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观一般指生育意愿与行为,即关于生育的态度和看法｡在具体内容上这种态度和看法包括三方面,第一,为什么要生育子女;第二,理想子女数是几个;第三,生育什么性别的子女｡那么当代95后上班族的生育观是什么呢？如果你也感兴趣，请和小编跟随作者的视野一起深入探讨吧！
陆士桢 中央团校
李金锁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青年发展论坛》2018年第1期
“95后”上班族生育观研究
以G公司为例的调查
摘 要
“95后”上班族作为新生代的社会群体,相比80后､90后而言,具有独特的个人行为特征｡作为未来社会生育的主体,他们的生育观念对于社会发展影响深远｡本文采用抽样访谈的研究方式,析取出这一群体对于生育现象的基本认知,并从社会文化､经济规律､社会政策､自我价值实现等角度予以浅析,以期引起全社会,特别是青年工作者对这一问题的重视｡
关键词
95后上班族;生育观;生育
2016年1月1日,中国正式终结了实施35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步入“全面两孩”时代,标志着以一孩为主导的偏紧生育政策向全面实施可生育两个孩子的宽松政策的转变,计划生育由此进入了由控制生育到放宽生育､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新的历史时期｡
所谓“95后”上班族,是指出生于1995年之后,年龄在17-22岁之间,接受过系统完善的义务教育,甚至高等教育,目前参与社会分工,获得一份工作,能够利用专门的知识和技能,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获取合理报酬的一个代群｡相对80后和90后,这一代人是伴随着计算机信息网络成长起来的,他们对信息的获取和感知有更为丰富的渠道,在行为上更加遵循个人意愿,思想上更加开放和包容,具有独特的个人特征｡而所谓生育观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解释,如有学者认为,生育观是指处于特定社会历史文化环境中的生育主体关于生育的稳定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伦理观以及科学知识观念,其中核心是生育的价值观｡[1]
也有学者认为,生育观是指个人对生育的态度､认知与看法,及其对生育事件的价值判断,进而影响生育决策和控制生育行为,主要包括生育动机､生育性别偏好､生育控制､理想子女数和对子女质量的期望｡[2]综合分析,本文所论及的生育观,是指人在生育问题上的基本认知,可分为三个方面,首先是价值层面,即对生育目的､意义的认识和看法;其次是形态层面,即对生育年龄､生育性别､生育数量的理想要求;最后是意愿层面,即对生育子女的未来成长､发展的期望等等｡
“95后”上班族是一个新兴的社会群体,也是未来社会生育的主体,“95后”上班族的生育观以及对比“80后”“90后”的变化,必然会对未来的社会人口结构产生深刻的影响｡本文以生育观为切入点,结合当前社会主流认知,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95后”上班族生育观的现状,以期引起全社会,特别是青年工作者对这一问题的重视｡
本研究是对“95后”上班族的生育观的一种质的研究,这种方法主要探取与个体有关的某种观念或现象的生命体验描述,致力于研究个体经验活动中的意识结构｡[3]在充分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我们选取G公司为样本池,用自编以“生育观”为中心的“95后上班族生育观访谈提纲”,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符合条件的访谈对象,用结构式访谈的方法对6名女性和4名男性进行电话访谈或现场访谈(样本情况见表一),每个人访谈时间约为40~60分钟,对于有问题遗漏或需要补充,采取了二次访谈｡研究采用评分者一致性的方法进行信度分析,同时访谈资料整理完成后,将整理后的转录资料寄发给受访者,请其进行审核评估,效度分析结果全部在8分以上(以10分表示“完全符合”)｡
虽然所选样本都没有生育经历,同时调查存在同质性较高的缺陷,但这些样本都面临着婚恋生育的思考和挑战｡认真的文献分析和深入的访谈让我们获得不少有价值的信息｡研究发现,“95后”上班族普遍关注生育问题,与80后,甚至90后相比,他们在生育观念和意愿方面有自己的特点｡
生育观是社会研究的重要内容
是青年发展研究的重要领域
生育观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它不仅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人力资源生产,而且是社会价值､社会意识形态的具体表现;它不仅是社会个体的社会性行为,也是一个国家社会治理和社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与时代紧密相连,所以生育观还是反映社会观念变迁以及代际差异重要晴雨表,是反映社会不同代际差异的重要指标｡因此,对青年一代生育观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国内学者对于生育行为的研究与社会政策变革紧密相连,具有明显的时代色彩,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当时对生育的研究受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影响,多关注效益与生育行为之间的联系｡[4]如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于1957年提出的“新人口论”,系统地阐述了他对当时中国人口和社会发展的看法和主张,为后来控制人口政策的实施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5]
