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涛，云南民族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云南省广告与品牌研究院研究员。
彭兰（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本文系2022年度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媒体赋能“三区三州”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研究》（项目编号：YB2022090）的阶段性成果。
2022年底，ChatGPT横空出世。这个能够以“类人”的方式回答问题和回应指令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程序，一经问世便迅速成为大众和学界关注的焦点。作为一种典型的技术“涌现”，由ChatGPT引爆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现象，不仅激发了万千人的想象和热情，也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社会话题和研究议题。“虽然没有人能够预测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会把人类带向何处，但是它们将根本性地改变人类的知识获得与知识生产规则，并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这似乎已经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刘海龙，连晓东，2023）显然，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在带来广泛社会影响的同时，也将开辟新媒体环境的新生态。
那么，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新媒体研究将迎来实践和哲学层面的何种变革与挑战？这种变革是否会上升到人们的认知方式和情感结构、甚至社会结构层面？2023年，仅仅一年时间，围绕ChatGPT的应用以及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所进行的大量讨论，已经深入到社会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例如，《新闻大学》《新闻界》《新闻与写作》《探索与争鸣》等刊物纷纷开设专题对上述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来自不同学科的众多学者，从人与技术的关系、知识与认知创新、技术伦理、智能应用等诸多方面加以探索和讨论，从而在整体上将2023年的新媒体研究带入了一个人工智能时代的“问题域”。
一
ChatGPT视域下的人机新关系和新交往
ChatGPT诱发了新一轮人工智能革命，而在由其所诱发的诸多议题中，人工智能与人类自身的关系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人机交往问题日益彰显。正如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所指出，技术不仅仅是一种手段，还在构造人与世界的关系。面对这种人机新关系和新交往，学者们的讨论既包含着对技术造福人类的期待，更怀有对打开潘多拉魔盒造成技术失控的担忧。
人工智能的兴起，使人类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交往的“赛博格化”。杜骏飞（2023）认为，ChatGPT的出现，宣告数字交往2.0时代的开启，其特征是人与人、人与非人之间的AI辅助交往，其本质的变革则是发生于人的生命与人工生命之间的联结——一种跨生命的交往。而基于数字交往革命，人类与AI之间建立起广泛且日常化的生存联结。由此，在一个AI崛起的时代，自然生命与人工生命之间的“跨生命交往”成为可能，而更重要的是，这种交往革命也在重新定义生命本体。彭兰（2023a）持有相近的观点，她通过对智能传播所涉及的三种新人机关系及其运行逻辑的梳理，认为在ChatGPT以及其他AIGC技术的推动下，“人机协同”将从媒体或其他行业性应用向个体的生活层面渗透；“人机交流”也将日益普及——它在给人们带来相应满足的同时，也可能对既有的人际交流形成挑战与破坏；而未来的智能传播，将越来越多地以“人机共生”的新身体——“赛博格”为基础，并且基于这种新的身体的自我传播也将对人产生日益深远的影响。
