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青年女性在探索爱情与亲密关系的道路上，往往寻求星座命理的指引。本研究深入剖析了这一现象背后的文化与心理动因，揭示了星座内容如何成为她们自我心理疏导的工具，以及这种“情感茧房”如何影响她们对现实社会压力的心理抵抗。通过扎根理论和深度访谈，研究不仅探讨了星座命理在青年女性中的流行，更关注了这一行为可能带来的自我异化风险。这不仅是对网络占星现象的社会学解读，也是对现代青年女性情感世界的深刻洞察。
滕乐 李叶
《新闻与写作》2023年第8期
原标题：情感茧房与自我抵抗——一项基于青年女性星座爱好者媒介消费行为的质化研究
摘 要
青年女性作为爱情主题的星座命理内容的主要消费群体，在进入亲密关系时，往往借助互联网平台上的“地方性知识”来进行自我心理疏导，进而对于不理想的亲密关系实现短暂逃避，并表达对于现实社会压力的心理抵抗。本研究以青年女性星座爱好者为研究对象，通过扎根理论和深度访谈，探讨她们在亲密关系中为何频繁参考星座命理知识，并尝试理解现象背后复杂的文化和社会心理因素。研究发现，算法技术为她们提供了一个具有持续性愉悦体验，近乎于“零负反馈”的信息环境，研究者谓之“情感茧房”。在该场域中，青年女性星座爱好者通过短暂逃避社会现实、建构理想自我来实现正向自我认知，进而对由亲密关系引发的社会压力表达心理抵抗。但是，她们做出该行为的同时，也伴随着自我异化的风险。因此，本文将青年女性星座爱好者的媒介消费行为定义为一种算法控制下的“异化抵抗”。
关键词
网络占星;亲密关系;情感茧房;
研究背景
根据中国科协公布的第三次“中国公众对未知现象等有关问题的看法的抽样调查”结果，每四个中国人中，至少就有一个人相信占星1，其中对于“为什么要占星”这个问题的调查结果显示，回答“好玩”的人占比最高，为30.3%，而剩下的回答大多分布在祛邪消灾、心里迷惑、想得到解决问题的建议等等。近年来，国内外发展环境不断发生变化，黑天鹅事件频发，外部生活不确定性的增加大大加重了人们对于未知生活的恐惧。基于互联网发展起来的新型“算命”形式逐渐闯入了大众的视野，主要包括基于社交媒体与视频平台开展的星座、星盘、塔罗牌测试等形式，后文统一采用“网络占星”一词指代。从通常的社会认知来看，占星当然是非理性和不科学的，但在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急剧变迁的今天，个体面临着更多机会和选择的同时，也面对着更多的焦虑和无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必要抛开网络占星这一行为本身是否科学，将其视为一种社会心理行为，从微观视角探讨个体在互联网上求助占星行为的心理特征，在这个过程中个体如何解读占星结果，以及这些结果又对个人和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1》显示，2020年全国的人口出生率首次跌破10‰，创下了70多年来的历史新低。2此项数据从侧面反映出当下年轻人的婚恋及生育意愿不断走低的社会现实。健康的亲密关系是促成双方结合进而组成家庭的重要前提，青年人的婚恋观念以及他们看待亲密关系的态度不仅会对个体的人生走向产生影响，更会影响着一个国家的人口走势与社会结构。不论在哪个时代，恋爱和婚姻都是个体人生经历中重要的一环，而在婚恋的决策中，往往伴随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当个体面对的利害关系足够大，而不确定性又足够强时，个体往往会抛开理性判断，而求助于某种超越现实的“非自然”力量。
2021年，一句“你会为了我去搜陶白白吗？”成为了网络热梗。这是一位在微博上有着近两千万粉丝，在抖音平台有着两千多万粉丝的头部星座博主。根据互联网用户画像，陶白白的粉丝群体中，女性用户占比约77%,18-23岁的用户占比约41%,23岁以下的年轻用户群体占比68%。3据一项用户调研分析，82%的网络用户很相信或部分相信星座，女性相比男性更相信星座，年龄小的用户相比年龄大的更相信星座，由此可见，青年女性是互联网上星座命理内容的主要受众群体。4
相关研究指出，“网络占星”热潮是消费主义全球化和社交媒体主流化合力作用下，后亚文化兴起的典型表征，是青年群体借由互联网平台进行自我表达的实践。5当网络占星的主要用户群体是女性，尤其是青年女性群体时，这一现象便足够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因此，本研究选取青年女性星座爱好者群体（即利用星座、塔罗牌等形式的新型网络占卜群体）作为研究对象，试图回答以下三组问题：第一，青年女性星座爱好者群体在亲密关系中持续性地进行网络占星的个体心理原因是什么？她们渴望通过该行为获得什么信息，如何解读她们所获取的信息？第二，这一现象背后所反映出的宏观社会文化氛围是怎样的？在受众与文本互动的背后体现出怎样的群体特征或社会情绪？第三，星座内容的传播效果如何？该项行为引发了怎样的积极与消极结果？其所带来的愉悦体验需要个体付出何种代价？
文献综述和研究现状
