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世纪中叶，电报技术逐步融入新闻业，经历了约10年的适应阶段。马克思恩格斯的电讯实践，恰处于电报技术融入新闻业的这关键的10年。他们的新闻实践紧紧跟进电报用于新闻传播的进程，创造性地使用电报催生的最新新闻体裁——电讯，通过各种路径在有限的时间内辨析电讯内容的真实程度，从而获得了通讯员的公信力，达到了预期的传播效果。他们思考着电报如何从垄断走向社会化，如何通过商业、战争领域接入新闻业，新闻业应如何以专业的态度适应电报这一新技术等等问题。这些针对新闻业技术应用提出的批判思想散见于他们的报道中，却鲜见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本文展现他们这些方面的实践创新，以启示我们用批判的思维面对各种新媒体的应用。
作者简介
孙曌闻，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媒介技术之于新闻业的影响在今天新媒体层出不穷的现实下异常凸显。近年来，人们越发追求透明和隐匿的技术形式，却忽视其背后隐含的技术逻辑和价值。如果说新闻业的胚胎孕育于古登堡印刷机的发明，那么它的基本样貌则在有线电报的社会化中逐渐清晰。在这个形成新闻业价值规范的关键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事了近12年的国际新闻工作，见证并参与了电讯新闻实践。他们提出的“闪电般的电报”“用时间消灭空间”“电报把整个欧洲变成一个证券交易所”等观点与这段电讯新闻实践经历密切相关。当新闻业还在“触电”的阵痛中缓慢转变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最早走上变革前列。他们领先英国报刊，采取用电讯辨别消息真伪的方式，以达到新闻真实性。这些认识和手段已经成为现代新闻业的惯例。他们应用电报技术和电讯形式的思考和实践，为当今新闻业如何对待和融合新兴媒介技术提供启发。
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电讯实践
恰处于电报技术融入新闻业的关键十年
让我们回到新闻业“触电”初期。19世纪40-50年代，新闻业正在发生一场与有线电报技术社会化几乎同步的革命。随着有线电报设施在欧美大小城镇的架设，已经取得成功的廉价报刊率先开始接入电报服务，以获取更具时效性的信息，提升市场竞争力（舒德森，1978/2009：27）。电报加快信息传递速度，促使新闻业转型。日报上午才发售一空，下午的新消息又能填满一期报纸，增加报纸版面和增出晚间版成了必要（Jones，1996：160；Barton，2010）。以密码、缩写和简写组成的电报纸片不断传来瞬息万变的新消息。编辑部不得不考虑如何保证报道准确，催生了新闻职业共同体内部的客观报道实践及理念（Smethers，2002；孙藜：2015）。借助四通八达的电报线，地方报刊可以掌握消息源，向大城市报刊的垄断地位发起冲击（Lee，1976：60；Matthews，2014）。这些分析深刻证明，电报这一“新媒体”接入新闻业是一场天作之合，它促使新闻业变得更加规范，更加接近今天的行业范式。电报催化报刊明确一个新核心，即以最快速度报道最新消息，替代以社论宣传政党意见（Conboy，2004：125）。其他诸如主动更正信息、保证准确性、寻求报业联合等趋势都不能说不受电报影响。但是这些改变并非一蹴而就，新闻业从“触电”到“融合”至少经历了十年转型阵痛。
在这个关键的十年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工作是作为新闻记者，与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普鲁士《新奥得报》和奥地利《新闻报》签订合同，按时持续提供通讯，同时为英国的英文报刊《寄语人民》《人民报》《自由新闻》撰稿。他们新闻实践的创新在于，紧紧跟进电报用于新闻传播的进程，创造性地使用电报催生的最新新闻体裁——电讯，通过各种路径在有限的时间内辨析电讯内容的真实程度，从而获得了通讯员的公信力，达到了预期的传播效果。以往研究更多从理论视角阐释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电报技术的思想，还从未有研究发现他们在新闻实践中明确和深化这些观点，并将它们运用到新闻报道中去。已有研究提出，马克思和恩格斯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把电报视为资产阶级创造的巨大生产力和实现交往革命的手段之一（陈力丹，王晶，2011b；王晶，2013）。其他关于电报技术的论述，诸如“闪电般的电报”，“把整个欧洲变成了一个证券交易所”，实现“用时间消灭空间”的世界交往，已经耳熟能详了（陈力丹，王晶，2011a；陈力丹，2012；郑保卫，叶俊，2016）。