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国际新闻界 ，作者杜莉华 吴世文
摘要
在连接逻辑主导的互联网发展史中，失联是另类的互联网实践，长期以来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关注主动网络失联的历史过程，将我国的主动网络失联分为局部连接阶段（1994-2006）、普遍连接阶段（2007-2013）和泛连接阶段（2013至今）三个阶段。在主动网络失联的演变中，浮现了个人信息权和失联权两个争议焦点，个人信息权的争论随着连接阶段的发展而变化，而失联权的确立面临与“忙碌即成功”的组织文化的冲突，以及重新界定“工作－生活”边界的挑战。有关主动网络失联的争论围绕着其能否成为一种社会机制而进行，而网民开展情境化失联的生活减速探索，“游走”于连接和失联的状态之中。透过历史分析可见，主动网络失联有成为生活方式的趋势，但作为一种社会机制还存在诸多问题。
作者简介
杜莉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吴世文，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
本成果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项目编号：22JJD860008）资助。
在社交媒体时代，退出社交媒体、关闭微信朋友圈、关机24小时、夜晚入睡前强制不看手机等主动网络失联现象越来越多地成为网民的诉求和实践。不同于数字鸿沟中的被动失联，这些网络失联是主动的。主动失联是指人们“有意地、显著地限制媒介使用”（Woodstock，2014），或回避特定的媒介内容，或避开使用特定的媒介平台。网络失联是连接的对立面，但它是连接的产物。随着越来越多的网民尝试主动失联，网络失联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甚至论者认为它是媒介化时代的一种时代精神（Woodstock，2014）。本文在既有研究关注主动网络失联的策略、社会文化意义（Brubaker，Ananny & Crawford，2016；Foot，2014；Huang & Miao，2021）等问题的基础上，关注主动网络失联何以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其历史过程为何？在主动网络失联实践中，涌现了何种争论和悖论？本文通过阐释这些问题，以期为理解主动网络失联及其实践提供新的思考。
一
网络失联在学术话语中的呈现及其论争
网络失联研究并不是一个新的话题。学界对网络失联的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彼时探讨的是数字鸿沟框架下信息技术“不使用”这一被动失联问题（Selwyn，2003）。后来，研究者转而关注主动网络失联问题，追问“何为主动网络失联”“主动网络失联何以可能”（Bucher，2020）“主动网络失联的变革潜力何以实现”（Hesselberth，2018；Natale & Treré，2020）“主动网络失联研究何以超越媒介研究”（Moe & Madsen，2021）等问题，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脉络，激发了主动网络失联研究的论争。
（一）从被动失联研究到主动失联研究
主动网络失联研究的第一个争论点是“何为主动网络失联”。主动网络失联在英语世界常表述为“digital disconnection”，可译为数字失联、数字断连，去/反数字连接等。在不同的社会议程和社会问题中，主动网络失联的定义有异（Moe & Madsen，2021）。“disconnection”既可以是表示去/反连接或是从连接中喘息片刻的动词，也可以表征一种身居其间的状态（Light，2014：150），而“断连”难以描述作为长时段日常生活状态的失联现象。广义的“disconnection”包含主动断连和被动断连，常常并不严格区分二者，也不关心二者之间的关系。本文选择使用主动网络失联的表述，既指涉断连的状态，又指向失联的实践及其转换。
从类型上看，网络失联可以分为物质型失联（缺乏接口、设施、财力）和认知型失联（技术恐惧、延迟接受）两种（Hesselberth，2018）。早期研究多聚焦被动失联成分居多的物质型失联。随着技术进步和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完善，物质型失联逐渐减少，而自愿的技术不使用现象增多并引发关注。Wyatt、Thomas和Terranova（2002：36）按照不使用的原因，将“不使用者”划分为四类：抵制者（resister）、拒绝者（rejector）、被排斥者（the excluded）和被开除者（the expelled），强调了自愿不使用者的存在。矛盾的是，他们既肯定主动失联的意义，又提出互联网运营商必须承认和争取这些不使用者。早期的不少研究者倾向于认为技术不使用者是总体社会的剩余类目，不使用技术是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例如，Hargittai（2004）站在推广互联网产品/服务以及优化政策的立场，将失联者视为需要改造的对象。