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使得亲密关系也随之带有了流动性和液态化的特征，加之个体在东亚社会的成长过程中，长期缺乏对于亲密关系的有效探讨，因此青年群体在对待亲密关系的认知上存在着新旧观念的巨大断裂。而网络平台上的星座命理内容，作为一种有益的知识补充，在指导青年女性的情感交流与亲密关系处理上，可以发挥出一定的积极作用，能够帮助她们消除焦虑情绪、提升自我认知，甚至作为一种关系决策判断前的参考依据。探索受众如何在亲密关系中消费网络占星内容并使其发挥有效作用是本研究的兴趣所在，而“亲密关系”“星座命理”和“互联网使用”是我们关注的三大核心概念。基于此，在文献综述部分，首先，本文试图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出发，梳理亲密关系在深度媒介化社会中的演进路径；继而，从后亚文化研究领域对于星座命理内容的分析出发，确认星座命理内容作为网络“地方性知识”的基本属性；最后，以“使用与满足”理论在互联网时代下的嬗变作为落脚点，探寻网络占星对于亲密关系研究的有益补充。
（一）深度媒介化语境下的亲密关系
国外关于亲密关系（intimate relationship）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一些学者从心理学视角出发对人类择偶过程中的个人心理进行研究。该领域的研究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社会心理学占据主导的时期以及进化心理学占据主导的时期。
20世纪50年代，以费斯汀格为代表6，主要探究诸如外貌、性格等个体因素对于亲密关系的影响。但在此阶段，亲密关系研究大多附属在其他学科的研究之中，没有发展成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20世纪80年代，斯腾伯格提出经典的“爱情三元论”，即亲密、激情和责任为爱情的三个核心成分，当三种成分的强弱程度不同时，爱情的表现特点及其含义也将发生不同的变化。720世纪90年代，随着进化心理学的成熟，相关学者们开始以进化论为基础对人类的性选择心理机制、策略及行为进行研究，对于亲密关系及性选择的解释力度也更具普适性，这类研究聚焦于人类的生物属性与社会属性之间的互动和博弈。按照进化心理学的观点，人类对于亲密关系对象的选择深受进化的影响，其择偶模型基于达尔文的性选择理论而产生。该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地球上任何一种生物的进化过程，其最基本单位并非个体而是基因。8因此，人类男女两性性选择的不同偏好都是为了能够成功延续自身基因。
进化心理学视域下的亲密关系研究为人们从传播研究的视角系统解读亲密关系开启了大门。该理论认为，当人类为了适应环境变化与周围竞争，尤其是在参与潜在配偶的竞争时，便会不断进化，其中便包括男性欺骗他人的能力、女性防止自己被骗的能力以及男女两性都具备的为了使自己相信他人的欺骗而进行自我欺骗的能力，以此促进性选择的成功。因此，从进化心理学的视角出发，有学者认为人类语言交流能力的出现和进化恰恰得益于人类繁衍后代的需要。9关于如何看待亲密关系的本质属性这一问题，社会心理学强调两性的合作，而进化心理学则强调两性的竞争，虽然两大学科视角在看待亲密关系的本质上有所出入，但究其共性不难发现，二者基本都认为人际传播是亲密关系发展的最重要形式10，而发展亲密关系中的各项策略、行动也需要依托人际传播而开展。不过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当下社会的深度媒介化，以人际传播为主的亲密关系，也开始出现大众传播的某些特点。作为技术产物的传播平台愈发成为了一种传播过程中主体性的存在，作为传播主体的人似乎存在着被边缘化的可能。传统上，亲密关系的展开最终必须落实到男女两性之间的具身传播，但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非具身性元素的作用在亲密关系实践中的作用愈发不可小觑。
（二）“后亚文化”语境中的网络占星研究
通过对“星座”“网络算命”“网络占星”等领域相关文献的整理和分析，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第一，有关星座文化受众的研究。这类研究通过相关的质性访谈，了解相关受众为何会产生利用互联网进行占星的行为，在占星过程中得到了何种信息，受众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又对其网络占星产生了何种影响。第二，对星座文化的流行动因进行分析。这一类文章主要集中在社会心理学领域，诸如认识自我、指引爱情交往、预知未来、抵抗焦虑、认同渴求等满足个体需要是当代青年人较为主要的迷恋星座文化的心理动因。第三，将星座文化作为青年亚文化及大众文化的一种类型来加以探讨，试图探究该种文化现象背后所反映出来的社会心理及社会现状。
其中，青年亚文化研究的视角对于本文关注的问题有较大启发，该领域的研究关注受众群体如何通过文化消费实现与主流文化的对抗过程。通过青年亚文化的传播和消费，受众可以展现出自己的个性，以达到与更加宽泛的文化相互区分的目的，并发展出自己的话语色彩。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后，班尼特、马格尔顿等后亚文化理论家认为，青年人正在以一种更为松散的结成联盟的方式形成与主流文化间的区隔，而不再表现为伯明翰学派眼中的对抗。因此，他们主张用“后亚文化”的概念来替代亚文化。相比伯明翰学派所研究的青年亚文化群体而言，当代青年后亚文化群体成员之间的关系更自由零散，其交往更注重个体的自我认同与个性发展，而非传统的集体认同，其文化实践场所也更加具有流动性、碎片性的特点。11