张洪忠等（2023a）从准社会交往理论切入，认为ChatGPT通过吸引、强化互动和场景塑造三个步骤建构了其与人的准社会交往关系过程——这是一种准社会交往的新模式。由于ChatGPT能充分发挥其工具功能，深度嵌入人类日常生活，从而使得其与人的准社会交往关系能够形成更强的现实影响力。张微等（2023a）则基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从语言和行为维度分析了ChatGPT如何形成以及形成了何种可能的人机交往。她们同样发现，未来的人机交往将形成人机异质主体间性、人机交往理性和对人的有限性的超越。由此，基于ChatGPT发展下的人机交往现实和未来，未来的人机传播研究可以探索机器与人类之间基于对称的语言能力所形成的交往关系，探究人机交往活动如何形塑和建构人机共生社会。彭兰（2023b）从AIGC领域的技术发展切入，思考人机新关系。她认为，AIGC技术推动的艺术创作会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艺术化生存”成为普通人的新常态；另一方面，AIGC也会带来高度虚构化的视觉空间以及幻像化的人，如人的数字化身或各种虚拟人，从而使得现实与虚幻的界限进一步被模糊。
交流一直被认为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先决条件，换言之，交流生成了人的主体性。显然，人工智能作为数字智能的自主性，刷新了人类主体的定义。那么，如何看待人工智能的这种自主性？又如何对新人机关系中智能机器的自主性进行重新定位？进而深入理解即将到来的人机共生关系？几位学者都关注到了ChatGPT的“他者性”问题。刘海龙、连晓东（2023）认为，虽然ChatGPT被设置为缺乏他者性与主体性——不具有客体（object）本身所具有的阻力或者对立、相对的感觉，但它的神秘与不可理解又使得在使用者眼中，具有了一种在使用中自然而然所产生的异于人类的他者性。而这样一种新的存在者虽然绝对服从人类，但是在实践中却将成为凝视人类的他者。邓建国（2023a）也认为，ChatGPT背后是一个人类用户难以真正触及的“他者心灵”，但我们应该对这位赫然出现在人类家门口的新他者给予更多的理解和宽容，进而在不断的相互学习和合作中，与人工智能一起找到各自的生态位。
对于当前人机关系的研究而言，媒介视角提供了一个有别于“类人性”的新思路。孙玮（2023）认为，所谓媒介视角就是考察技术层面实现的人—机交互，怎样经由复杂的连接、转换过程，生成社会、文化层面的交互。在代入了这种视角之后，她认为人工智能的非人性比人性更为根本，因此将其定义为一种“异类”智能，进而认为“异类”的交互与共生，是人类与人工智能关系的核心点。异类智能数字接合形成的交互，数字系统中节点主体的共生，则展现了智能社会新世界、新主体的一种样貌。王沐之等（2023）则通过对人类交流历史与技术模式的梳理，认为ChatGPT带来了人类的第三交流（口头、文字分别是人类的第一交流和第二交流）模式：它不仅像第二交流一样具有界面，需要中介化和铭刻系统，而且也像第一交流一样让人感觉具有即时性和即刻的生成性。这种第三交流模式提供了标准化的语言和便利的服务，让机器像人一样说话，人像机器一样说话，从而让人类深陷自我认识的危机。而ChatGPT所释放的强大行动力以及资本增殖的强求，都预示着人类交流的第三交流化进程已经不可逆转。
可见，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人机共生关系，完全颠覆了以往人类技术发明的逻辑，打破了人类纪文明的边界。对此，王峰（2023）认为，我们必须建立一个不同于此前认知哲学观念的新认知机制，并将机器智能纳入到这种新认知观念中。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所诱发的人机新关系和新交往，也为新媒体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认知视域与哲学视域。
二
人工智能催化的知识生产新机制
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催化与影响之下，整个社会的知识生产机制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从而成为我们窥探人机共生新生存空间的一个新窗口。
刘海龙（2023）简洁而不失深刻地总结了受技术影响所产生的几种知识变化形态：即温伯格提出的“网络化知识”（在这种知识形态中，传播技术只扮演着人类知识的连接器）、“计算的知识”（由超出人类大脑理解的机器算法所生成的知识）、“人工智能中介的知识”（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人类知识的基础上，根据大语言模型所预测的概率生成新知识）。虽然按照目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法，“人工智能中介的知识”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生成全新的知识，而是基于人类语言概率推断、中介和加工人类已有的知识，但它将对人类知识生产方式产生深远影响（如重新组织着社会，产生新的关系与新的现实）。也正因如此，如何从知识的视角理解传播与人工智能，应成为当前传播研究者需要关注的重要课题。
姜华（2023）分析了ChatGPT生产的知识与人类生产的知识之间的本质差异：人类生成知识是在意向性的基础上完成的，以一阶知识、二阶知识（“无中生有”和对“有”进行种种形式化的变形与改造）的面貌呈现；ChatGPT的知识生产是缺乏反思性，仅通过逻辑关系对既有知识的联结和组合，以三阶知识（对既有“信息”或“知识”的再联结）的面貌呈现。而ChatGPT介入知识生产，模糊了知识生产中“人类要素”与“非人类要素”的界限，形成了大量“杂合知识”。通过上述分析，他也认为人类的生存境遇将随着知识生产的此种变化而改变。