不过，随着主动的认知型网络失联增多，研究者开始发掘人们主动网络失联的正当需求，肯定主动失联行为的意义（本文主要讨论主动网络失联，为行文方便，仅在各级标题中写明“主动网络失联”，后文表述的网络失联，如无特别说明，均指的是“主动网络失联”）。例如，Huang和Miao（2021）通过访谈发现，网络失联是网民对科技生活的调试，是希望重获对生活的控制权。Woodstock（2014）指出媒介抵制行为之于个人生活的意义，例如坚守公私生活边界等。以上研究肯定了网络失联作为管理和控制媒介使用的手段的积极意义，给网络失联行为赋予了意义。
（二）连接性文化主导的主动网络失联研究
网络失联研究的第二个争论点围绕“网络失联何以可能”展开，聚焦两大问题：在连接性文化的背景下，连接和失联的边界何在？如何思考网络失联行动者的能动性？
随着平台社会的演进，网络连接和失联的界限逐渐消弭。何塞·范·迪克（José van Dijck）提出，当今社会正在形成“连接文化”（culture of connectivity），个人的视角、表达与经历，都逐渐被社交媒体所中介（van Dijck，2011）。连接文化催生特定的技术环境（Hesselberth，2018），具体表现为网民处于人-数码物深度缠绕的状态中（Kuntsman & Miyake，2019）。连接性不仅关乎网民之间的网络，也关乎未接入网络者“被动地”由“联系人”接入网络的状况（Treré，Natale，Keightley & Punathambekar，2020）。从网民的使用状况看，网络失联和连接的时间界限已不甚分明，大部分网络失联者践行的是“可选择的和可逆的”网络失联（Brubaker，Ananny & Crawford，2016）。这意味着，网络失联实践具有时间维度上的不定向性。因而，连接和失联的边界何在，是一个新的问题。
在连接文化的背景下，网络失联行动者的能动性激起争论。争论围绕着网络失联的实际效力和网络失联中的连接问题展开，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观点对连接持悲观态度，认为在连接文化的主导下，个人的网络失联实践有可能陷入“数字性循环”“数字解决主义”或“选择的幻象”之中，无法体现人类在数字不参与过程中的能动性选择（Kuntsman & Miyake，2019）。第二种观点从可见性的角度承认网络行动主义的合理性和实际效力。论者将可见性视为行动主义的最终目的而非手段，跳脱“通过何种实际行动才能达成网络失联”的发问方式，Jiménez Martínez和Edwards（2022）为有关失联者的能动性的争论提供新思路。第三种观点承认与-在（being-with）的共生前提，侧重探索失联者的能动性。Bucher（2020）从机器学习算法的角度出发，认为数据化（datafication）的逻辑和预测分析使得网络失联愈发困难。因为在算法社会中，网民之间具有不可避免地与-在关系。由此，上述研究将网络失联视为多元共在行为，承认网络失联者的能动性。
（三）主动网络失联的社会批判功能
与上述关注“网络失联何以可能”的脉络不同，行动主义立场的研究者关注“网络失联的变革潜力何以实现”的问题。在此脉络下，对网络失联的争论在于其是否应当承担社会批判的功能。具体而言，有论者认为将网络失联等同于不参与行为的号召，是一种逃避主义（Natale & Treré，2020）。论者从不同角度论述网络失联的变革潜力。在政治传播领域，在社交媒体上取消好友是一种平台型失联，通过内容过滤和社交排斥的机制可以形成个人公共空间（John & Gal，2018；John & Agbarya，2021），最终促使政治表达（Zhu & Skoric，2022）。上述研究持有网络失联应当承担行动主义功用的认识论。不过，Syvertsen（2022）对作为行动主义的网络失联的社会批判功能持不同看法，他认为如今行动主义的门槛颇高，实际上存在一些非常松散的，较少以批判为目的，而以坚持某些生活方式为形式的行动主义。例如，“数字脱毒”行动的部分组织者反对“行动主义者”的标签，认为其行动只是一种“潮流”（trend）而非“运动”（movement）。
针对网络失联应当增强社会批判功能，还是不必承担社会批判责任的争论，相关研究的关键分歧在于责任归属问题。“由谁来负责”是涉及公共事务时的常见疑问，组织和个人位于责任承担的两端（Raitakari，Juhila & Räsänen，2019）。不过，随着网络失联越来越被自律（self-regulation）话语所包裹，随之而至的是个人责任化（individual responsibilization）的话语，个人需要承担连接的风险和压力（Syvertsen & Enli，2020）。例如，Moe和Madsen（2021）通过研究发现，在网络失联话语中，以健康、提高个人生产力和保护环境为目的的叙事均存在个人责任化的倾向。具体而言，在工作领域，组织需要个人找到最合适的时间处理方式。