至20世纪80､90年代,《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下称《公开信》)正式公开发布和施行,标志着我国正式开始执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有关生育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人口学家穆光宗认为,《公开信》的发布是我国人口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重大转折点,中国由此进入了控制人口增长的“急刹车”时代｡[6]时至今日,“人口老龄化”“人口红利”等问题日益凸显,相关生育政策的改革应势而出｡2015年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要积极采取措施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决定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中国由此终结了实施35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开始步入“全面两孩”的新时代｡
相比中国,国外学者对生育行为的研究更为多元和全面,较多涉及经济学,但也有社会学､人口学等多种理论视角,具有明显的理论色彩｡如亚当·斯密最早在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著作中提出的“贫困多育,富裕少育”的生育观点,认为“贫困无疑会使人不想结婚,但未必使人不结婚,贫困似乎还有利于生育”｡[7]还有学者从成本—效用的角度来分析生育行为,如美国人口经济学家莱宾斯坦提出的“边际孩子合理选择理论”,认为育龄父母会根据抚养一个新生儿所需负担的货币和心理成本与新生儿带来的实际效用这二者的关系来决定是否生育｡还有学者从文化心理的层面解读生育行为,如法国社会学和人口学家阿森·杜蒙特的曾提出“社会毛细管学说”,他认为人会因为对社会地位的渴望而延迟或放弃生育,以利于实现个人目的｡
关于青年人生育观的研究,较多的是一种实证性的研究｡人们普遍认为,年轻人口的婚育观念不仅反映和决定着这个年龄层次人们的基本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也会对这一代群未来的经济和社会行为带来巨大影响,还会延伸到上一代人的社会生存状态,并会进而直接影响到未来整个社会的发展｡
一般来说,人们的生育观主要表现在生育意愿与行为,即关于生育的态度和看法｡在具体内容上这种态度和看法包括三方面,第一,为什么要生育子女;第二,理想子女数是几个;第三,生育什么性别的子女｡而影响社会上人们生育意愿的主要有三个因素,首先是经济发展水平,这直接决定了生育下一代的成本;其次是社会发展水平,包括社会政策,特别是社会保障和人口生育政策,如在北欧一些福利国家,生的孩子越多获得的福利也就越充分,不少贫穷女性会因此而选择多生育;第三是社会文化,特别是社会价值观和道德规范｡
西方学者邦嘎茨曾提出六个影响生育意愿与行为背离的因素,在谈到生育意图时,他认为政策法规､舆论､宗教､生活经济､养育条件压力､追求事业､收入､摆脱责任､攀比､替代等都能够成为非原发性的因素,影响人的生育认知和行为,[8]而这些元素必然与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密切相关｡同样以北欧福利国家情况为例,高福利并未阻止出生率持续下降的趋势,显然社会价值观念在这中间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结束了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施的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放开二胎,这是中国生育政策的重大改革,在全社会引起了重大反响,但同时令人们始料未及的是“二胎政策遇冷”｡以2013年实施的单独二胎政策为例,截至2014年底,政策放开一年,全国共有106.9万对单独夫妇申请再生育,远低于国家卫计委此前所做的“200万”的预估数量｡①多位人口学者据此认为,中国育龄夫妇的生育意愿已出现严重滑坡,生育危机正在到来｡“95后”的一代人是未来中国最重要的育龄群体,站在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他们的生育观对于中国未来社会发展的意义重大｡
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具有重要影响
“95后”生育认知反映社会变迁,具有鲜明特征,社会现实,包括政策变革､结构变迁､观念变化都对“95后”上班族的生育观念有相当大的影响,但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还在发挥重要作用,表现出传统与现实观念的深层交融｡一是对于生育行为的社会本质和功能具有积极正确的态度,很多受访者都从社会发展和建构家庭两个角度来分析诠释生育的价值及目的,认为“完成人类的生育诉求是生育价值的核心要义｡”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表示,“生育后代是建立､维护家庭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是考虑生育问题不可忽视的元素｡”其中不少人直接将传宗接代､保持人种的延续性作为生育的首要目的｡二是上一辈的影响力相对较大,很多人在生育意愿上会选择听从父母,父母儒家文化､农耕文化的痕迹依然会影响到“95后”的生育行为｡