这些研究为本文的论述奠定理论基础，而本文是对这些观点的进一步深化。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宏观的“世界交往（Weltverkehr）”角度看待电报技术，同时他们在新闻实践中比其他人更全面地意识到报刊和通讯社应用电报技术的种种弊端。他们思考着电报如何从垄断走向社会化，如何通过商业、战争领域接入新闻业，新闻业应如何以专业的态度适应电报这一新技术等等问题。这些针对新闻业技术应用提出的批判思想散见于他们的报道中，却鲜见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本文展现他们这些方面的实践创新，以启示我们用批判的思维面对各种新媒体的应用。
二
电报的社会化：
新闻业应用的条件与挑战
19世纪40年代，电报开始在欧美投入实验性使用，率先引起政府和商业公司的关注，而非我们一贯认为的，电报一经使用就被马上投入新闻业。初期，新闻业只能在政府允许的范围内使用电报，在战争时期甚至不被允许占用电缆线路。马克思和恩格斯参与报道了世界第一场大规模现代化战争克里木战争，注意到伦敦的《泰晤士报》战地记者如何受到军队限制。另外，马克思在进行经济贸易报道的过程中发现，商业电报服务在欧洲大陆的蓬勃发展和社会化，是新闻业得以广泛采用电报技术的基础。
（一）电报技术的特权控制及新闻业的机遇
50年代，电报的传播速度令人震惊。马克思曾两次把电报比作闪电，第一次是在普鲁士电报刚刚投入应用的1851年。当时，普鲁士当局以所谓“图谋叛国”的罪名逮捕了11名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并于1852年10月4日在科隆开始审讯。11月12日，政府通过伪造的报告使得法庭判处6名被告有罪。马克思（1853/1995：540）在《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中写道：“当电报把陪审员作出的‘有罪’的宣判从科隆闪电般地传到柏林的时候，拜占庭宫廷（此处指普鲁士王权——引者注）和它的宦官们就更加欣喜若狂了。”
但是这一技术在早期主要被权力组织控制，民众几乎无法触及甚至根本不知道电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大量报道表明，电报架设和电讯应用与政治和战争需求密切相关。1847年7月，法国内政大臣在众议院宣布：“电报必须是一种政治工具，而不是商业工具。”（de Lameillère，1865：41-42）法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第一条正式电报线路分别在1845、1847和1848年开通，在政府专用的5年、3年和1年之后才向社会开放。初期开放范围和设施极为有限，政府还优先保证自身的使用权利（Domschke，1997：43-46，81-83；Beauchamp，2001：102；Huurdeman，2003）。电报的使用情况在美国和英国有所不同，美国电报依赖商业投资，英国电报则由政府与公司合作开发，允许私有。
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倡电报设施的广泛建设，认为电报是人类为了克服传播异化发展出的联系手段之一，将有助于消除旧有立场和观点。1854年9月，马克思得知丹麦已经开通从斯德哥尔摩到马尔默的电报线路，马上就把这一消息写进通讯（马克思，1854/1998c：607）。他们还关注着伦敦、印度、黑海等地的电报线路修建和海底电缆的铺设进程。马克思（1853/2012：857）在《论坛报》的通讯《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提出：“使印度达到比从前在大莫卧儿人统治下更加牢固和更加扩大的政治统一，是重建印度的首要条件。不列颠人用刀剑实现的这种统一，现在将通过电报而巩固起来，永远存在下去。”在1866年7月，连接欧洲和美洲的大西洋海底电缆经历多次挫折后终于投入长期使用，成为世界电报和新闻传播的里程碑。马克思实际领导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获知这一消息，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欢呼在爱尔兰和纽芬兰之间敷设电缆的成功，这是科学和毅力对严酷的自然界困难的伟大胜利，这是促进大西洋两岸欧洲人大家庭成员间交往的设施。”（第一国际总委员会，2011：179）马克思出席会议并投出赞成票。