（四）社会文化视角下的主动网络失联研究
第四种争论关注“网络失联研究何以超越媒介研究”的问题，将网络失联研究上升到更为广泛的社会文化研究的范畴。Moe和Madsen（2021）提出，在日常生活媒介化（mediatization）的今天，网络连接和网络失联已经成为小到和个人身心健康相关，大到和人类社会事务相关的问题，因而不应仅仅从媒介研究的视角去研究网络失联，而应从社会文化层面关注网络失联，厘清网络失联的社会历史发展。
部分研究关注网络失联的话语以及话语的生成背景。Portwood-Stacer（2012a，2012b，2012c，2013）认为围绕着媒介拒绝（media refusal）有三种话语：过度连接的病理化话语、宗教隐喻的禁欲主义话语和阶级区分的审美品味话语。Kuntsman和Miyake（2015）发现数字脱离（digital disengagement）的网络话语中呈现对政府/公司监控隐私的担忧、对个人社会联结的侵蚀等6个主题。Syvertsen（2017：11-12）发现，在媒介抵制（media resistance）的历时性发展中，多次循环出现六种关切：道德、文化、启蒙、民主、社区、健康。Foot（2014）关注美国自2009年左右兴起的媒介抵制（media pushback）思潮，使用话语分析方法发掘媒介抵制的主导领域以及其话语变迁历程。
不过，对社会文化研究框架下的失联话语研究不乏批判之声。认同行动主义的论者认为失联话语的研究将网络失联视为一种对真实性的追寻、自律行为以及私人化正念技术，忽视了网络失联的变革潜力（Natale & Treré，2020）。亦有学者不满足于网络失联话语研究的呈现和解释功能，进一步提问：网络失联之后呢？如果连接将个人的注意力从原本的“真实”中剥离，那么人们应聚焦何种真实？黄典林等（2022）从“去本质主义”的角度给出解答，认为不必持有本质主义的本真性的观念，亦不必止步于“真实性是网络失联的动机之一”的回答，从而将回归“本真”媒介过程中遇到的结构性困境认为是自我重建过程中的挫败，而应当关注网络失联的实践在动态变化的自我空间中的功能。
上述有关网络失联研究的争论，是论者从多种视角切入探究网络失联的结果，也体现了网络失联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二
主动网络失联在我国的演变
随着网络失联现象增多，网络失联被划分为多种类型，Light（2014：151）依据个人与SNS内部、SNS之间、SNS和物理空间之间断连，划分了四种失联（disconnection）类型：个人与SNS断连、在特定的SNS内部切断连接、在不同的连接（网站、应用或SNS）之间失联，以及在SNS和物理空间之间断连。本文引用Light的定义，关注日常生活中主动地、显著地限制互联网使用的行为，将网络失联分为弃用（彻底放弃网络连接）、平台型失联（不用或限制使用某平台）、功能型失联和数据型失联四种，后三者表现为部分的失联。Kuntsman和Miyake（2019）认为，彻底的和极端的网络失联非常少见，本文认同这样的判断。具体而言，功能型失联指的是用户限制使用平台的部分功能，例如设置朋友圈仅三天可见、控制社交媒体的发布频率等（朱丽丽，李慕琰，2017）。数据型失联是指用户出于保护个人隐私的目的，在社交平台上消除账号或避免在数据库中留下个人数字踪迹（Bucher，2020）。典型行为包括删除和数据混淆（Pawlick & Zhu，2021：45-46）。本文结合网络连接在我国的演进阶段，依据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程度和网络失联的阶段性特点，将我国的网络失联划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一）局部连接阶段（1994-2006年）：作为对昂贵网络资费的回应和基础设施故障的反思
1994年4月20日，我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此后中国的网络内容建设与网站基础设施快速发展，至2006年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为网络连接创造了条件。相较于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发展和网民数量大幅增长的下一个阶段，本阶段可称为“局部连接阶段”，即部分人、部分组织接入了互联网，互联网中可连接的内容或应用亦较少。此阶段的网络失联大多源于资费问题，包括抵制网络资费高的罢网运动等。在该阶段，网络失联零散地出现，并逐渐引起关注，刺激网民去反思连接的问题。
1.出于网络资费考虑
