常见，这对于一些粉丝而言是相当陌生的话题。
正如Szulc（2023）指出，没有一种文化是“纯粹的”。如今，我们接触的任何文化形式相比以往都更具“跨国”成分。因此，如新书《理解即比较》所呼吁的，对于社交媒体的研究应该以比较为基本方法论（Matassi & Boczkowski，2023）。这意味着情境化地解释文化间的差异性和相似性，并在此基础上关注文化的相互联系中矛盾的、不平等的因素。
当社交平台汇集了世界各国用户上传的海量内容时，其对于跨国文化交流的影响自然也受到广泛关注。一项大型调查研究显示，德国、意大利、日本、韩国和美国的用户对于社交媒体中常见内容体裁（genre）的想象具有相当的共性，而在各国流行的内容则体现出文化差异的影响。此外，具有不同社会身份的用户在提名“厌恶的内容”时持有相似的道德判断（Hallinan et al.，2023a)。每逢新年，不同国家的用户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自己的新年决心，为研究者解释跨国情境和平台文化的互动提供了有趣的案例。基于对推特平台中英语、德语、意大利语、日语和韩语五种语言发布的新年决心的语义网络和内容分析，研究指出，“东方-西方”对立的文化价值取向不能恰切地概括这项社交媒体仪式体现出的跨国差异，不同国家的社会经济形势（表现为社会性焦虑）可能提供更为合理的解释。同时，平台文化推崇的自我表达、独特性和反叛精神也体现在新年决心的相似性中（Hallinan et al.，2023b）。
人员的跨国流动中也有很多值得关注的传播现象。正如Leurs（2023：6）在新书《数字移民》中指出的，“移民不存在于技术发展之外，技术的发展也不存在于移民的社会文化和政治领域之外”。跨国家庭的信息传播技术（ICT）使用是经典议题。Toumi（2023）对突尼斯跨国家庭的研究指出，跨国沟通需要是ICT采纳的关键因素。视频通话软件打造了一种跨国家庭空间，其中技术使用和文化价值相互塑造。一方面，诸如烹饪和婚礼这样的家庭活动增添了虚拟的时空层次；另一方面，视频通话也被嵌入家庭传统和生活习惯中。在提供“缺席的在场”的基础上，智能手机还帮助在国外打工的母亲将日常琐事整合成家庭叙事，这些叙事将亲子分离状态下的母职合理化，加强了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结（Waruwu，2023）。
ICT之于跨国体验的重要性在流动受阻的情况下格外凸显。研究者不约而同地注意到国际局势给留学生群体的跨国体验带来的影响。Badiei和Popkova（2023）的研究关注在美伊朗留学生在面临旅行禁令时的跨国家庭沟通，为复媒体研究增添了新的场景。此外，新冠疫情这样的国际公共危机以制造阻碍的方式深刻影响了中国留学生的跨国体验。研究者关注到，疫情期间抖音平台中出现了大量以“留学生回国”为主题的短视频，这为研究跨国情境中移动媒介的情感可供性提供了案例。具体而言，留学生社群表达了恐惧、骄傲、感激、愧疚、联结等复杂的情感，见证了重大公共卫生危机的社会影响，也引发了公众的同情（He & Zhang，2023）。
十、新兴技术的伦理协商
近年来，以人工智能、人脸识别与合成生物学（synthetic biology）为代表的新兴技术趋热，科技创新的社会效益与应用风险也更直观地进入公众视野。在新近研究中，以规范和约束为核心的“技术伦理”成为科技传播领域的热点议题。其中，技术工作者、专家、公众等行动主体对于新兴技术伦理的异质性理解和沟通方式差异受到研究者的集中关注。
在技术发展与应用的伦理风险方面，尽管工业界是最接近“技术黑箱”与科技企业文化的主体，但他们的声音往往并未被学界充分关注（Di，2023）。其中，针对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的明确性、透明性和隐私问题，Shklovski和Nemethy（2023）发现AI算法工程师普遍意识到伦理框架的不确定性与不完整性，他们希望通过明确责任边界、容许质疑空间等方式生成确定性节点，由此建构出一套可执行的AI管理框架。
与此同时，研究者进一步关注科技工作者之间的文化差异和身份两难问题。Di（2023）比较了中美科技工作者对大数据伦理的认知，结果表明，尽管大数据在不同程度上加大了个体隐私风险和数据监管难度，但科技工作者们均对大数据的应用前景保持乐观。不过，他们对大数据“赋权”作用的理解完全不同：中国科技工作者认为大数据有助于增强边缘群体可见性，从而减少贫困和收入不平等问题；美国科技工作者则对大数据加剧性别和种族不平等的风险表示担忧。公民与专业人士的双重身份，使科技工作者的伦理认知呈现出复杂、矛盾的面向。
专家是科学权威的象征，他们的技术风险感知（Wirz et al.，2023）和社会沟通意愿（Fuchs Bauer & Bogner，2023）对技术发展和公众伦理认知的复杂影响受到关注。Wirz等（2023）检验了合成生物学专家对公众参与知识传播的态度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对合成生物学的风险感知更清晰、更认可公众参与价值的专家，也会更倾向于认为现有科技制度亟待调整。不过，即便专家参与到知识传播之中，也往往会发现，自己和公众对于技术的理解未必相同。有研究发现，基因驱动技术的多重定义体现出专家与公众对其伦理风险的不同认知：专家最青睐的定义拥有最低的支持率（Hartley et al.，2023）。