青年女性星座爱好者利用占星工具指导亲密关系的行为可以被看作是一场后亚文化的活动实践。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丰富物质条件与大众媒介传播的多元价值观加剧了青年在社会个体化进程中的矛盾，青年群体不再按照传统的文化规范与社会期待生活，而是更加强调自我情感与个人欲望，青年文化与社会主流文化之间的张力逐渐增大，两者间的互动往往是对抗与妥协并存。12同时，在社交媒体占据传播主导地位的时代，互联网为当今的后亚文化提供了更具便捷性的活动场所。青年女性群体也凭借自身接触和使用媒介的能力优势不断挑战着主流文化的话语权，逐渐完成了自我与群体的身份认同与构建。
虽然星座内容作为一种新型民间信仰而存在，但研究者对其持有的态度都较为客观辩证，能够看到这种亚文化的积极意义所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心理学教授约夫切洛维奇在其著作《情境中的知识：表征、社群与文化》当中提出了一种知识的社会心理路径，即将知识生产置于个体、人际和社会文化情景中加以分析。作者指出，不同知识共存将满足社会生活的不同需求，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不同的功能。13在这种语境下，我们可以尝试移除对于星座本身所带有的“迷信”色彩的偏见，不去考虑其体系本身正统或科学与否，而将其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考察“星座迷”群体，尤其是青年女性星座迷群体，在消费此类媒介内容时的心理期待及解读策略，并探索该媒介消费行为背后的宏观社会文化变迁轨迹。
（三）“使用与满足”理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悖论
提到媒介消费领域的研究，就不得不追溯早期的大众传播效果研究对于受众看法的多次转变。效果研究奠基初期，受众被视为均质的大众，当时的研究者认为，大众传媒对受众有着极强的影响力，如“子弹论”和“皮下注射理论”所认为的那样。“使用与满足”理论的出现，改变了这种状况，在该理论的视域下，受众不再作为完全被动的信息接受者，但是受众的“主动性”仍主要停留在媒介的使用动机层面。14在“使用与满足”研究中，受众具备主动性是该理论的核心假设，但是，这里的主动性更多是指受众在媒介选择上所做出的行为，如选择新媒体而不是纸媒，而并非指受众在大众媒介面前具备思想的自主性与独立性。同时，根据卡茨等人的定义，社会因素与心理因素共同催生了受众的需求，导致受众对媒介怀有期待并采取媒介接触行为。他们发现，作为社会运行系统中的重要一环，大众传媒所传播的内容也同样是宏观社会因素的一种，会对受众产生一种不易被感知的影响。但是，受众却往往会认为自己从大众传媒中所获取到的知识与信息是经过自己的思考而得，并非是受到媒介的影响。而客观事实却是，人们相当一部分的心理需求其实是由大众传媒制造产生的。15
新媒体时代，媒介形式的多样化发展虽然增大了受众自主选择媒介的权利，使受众看似有了更大的自由度与自主性，但是媒介与平台对于受众的控制也在日渐加深。14算法技术的发展、智能机器人的广泛应用为人类社会生活提供巨大便利与愉悦的同时，也重塑着人们对世界的认知与判断。平台算法经过不断的深度学习，通过对用户数据的加工与处理，可以推测出用户大致的个人特征及社会关系，从而为用户提供更精准、个性化的信息服务，为用户做出最适合自己的判断决策。因此，算法技术看似是我们的服务者，实则更是我们的操控者。在现代社会中，自主做出决策和判断本来应当是人的权利，但是，如果一次次的事实表明算法给出的结果就是更加准确可靠，那么慢慢地，人的自主控制能力就将被逐渐让渡16，人也可能因此被数据与算法捆绑支配，逐步丧失在传播活动与社会活动中的主体性地位17。因此，新媒体环境下，在受众的媒介接触领域，传统的效果研究所认为的受众具有媒介选择权的观点似乎显得解释力不足，受众的主动性范式遭遇了来自技术的冲击。或者，更确切地说，受众的主动性和主体性之间呈现出一种互相冲突的状态，即，越是具备主动性的受众，受到媒介技术的操控就越深，也就越容易丧失依靠自己理性来进行决策和判断的主体性。18
表1 受访者基本信息
表2 主范畴及范畴内涵
研究设计
研究者深入由星座爱好者组成的微信社群与豆瓣小组，并长期在微博、抖音、B站头部占星博主评论区进行观察，最终选取了19位热衷网络占星的青年女性及1位占星师作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半结构化访谈，以探索青年女性星座爱好者的媒介内容消费心理及动因。（见表1）访谈问题涉及受众的个体认知，网络占星的具体行为、动机以及使用感受等问题。之后，研究者利用访谈所得的资料，结合扎根理论，对文本资料进行下一步的编码工作。研究者选用质化研究中的扎根理论作为研究方法，其宗旨是从经验资料出发，在其基础上通过不断地归纳，来实现自下而上的理论建立，通过理论来反映社会现象。扎根理论尤其强调从资料中提升理论，以经验事实作为依据，而不对研究者事先预定的假设进行逻辑推演。19