1994至1996年间，我国互联网的主干网逐步建设。早期ISP的代表瀛海威，于1996年开始大范围提供网络服务。当时的用户主要是男性，拥有高学历和理工科教育背景，虽然70%的用户每月支出10-150元的网费，价格较高，但79%的用户认为这项支出在可负担范围之内（卜卫，1997）。
1996至2000年，网络“硬件”进一步发展。截至2000年，公用信息网络已覆盖全国2000多个城市及发达地区的乡镇，电话网通达的地区基本可拨号上网（任建民，罗华，1999）。网民规模在这一阶段持续扩大，在1999年达至890万（CNNIC，2000）。网络资费是一笔较大的开支，且在1998年有61.2%的网民认为网络资费高（CNNIC，1998）。这一比例远远高于1997年的36.2%（CNNIC，1997），并在1998年底上升至74%（CNNIC，1999a）。根据当时的资费标准，一位拨号上网的用户每天上网一小时，每月的网络资费高达400元。于是，多起罢网运动出现。
1999年1月1日，中国网民发起第一次罢网活动。南京大学经济系96级学生黄振强在网上发布《罢网活动倡议书》和《反对电信垄断告全国人民书》，表示昂贵的上网费用使得上网成为“贵族运动”（夏爱茗，1998）。随后1月10日、1月17日又发生两次罢网事件（未名论坛，2000）。经过此次斗争，1999年4月，中国电信下调网费。按照新的资费标准，用户上网费用可减少近一半。这使得在随后的调查中，认为网费太贵的网民比例降到了36.8%（CNNIC，1999b），用户对网费的不满暂告一段落。罢网运动是网络失联在我国互联网发展早期的表现，主要受到网费的影响。后来随着技术的更迭以及宽带上网的资费降低，出于节省网费的网络失联逐渐减少。
2.受到网络基础设施破坏的刺激
早期的网络失联，还体现为对网络基础设施瘫痪后的反思。2005年，国内接连发生了三起大规模的断网事件。“4·11”全国性断网事件，波及北京、广东、上海、浙江等10余个省份，涉及中国电信、网通、联通等运营商（周净，2005），尽管出现故障的时间不长，但因是群发性故障，并且出现在晚十点上网高峰期，因而引发广泛关注（新闻晨报，2005）。这次事件普及了“断网”的意义。作为一种反思性行为，当时有一种声音提出，在网络时代需要断网让身体“休憩片刻”，呼吁大家尝试“断两个小时网络”（燕舞，2005）。
断网现象的出现，引起网民的投诉和社会的反思。在2005年“五一”期间的消费者投诉中，互联网服务的投诉次数最多，主要针对断网频繁和上网速度慢（徐瑞哲，周曙光，2005）。不过，因为彼时网络刚刚在人们的工作生活中发挥作用，这种反思并没有激起多少水花。新浪网于2006年12月28日就本次断网展开调查，接近六成（59.42%）的受访者表示断网严重影响了生活（陈亮，巫伟，2007）。但在《新京报》所做的名为《断网之后》的报道中，有网友表示开始享受断网的日子，退回到没有中介沟通的“通讯全靠吼”的时代（徐春柳，白杰戈，刘伟，2006）。
（二）普遍连接阶段（2007-2013）：社会实验与隐私保护
2007年是我国网民数量快速增长（突破2亿）的节点（吴世文，章姚莉，2019），一年后我国网民数更是跃居世界第一。网民的快速增长扩展了连接的节点，连接的密度和频度随之增大，连接的力量也同频增强。从互联网产业发展角度看，网络连接的重心逐渐从内容转移至人（彭兰，2007）。此时，网费已不再是阻碍上网的因素，2007年末每户月均网费已降至74.9元（CNNIC，2008），互联网从精英使用向大众普及，我国互联网进入了普遍连接的阶段。此阶段的网络失联呈现两个特征：一是失联者逐渐多元化，二是出于保护隐私的失联实践增多。
1.主动网络失联以社会实验的方式出现
2007年末，“拒电族”在城市出现。他们主张“拔掉网线，封存电脑”，在休闲时挣脱电子产品的束缚，“完全将工作的事情抛在一边”从而“掌握使用工具的主动权”（高启，2007）。这是网络失联在该阶段新的表现。2009年，“拒电族”由零散的个人行为演变为集体行动。当年11月，“魔时网”联合十几家网站发起NOCOMPUTER63HOURS（NC63）活动，倡议白领人群从周五下午六点到周一早上九点之间尽量不用电脑。此后，围绕NC63的宣传活动不断。例如，北京的十几名网友在三里屯“寻找”周末使用电脑者发放“罚单”（董正，2009）。这些网络失联行动不仅是为应对电子产品对休闲生活的入侵，也是为了划清工作-生活的边界。
从目前收集的资料看，进入2010年，网络失联者逐渐多元化，由白领群体向大学生群体以及自由职业者等扩散。2011年，温州大学开展首个“零网络日”，引导大学生中长期待在宿舍的“窗口人”进行为期一天的断网活动（项丹妮，傅曼溶，管玲琳，2011）。此后类似的活动作为一种社会实验不断出现。这种失联实验被誉为“有节制的数字生活”，一些网络名人纷纷加入网络失联实验。