很多受访人表示,父母一般都希望多生孩子,如S1表示“其虽然我其实只想生一个小孩,但对方父母有时候会很隐晦的提出希望将来我能生两个｡”同时他还表示,“实际可能会违背个人的原来的观点和看法,转向从维护夫妻关系和家庭和谐的角度来考虑｡”对于“在生育观念形成的过程中最大的影响因素是什么”的问题,几乎所有受访者都会提到自己对生育问题的理解､看法和行为选择上会受到父母等亲人的影响,会考虑父母的意愿｡
“主要来自父母等长辈,他们生活阅历丰富,并且生育这类隐私问题也方便咨询｡”(S2)“生育问题不同于其他生活问题,具有一定的家庭属性,应听从父母等长辈的意见｡”(S8)｡
而访谈中,我们还发现,“95后”上班族的生育选择也会顾及和考虑家长“早生､多生且重男的偏好”的想法｡可见孝敬､以顺从父母意愿为本分的思想根植于中国传统社会,至今仍对社会中的每个家庭产生影响｡社会文化作为行动主体的思想来源,而生育观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对群体生育观的形成和发展必然发挥着内生性的影响,受访的“95后”上班族在生育问题上的一系列行为举措,证明孝敬､顺从长辈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会左右他们的生育行为,在传统的儒家孝道文化依然在发挥着作用｡
社会变迁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社会变迁对这一代人影响巨大,在“95后”的生育观上尤为突出｡第一,经济社会发展影响“95后”生育行为的选择｡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育观念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但作为一种社会行为的表现,它与社会经济发展状态具有很大的因果关系｡一方面经济状况对于家庭生活水平的决定作用直接反映父母的养育能力,另一方面,生产力快速发展,职场竞争激烈,对于劳动者的素质要求不断提升｡
访谈中发现,对于“95后”来说,这种影响首先是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生存发展的压力,无论是在生育时间问题上还是在生育数量问题上,受访者都表示,稳定的家庭收入及一定的物质基础是采取生育行为的重要前提,也是生育观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
如S4说,“我有时候觉得自己生活都很艰难,生孩子这种事离我还很遥远吧｡”S7说,“我想今后能给自己的孩子提供好的物质生活,如果经济基础不好,我不会立即要孩子,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
可以看出,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职业结构､就业环境､居高不下的房价等一系列生产因素成为“95后”上班族采取生育行动时的制约因素,甚至在无形中降低着他们的生育意愿｡经济对于生育的影响还表现在生育年龄的选择上,虽然都是“95后”,但在生育年龄选择上,男女两性还是表现了一定的差异性,女性受访者大都表示婚后二至三年生育最佳,男性受访者则表示经济收入稳定后生育最好,可见,女性更注重生育的生理时间阶段问题,而男性则更加注重生育的经济支出问题｡
第二,社会变迁对这一代人生育观念行为的影响还表现在社会意识方面｡我们发现,“95后”上班族自身成长经历明显影响其生育意愿｡如关于生育子女性别,受访者基本一致认同生男生女都可以接受,他们给出的理由是生育结果是对为人父母､传宗接代等相关原始渴求的一种交代,但生育质量,即孩子的综合素质比生育数量､孩子性别都更为重要｡从中可以明显看出,在基本价值上,传统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男尊女卑”等理念在“95后”这代人的观念中已经被打破了｡
分析受访者的访谈资料,我们发现,在他们的表述中,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自身的经历对其生育意向和态度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生育意愿,特别是在子女的培养和发展问题上表现尤为突出｡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表示要以孩子自身利益为第一视角进行生育选择｡对访谈资料的整理发现,对于生育子女的未来成长､发展期望的问题,希望子女能够健康成长是排第一的观点;其次是关于人格､品质的选择,希望子女能够为人正直,能够有所担当;排在最后的才是学业成就｡多数受访对象表示,学业成绩不是衡量后代学习生活的唯一指标,而只是一个参考标准,以后会更加注重后代在兴趣特长方面的发展｡尤其是女性受访者,持这种观点的占到了百分之百｡
另外,此外,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相关保障制度的建立,切实实现发展成果的社会共享,这对社会民众的生育认知及行为也带来巨大影响｡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一定程度上消解“养儿防老”“重男轻女”等传统生育观,有效促进生育观念的科学化发展｡如S8所说,“我周围的人的工作一般都有五险一金,甚至七险一金,从我这个角度来说,未来的生活保障应该不是问题,保险都可以解决,所以养儿防老这种观念早就过时了｡”“多子多福”“生男不生女”的生育路线,有传统文化的影响,但这种文化本身就源于对未来生活中可能出现的风险的规避｡随着社会全面发展,国家社会保障体系日趋完善,“95后”上班族群体是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建设成果的直接受益者,在这个群体中,生育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保障制度覆盖面广泛,社会保障程度优胜于以往历代,这种社会现实必然反应在其生育观念上｡
社会政策,特别是生育政策影响巨大