基于扎根理论的访谈文本分析
（一）开放式编码和主轴编码
首先，在开放式编码阶段，我们对访谈所得的文本资料进行整理与分析，通过反复阅读受访者语句，将其赋予概念后形成更具概括性的范畴。最终形成初始概念55个，将其进行进一步合并后，得到了12个范畴。这12个范畴分别为：A1家庭因素、A2亲密关系经历、A3自我保护、A4看重亲密关系、A5媒介认同、A6情绪影响、A7行为影响、A8不稳定情绪、A9不理想的恋爱关系、A10性别焦虑、A11替代人际交流、A12心理认同。接下来，在主轴编码阶段，通过演绎与归纳，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不断比较开放式编码阶段得到的范畴，进而通过彼此间的排列与组合，凝练成更高抽象层次的主范畴。通过对12个范畴的提炼和整合，最终得到5个主范畴，分别为：外部影响、个人心理、逃避方式、逃避对象、逃避结果。（如表2所示）
表3 核心范畴及主范畴典型关系结构
图1 青年女性星座爱好者“异化抵抗”行为理论模型
（二）选择性编码
本文在对原始访谈资料及主范畴反复比较分析后，提炼出“异化抵抗”这一核心范畴。围绕核心范畴，各主范畴之间的关系可概括为：外部影响及个人心理共同引发了青年女性在处理亲密关系问题受阻时，借助星座工具所开展的抵抗行为。具体体现在逃避方式和逃避对象上，该群体以一种积极面向来表达内心对于亲密关系、社会性别议题，以及传统主流价值观规训的批判与反抗，反映出具有时代特征的青年女性群体性别焦虑。然而从逃避与反抗的结果来看，虽然短期内她们的情绪及生活状态可以得到安抚，但却在更深层次上反映出深度媒介化社会中，人际传播正在经受来自算法推介内容的挑战。人类在判断决策上对于算法的依赖正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加深，最终导致人类在决策过程中系统性让渡出自身的主体性。（如表3所示）
（三）饱和度检验及理论模型建构
据扎根理论的一般要求，为保证研究的信度和效度，研究者使用剩余的3份原始访谈资料进行饱和度检验，最终没有再发掘出新的概念与范畴。由此可认为，本研究提出的概念和范畴理论上已趋向饱和。经过三级编码，各范畴间关系结构基本确定，本研究在此基础上建构青年女性星座爱好者“异化抵抗”行为模型。（如图1所示）
访谈发现，外部环境因素与个人心理因素共同影响了青年女性在处理亲密关系议题遇阻时的网络占星行为。具体表现为通过对自我情绪及行为进行积极暗示与影响，来实现对于不稳定的个人情绪、不理想的恋爱关系以及性别焦虑的逃避与抵抗。虽然短期内该媒介消费行为可以为受众带来一定的正向功用，但从长期来看，由于网络占星会加剧受众对于这类工具的心理认同，甚至潜藏着替代人际交流的风险，进而可能导致自我的异化，因此本文最终将青年女性星座爱好者基于婚恋话题进行网络占星的结果提炼为“异化抵抗”。
研究发现
（一）“情感茧房”：短期内的情感抚慰与精神寄托
那些热衷对婚恋话题进行网络占星的青年女性渴望从中获得什么？又如何对她们所获得的信息进行解读？这是本研究试图回答的第一组问题。曾有研究表明，意义的产生需要媒介、社会环境、受众，及其生活、文化背景与个人态度等共同发生作用。20新世纪以来，效率至上的理念深入人心，而当这种理念入侵到人们的亲密关系中，无疑会引发两性交往中的焦虑与变质。本研究发现，个体在成长时期若遭遇了如亲子关系淡漠或父母婚姻关系不美满等家庭问题，往往会对其本身的婚恋观念与两性相处理念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使她们对于走进亲密关系发生恐惧与焦虑。从这个角度来看，互联网上形形色色的占星内容可以作为一种意义生产机制从而为人提供价值，消除焦虑，进而给予精神支持。研究发现，受访者会习惯性地被婚恋类网络占星内容所吸引，并享受在媒介内容消费的过程中所获取到的情感体验，网络占星由此营造出一个提供情绪价值的“信息茧房”。
经过对访谈资料的整理，本研究将受访者在消费网络占星内容时的情感状态分为：单身、恋爱中、刚刚分手三种。不同的情感状态决定了她们对于网络占星的期待与使用心态也不尽相同。
单身受众的使用情境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步骤：第一步，当个体渴望“脱单”时，常借助占星工具预测下一段恋情的有关情况。出现在各类平台上的情感占星，大多都会为不同星座近期桃花运势的好坏作出预测，有些还会进一步给出有关下一段恋情的详细信息。“比如知星大锅锅，他每周、每月都会有感情运势排名。只要我的星座在他列出来的前五里面，就觉得肯定很棒，我就会超自信。”（W9）第二步，当个体有了某个明确的喜欢对象，打算进一步推动两人关系发展时，常会参考星座配对给出的两人是否匹配的信息，并期待可以得到肯定的答案。同时，个体也会参考与该星座的沟通技巧、相处建议等，来完善自己在亲密关系当中的言语或行动策略。“首先是想看看对方跟我的星座合不合适，然后再看这个男生星座的性格，是不是我能够接受的那种。可能还会看下怎么跟这个星座的男生聊天，怎么投其所好，怎样吸引他们之类的。”（W10）对于此类受众，她们并不介意网络占星所给出的答案是否真的可以在未来得以实现，甚至有相当的受访者指出自己对待星座的态度更偏向于娱乐消遣，但是这些文本却实实在在地为她们提供了短期内的情绪价值，使受众可以对未来抱有憧憬与期待，对现有的状态持有更为积极乐观的心态。