周葆华（2023）将ChatGPT称之为知识新媒介，认为这种生成式人工智能不仅生成新的知识，更重要的是，人类的获知与求知模式本身也因其发生重大改变——基于“或然率资料库”（probability archive）这一学术概念，ChatGPT正成为从以博物馆为代表的“本质性资料库”到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或然率资料库”历史演进的最新一环。由此，生成式人工智能将对人类知识传播的生产、调用和流通带来重要影响。邓建国（2023b）更为乐观地认为，ChatGPT是对人类自古以来的概率性语言实践的高效模拟。随着ChatGPT的不断学习和变得更具创造性，也将对人类施加更多的创新压力。而人类在这种压力之下，将以其为训练伙伴和合作伙伴，不断掀起基于和超越“人工智能生产内容”的新的“浪漫主义运动”，最终变得越来越具有创造性。
面对人工智能所掀起的知识生产机制变革，以及其对知识内容重构的可能性，更多学者表达了不同程度的警惕与担忧。高奇琦、严文锋（2023）认为，通用大模型作为一种代具性技术，能对学习者进行“武装”并缩小知识弱势者与他人的差距。但它也蕴含巨大的破坏性效应：通过将灌输性输出与教育庸俗化紧密勾连，使得学习者可能面临认知结构的浅薄化与认知思维的同质化等风险；同时，在使用过程中的身体离场现象可能吞噬学习共同体，使学习者难以与身边的人和事物建立真实有效的交往关系。这种对话式学习模式最终可能带来教育价值的坍塌、新型数字权威体的崛起、平台资本的意识殖民化等风险。胡泳等（2023）也悲观地认为，在如今风起云涌的AIGC浪潮中，主体和历史双双迎来了史无前例的危机：因为这场生成式革命选择将人类更深层次的编码能力和思维链能力通过训练交付给机器，由此代码日益成为一种外来力量而具有了可怕的不可解释性，智能也幻化为一个时刻在场的幽灵，在人机关系主奴辩证法中逐渐失去控制直至产生颠倒和倾覆。
实际上，无论乐观还是悲观，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必将重构人类的知识生产秩序，也可能会造成少数人对知识与技术的垄断以及人类的分化。因此，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知识新媒介，其对社会知识生产机制的影响以及背后的权力实践过程值得学者们予以持续关注。
三
作为新主体、新媒介与新武器的智能机器
除了ChatGPT、算法等抽象层面的机器（人工智能）之外，如今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还有更多更为具象化和形象化的机器，例如类人机器人、社交机器人、数字人、可穿戴设备、智能音箱、智能家居等等。这些机器，一方面与ChatGPT、算法同属人工智能的范畴；另一方面，则在应用层面与多种硬件相结合，从而成为有别于算法和人工智能程序的“智能机器”。
彭兰（2023c）指出，一些智能机器已进化为传播主体，从而带来MGC（机器生产内容）的爆发，并对内容生态产生复杂影响。而成为传播主体的智能机器，不仅带来传播语境与传播主客体的双重变迁，也大大拓展了媒介的传统意涵。宋美杰等（2023）也认同智能机器作为传播者的资质，并认为它以传递指令、任务协作、提供社会支持等方式进入生活世界，进而扮演着信使、代理、伴侣等角色。由此，智能机器不仅成为人类进行自我认知的媒介或人类重新认识自我的“镜子”（彭兰，2023c）；其融技术能动性与人类意向性于一体的人机协同实践，还打破了以往以人类为中心的研究惯性，从而使得“（人—AI）—人”“人—界面—AI”“（人—AI）—世界”成为跨物种交往下的人机传播新模式（宋美杰，刘云，2023）。
儿童陪伴机器人可以通过人工智能语音等AI技术与儿童进行人机交互，因此是一种在家庭场景中应用较为广泛的智能机器和智能媒介。朱琳等（2023）从机器人的研发过程切入，观察人与技术的复杂关系。她们通过长期的民族志调查发现，儿童陪伴机器人技术是男性化的，但技术的男性化在技术落地过程中也会发生“妥协”：让儿童陪伴机器人呈现出多元男性气质。这也表明，技术与性别不是本质主义的，它们在实践中相互形塑。
智能音箱是人机交互领域的新兴终端产品，由于其内置了AI语音助手作为用户家中的虚拟社交伴侣，因此在传播过程中同样呈现出拟主体的特质。姜泽玮（2023）基于智能音箱的用户使用行为，考察了人机传播中隐私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智能传播与人机交互中隐私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模型呈现更为多元的结构；而由于作为拟主体的AI并不具有和传播主体交换社会资本的身份，因此基于人际传播中社会交换理论下的隐私计算假设在人机传播中可能难以成立。
由于社交机器人与人的互动更贴近人际互动的模式、过程与特点，因此其往往成为现实人际互动替代的对象。简予繁等（2023）通过实验发现，社会联结需求、社交机器人角色以及二者交互显著影响了现实人际互动意愿，因此在特定情况下，人机互动不仅能替代个体与个体的现实互动，还可以替代群体内的人际互动。这也提醒我们，应当防止用户对具有伙伴角色和协助者角色的社交机器人产生过度情感依赖，避免其对人类真实社会交往的影响。