19世纪中期的克里木战争展现了新闻业和特权阶级就电报使用权的第一次正面交锋。马克思和恩格斯全程参与报道并见证了这场多国范围内的军事、外交事件。1853年10月战争爆发，交战双方分别是联军（英国、法国、土耳其、撒丁王国）和俄军。这场战争被视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现代战争，包括电报在内的多种先进技术首次投入军事使用。联军在土耳其修建了多个电报设施，使该地区接入到西欧电报网，战事消息的传播速度陡然上升。马克思发表了在战场上铺设电缆的新闻。由于进行了电报建设，“多瑙河任何一个地区发生的事情无论在白天和黑夜随时都能报告给司令部。”（马克思，1853/1998a：339）凭借这些新修建的电报设施，《泰晤士报》首次派出职业战地记者，直接向编辑部发送电讯。但是也只有《泰晤士报》这样的大报有能力派出通讯员，其他国内报刊不得不依赖军官报告和官方电讯，发生不少乌龙事件和造假情况。
马克思和恩格斯极力反对任何阶层对电报技术的垄断和特权，以及利用这一技术隐瞒和歪曲事实。克里木战争中，统治者出于维护自身利益，不但不会将电讯内容及时悉数通知报刊和民众，反而还在历史上首次借助电报线插手战场事务。马克思（2013：393）报道：“战地远离土伊勒里宫（法国政府所在地——引者注），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不受巴黎军事学门外汉的实际干涉。可是海底电报消除了这种距离，同时也消除了这种保证。”统治者的权力沿电缆到达战场前线，直接影响军官指挥。马克思（1855/1962：404）报道：“海底电报夺去了将军们手中的战争指挥权，使它服从于波拿巴（Louis-Napoléon Bonaparte，法国皇帝——引者注）的肤浅的占星术的奇想以及议会外交的阴谋。”由于掌握信息渠道，英法政府可推迟、隐瞒和捏造电讯。巴黎发表重要电讯的时间总是要比伦敦迟几小时。马克思（1855/2013b：492）分析：“在克里木战争和巴黎交易所之间有着神秘的联系。大家知道，正像条条大路通罗马一样，条条电线都汇聚到土伊勒里宫，在这里最后成了’内阁的秘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报道中经常使用电讯作为消息源之一，以保证民众对国家政治事务的知情和参与。1854年2月，《泰晤士报》首次派出罗素（William Russell），直接通过电报和邮轮发回报道，而以往的战事消息只能依据前线军官的作战报告。英法政府通过电报干预战场指挥，“把任何一条看起来对自己有利的新闻变成一种政治运作和管控手段”（Engels，1855/2001：720）。为了不向他们透露任何消息，克里米亚战区法军总司令佩利西埃（Jean-Jacques Pélisier）在1855年10月开始对电报实行封禁政策，规定任何参谋长，甚至英军总司令，都不得擅自使用电报。罗素在前线的电讯一时间也遭到封禁。恩格斯认为这一制度阻碍了国内民众获知消息，“对待联军国内所表现出的对新闻的渴望带着一定程度的蔑视”（Engels，1855/2001：720）。电报的建设和大型报刊的报道使英国出现全国性舆论，对于每天期待阅读战事新闻的公众来说，重要的不仅仅是消息传递的速度，还有报道的坦率和细致。这些封禁和审查阻碍报刊报道真相，加大了谣言和造假的可能。
（二）电报的商业化和通讯社的业务转型
1839年英国首条短途电报线开通后服务于大西部铁路公司，公众支付5便士可前往参观（Kieve，1973：30-33）。一则1845年的广告宣称，不管消息多长都只收1先令（Marland，1964：65）。但这时人们普遍将电报当做奇观，并未重视它的传输价值。1846年后，英国成立电报公司（Electric Telegraph Company）和磁电报公司（Magnetic Telegraph Company），由于开发成本高和市场垄断，发送费用十分高昂。1851年，电报公司规定发送100英里20个单词的电讯收取10先令（120便士），1855年下降到4先令（Kieve，1973：53）。这时一名纺织工人平均每周的工资仅有10先令6便士（Ittmann，2016：53）。商业垄断决定了电报技术只能服务于权贵阶层。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普通大众才能采用电报发送消息。1854年1月，一场45年罕见的寒流席卷英国，暴风雪造成了包括铁路系统在内的广泛交通瘫痪，促使商业公司不得不开通电报业务。马克思（1854/1998a：29）及时做出报道：“为了减少由于积雪使商业文书的邮递受阻而引起的种种不便，以及防止出现因期票被不加解释地拒付而进行公证登记的情况，业已使用电报。”这是电报社会化的重要转折点。
19世纪60年代，英国已成立多家电报公司，电报的发送费用奉行“一先令标准”。电报业从业人员增多，应用逐步普及。186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数据显示，电报业从业者达到2399人，与煤气业、照相业、轮船业和铁路业一起，被马克思视为“五种新工业”之一，是当时主要的全新生产部门（马克思，1867/2016：460）。1865年10月，棉花和棉纱价格上涨，各地的交易消息顺着电报线迅速传来。恩格斯正在有名的棉花产地曼彻斯特工作，他在信中写道：“各种电报雨点般纷纷落下。”（Engels，1865/2002：562）