对于正在恋爱中的受众群体而言，她们往往会在双方沟通不畅或感情遭遇问题时向星座工具寻求帮助。值得注意的是，她们解读讯息的过程极具主观能动性，也就是说只相信自己想相信的内容，实现对讯息的选择性接受。费斯克认为，意义之所以可以成为意义，是因为受众在阅读文本时能够产生愉悦，且受众认同文本所指的内容便是受众的意义。21基于此，本研究认为，青年女性星座迷群体消费网络占星内容的过程表现出极为鲜明的“目的指向性”与“自我中心性”。“当你带着一个问题去看这件事的时候，你只会看那些对于自己有利的，如果你想分手的话，那些好的东西就看不到了，只会看到坏的。取决于你的心到底想做什么，那些东西只是给你内心的决定推波助澜而已。”（W5）从这个角度来说，网络占星作为一种辅助工具，推动受众自我劝服，为自己营造起情绪与情感的“信息茧房”。
与上述种种自我情绪安慰的方式相似，刚经历分手的受众会通过参考未来桃花运势的方式期待新恋情的到来；通过观看对方星座的性格解读、恋爱观分析等方式，探测对方心理，尝试理解两人分手的原因，解读过程中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刚失恋的话想赶紧找到下一个，然后就求助这些，看一下什么时间点会遇到一个什么样的人。”（W2）正是外部环境和个人心理的共同作用，共同催生了青年女性在开展亲密关系受阻时转向网络占星寻求帮助的行为，但就像在访谈过程中被提到最多的字眼——“有个指望”“心理安慰”一样，其实她们并不指望星座知识可以真正解决何种问题，而只是希望借此让自己的情绪得到短暂疏解，用积极心理暗示的方式进行自我精神抚慰。
“使用与满足”理论研究虽然是效果研究，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该领域的研究也出现了明显的批判理论的色彩。利文斯通就曾经指出，通过对于肥皂剧的不断观看，女性受众们沉溺于肥皂剧所编织的幸福生活中，从而忘记了现实生活中她们受到的压迫，心甘情愿地沦为“厨房里的奴隶”。22显然，传统媒体时代的“使用与满足”研究中，学者们将受众失去媒介批判力的情况归结于现实世界中确确实实存在的权力结构，如男权社会或资本主义等等。但是，本研究发现，青年女性网络占星群体会将算法推送给她们的内容视为具有某种“神性”的建议加以接受，在这种心态下，这些内容便会被蒙上一层“超余”——即宗教中所说的“神祇”——的色彩。一方面，这样一种“超余”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另一方面，用户遵从算法推介的内容而导致判断力的丧失，也无法真正归咎于哪个特定的群体，从而找到确切的批判对象。某种程度上，占星与宗教信仰对于个人的作用十分相似，即都可以排解个人焦虑情绪、提供情感或精神寄托。但是相较而言网络占星的形式更为轻松便利，且更多情况下像是通过心理学上常说的“巴纳姆效应”来进行一种心理上的暗示，以便帮助个体更好地了解自身、采取行动。正如行业内的职业塔罗师所言，“很多人预约测试的时候，其实他们心中已经知道该怎么去做了，来这只是为了寻找支持，告诉他这么想，这么做事是有道理的”（W20）。
（二）自我决定的孤独：占星行为背后的亲密关系断连与个人主义展演
本研究试图回答的第二组问题便是从社会心理层面出发，在受众与文本互动的背后体现出怎样的社会文化氛围？它反映出当下技术与人类社会之间怎样的一种相互型塑的特征？贝克认为通过个体化的转变，人们可以将自己从社会传统角色及束缚下加以解放。23从该理论出发，本研究认为，青年女性的媒介使用行为可以被看作是一种非典型的个人主义呈现，即用断连方式来表达自我认同。
研究发现，受访者大多都在成长经历中或接触大众传媒的过程中感受到过传统父权社会中男女性别权力的差距以及女性的生存焦虑。“我觉得现在基本上女性是牺牲更多的那一方，尤其是上一代人，基本都是女性会更多地去照顾家里，然后自己的工作就顾得更少，有的时候其实两个人都是一个下班的状态，但还是女性在做家务。”（W4）此外，在中国社会当中，父母通常在子女青春期时避而不谈“爱”的话题，在这种大的文化氛围下，青年女性尝试压抑对异性的情感与自我感受。“心里又喜欢那个人，但是又不敢说，然后我就觉得很困惑，明明喜欢为什么要变成这么压抑的一件事情？”（W9）这些现实因素都会影响青年女性对于性别议题的感知及判断，她们急需从某些观念或理论上获得指引与寄托。网络占星以一种温和的“治愈”方式，为青年女性思考自己与他人的特性与关系提供了某种框架，从而完善个人认知，丰富自己的理想人格。“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告诉女孩子们有困惑时要振作起来好好爱自己，没有办法控制别人的想法，你能够控制的就是你自己，然后把握好当下……我在比较混沌的时候，可能已经忘记了我要爱自己这件事情了，然后我回去听一遍，他可能又让我重新爱自己。”（W9)