这种担忧不是无谓的，因为社交机器人不仅会影响人类真实的社会交往，其作为一种新兴变量，也正以自己独特的行为方式冲击着社会舆论。张洪忠等（2023b）发现：在个体行为层次，机器充当高度拟人化的意见领袖、制造或减弱逆火效应；在集群行为层次，机器通过集体转发行为扩大中心节点的影响力、共同推送相似内容以阻碍多元观点的流通并制造出沉默的螺旋效应；在混合人机行为层次，采取机器议程影响其他议程、共同制造热门话题、联结真人或媒体意见领袖及标签劫持等策略左右公众舆论。
如此，社交机器人的介入不仅丰富了网络舆论生态的多样性和内外部张力，也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实际参与了社交网络舆论的建构。例如，在拥有4.36亿用户的社交媒体平台Twitter上，就有4800万的账号是社交机器人。陈虹等（2023）以2022北京冬奥会为例，通过推文爬取和可视化分析，发现社交机器人将由群体形成的社会网络作为进行社会传染的主要阵地。同时，按照特定的目的，针对不同的传染类型建构动态社交网络结构，从而实现其信息扩散和社会传染。
对舆论的争夺一直是战争（热战）中的另外一个战场，而社交机器人作为“算法武器”，正在改变现代舆论战的格局。张梦晗等（2023）以俄乌战争中的网络舆论战场为研究对象，对社交机器人在战争中的舆论引导展开分析。她们发现，亲乌社交机器人不仅在“兵力”占绝对优势，对“战场”上的宣传和引导也占据了主导地位。并且，在其散布信息迷雾的4个主要话题中也成功、快速地引导了公众的后续公共舆论讨论。虽然亲俄社交机器人在具体领域取得了细微优势，展现出强大的“战术机智”和“战略预见”，但未能打破乌克兰一方已经建立的舆论体系。这也揭示了社交机器人作为新型宣传工具，正在重塑网络舆论战的局面，而构建包容计算宣传和检测技术的技术政治框架，已被证明是实现一个国家政治目标的关键因素。
作为一种典型的智能机器，社交机器人拥有通过自然语言交互生产内容并与真人用户产生类人际互动的能力。但对于它是否拥有人格属性、是否应该拥有法律权利等问题却存在争议。何双百（2023）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拥有“人工人格”的潜力。周书环（2023）也认为对于增强人工智能和自主人工智能这类不可预测性较强且具备一定自主决策能力的聊天机器人，应当赋予其法律人格地位，并建立财产保障、安全技术保障与市场保障机制，以应对传统侵权法律无法应对的挑战。
不同技术时代的生产力水平不同，机器的样态、功能、动力源以及在人类活动中的参与程度、影响力度也各有不同。刘永谋等（2023）通过对机器演进至今所主要经历的四个阶段（即手工工具、机器工具、自动机器、智能机器）的梳理，认为未来可能会出现“AI新无知之幕”：即从目前机器的演进速度来看，人类已经无法准确预测未来机器的样态与智能化水平，亦无法精准定位人机关系的未来走向。由此，在人工智能迅速进化、人机关系日益复杂和矛盾的现实情景之下，对于笼罩在深度不确定性中的智能机器及其应用的系统研究，将是学者们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四
物质向度：
智能时代的媒介物（技术物、虚拟物）研究
传播研究的物质性转向，不仅使研究者重新回到了“沉重的物质世界”，开始关注传播活动所依据的基础设施、空间、技术和身体等物质性媒介，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大大拓展了传播研究的内容、激发了研究活力。而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则使得媒介物质性等问题在新技术现实和社会语境中衍生出更多的研究新视点和新论域。
方诚等（2023）将网约车平台和网约车司机放置于“后勤媒介”这一理论框架中，从物质性的视角出发，发现网约车平台的技术人工物（如导航与GPS定位、摄像头、录音系统等）呈现出一种动态的相互勾连的结构。依赖各种与定位技术相关的“物”提供的实时数据，平台实现了对网约车司机环环相扣的算法监控。这种物、人、技术之间相互缠绕的人车耦合的状态，促使了新的劳动主体性的产生。
社会的深度数字化，也使得“屏”作为一种关键物质，深度嵌入到当代社会生活中。徐婧等（2023）通过后现象学的研究路径，从“身体—技术—世界”的技术具身关系图式出发，发现“屏”作为一种界面性媒介物，通过与身体具身化的诠释关系、背景关系（上手状态下的隐匿在场）与它异关系（它者视阈中的屏幕专制），将自身演化为数字化时代的“元媒介”。同时，“屏”作为数字时代进入社会的界面，在此过程中借助对特定对象的再现、聚焦与遮蔽，建构了一个隐含着视觉结构与视觉秩序的屏幕框架，并进一步转化为了基于媒介物的新型社会规范与秩序。
在一个数字摄影已成主导的时代，以“模拟摄影”和机械成片为主要方式的拍立得，反而流行起来并获得新生。黄顺铭等（2023）发现，被遮蔽的拍立得相纸作为“媒介物”在商品化的“路径”和去商品化的“偏移”中具有多样的社会生命。拍立得的成片特性与艺术属性是其在数字时代下重新焕发社会生命力的主要原因，技术怀旧满足了使用者对于过往媒介技术的向往。而拍立得相纸作为媒介物不仅在数字时代中延展了自身的生命历程，也影响着使用者的实践和社交关系。