一般认为,世界各国带有控制意义的生育政策主要有两种取向,一个是鼓励多生,如日本､俄罗斯等国;一个是鼓励少生,如印度､中国等｡在具体政策设计上,每一种又分为两种,在鼓励多生的政策设置上,一种是只奖励多生,但不处罚少生,如西欧国家;一种是强制多生,处罚少生,代表国家是齐奥塞斯库时代的罗马尼亚,宣称“不生育孩子的人就是背叛国家的人”,规定禁止离婚,要求每对夫妻至少要生四个孩子等等,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危机｡而在鼓励少生的政策设置上,一种是奖励少生,不处罚多生,如印度;一种是强制少生,处罚多生,如我国｡事实上,各国的实际生育率并不完全由于生育政策所决定,很多人对比印度和俄罗斯,印度从20世纪50年代起,一直实行鼓励少生的政响更大的是一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
但我们的研究发现,在我国实施了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实际对于“95后”上班族影响是很深入的,国家的生育政策被社会广泛接受,对于“95后”上班族的生育观念和行为依然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只生一个”的计划生育政策早已放开,但在此次访谈里,关于生育数量的问题,十个被访中,有八人认为养育一个最好,占到总比的百分之八十｡其余2人认为,如果外在､内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包括生育政策和家庭经济情况都允许,可以考虑生二胎｡虽然选择二胎,但可以感觉到,这两个人实际上持很谨慎的态度｡本次研究对象成长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施行期,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计划生育以来,人们的生育观念､生育行为发生了重大转变,经历了服从—同化—内化三个阶段｡[9]而今,虽然社会生育政策发生了变化,但生育观念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并不会随着政策一刀切地发生根本改变,“95后”上班族的生育观显现出以往生育政策的印记｡
另外,“95后”上班族以独生子居多,本次访谈的10人中就有7位受访者为独生子女,他们自身的成长环境对生育观念形成重要的影响,如S10表示,“独生子的成长比较孤单,所以今后自己在面临生育选择时会考虑生二胎,这样他们可以一起陪伴成长”｡
S2则表示,“还没出二胎政策之前,我和一些朋友都觉得以后生一个小孩就行,而且坚定的只要一个｡但是自从政策变了之后,感觉大家的想法都慢慢开始变了,或许是受环境影响,我现在觉得生二胎也不是不可以,各有利弊吧｡”
这反映出尽管生育观念会受到教育程度､家庭收入､代际等多方面的影响,但社会现实中社会政策体系依然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可以看出,实施了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于当今社会及新一代青年人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上仍然具有强烈影响｡由此也可以预测,改变中国现有生育状况,解决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95后”上班族群体生育观上的个性化痕迹
追求个人价值的核心标签在“95后”上班族群体生育观上表现明显｡有很多研究指出,新的一代人的自我意识,个人价值观念是他们与生俱有的特质,这在生育观上也有突出的表现｡一是认为生育是自己的事｡“生养小孩也是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一部分”S9说,被访者很多人持有这种认知｡不仅“重男轻女”“多子多福”等传统生育观念在“95后”上班族中已不再占据主导地位,而且这一代人在生育目的､与子女的关系等多方面都更加突出自我｡再有社会转型中产生的经济理性､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价值观念,人权､平等､自由等思想受到了年轻人的追捧,这对他们的生育认知和行为产生很大影响｡如S1明确表示,“不想过早地被约束,有了孩子就不自由,还想再玩两年｡”明显表现出了一种以自己为基本出发点的生育选择｡
三是社会需求发展对这一代“95后”青年产生很大的影响,选择生育的问题上更注重自我发展和社会价值的实现｡法国社会学和人口学家策,而苏联和俄罗斯长期鼓励多生,但多年来印度的生育率一直高于俄罗斯,可见比生育政策影阿森·杜蒙特的曾提出“社会毛细管学说”,认为社会中的人都有一种想从社会低的地位向高的社会地位上升的渴望,这种向上发展的渴望就好比油灯中的油,会顺着燃烧的灯芯自然地向上｡这是一种类比的说法,按照此理论,社会个体的生育欲望与“社会毛细管现象”的作用程度成反比,即实现个人的理想､价值比生儿育女更为重要,这一点几乎所有的被访者在相关问题上都有所涉及｡
本研究集中在“95后”的上班族,而且以一个公司为选择框,样本量有限且相似度较高,因此,研究结论可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分析依然可以发现,“95后”上班族作为社会转型中的参与者,他们的生育观中既保留着传统的成分,也呈现出经济理性､现代文化和西方价值理念的标签,具有“95后”群体独有的时代色彩｡“95后”群体的生育观念和行为选择不仅关系到未来中国的人口红利,更进而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劳动力水平及其素质,关系到一代人的社会性发展｡我们期望以此引起全社会,特别是青年工作者对这一问题的重视,整合多种学科,切实加强对于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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