随着电报社会化进程加快，一种新兴的信息传递中介机构，通讯社出现。其业务范围从最早的商业贸易领域逐渐扩展至新闻行业。英国的电报公司于50年代专设信息部门，雇佣编辑和记者收集分发国内外新闻，与地方报刊建立长期合作。例如1854年，超过120家地方报纸登有议会、体育、商业、赛马等通过电报传送的新闻（Kieve，1973：71）。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作为新闻机构的通讯社应具备报道事实和独立判断的品格。但他们发现，在通常情况下通讯社可以如实报道，但在涉及投靠势力的根本利益时，则会露出明显的政治倾向，做出与事实不符的报道。1861年11月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南部“总统”戴维斯（Jefferson Hamilton Davis）派遣密使前往英法两国寻求支持。美国联邦战舰“圣贾辛托号”拦截了英国邮轮“特伦特号”并逮捕了船上的两位南部联盟特使。英国与美国北部联邦政府的关系一下子紧张起来，国内舆论反应强烈。英国内阁在29日决定，通过下一班航轮把训令送交英国驻华盛顿大使。然而还没等轮船抵达美国，巴黎的报纸、通讯社就报道了大使收到训令并发表声明的消息，造成股价大幅波动。马克思（1861/1963：458）把这种行为称作“新闻敲诈”，他写道：“巴黎方面的这些臆造和某些英国报纸的煽动性文章完全一样，不仅是帮助某些当权人物进行政治投机，而且同样也是帮助某些个人进行交易所投机。”
新兴媒体技术总是会促进新行业的诞生和发展。今天的算法技术催生信息集散平台，但也冲击新闻行业规范。19世纪中期，依附电报技术的通讯社对新闻业来说同样是一项挑战。通讯社凭借与电报公司合作垄断信息渠道，以大量集中消息作为资源迫使报刊与其合作。1858年路透社首次与《晨报》签订合同提供新闻，后各家报纸纷纷加入，就连开始最为反对的《泰晤士报》也不得不屈服（Beauchamp，2001：80）。马克思和恩格斯担心的是，以逐利为目的的通讯社将影响报刊的独立判断。1860年，英国首相帕麦斯顿（Henry John Palmerston）把路透（Paul Julius Reuter）介绍给维多利亚女王。路透的得力助手是恩格兰德尔（Sigmund Engländer），他之前是巴黎政府的密探，后来被发现还是俄国间谍，因而被逐出法国，到路透社任职。他在路透社的活跃意味着俄国可以利用路透社维护自身统治。在国际电报联盟成立之前，俄国一直被排除在欧洲国家电报体系之外。通过拉拢路透社和英国，俄国分得一杯羹。马克思（1860/1975：537）分析：“路透通过他的 电讯社控制着全部欧洲报刊，而俄国大使馆又通过恩格兰德尔控制着电讯社，所以您就会明白为什么帕姆［帕麦斯顿——编者注］把路透介绍给了女王。据我所知，同这件事有联系的是俄国加入奥普电讯联盟。”1865年，20个国家在巴黎召开会议，成立国际电报联盟，俄国第一次拿到门票（Siefert，2020：15）。
同年，马克思（1860/2006：367）揭露了路透社、哈瓦斯社、沃尔夫社的老板同柏林《国民报》主编察贝尔（Friedrich Zabel）以及恩格兰德尔之间的同盟关系：“大家知道，这个人（察贝尔——引者注）同两位制造假情报的名家——伦敦的路透和巴黎的哈瓦斯——结成‘秘密同盟’，按自己的一套方式用电报传播世界大事。但是，著名的秘密警探西格索徳·恩格兰德尔是路透社的灵魂，也就是伯·沃 尔弗（沃尔夫社老板，现译“沃尔夫”——引者注）—路透—哈瓦斯这个三位一体的活生生的统一。”马克思的分析在后来被证实。1866年普鲁士首相俾斯麦计划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意志，将奥地利除外。路透社一反往常，在报道中替普鲁士撒谎，反对奥地利。恩格斯从路透社的立场变化发现俾斯麦已和俄国达成秘密协议，后者不会阻止普鲁士的进攻（恩格斯，1866/1972：209）。
三
新闻触电：
新闻业与电报技术的磨合和融合
电报具有无可比拟的传播速度，为报刊及时报道提供了便利。电报“去远”的特性带来了以往在同一时间内不可能获知的远距离信息，极大丰富了报道内容。而报刊为早期昂贵的电讯提供了集中平台，衔接技术成果与民众生活。在当时的欧洲报端，人们能读到各地发来的电讯，包括法国的马赛、普鲁士的柏林、丹麦的哥本哈根、奥地利的维也纳、意大利的都灵、奥斯曼的君士坦丁堡、俄国的圣彼得堡等欧洲大陆主要城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报道中大量使用并提及电讯和电报，《论坛报》通讯有111篇使用了电讯，43篇报道了电报的建设和使用。这些报道实践向我们展现并说明，报刊和记者应如何合理使用电报技术，并警惕这一新媒介带来的风险挑战。
（一）切中电报快速特性，充分发挥时效价值