这一阶段的网络失联以社会实验为特征，与微博、微信创造的广泛、密集、伴随的网络连接密切相关，个人或群体在此背景下尝试主动失联以回归日常生活。失联者的多元化与互联网的扩散路径一致。早期网民以“白领”居多，以CNNIC2009年6月的调查为例，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者、企业公司管理者及职员、专业技术人员的总和超过34%，大于学生群体的占比（31.7%）（CNNIC，2009b）。但2010年后，职业为自由职业者/个体户的网民数量增多，从2009年12月的13%增长至2010年6月的16.7%（CNNIC，2010）。这能够说明网络失联者中自由职业者增多的趋势。不过，上述几种网民的失联目的稍有区分，白领主要为防止网络工作对于日常休闲生活的入侵，而自由职业者和大学生群体则为了防止线上休闲对于工作/线下休闲生活的入侵。
2.出于隐私保护开展主动网络失联
随着Web2.0阶段个体在网上留存的信息增多，网络隐私越来越引人关注。在该阶段，与网络隐私有关的网络事件（如姜岩事件、“艳照门”事件、“3Q大战”）催生了新形态的网络失联。
分析三起网络事件，2007年底的姜岩事件，让人肉搜索的威力和危害进入了公众视野。2008年1至2月发生的“艳照门”事件，引发公众对网络隐私保护问题的大讨论（CNNIC，2009a）。2010年的“3Q大战”，不仅引发用户关注数据隐私问题，而且刺激一些用户采取了抗争互联网应用涉嫌侵犯隐私的行为。透过这些事件，网民意识到个人数据的重要性，开始采用包含数据型失联的保护策略。部分网民关注自己在论坛上发布的涉及自身信息的帖子，私下联系版主删帖（梅智敏，2008）。在这一过程中，网民期待改变自己在互联网中被动生存的境况，掌握自己的网络隐私。
（三）泛连接阶段（2013至今）
随着3G的推广与采纳，2012年起，手机（72.2%）首度超过电脑，成为我国网民第一大上网终端（CNNIC，2012）。与手机上网相呼应，微信等移动应用快速发展，2013年1月，微信用户数突破3亿，成为全球下载量和用户量最多的通信软件（严冰，黄达，钟奕然，2013）。推动互联网中介的社会连接进入泛连接阶段。与普遍连接阶段重视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不同，泛连接阶段实现了从语音、文字连接到数据连接的“进化”，并且网络连接具备移动性。同时，“基于社区的连通性”（connectedness）和“被商业化的连接性”（connectivity）二者之间的张力凸显（范·迪克，2013/2021：176），网络连接的商业色彩加重，而网络失联则在连接文化和商业文化逻辑下呈现另一番消费景观。
1.被消费的主动网络失联实验
随着泛连接的演进，网络连接成为常态。较为完全的弃用和平台型失联逐渐减少，功能型失联和数据型失联逐渐增多。不过，网络失联实验在这一阶段增多，短暂的弃用和平台型失联反倒成为失联实验的主题。例如，2016年底，腾讯研究院招募被试进行了为期15天的社交网络斋戒实验，参与者纷纷关闭朋友圈、不看公众号，提醒微信好友“重要的事情打电话”。不过与实验初衷相悖，没有人能够完全禁绝微信社交（腾讯研究院，2017）。而在1999年，靠网络生存是一场“先锋社会实验”。总体社会对连接与失联的需求的演变，由此可见一斑。
同时，一些商家敏锐地捕捉到了用户的这些需求，将网络失联作为一种营销手段使用。例如，2013年8月，重庆酉阳桃花源景区招募10名“手机控”选手参加断网挑战，挑战在景区内度过为期10天的断网生活（王梓涵，2013）。虽然打着回归日常生活的旗号，但暗含着“世外桃源”的隐喻，也折射着这些网络失联的乌托邦性质。
2.主动网络失联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经过诸多社会实验的启蒙以及商业手段的助推，网络失联继续演进。2017年，“数字极简主义”的理念与口号被介绍到国内。它主张个人重新审视自己的电子所有物，定义“可有可无”的科技内容或设备，从而进行“数字断舍离”（紐波特，2019/2019：115-119）。2019年，豆瓣“数字极简主义者”小组成立（芳洲，2019a），汇聚了一万多名想要“合理使用一切科技”（芳洲，2019b）的网友。紧接着，“控网聚集地”“反技术依赖小组”等与网络失联相关的豆瓣小组出现，“数字排毒计划”（Galer，2017）、“禅修修学营”（西善阁，2021）等线下活动引起广泛关注。
数字极简主义从范围上讲包括前述四种失联的类型，不过其基本理念较为温和，提倡重新审视数字设备，割舍不必要的功能，而弃用较为少见。功能失联或数据失联是众多用户都会采取的行为，它们是网络失联生活化和大众化的体现，有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趋势。
总之，网络失联在三个阶段呈现不同的特征，与网络连接形成映照，折射着中国互联网的演变。值得注意的是，网络失联在各个阶段并非相互迭代，而是呈现共现关系。网络失联实践的变迁，既表征着连接文化的合法性，又反映着“网络失联何以可能”的实践困境。随着我国的网络连接从局部连接到普遍连接，再到泛连接演变，连接逐渐具备Mejias（2013：9-10）指出的节点中心主义特征，即网络已经从一种社会的技术模板成为一种认识论，所有非节点的事物都被排除在可认知的范围之外。作为连接的反面，网络失联也面临着节点中心主义的窘境，即网络失联实践只有通过“网络连接”才能进入公共视野。网络失联以连接的形式呈现，是失联对于连接的妥协，也是网络失联实践的可见性策略。