青年女性的恋爱观念是矛盾且割裂的，她们渴望摆脱传统婚恋的桎梏，追求浪漫爱，但同时又排斥由激情建立起来的“速食恋爱”；她们一方面憧憬进入自由甜蜜的恋爱关系，另一方面又会因为过往不美好的亲密关系经历或家庭成长经历对婚姻持有一定的畏惧情绪。这种情况在媒介化社会尤其凸显，媒介为人类异地异时的沟通交往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但是同样制造着时空分离下的不安与焦虑。社交媒体平台丰富了人们的情感联络方式，但亲密关系的相处也在时空分离中变得更为神秘、深奥。因此在这种迷茫困顿的时刻，青年女性急需在与异性交往的过程中寻找方法论指导，寻求可以缓解内心焦虑情绪的舒压阀，在不可控的情感交流中为内心留下一份确保自我安全的空间。而相较于来自父母、学校等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刻板教育”，网络占星体现出极大的随意性、自主性，为青年女性的亲密关系交往与实践提供了更为自由、流动且多元化的场景与空间。
齐美尔指出，个体被包含在社会联系中的同时也在与之对抗。24个体既是社会联系中的一环，又是具有自主性的有机体。网络占星在某些程度上迎合了当代青年女性的心理，它鼓励受众认识自我、专注自我、爱护自我，在一次次的情绪共振中，强化了青年女性的的自我认同，甚至加强了其逃离与摆脱不理想的亲密关系及传统社会文化氛围的勇气。“她告诉我那个比较不好的结果之后，我会更加坚定要分手，就不会再因为舍不得，而让自己再去妥协一次。”（W6)
基于此，本研究认为，网络占星作为一场青年亚文化实践，显示出与传统的占星方式极大的区隔。该行为不仅为用户提供了一个想象的空间，使其暂时远离现实压力与困境，在幻想中走向自己心中的理想人格，完成对于传统文化观念的逃离与抵抗。更会在算法的加持之下强化青年女性对于网络占星内容的心理认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在现实世界中的决策，甚至促发青年女性在实际的亲密关系中采取断连行为。传统的跨文化研究普遍认为，在自我认知层面，西方人倾向于个人主义，而东方人倾向于集体主义。25不过，也有日本学者对此提出质疑，他认为这样一种理论假设并没有实证数据的有效支持。26事实上，研究者们普遍忽略了性别这一关键变量对于个体自我认知的影响。尤其是在社交媒体时代，在现实世界强调集体主义为主流文化的东亚社会中，网络占星则成为了青年女性在虚拟空间进行个人主义展演，进而反抗男权社会心理压迫的窗口。这种以不传播的形式进行的传播是一种“自我决定的孤独”，其背后是青年女性的一场自我宣泄、自我表现与自我满足的个体解放活动。
（三）人人“社恐”：异化抵抗下的持续性愉悦与主体性丧失的潜在危机
本研究试图回答的第三组问题是消费星座类媒介内容所获取的意义与愉悦是否需要付出代价，或引发哪些负面的后果？网络占星为受众带来诸多积极作用的同时，其背后也潜藏着诸多问题。因此，本文将该媒介使用行为带来的结果定义为“异化抵抗”。异化在本文语境下有两个含义：一是指“异于主体本身”。抵抗行为本应带有激烈对抗意味，但是本研究中的受访者借助网络占星，以积极暗示与正面影响的方式来调整自己的情绪，以实现对于生活及社会现状的抵抗。二是指主体活动带来了“自我异化”的后果。27即在关键问题的决策上，将本应由自己负责的问题推卸给星座命理，最终将本属于人的主体性让渡给了算法和机器。
网络占星这一实践活动多发生于社交媒体平台或视频平台，这些平台的特点便是拥有发展成熟的算法技术。在算法的加持下，媒介对我们施加的影响只会愈发隐蔽，人们可能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媒介内容对我们意识及观念的重构。星座会给出某种星座的人性格如何、不同星座的人匹配度如何的答案，个体由此可以判断自己更适合与哪类人结成亲密关系，又应该在与某类星座的人的交往过程当中注意什么。看上去人们在生活中获得了优先权，实际上却在无形中将自己依靠理性认知进行判断的权利事先让渡给了算法。
因此，在网络占星这一实践活动中，常常会出现受众主动性与主体性之间的悖论。主动性这一概念更加适用于受众在选择使用何种媒介、搜索何种信息等具体行为上，而主体性这一概念则更多指向受众在泛媒介化时代下如何保持人的理性决策者身份。在本文的语境下，可以将“主体性”理解为青年女性星座爱好者群体在处理关亲密关系的问题上是否有自主决策的权利与能力。网络占星群体虽然在消费这些内容时有着极强的主动性，在信息的解读过程中也体现出一定的自我服务意识。但另一个事实却是，在利用星座为他人的个性贴标签，借助星座工具来帮助自己了解对方是否为适合发展的对象，求助星座工具是否要结束这段并不是那么满意的感情状态之时，受众也同时在让渡自己作为主体而拥有的部分决策权。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在受访者中普遍存在这样一种认知，即认为网络占星这项活动是完全服务于自我的，并且误以为自己在其中保持着高度的主体性意识。