作为一种新的新闻体裁，“电讯”经过了一段时间才逐步为社会所知。在电报发明后的一段时间内，人们通常使用“telegraphic dispatch（或‘despatch’）”和“telegraphic communication”指称电讯，没有专门的词汇。1852年4月6日，美国《奥尔巴尼晚报》首先使用“telegram”用来指称“电讯”，标志着这一新闻报道形式正式登上历史舞台（Bartlett，1859：474）。1857年1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报道中准确使用“telegram”指代电讯。一般来说，他们在通讯中常用“telegram”“telegraphic dispatch”以及“by telegraph”强调消息源自电讯。“dispatch（或’despatch’，快件）”作为传统交通运输方式传递的消息信件，在电报应用初期也曾代指电讯。马克思和恩格斯通常用它指由电报、驿马、邮轮和火车等一种或几种方式交替运输的消息。
电讯提供了大量最新消息，加快报刊报道速度。马克思抓住这一最为显著的特征，提出电讯报道的注意事项。1859年3月，德国工人运动领导人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建议马克思通过电报给《新闻报》发电讯稿。马克思（1859/1972b：568）回信说：“需要把办事处设在交易所的附近（那里还有几家拍发消息的电报公司的营业处）。”这样做方便在第一时间获取股价信息，并迅速用电报发给报社。他继续提出：“我必须知道，《新闻报》认为几点钟收消息比较适宜（至少，在英国各家报纸收消息的时间不同，这是由于出版的时间不同）。当然，发生非常事件时是不能预先规定时间的，但对通常的电讯稿来说这是可能的。”马克思考虑到电讯在融入新闻业的同时也受到一定报刊出版周期的制约，电讯必须在截稿前收到。
电报的商业垄断导致报刊报道成本提高。考虑到这一点，记者在写电讯时应摆脱以往的冗长形式，换以三言两语说清事实。这在当今看来理所当然，但在当时的新闻工作中却很难马上转变。马克思在与《新闻报》谈判期间收到他们寄来的报纸，读到拉萨尔写的通讯，发现该报已经停止登载他的电讯稿，随即指出因为“它们太冗长”（马克思，1859/1972a：411）。除了要求遵循电报传递消息速度快的特点，加快报道周期之外，马克思还敏感地认识到记者面对电报昂贵的特性应灵活改变写作方式。因此，他还在给《新闻报》写稿前问道：“除了英国的新闻之外，他是否还需要美洲的新闻，简而言之，非欧洲的新闻？他必须明确指明这一切，因为发电讯稿首先需要避免一切多余的东西。”（1859/1972b：568）
这一时效意识不仅体现在单独撰写电讯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运用电讯作为消息源，提高通讯的质量。在向美国的《论坛报》寄出通讯前，他们时常根据电讯修改和更新内容，以便呈现最新消息和确切细节。1854年9月起，英国社会密切关注在克里米亚发生的塞瓦斯托波尔战斗。他们借助电讯消息和军事报告，写了70篇通讯报道了全程。恩格斯1855年9月10日写好《塞瓦斯托波尔的夺取》寄给马克思，报道了俄军战败，从要塞南区退至北区。马克思（1855/2016：685）在11日的信中回复：“刚收到的你的文章，我根据最新的电讯作了改动。”这篇报道分别刊登在《新奥得报》和《论坛报》上。马克思根据最新电讯在寄往纽约的报道中加入了两个细节。一是俄军撤退前在南区做出破坏，包括炸毁仓库和建筑物、破坏防御工事和桥梁、烧毁己方蒸汽舰、凿沉剩余军舰等（马克思，恩格斯，1855/1962b：589-591）。二是俄方已派出援军：“据最近的消息称，在9月13日前，已经向叶夫帕托利亚派出了25000人；我们一定很快就会知道，随后派出的还将有更大的一批兵力。暂时我们还只有关于这些事件的极简短的电讯，等收到更充分、更详细的消息以后，我们再来谈这个题目。”（马克思，恩格斯，1855/1962b：593）
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早就意识到，派专业记者到现场，直接传发电讯将促进新闻真实并引发新闻业的革命性变革。1855年10月，马克思向《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编辑部主任德纳（Charles Anderson Dana）建议，直接派人前往克里米亚前线，借助刚建好的电报设施，第一时间发送前线消息。恩格斯为此挑选好这方面的专业人士——前普鲁士炮兵军官米尔巴赫（Otto Mirbach）准备前往克里米亚。他能以最快速度并且绕过军方和政府审查，向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电讯或直接从战场给《论坛报》寄通讯。然而这一提议被编辑部拒绝，德纳（1989：525）回信：“至于从战场发来的通讯，我认为不值得这样做。”当时只有《泰晤士报》首次派遣本报职业战地记者。换句话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问题上的创新意识与《泰晤士报》几乎同时发生，但可惜马克思只是《论坛报》的通讯员，没有编辑权；而《泰晤士报》开创了派遣战地记者和使用电讯发布新闻的先例。