网络失联实践的演变，反映了“自律社会”（Syvertsen & Enli，2020）逐渐加深的问题，即网络失联何以实现社会变革的问题。我国网络失联的社会实验，经历了从集体负责制到个人负责的转变。例如2010年左右出现了学校组织大学生进行网络失联的社会实验，但随着自律社会的演进，网络失联成为个人需要“修炼”的功课。
三
中外主动网络失联的典型实践及其
可能的未来
网络失联在国内外的实践中面临诸多困惑，激起了不少论争，主要围绕着个人信息权和失联权而展开。
（一）主动网络失联是践行个人信息权的体现
网络失联涉及用户对自身的数据与信息的控制权，即个人信息权问题。个人信息权指的是“个人对于自身信息资料的控制权”（王利明，2013）。在我国，个人信息权的争论贯穿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包含了删除权和知情权等诸多方面的争议。
在普遍连接阶段，随着人肉搜索等侵犯个人隐私的现象出现并增多，用户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和隐私的意识增强，也有意识地采取网络失联行为。不过，寻求个人网络信息“失联”的实践是复杂而漫长的。在“铜须门”事件中，尽管当事人后来声明此事“莫须有”，而且人肉搜索严重影响到个人生活（北方网，2006），但最终不了了之。在姜岩事件中，其丈夫王菲后来起诉制作“从24楼跳下自杀的MM最后的BLOG日记”专题网页的大旗网并胜诉，案件的主审法官认为“道德瑕疵不能成为侵犯隐私权的抗辩理由”（徐娟，胡昌明，2009）。这是争取个人网络信息失联的一次胜利。
在泛连接阶段，网络数据的商业化进程加快，对个人网络隐私保护提出了新的挑战（陈堂发，2018：22）。2013年，央视3·15晚会披露，第三方数字广告公司通过自行研发的浏览器插件或向商业网站购买带有广告的内嵌代码等收集用户的cookie（第一财经日报，2013），监测追踪网民的个人信息及上网内容，从而精准投放广告（央视网，2013）。消息一出，引起广泛关注。两个月后，南京市网民朱烨因在百度搜索“隆胸”等关键词后能在其他特定网站看到精准推送的相关广告，而起诉百度公司侵犯个人隐私权。该案被称为“我国cookie隐私第一案”。这场风波引起两种论争：网民关注的重点是不经许可“窃取”个人信息并推送广告（李晶，2013），但有互联网商业公司的从业者认为“互联网的发展，正是以牺牲所谓的隐私来换取个性化和精准化的体验”（第一财经日报，2013）。数据失联的争论与冲突由此可见一斑。
这些论争的背后，实际是平台和个人的权力不对等的问题。平台时常打着“更好的连接”的幌子，过度侵占用户隐私，抑或“垄断”用户注意力（徐偲骕，张岩松，2019）。个人维权常常面临着“维权渠道窄、成本高、处罚侵权力度不够”等问题（白阳，颜之宏，刘硕，2021），这导致争取权益的个体在“个人vs.平台”的境况下，容易产生倦怠心态和行为，放弃维权。为缓解这个问题，我国在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引入了公益诉讼制度，并且确立了“过错推定责任”，希望破解个人维权面临的“势单力孤”的难题（潘永建，杨迅，朱晓阳，邓梓珊，杨坚琪，胡鑫超，2021）。2021年出台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确立“告知－同意”为核心原则。不过，“告知－同意”原则如何落地生效，还存在不少争议（韩旭至，2021）。
在数据商业化的环境下，每个人都处于一种普遍的监视和数据提炼环境当中（Brunton & Nissenbaum，2015：67），个人信息既敏感又脆弱。从上述论争可见，践行个人信息权是网民、制度、技术以及网络文化之间协作与调试的结果。网络失联如何与连接平衡，从而实现利益多方的“多赢”与“共和”，仍是一个问题。
（二）失联权的确立及其博弈
在明确“失联权”方面，法国是“急先锋”。2017年1月1日，法国新劳动法（又称“库姆里法案”）规定的“失联权”（right to disconnect）（有时又被称为“断网权”）正式生效，法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以法律形式固定“失联权”的国家。法国的“失联权”规定：员工超过50人的公司有责任起草一份有关行为规范的章程，规定员工下班后断开网上工作联系的时间（Légifrance，2016）。新劳动法因为涉及一系列不利于雇员的修订条款（例如允许雇主降低加班时薪等）招致诸多反对意见，但“失联权”广受员工欢迎（斯科菲尔德，2016）。不过，网络失联上升为一种法律权利，其过程与实践尚面临着诸多博弈。