“使用与满足”理论的奠基人赫佐格认为，受众观看肥皂剧所产生的愉悦是短暂的快感，仅能缓解短期内的焦虑，然而长远来看，这将削弱受众回归真实的能力。28同理，虽然受众在算法推送内容打造的“情感茧房”中收获了愉悦的心理体验，但在这种接近“零负反馈”的网络占星传播环境中，受众的使用主动性越强，其主体性丧失的可能性就越大。在人把决策权让渡给算法的同时，也把自主性交付给了她们想象中的“赛博神祇”，而这种交付自主性的过程，在用户看来，反而是一种获得自主性的心理体验。基于此，本文将这种潜在的危机定义为“拟态自主性”。算法与媒介环境为个性化信息的推送塑造了一个拟态环境，持续“投喂”着人们的情感需求。29人们在享受着网络占星所带来的愉悦感受的同时，是否会产生逃避现状的心态？是否会助长个体对于人际交往与现实环境的消极心理？是否会让个体处于被媒介信息及算法支配的环境当中却不自知？这些潜在的风险都需要我们重新思考未来的受众与算法的关系，以及被异化的人与人的关系，只有不断加深对自我以及技术的认识，才能确保人类在传播活动当中拥有真正的主体性。
结论
本研究采取半结构化深度访谈法，选取19位有固定消费爱情类星座命理内容习惯的青年女性及1位占卜师为研究对象，针对有关该消费群体的媒介内容消费行为展开相应的质化研究。研究发现，第一，互联网空间内的星座命理内容在受访者的亲密关系相处过程中发挥出了相比人际传播而言更为独特的优势，可以有效帮助受访者排解内心负面情绪与心理压力，而受访者本身也享受其带来的愉悦体验。她们将算法推介的内容视为某种具有神秘力量加持的信息，以此对亲密关系的走向进行决策；第二，作为后亚文化的典型案例，“恋爱占卜”现象凸显了当下我国青年女性既矛盾而又割裂的恋爱观，反映出具有社会及时代语境的青年心理，网络占星更是成为了她们用以表达内心对与社会主流文化的叛逆与反抗的场所，网络占星成为一种个人主义自我认知在虚拟空间的展演；第三，在整个的媒介消费过程中，受访者往往忽视了技术与算法的存在，误以为在媒介消费中自身掌握着极大的自主性，但这其实只是一种存在于“情感茧房”内部的“拟态自主性幻象”。拟态环境持续为受众提供精准的信息服务，受访者沉浸其中，进而实现幻想与“异化抵抗”。一言以蔽之，算法技术为受众提供了一个具有持续愉悦体验的信息环境，青年女性星座爱好者沉浸其中乐此不疲，以此完成对于现实社会的心理抵抗。
本研究为深度媒介化语境下的亲密关系研究作了有益补充，经典的性选择理论主要关注人际传播，而本研究发现，大众传播等非具身性元素也在其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网络占星文化只是当下异军突起的大众文化中的一种，不可否认，它在青年女性群体的心理疗愈过程中体现出了一定的积极面向。然而，我们需要看到表象背后该群体的真正动机与需求，看到隐藏在群体深处的矛盾与挣扎。传播的目的应当是打破壁垒、实现连接，然而，随着媒介形式的丰富，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呈现出一种“反连接”趋势。人际传播的未来方向，不仅取决于人与技术、与机器和算法的关系，更取决于人如何看待自身与现实世界中具体的人之间的关系。自启蒙运动以来，人类社会从神权统治手中夺回的主体性正在逐渐被平台算法制造的快乐乌托邦所蚕食。“仁者爱人，爱人者，人恒爱之。”只有我们重拾人与人的双向交流，重申人的主体性价值，并做到平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关系，才能免遭那双“看不见的手”探进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
注释
1代小琳：《中国科协调查显示：中国大约有3亿人相信星座》，https://tech.sina.com.cn/other/2003-10-01/1159240577.shtml。
2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21》,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21/indexch.htm。
3腾讯网：《来自西方的“邪术”星座解读，陶白白为何能吸粉千万？》，https://new.qq.com/rain/a/20210729A0BDSO00。
4 36氪：《星座文化用户分析调研：星座文化的“冰”与“火”》，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0518332505364955&wfr=spider&for=pc。
5曾一果：《网络社会的“新俗信”:后亚文化视角下的“星座控”》，《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第20-28页。
6 Festinger L.A theory of social comparison processes.Human Relations.1954,7:117.
7 Sternberg R.The Triangular Theory of Love.Psychological Review.1986,93:119.
8 Dawkins R.The Selfish Gene (30th Anniversary edition).New York Ci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9Franks B,Rigby K.Deception and Mate Selection:Some Implications for Relevance and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Language Origins:Perspectives on Evolu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208-229.