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发展，各种可穿戴设备不断地普及，越来越多的技术物件与人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甚至达到了“共生”的程度。从形式上看，这种“共生”直接导致人与技术逐渐“融为一体”，让人变成了技术加持下的“赛博格”。徐辰烨等（2023）立足于耳机这一具体的技术物，试图揭示出技术物作为交往主体转变的重要因素，如何对人们的日常交往行为产生影响。研究发现，当技术物作为交互对象时，能够对空间进行改造，并让人们获得一种全新的存在方式——“半在场”或“半缺席”；在人际交流中，技术物能够增加交往中的边界，以自身的媒介技术逻辑影响交往行为；而当其作为“赛博格”身体的一部分时，技术物则能够起到展示姿态和反映关系的作用，赛博格的身体得以凸显。
无独有偶，李娜等（2023）也通过研究耳机的认知、购买、使用和分享实践，探究了媒介技术物如何在涉身经验、时空感知、行动方式、听觉文化和社会规范中，参与社会媒介化进程。她们发现，耳机作为具身性可穿戴设备，用技术对抗着空间的转移和时间的消逝，使听者对内部声景的能动性与控制权得以实现，进而调控听觉、情绪和行为。虽然耳机进化伴随着体制权力的释放、生存空间的狭隘和个体趣味的追寻，使用者在片刻宁静中得以短暂松弛、逃离现实、反思自我和抵抗压力，却也挣脱不了技术驯化、资本掌控、在线裹入和符号权力的包围。
对于游戏产业而言，虚拟货币并非只是单纯的“器具”，而是在游戏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媒介功能的数码媒介物。吴鼎铭等（2023）发现，游戏虚拟货币通过融入商业意志、聚合多元关系和游戏情境的自我生成与调节，展现了其独特的媒介物逻辑。由虚拟货币所形塑的游戏经济体制重构了玩家的情感与时间体验，迫使游戏行为转变为劳动与竞赛，并由此衍生出“金币农夫”这一数字劳动群体。由此，虚拟货币悄无声息地掌控了网络游戏的商业逻辑，催生出游戏资本主义。
在深度媒介化时代，技术、媒介与中介物已然成为影响人际交往与关系的重要力量。白昊石等（2023）基于社会渗透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揭示了“QQ火花”——这种社交媒体平台上“虚拟中介物”对于人们线上交往与亲密关系的影响。他们发现，火花作为一种虚拟中介物，将线上虚拟的“火—人”机制嫁接到“人—人”现实关系之中，形成了“人—火——人”的新型人际关系，进而产生了一系列新的人际传播实践活动，建构了特殊的电子亲密关系。随着新媒体技术和智能技术的发展，今后类似“QQ火花”这样的虚拟物在人们的生活中将越来越多、越来越常见，并真实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与关系。因此，对虚拟物和基于虚拟物的社会实践的研究将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领域。
虽然传播与媒介的物质性研究已有了近十年的历程，但随着社会数字化、智能化进程的加速，无论是有形的基础设施、可穿戴设备、耳机、智能电动汽车（刘国强，何明阳，2023），还是无形的虚拟货币、屏幕界面、平台算法等媒介的物质性问题都更加凸显，特别是使得物质性和虚拟性的关系呈现出史无前例的张力状态，物质性进而成为我们思考当下数字生活、考察新媒体变化、剖析新文化和关系场域的重要研究向度。
五
纽带、陪伴与重塑：
乡村新媒介的新意涵
近年来，我国乡村信息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以及互联网、智能手机等新媒介和短视频、电商直播等传播新形式在乡村的全面普及，不仅使得乡村社会的媒介实践和交往实践发生了改变，也让那些在一定程度上被遮蔽、被忽视的乡村生活世界被带出，从而让我们得以重新观察乡村当前的生活世界及其意义世界，并通过乡村这个独特的行动场域，来阐述乡村与新媒介以及与更为普遍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模式。
彭兰（2023d）认为，像城市居民一样，越来越多的乡村居民在逐步实现从社交、娱乐、购物到生产、金融、医疗等的全面互联网化。因此，从深层来看，互联网更像是一种新的杠杆，它撬动了乡村旧有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土壤。而松动后的土壤不仅孕育了新的生产关系与生活样态，也催生了新的乡土文化。农村与城市的关系，也在互联网杠杆作用下发生变革。张微等（2023b）则具体从乡村互联网技术实践的角度，梳理出了“政策主导的技术扩散”“建构日常的技术赋能”与“回归本土的技术创新”三种乡村互联网技术实践模式。研究认为，技术赋能释放出了农民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但政策仍在技术扩散中起主导作用，而立足本土资源和需求实现技术创新，则是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应有路径。