（二）警惕电讯失实风险，保证新闻真实
使用电讯的早年，出于各种原因报刊经常报道失实。1860年4月，两西西里王国爆发起义，不少报刊采用了意大利南部军事局势的不实电讯。马克思（1860/1963：63）批评道：“无耻地滥用电报，像目前在那不勒斯和热那亚或都灵所做的那样，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侵袭欧洲的蝗虫，也从来没有像现在满天飞的电报’鸭’（原文法文，也有‘谣言’的意思——引者注）那样多。”在经过一段时期的适应之后，核实电讯内容才被作为一种报刊的职业规范。最初，《泰晤士报》由于没有对电讯内容进行核实而做了报道，当收到反向新闻时，其尴尬可想而知，但它却把责任推给了电讯。马克思（1853/1998b：122）曾批评道：“《泰晤士报》在可怕的打击之后，为了恢复常态，首先就来拼命抨击电报，说它是一个‘最奇怪的’工具。《泰晤士报》大叫：‘从这些不真实的电讯中，是无法得出正确结论的’；它用这种办法把自己作了不正确结论的责任都推给电讯，然后就竭力用大臣们在议会里所用的辞句来摆脱和它自己先前的那些‘正确’前提的干系。”
1854年9月，联军登陆克里米亚半岛，向俄军控制的要塞塞瓦斯托波尔进军。马克思和恩格斯全程报道了发生在半岛的战斗，发现商业报刊为了逐利而迎合英国大众期待胜利的情绪，这种巨大的情绪本身，以及政府与报刊的煽动，共同导致了塞瓦斯托波尔被攻陷的骗局。10月2日和3日，《泰晤士报》分别收到了该报前线记者和奥地利政府传来的相同内容的电讯，说是联军已经攻下塞瓦斯托波尔。马克思和恩格斯不轻易相信电讯，而是通过各方面材料加以考证，发现电讯传达了错误消息，是一个给土军指挥官送报告的鞑靼信使将阿利马河会战胜利夸大为攻了陷塞瓦斯托波尔。第二天，俄军陆海总司令缅施科夫（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Меншиков）只是报告了9月26日阿利马河会战的消息，说明联军不可能已经到达并攻占更远的塞瓦斯托波尔。伦敦各报则认定是日期打印错误，并未更正之前《泰晤士报》至少发表了9篇的渲染战胜喜悦的社论。同时传来的西班牙革命进展的电讯则无人问津。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泰晤士报》对读者进行情绪上的误导，写道：“这家报纸真的在准备同全世界开战，当然也要同’其余的人类’开战。”当人们清醒后，他们（1854/1998：639）提醒：“关于没有围攻就占领了大要塞的似是而非的消息原来是一场无情的骗局，这使得报纸以后要谨慎从事。”
除了需改善自身操作规范，形成核实电讯及其他消息的惯例外，报刊还应认识并警惕通过电报技术产生的权力操控。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谈及报刊与当权政府或党派的联系，以它是依附后者还是自主判断为标准衡量报刊是否进步、革命，与工人运动一致。作为英国内阁成员和首相，帕麦斯顿能够以政府的秘密报告和紧急电文收买和拉拢报刊。1855年2月2日，马克思（1855/2013a：98）报道了帕麦斯顿如何控制伦敦报刊：“他不满足于做《晨邮报》（这家报纸每天都把他吹嘘成国家未来的救星）的共有主，于是他雇用像威科夫（Henry Wikoff，美国记者——引者注）那样的花花公子在法国和美国替他捧场；几个月以前，他收买了《每日新闻》，把某些电讯和其他有用的提示透露给它；对几乎所有的伦敦报纸的管理部门，他都插上一手。”
电报和电讯这种现代化的交往媒介为传递消息创造了便利，但也可能使获取信息受制于集中掌握交往资料的人。战争这种重大事变，人们情绪极不稳定，如果获取信息渠道单一，则更容易滋生流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预料到了这种情况，向读者发出提醒和警示。1855年6月，联军围困塞瓦斯托波尔已经9个月，伦敦民众渴望战胜的情绪愈加浓厚，在政府和报刊的煽动下表现了空前的轻信。6月20日，首相帕麦斯顿收到前线电讯，得知联军被击退且损失惨重。但他吩咐《地球报》声明没有重大事情发生。6月22日，与事实相反的战胜敌人的电讯在剧院流传开来。马克思（1855/2013b：491）报道剧院当时的情形：“幕布重新升起，剧院经理走上舞台，用演戏般的夸张语调激动地说了下面的话：’女士们！先生们！我十分荣幸地能够向你们宣布一件大事：联军已经占领塞瓦斯托波尔。’全场沸腾，为胜利欢呼，乌拉，万岁，花束如雨。乐队奏乐，观众齐唱《天佑女王》、《统治吧，不列颠》和《向叙利亚出发》。”马克思（1855/2013c：498）谴责英法政府利用电讯和报刊欺骗民众：“大臣们的狡猾手段竟使人们在德留黎棱剧院和科文特园剧院中令人发笑地欢呼庆贺塞瓦斯托波尔的占领——这太不像话了，先生！”