10李华伟、徐开彬：《信息渗透与权力博弈:社交媒介在青年亲密关系中的作用研究--基于关系发展的阶段理论》，《中国青年研究》，2022年第6期，第48-58+47页。
1111曾一果、颜欢：《网络占星：时尚的巫术》，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54-56页。
1212张雯宜：《影像传播与亲密关系：社交网络秀恩爱仪式研究》，复旦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
1313[英]桑德拉·约夫切洛维奇：《情境中的知识：表征、社群与文化》，赵蜜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
1414 16[英]丹尼斯·麦奎尔：《受众分析》，刘燕南、李颖、杨振荣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7-79页、第180页。
1515Elihu Katz,Jay G Blumler&Michael Gurevitch.The Uses of Mass Communications:Current Perspectives on Gratifications Research.Sage,1974:19-31.
1617腾讯研究院：《“判断”是人的基本权利，但我们正在把它交给算法|T-Talk》,2020年1月18日，https://mp.weixin.qq.com/s/DdCZK_OelObkWaXjixP9qw。
1718王敏芝：《算法时代传播主体性的虚置与复归》，《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第166-175页。
1819滕乐、雷珂馨：《离散的具身性与拟态的人际传播--基于任天堂<集合啦!动物森友会>粉丝群体的质化研究》，《北京文化创意》，2021年第6期，第4-13页。
1920陈向明：《扎根理论的思路和方法》，《教育研究与实验》，1999年第4期，第58-63页。
2021 Birgitta Höijer.Studying Viewers'Reception of Television Programmes: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s.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90,1:29.
2122李婧：《算命占星网站之受众研究：一个质化研究》，兰州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4页。
2223泰玛·利比斯：《赫佐格<论借来的体验>在“主动受众”争鸣中的地位》，《媒介研究经典文本解读》，伊莱休·卡兹等编著，常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1页。
2324乌尔里希·贝克：《个体化》，李荣山、范譞、张惠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5-236页。
2425黄厚铭、林意仁：《流动的群聚（mobility）网路起哄的社会心理基础》，《新闻学研究》，2013年第115期，第28页。
2526Nisbett R E,Peng K,Choi I&Norenzayan A.Culture and Systems of Thought:Holistic Versus Analytic Cognition.Psychological Review.2001,108(2):291-310.
2627Matsumoto D.Culture and self: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Markus and Kitayama's theory of independent and 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s.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19999,2:289-310.
2728刘丹丹：《网路环境下的信息异化研究》，黑龙江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
2829[美]希伦·洛厄里、梅尔文·德弗勒：《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第三版），刘海龙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59-71页。
2930郑夏育、王文磊：《从人机关系看社交媒体智能传播风险》，《青年记者》，2021年第4期，第44-45页。
转自：“质化研究”微信公众号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