公众是新兴技术的主要使用者，理解他们的伦理认知与风险沟通方式是传播新技术的关键。首先，公众并非态度一致的统一体，Halstead等（2023）通过对支持或反对基因编辑的公众进行潜在类别分析，发现“支持”和“反对”群体中还存在异质性的态度细分群体，如忠实的未来主义者（committed futurist）、谨慎的实用主义者（cautious pragmatist）和彻底的反对者（outright opposer）等（Halstead Boehnke & Lewis，2023）。其次，公众对新兴技术的伦理风险感知受到文化语境、技术应用、意识形态等多重因素影响。Middelveld等（2023）发现荷兰人以追求完美、寻求中庸之道和支持以治理等认知框架想象动物基因编辑技术的社会影响，而这些框架与荷兰文化的特殊性（例如优生学叙事与高政府信任度）密切相关（Middelveld，Macnaghten & Meijboom，2023）。Monteiro（2023）以社交媒体上的面部技术应用（如颜值评分、虚拟妆造、仿生滤镜）为例，指出人脸识别技术对网络人际交互产生中介作用，间接提高了用户个体对面部识别和监管系统的接受程度，但也加深了以种族歧视为代表的社会不平等观念。Peng（2023）则探究个体的意识形态倾向如何影响其对人脸识别的接受程度。结果表明，持右翼威权主义立场的公众更接受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自由主义者则更反对该技术，具有社会支配倾向（social dominance orientation）的公众在了解人脸识别算法偏见的前提下依然支持其推广应用。
在主流人群之外，研究者还将社会边缘群体对特殊技术的伦理认知纳入考察范畴。例如，Sample等（2023）发现有关“残障人士拒绝使用脑机接口”的信息会增加对他们的污名，而对脑机接口故障可能性的风险感知能够部分减少污名。因此，对新兴辅助技术的推广应当避免体能歧视论，以及夸大其效果的不实描述（Sample et al.，2023）。一项关于带铜宫内节育器的研究指出，由于缺乏专业知识，一些女性误以为该技术具有广泛的副作用，因此，她们更倾向于求助于科学性较弱的信息源。而将她们的观点等同于“非科学”的做法潜在加剧了科学权威与公众知识生产的对立，不利于新兴技术的社会协商（Gunnarsson & Wemrell，2023）。
小结
基于对2023年西方传播学研究的梳理，本报告尝试从以下三个维度梳理其中的启发性趋势：
第一，回顾近三年研究者关注的领域和话题，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延续而非断裂性。政治传播、平台研究、新兴技术、数字不平等这四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在近三年的西方传播学研究中都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其中，政治传播特别强调信息接触、极化、假新闻、党派立场等核心概念；平台研究特别强调算法控制与平台劳动；新兴技术特别强调不同行动者对技术的社会想象与建构；数字不平等则特别强调对于各类边缘群体日常生活的深入描绘。这大致构成了西方传播学研究近年来的基本面貌。
第二，大量研究呈现出现象和问题导向，重视对情境的描述，并从中提取新的概念或研究视角，相较之下，近年来的传播学研究并未在理论层面取得太多突破性的成果。“问题导向”意味着研究者更希望与现实世界产生对话，并提供相应的实践价值。例如，新冠疫情作为过去三年重要的社会“底色”，在很大程度上引导着研究者的学术视野，这也解释了健康传播、组织传播等研究领域对健康管理和远程技术的关注。此外，元宇宙、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技术浪潮下，新兴技术日益成为融入普通人日常生活的重要话题，伴随这一趋势，新兴技术相关话题也在传播学研究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第三，值得注意的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系统地反思传播学经典研究方法，尤其是传统方法与崭新现象之间的适配。例如，在信息接触相关研究中，多位研究者超越“自我汇报”，尝试新的数据收集方式；在传播学的“跨国”研究中，研究者展示出超越西方中心的、更明显的比较视野和关系取向。在具体的研究策略上，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强调大数据与小数据的对话、定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的对话，乃至传播学与其他学科的对话，并在这些对话中发展出新的方法策略。
（董晨宇 许莹琪 丁依然 余婉遥 林琦桁 陈芊卉 汪瀚：《2023年西方传播学研究年度报告》，2024年第1期，微信发布系节选，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原文）
转自：“再建巴别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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