（三）验证电讯真伪，创新报道形式
就新闻工作者如何在日常操作中采用电讯，马克思和恩格斯实行了一套领先同时代记者的方案。他们的新闻实践创新之一在于通过核实、对比、分析和更正电讯等消息源，领先同时期伦敦报刊，创造了一套辨别电讯真实与否的验证方法。电报在新闻业融入过程中所带来的最大的转变之一就是将报刊的重点从社论述评等形式转换为事实报道。但是在早期，谁也不知道应该如何“以事实描写事实”，新闻界对事实的认识和报道方式仍处在转型期。1853年，与马克思同为《论坛报》欧洲通讯员的普尔斯基（Aurelius Ferensz Pulszky）是这一时期记者的典型之一。他的报道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只是照抄伦敦的报纸，更不要提核验事实和自行提出报道方式。马克思（1853/2016b：501-502）指出：“主要问题是，在我感到自己不能完全掌握的那些事情上，我担心我的批判意识。我的竞争者（普尔斯基——引者注）只单纯地抄录一些事实（或者确切些说，伦敦报界假冒为事实的东西）。”
对于单一的电讯消息，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比其他消息源，严谨考证，避免失实。一次，恩格斯发现《泰晤士报》的电讯错误，要求马克思推迟发稿。他写道：“我至迟必须在十一点半将一切搞好，才能把这个东西寄出；显然，这是绝不可能的，特别是如果考虑到，电讯里有些地名弄错了，必须对着地图花很长时间去查对。”（恩格斯，1859/1972：459）马克思还曾注意到跨国电讯的翻译错误。英国报刊报道普鲁士首相曼托伊费尔（Otto Theodor Manteuffel）的演说电讯，译错了一个词。马克思（1854/1998b：266）写道：“请允许我指出，在英国报纸登载的关于这篇演说的电讯报道中，把’同其他强国一致’误译为‘同西方强国一致’。普鲁士抱有更大的目的。它希望在同似乎是交战的双方一致的条件下商谈和平措施——同谁商谈呢？”这句话表达了普鲁士在克里木战争上的暧昧态度，以便以后倒向胜利的一方，是不应发生错误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有时电讯篇幅过于简短，缺少细节，不足以判断事件全貌。1855年8月，恩格斯搜集克里木战争最新进展的消息，写成通讯在16日前寄给了马克思。《新奥得报》在17-18日以《英法对俄战争》为题发表了这篇通讯，《论坛报》以《战争》为题仅发表了后半部分。在稿件寄往纽约前，马克思根据16日的最新电讯补充了黑河战役的报道，向读者说明：“俄军在利普兰迪将军（Павел Петрович Липранди）的指挥下已经袭击了黑河附近的法军和撒丁军队，但被击退，损失很大。联军的损失没有说明，一定很可观。要想更详细地谈论这一事件，就必须掌握比电讯更为充分的材料。”（马克思，恩格斯，1855/1962a：559；Internationale Marx-Engels-Stiftung，2001：1438）
仅获知电讯一种消息源时，记者写作尤需谨慎，以官方报告等其他消息源为参考，更正或更新报道。1854年3月30日，恩格斯（1854/2016：527）写信给《每日新闻》编辑：“因为要正确判断实际上发生的事情必须有最充分的资料，所以我写作时将很少只根据电讯，而一般要等较详细的材料。”如果必须在抢先报道和保证准确两者之间选择，恩格斯表示：“如果我的文章能因此写得好一些，就是迟一两天也没有什么要紧。”1854年4月22日，英法舰队对俄国在黑海的港口敖德萨发起炮击，战果和细节不详。马克思（1854/1998c：260）如实陈述：“迄今为止所收到的电讯很少而且非常不详细，因此还不能加以评论。”事实证明，炮击确实发生，但并无实质战果和军事价值。在官方报告随邮轮到达后，恩格斯（1854/1998：268）在下一篇通讯中报道：“欧罗巴号带来的报纸和信件证实了早先报道的关于炮击敖德萨的消息。现在收到的有关这一事件的消息具有官方性质，对发生的事件的真实性毋庸置疑。”
印度起义期间，恩格斯在报纸上看到起义军和英国殖民军在勒克瑙发生激战的电讯，在曼彻斯特遍寻战斗细节未果。1857年12月31日，他写道：“详细的情况太少了，全部都是根据从康波尔发往加尔各答的电讯，以致对事件几乎无法作出评论。……电讯中没有其他关于会战性质的说明，而且也没有地形的描写和使用军队的任何详情细节，因此我根本不可能再多谈什么了（而且是凭记忆写的）。”（恩格斯，1857/1972：235-236）尽管如此，恩格斯通过搜集的消息和积累的军事知识完成了一篇出色的报道，被《论坛报》在1858年1月4日作为社论刊出。马克思（1858/1972：245）在回信中称赞：“文章十分有趣，美国佬一定中意。”几天后，英军总司令坎伯尔（Colin Campbell）的报告到达，证实了恩格斯的分析。他在1月14日继续报道：“我们终于得到科林·坎伯尔爵士关于解救勒克瑙的正式报告。这个报告在各方面证实了我们根据这次战斗行动的最早的非官方报道所做的结论。”（恩格斯，1858/1962：398）