在工作领域确立失联权，与普遍存在的“忙碌即成功”的组织文化存在冲突。在现代社会，“忙碌”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Bellezza，Paharia & Keinan，2017）。但“忙文化”之下的个体，往往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法国咨询公司Eléas2016年的一项调查表明，法国37％的劳动者在工作时间以外使用职业数字工具，62％的劳动者要求对职业数字工具进行监管（Les Echos，2016）。即便如此，诸多被忙碌文化“驯化”的个体，会将随时随地的连接内化为职业道德和职业要求。在推崇高效率和高连通性的企业中失联，面临被歧视、被边缘化的风险。
技术的可及性和可供性催生了“永久在线”“忙碌即成功”的文化，虽然失联被立法确权，但它需要面对重新界定工作－生活边界的挑战。“连接文化”和“忙碌文化”模糊了私人时间与工作时间的边界。埃维巴特·泽鲁巴维尔（Zerubavel Eviatar）（1990/2009：167-171）指出，私人时间和工作时间之间的边界具有自身的刚性，即“工作时间表的刚性”，“被日历和时钟所限定边界”的工作时间具有边界刚性。进入数字时代，信息媒介削弱了当代人的工作时间表的“边界刚性”，而失联权正是重新确立边界的手段。但人们对此反应不一：技术乐观主义者认为失联权否定了连接的灵活性，从而反对失联权；技术悲观主义者出于对技术的担忧而支持失联权。支持失联权的法国社会党议员贝诺伊特·哈蒙（Benoit Hamon）用“电子皮带”来比喻在线文化带来的压力，指出员工下班后仍有一部分身心被“拴”在工作上（Schofield，2016）。
下班时间在我国的争论焦点是，网络失联权仅规定了工作时长并不能根治工作量饱和的问题，而且网络失联权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没有对应的位置。有一种观点认为，非工作时间发布工作信息的问题只是表象，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工作量的问题。尽管非工作时间不得发布工作消息，但加班是常事（艾渝，陈亮，2019）。202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关注公务工作中“过度留痕”的问题，规定“不得以微信工作群、政务APP上传工作场景截图或录制视频来代替对实际工作评价”（新华社，2019）。2021年腾讯光子工作室规定，每周三强制6点下班（陈宇曦，2021）。令人意外的是，该规定因为只强调定时“离开办公区域”，同样遭到了质疑，不少观点认为这只是促使员工将工作带回家中做。这从中可见，网络失联权在中国的实践面临诸多困境。
不论是法国的网络失联权立法，还是中国的网络失联探索，它们所引发的论争，不仅折射着网络失联的实践困境，也指向这样一个问题，即网络失联能否成为一种社会机制。从前述案例，以及目前的实践来看，网络失联要成为一种社会机制，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针对网络失联权的论争，论者Pansu（2018）提出，与其确立“失联权”（right to disconnect），不若确立“有选择性的连接权”（right to a chosen connection）。这不失为未来可能的方向。
（三）主动网络失联可能的未来：情境化失联
连接文化削弱了在社会机制层面确立网络失联的合法性，而“自律社会”中的个人责任化则推动个人层面的情境化失联成为未来的一种可能。失联处在技术使用的复杂的连续体上：一端是完全批判的心态以及完全不使用技术，另一端是不加批判地接受技术（Woodstock，2014）。但日常的失联实践是一种“情境化失联”，即大多数时候处于中间地带，既不是完全不使用技术的“媒介禁绝”，也不是绝对的时刻保持在线的状态，而是针对“单一的媒介、平台或实践”的“暂时性和局部性”的失联。Ribak和Rosenthal（2015）将这种在使用和不使用之间摇摆的心理和行为，称为“媒介矛盾”（media ambivalence）。不过，这些研究侧重短时段内的失联状态，而忽视了长时段内网络失联的变化。本文扩展“媒介矛盾”“局部性失联”等概念，将个人层面的连接—失联—再连接的状态概念化为“情境化失联”。
从时间维度看，人们不可能一生都处于随时连接与待命的响应状态，随着生命时段和日常时段的变化，连接也会呈现情境化的特点。首先，人们会因应生活变迁而改变连接和失联的状态。生命时间中的重大节点，如结婚、教育、搬家等，都是媒介使用改变的节点（Wyatt，2014；腾讯研究院，2017）。在出国留学的中国学生中，有部分人希望融入当地文化，从而偏爱使用所在国的主流社交平台，这会造成他们在国内社交平台失联（董晨宇，丁依然，段采薏，2020）。随着生命时间的推移，个人的职场地位和社会地位可能提升，也会拥有更多对抗连接文化的权力，例如在工作中拒绝使用微信（汤汤，2021）。总之，失联行为在人生历程中只是暂时和局部的，会因应情境而变化。