新媒介技术的逐渐嵌入，使得乡村传统的社会结构与家庭关系存在不断被重构与形塑的可能。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和新型媒介对家庭的嵌入，深刻影响着家庭结构与家庭关系。周孟杰（2023）发现，返乡青年的新媒介实践形成了“媒介展演—产品带货—消费互动—价值赋能”的传播循环，推动了以血缘、地缘为主的伦理型乡村向以合作、多元、协同为主的数字型乡村转向。而这一过程，也暗含着一种“乡村媒介化”的社会变迁过程。孙文等（2023）则聚焦于乡村留守家庭，发现他们通过抖音建构了一个根植于传统家庭又超脱于传统家庭的“云端的家”。这个虚拟的家在家庭成员情感维系、青年成员家庭权力崛起、儿童媒介沉迷、原始家庭解体和青年核心家庭建立等方面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云端的家”的建构逻辑，也揭示了抖音等新媒介在塑造现代家庭关系和乡村社会结构中的重要作用。
在新媒介抵达乡村后，作为乡村未来发展不可忽视的主体力量——乡村儿童和留守儿童的媒介使用与实践备受关注。郑春风（2023）发现，手机不仅全面重塑了乡村儿童的日常交往，还以其独特媒介逻辑介入和重构了乡村儿童的传统关系结构及意义网络：包括日常交往的集体性式微与个体化形态兴起，以及跨自然村落地缘、人缘的媒介化同辈关系的建立等。这些发现，不仅超越了“消极儿童”的预设（如乡村儿童沉迷手机、手机正在“废掉”乡村儿童），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手机关联乡村特定社会结构及其过程的新兴内涵。王清华等（2023）则以留守儿童手机游戏成瘾问题切入，通过田野调查发现，留守儿童的游戏依赖与父母监管缺失、乡村娱乐生活贫乏等外部因素相关。而手机游戏已深入留守儿童日常生活，如“益生菌”一般，发挥着社交活化、情感补偿、抑制无意义感等积极潜功能。上述几位学者的研究，既是对将乡村/留守儿童问题过度医学化和道德化倾向的矫正，也提示我们要关注留守儿童的社会困境和主体需求，从而才能为手机、游戏问题提供一种结构性解释的可能。
同样关注是乡村留守儿童，甘雨梅（2023）则以其与外出打工父母之间的视频通话实践为研究对象，以录像民族志为方法，深入探讨了乡村留守儿童的“远程媒介化抚育”问题。该研究发现，这种媒介化抚育是一种“远程代际合作”的过程，而祖辈以“脚手架”角色参与其中，也即这种远程抚育需要祖辈的参与和支持才能实现。此外，研究还指出，参与者需要调动语音、肢体等“具身”特征来弥补远程交流的不足，调动“物”的“示能”来构建远程亲密关系。
“乡村”从未在新媒体研究中缺席，但似乎也并未走到聚光灯下和舞台的中央。尽管如此，技术演进的力量仍然帮助乡村打开为主流话语所部分遮蔽的媒体视角，使得留守儿童、乡村青年、乡村文化、传媒的功能与使用等传统乡村传播议题在新媒体环境中继续得到关注。但作为被学者们赋予厚望的“有望成为中国传播学本土化、在地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乡村传播研究，其追逐热点、浮光掠影的现象依然比较严重。“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乡村传播研究的新现象是否反映了新问题，对新问题是否提供了新回答，新回答是否实现了新对话，以及对新现象的研究是否能够反映乡村社会的真实情况。”（郭建斌，念鹏帆，2023）或许唯有如此，乡村传播研究才能深入挖掘乡村新媒介的新意涵，进而在该领域收获有分量的新媒体研究成果。
六
追捧与争议：
“短视频+直播”的新应用与新议题
短视频和直播深度捆绑，已形成一种良性的电商转化机制。而随着直播电商行业的持续稳健发展，通过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开展的“短视频+直播”已成为激活乡村社会和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一股新兴力量。徐婷婷（2023）通过对多地乡村的田野调查和线上观察发现：如何平衡政府、小资本与民间社会之间的关系，已成为乡村直播中的主要矛盾诉求点。在长期的运行过程中，小资本的逐利性和不稳定性尽显，政府与民间社会之间也有一定张力。因此在地组织力量（如行业协会）的介入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地方政府+在地组织+民间社会”的团结模式，对构建乡村直播的长效机制具有重要作用。该模式有助于发掘和放大“乡村直播的文化附加价值”，能够支撑市场理性与乡土理性的有效对话，并最终形塑地方社会的直播文化秩序。
“短视频+直播”不仅一个新兴产业，更是一种社会的信息传播形式和一种新兴的生活与文化形态。因此，它一方面因传播知识、提供娱乐，并作为当代中国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追捧；另一方面又由于存在成瘾、媒介依恋、舆论风险等问题而引发争议。
作为媒介成瘾的新兴议题，短视频成瘾问题受到诸多学者的关注。晏青等（2023）以媒介的可供性视角切入，发现短视频应用的交互逻辑与底层算法既为用户创造了“无限”的娱乐体验，又为其提供了“有限”的控制选择。可供性作为调控策略让用户深陷于技术环境的社会压力中，又游移于自我控制的抉择之间。基于这样的媒介逻辑，用户更愿意拥抱技术，而将“上瘾”问题归咎于自身。由此，短视频应用制造了可被“驯化”的假象，又使用户成为“反驯化”的对象。这种短视频“生成”和“制造”上瘾的机制，也为我们为理解算法时代的人机关系、主体性等伦理问题提供了一种新视角。