不同于直接报道和罗列单一电讯，马克思和恩格斯还结合传统的分析方法报道，创新了新闻写作形式。对于争议性事件的报道，马克思通过调查分析电讯消息，为读者揭露深层动机。1855-1859年，高加索地区的切尔克斯人同俄国作战。1858年4月，君士坦丁堡《东方新闻报》发表了一则匈牙利流亡者班迪亚（Janos Bangya）被指控的简讯，说他在切尔克斯的部队中任职时，同俄军有叛卖性通讯往来，军事法庭判已将他判处死刑。这则新闻引起了流亡者群体的好奇，伦敦报刊相继做出报道。班迪亚在供词中指控图尔上校（István Türr）等人参与了叛卖。后者害怕阴谋败露而向哈瓦斯社寄去了一封澄清信。随后，哈瓦斯社发通讯称，《东方新闻报》关于班迪亚叛卖和被判处有罪的报道是谎言。伦敦的大部分报刊未加核实进行转载，并把班迪亚塑造成阴谋的牺牲者和自由事业的受难者，在君士坦丁堡和伦敦的流亡者之间引起了激烈争辩和纠纷。
马克思对此事十分关注，但并未马上依据哈瓦斯社的电讯进行报道。5月，马克思获得审讯班迪亚的切尔克斯军事法庭成员的文件。他根据这一官方性质的文件，判断班迪亚确实犯下间谍罪行，于是将文件部分内容和报道寄给《论坛报》。后来，切尔克斯代表团访问《东方新闻报》编辑部，证实了班迪亚叛卖行为的详细情况。马克思在9月7日又写了一篇通讯，还原事件的前因后果，揭穿了图尔等人的阴谋和哈瓦斯社的不实报道。
四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电讯应用与
批判的启示
19世纪，电报技术凭借空前的消息传递速度，把分散的“地方”融入“世界交往”。不同于铁路和轮船，电报首次实现了信息传输与物质交换的分离。马克思把这种特殊性凝练为“用时间消灭空间”。这种“分离”开启了人类现代信息传播中关于“两个世界”（身体、物理世界和精神、影像世界）的隐喻（彼得斯，1999/2017：108-112），不断复现于新的现代媒介之上，成为传播研究经久不衰的话题。欧美报刊采用电报技术使电讯迅速流通，各种政治、经济的权力组织也在同时通过这一新的媒介形态渗透进新闻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电讯实践展现了电报技术融入新闻业的努力和挣扎。他们主动推进报刊积极采用新的电报技术。但是电报技术的融入必然需要经历调适与变革，才能进一步使各方面的新闻职业规范逐渐发展起来。这些变革一定程度上是让步和妥协于媒介逻辑及其背后价值观的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性电讯实践表明，新闻业的新技术应用还应有更高的价值追求，以满足公众获知真实新闻的需求。
以往的研究从交往革命的进程中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电报思想，关涉整个人类社会的交往方式发展。这一角度宏观而深远，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则进一步发现，他们的电报思想与长期的新闻实践紧密相关。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历了电报技术融入新闻业的关键的前10年，他们在这10年中关于新媒体革命性的论述，以及电讯应用于新闻报道过程中的批判性实践与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不可忽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今各种新传播技术从不同角度、维度，以各种变换的形式，全方位融入新闻业，除了可见的各种权力组织的影响外，更多的影响因素是隐蔽的和无形的，新闻真实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冲击。马克思和恩格斯19世纪遇到的电报技术融入新闻业过程中的问题已经无法与之相比。各个时代的情况不同，本文的目的不在于对号“学习”他们的具体操作方法，而是在于学习他们对于新的传播技术带来问题的警惕和批判思想，学习他们面临新问题时的创新思维。新闻业面对传播技术不断融入的挑战，要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宏大的价值叙事和长远的眼光为预设，既积极推动新传播技术融入新闻业，也要同步采用各种应对措施维护新闻真实，保障公众获知真实新闻的权利。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3年第10期。
转自：“国际新闻界”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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