情境化失联强调在日常时间的不同情境下，人们可以采用不同的失联策略。有时，人们在连接的同时开展“微抵抗”以失联。例如，在使用网络社交平台时，为了避免数据提炼或不必要的监控，人们会选择不使用平台的某些特定功能（如喜欢、分享、转发、标记），或是使用剪切和粘贴等方式接入外部链接，或是不提供完整的或准确的个人信息（Light，2014：153）。通过这些功能失联的方式，用户切断了“网络自我”与外部平台的联系，也通过编造虚假个人信息（陈阳，吕行，2022）切断了网络自我和真实自我的联系。刘鲁川等（2017）将失联界定为“消极使用行为”，突出了连接和失联的交织关系。具体来说，人们在面对信息过载、服务过载和社交过载时，会发展出“潜水”“回避”“忽视”等策略，即在线但不连接，切断了自己与冗余信息的联系。这意味着，情境化失联是个体在限制媒介使用时采用的“重新情境化”的策略（Light，2014：17），是人们在使用媒介时与连接逻辑之间的“拉锯式协商”。
个人的情境化失联是结构性限制和个人能动性之间的折衷方案，却回应了个人责任化的趋势。当个人责任化成为事实，情境化失联可以成为自我平衡的一种手段，转移本该集中到企业、政府等责任主体上的注意力。虽然情境化的失联仍受制于结构，但它彰显的网民的能动性，可以实现网络连接中的“片刻喘息”。
四
结论与讨论
中国网络失联的历史作为互联网历史的侧面，对于补充早期中国互联网历史的“缺页”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研究发现，网络失联与互联网的发展密切相关。在局部连接阶段（1994-2006），由于互联网基础设施仍处于建设时期，因而此时的网络失联主要出于网费的考量，而断网事件时有发生，部分用户也借此契机反思互联网连接，催生了网络失联的意识与行为。在普遍连接阶段（2007-2013），我国网民于2007年快速增长，出现了多元化发展的态势，网络失联者也向多元化转变。受到网络隐私保护和数据保护相关网络事件的影响，网民更加关注数据失联，热衷于开展集体行动或“微实践”。泛连接阶段（2013年至今）的出现与手机普及有关，手机在2012年超过电脑成为网民第一大上网设备，带来便捷的移动连接以及更大范围的互连。在该阶段，不仅出现了诸多网络失联实验，而且商业力量倾向于将之作为商业手段，推动网络失联的社会化。网络失联有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趋势，但它作为一种社会机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能否在全社会确立、推广网络失联权，是一个新问题。
互联网技术会促使人们在当下形成一种“未来性”的思维，即想象个体与群体未来的走向，但这会忽视与掩盖互联网的“历史性”（Allen，2020）。Brügger等人（2017）认为互联网历史的重要性与人类历史并无二致，但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当下，互联网历史研究发展缓慢。复杂而丰富的互联网历史，可以从多维进行考察。网络失联的历史折射着“中国互联网的多个侧面”，构成了互联网历史的另一条“复线”。例如，“cookie风波”既是网络失联的历史的重要节点，也是互联网商业史以及网络隐私观念变迁的重要节点。从技术角度看，网络失联的历史演变是互联网基础设施发展的侧写。在互联网基础设施化的过程中，其可见性逐渐降低，变成了如空气般的存在。网络失联实践作为连接文化中的减速实验，从反面来说是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可见性实践”，提示研究者应当对互联网基础设施“从忘记其存在到发现其存在”（张磊，贾文斌，2021）。
虽然早在2002年，已经有学者提出承认“有的人可能永远都不会使用互联网”的必要性，提醒政策制定者和运营商提供畅通的可替代服务（Wyatt，Thomas & Terranova，2002：36）。但这一建议显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如今，“被迫与技术交流”“强制性连接”等问题不仅存在，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例如，老人无法使用健康码而被公交车拒之门外，残障人士无法使用健全人的技术设备而在生活中处处受阻，等等。这提醒我们关注连接作为技术规范带来的社会问题。从另一面讲，网络失联能否成为一种社会机制，是网络社会需要直面的问题。
本文有部分删减，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3年第10期。
转自：“再建巴别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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