儿童与青少年已经成为短视频的主要用户群体之一，但短视频使用无论是对该群体产生积极还是消极的影响，我们都还缺乏对其内在机制的深入探讨。金恒江等（2023）通过扎根理论建构出社会临场感（心理参与、共在意识、亲密关系感知）和情绪响应（愉悦度、唤醒度）对青少年移动短视频依恋影响的理论模型，证实了社会临场感对媒介依恋存在积极影响，而情绪响应也在社会临场感和青少年移动短视频依恋的关系中发挥着积极中介效应。章平等（2023）则发现儿童对短视频的使用与其各学科成绩呈现显著负相关，而家长自身短视频使用时长对于儿童学业表现有重要影响，即家长自身短视频使用方式已经构成了一种重要的干预策略。
媒介素养是一个与短视频成瘾密切相关的问题，特别是在讨论如何防范短视频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时，媒介素养和信息识别判断能力就显得格外重要。潘曙雅等（2023）构建了中老年人短视频信息识别与判断的三个机制模型：对短视频中的信息要素进行综合判断、充分运用生活常识与相关知识进行分析思考的系统性路径；基于既有观念、过往经历、主题偏好与情感唤起构成的边缘性路径；以及受现实与网络交往影响的社交路径。据此，该研究区分出中老年人的三类画像：情绪主导者、经验依赖者、综合分析者。这种根据中老年人不同特征与倾向的刻画，有助于我们今后提出有针对性的媒介素养提升策略与方法。
作为一种快速传播知识的媒介形态，短视频在拓展知识的边界的同时，极大地降低了学习的门槛，因此被视为实现知识普惠的重要工具。王晓培（2023）发现，知识短视频虽然通过为用户带来即时、轻松的认知体验，制造了一种强烈的知识获得感。但对多数用户而言，这种知识获得感并不等于认知的提升，甚至可能还会影响更为深入的理解过程。因此，想要借助短视频来提升民众的知识素养和媒介素养，不太现实。
作为一种文化和舆论形态，短视频不仅顺应了大众视觉化的认知诉求，成为嵌入日常生活中的影像化文本，还承载了公众意见表达与情感释放等社会功能。汤天甜等（2023）认为，短视频多模态的文本及乡土调性促进了公众话语权的下沉，以及公域与私域相交织的新公共空间的构筑，并在舆论场内发挥了舆论符号、舆论协调与舆论监督等功能，助推了公众讨论的热情、提高了社会议题的能见度。然而，短视频传播也存在引发认知错位、智媒技术过滤后的信息超限排斥、舆论影像化表达的法律侵权等风险。
评论类短视频在当前视频消费的大背景下，凭借其对信息的迅速整合和高质量的观点输出而迅速占领了网络舆论高地，因此也成为短视频引发舆论的一种主流形式。康健等（2023）发现，在短视频场域独特的媒介话语表达系统中，存在不同身份创作者的两条典型组态路径。而评论类短视频语境变量和语言纯理功能意义构型的耦合关系可以概括为：在场景和议题选择中达成社会概念、在角色和情感互动中建构人际意义、在修辞和传播过程中呈现语篇意义。研究结果为评论类短视频创作者的传播策略带来新的解释路径，丰富了语域理论在传播领域的研究，也为新媒体语境下分析媒介话语提供了新的思路。
东方甄选现象的出现，不仅意味着知识型主播的崛起，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直播电商行业的转型与升级，预示着直播经济正在迈入新阶段。基于此，诸多学人都对知识型主播直播带货的实践逻辑展开了探索。景琦（2023）发现，内容生产逻辑和互动匹配逻辑共同造就了知识型主播超越产品和服务的独特优势。其中内容生产逻辑由结晶化个人风格、夯实产品力、构建新商业模式三个模块构成，互动匹配逻辑由构建互动机制和实现精准匹配两个维度构成。前者锻造了“知识+产品”的优质内容，后者搭建了主播、平台、用户和产品的互动匹配机制。二者通过实践效果的反馈信息实现内容持续优化，驱动行业转型升级。李潇晓等（2023）借助数字民族志对东方甄选进行具体分析。她们发现：东方甄选依靠直播平台的算法技术对用户进行精细化管理，其受众有着高度的同质性和中等收入群体特征；而依靠文化和知识的展示，其直播迎合了中等收入群体的文化偏好，并形成了一种基于阶层品位“区隔”的文化认同；最后，东方甄选所塑造的文化认同依赖于有特色的情感劳动，即通过价值和道德叙事将受众和主播纳入当代互联网的情感机器中。
根据《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3）》（周结，2023），2022年泛网络视听产业的市场规模为7274.4亿元，较2021年增长4.4%。其中，短视频占比40.3%，而直播占比17.2%。可见，尽管智能时代已经来临，但当下“短视频+直播”依然代表着一种新的生产力，而其掀起的浪潮下，社会关系、生产关系都面临着被重构的可能，从而从中产生大量的新应用和新议题。因此，在ChatGPT所掀起的人工智能浪潮之下，这一议题仍然不过时，依旧值得学者们给予持续的研究关注。
七
结语：
新媒体研究的新问题域
2023年12月14日，《自然》（2023）公布了2023年度十大科学人物榜单（Nature's 10），而ChatGPT位列其中——这也是《自然》首次将非人类列入了年度科学人物榜单。对此，组织者做出这样的解释：“尽管ChatGPT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人物，也不完全符合《自然》评选十大人物的标准，但我们特例将其列入榜单，以承认生成式人工智能对科学发展和进步所带来的重大变革。”显然，在很多人看来，这款生成式人工智能软件预示着科学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甚至有人将其定义为自工业革命和互联网之后社会生产力的又一次跃升。
相关研究显示，ChatGPT等大型语言模型在达到百亿级规模后开始获得“涌现”能力，其模型能力也会完成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从而呈现出惊人的爆发式增长（邱锡鹏，2023）。与技术现象学意义上的“涌现”相对应的还有新问题的涌现。人工智能作为一个强大的行动者，在将智能革命向纵深化推进的同时，也正在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开始搅动传统的知识生产、社会关系与交流格局。正是在这种意义之下，技术的涌现也引发了研究问题的涌现：在人工智能的新技术供给下，知识生产模式与人类获知、求知模式将发生哪些变化？人机交互、人机关系以及与此联动的用户认知层面又将会发生哪些变化？——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大量涌现。
譬如，兰天（2023）认为，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环境，深刻改变了人格塑造的环境因素，为“数字人格”的呈现方式、内在结构与变化规律提供了更多可能。由于数字人格包括个人通过各类网络社交媒体主动展示的自我特征，也包括被各种网络数字足迹所记录的个人行为特征。因此，传播学、心理学、管理学、教育学、公共卫生与健康等领域的研究者都在关注个体在线行为背后的本质结构、特征规律、社会文化的动态适应过程，以及对技术、商业产生的影响。也正是因为如此，数字人格正在成为一个极富潜力的跨学科研究领域。
由人工智能所诱发的大量研究问题正在形成一个新的问题域。“科学史上，有影响、有价值的问题域往往会吸引一大批该时期的探索者，经过努力，发现新方法提出新观点，解答了问题，从而推动科学向前发展，达到新的目标”（陈玲，2015）。人工智能将只是给新媒体研究增加了一个新的变量，还是会带来新的视角与新的方法，甚至重构整个研究领域？面对这个新的问题域，新媒体研究乃至整个新闻传播学科显然需要做好充足的准备与应对。
ChatGPT在全球范围内的爆火，使得ChatGPT、人工智能成为今年新媒体研究最热的议题。新媒体研究领域一直存在着追逐热点的现象，如果暂时将对这种现象的是非评价和反思批判放在一边，在某种意义上，伴随着技术的演进与迭代，研究热点的更迭便成为一种比较自然的现象。正如本系列研究所梳理过的区块链、5G、元宇宙等等，都是当年的大热点。但今年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议题，恐怕不再是热点的更迭那么简单。正如《纽约时报》（2023）的刊文所言：“Facebook和Instagram等网站可能会消失，人工智能是未来。”科技的快速发展正将智能革命向纵深化推进，人工智能也正在全面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而未来，人工智能的持续迭代必将带来人类生存环境乃至于人类本身的深刻变革。换言之，人工智能将会重塑人类文明，铺设自己的新社会秩序。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所认为的：“随着其能力越来越广泛，它们将重新定义人类知识，加速我们现实结构的变化，并重组政治和社会。”
由此，未来人类社会将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彭兰（2023e：370-373）从“人在机器思维主导下将走向何方？人被机器增强的限度何在？机器‘拟人化’发展的限度何在？人将如何重新认识人类自身的地位？”四个方面梳理总结了这种不确定性。其实，上述这些人机共存的未来社会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何尝不是未来新媒体研究的不确定性？“当那些放在人类身上毫无疑问的概念转运到人工智能领域时，必须小心翼翼地对之进行概念反省”（王峰，2023）。可见，在智能传播时代，新媒体研究不仅需要引入新的研究范式（如机器行为范式），也需要打破文理思维的壁垒，实现真正意义的学科交叉，以及形成人文社会科学内部的交叉效应（高奇琦，2023）。
2023年已经过去，“多年以后，回顾眼下这个时代，或许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胡泳，刘纯懿，2023）。2024年已经到来，正如比尔·盖茨（Bill Gates）所言：“2024年对于人工智能来说将是疯狂的一年……，人工智能将以我们从未见过的速度加快对新发现的速度。”（Gates，2023）而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我们将如何“应变于当下，防患于未然，以使人和人类文明向着并敞开一种新的可能性”（黄旦，2023）。显然，我们需要在批判、反思，以及否定之否定中做好准备。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4年第1期。
转自：“国际新闻界”微信公众号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