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优绩主义奉行优绩至上，其竞争、效率、掌控、交换等逻辑滋生了诸多隐忧，造成赢家和输家对立，加强了工作世界与高等教育的工具性联结。工作世界的工作伦理与美学又加剧了优绩主义的弥漫，进而引发高等教育的优绩主义迷失危机。在优绩主义的裹挟下，高等教育在工作世界被工具化，成为一种竞争资本，产生了“为工作而学习”“专业代表工作”等悖论，打破了让学生通过优绩获取体面满意的工作的神话，出现大学作为机会仲裁者和分类机器的异化角色与功能，凸显了大学文凭作为功能性“标识”的意义。走出迷失，首先要挣脱“工具”束缚，从原点澄明高等教育的使命；其次要辨识“优绩”桎梏，在超越优绩主义中重思高等教育和工作的意义价值；最后要摆脱“异化”窘境，促进工作世界与高等教育间的共鸣，回归追求美好生活。
关键词：工作世界；高等教育；优绩主义；迷失
随着现代社会的加速发展，“技术进步将使我们的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繁荣。然而，这种进步也将裹挟着我们，迈向一个人类可做的工作更少的世界。”这导致在工作世界竞争愈加激烈，优绩主义的影响愈加凸显。优绩主义已向社会的所有领域蔓延，使所有制度空间都充斥着优绩主义的“幽灵”，原本应由价值判断来确定的事却只能由成绩或天分来决定。高等教育通过授予大学文凭和认证相关专业资格可以合理地将工作世界与高等教育联结起来，这让人们对高等教育和优绩主义都抱以极高的热情。由此，工作世界与高等教育的关系着重突出了就业关系，暗含着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与工作世界的职业岗位存在对应关系，目标是实现人职匹配。在工作世界，个人呈现为一种人力资本，即包括工作中能使用的所有知识、技能、才能、价值观、态度、性情等，这其实带有一定贬低性，暗含将人物化，将高等教育工具化，将工作目的化。这窄化了关于人的发展、高等教育与工作的认识。实践表明，优绩主义虽然促进了工作世界和高等教育的繁荣，但也使两者间的关系发生异化，加剧了高等教育的生态内卷。现今，一些大学的不少专业和课程设置越来越以某种专业和职业为中心，可能会让高等教育沦为“为工作岗位而教，为知识和技能而教，为文凭和证书而教，为学生的可雇佣性或就业能力而教”的活动。整体上，在不确定的工作世界，优绩主义对高等教育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产生了诸多隐忧，容易使其陷入优绩主义迷失的危机中。
一、工作世界及其与高等教育的联结
（一）工作与工作世界的内涵阐释
“工作”是一个枝蔓丛生的概念，在个人、社会和系统层面上，工作都占据了重要位置。在古代，工作是低下的而闲暇是高贵的。到了近现代，闲暇与工作的地位发生了颠覆性转变。亚当·斯密（Adam Smith）认为工作代表“辛劳和麻烦”，人们工作的积极性主要是为了经济收入，因为工资能抵消工作本身带来的烦恼。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将工作视为人为了维持身心健康而必须付出的艰苦努力，能充实生活。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直言人的幸福生活只取决于爱和工作，工作必不可少的主要原因在于不仅能让人们获得收益，还是社会秩序的来源。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则强调工作就是职业，能增加让人们获得社会地位和尊重认可的机会，并赋予人们宏伟目标。可见，工作内涵丰富，延续着个人和社会的发展。
工作是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必需且长期的活动，形成了工作世界。在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看来，工作是“世界的工具性活动”，属于人的社会生活活动，它指向社会、世界、人造物的持存，属于“人造”事物世界。工作世界成为人的社会生活家园。人们通常要从事某种工作从而在经济意义上来保障维持生活，同时也被工作世界的规则所约束，丧失了自由。对个人而言，工作世界很多时候作为生活世界存在，工作的意义变成生活的意义，积极的获得感和消极的失去感让人觉得“必须工作”，因为没有工作极可能会感到自卑。对社会而言，工作世界不仅能孕育社会秩序，也深受技术变革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取决于两种对立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一是有害的替代力量，意味着新技术的出现可能使不少工作岗位被自动化或机器人取代，加重技术性失业的威胁和工作岗位蚕食的境况。如自动驾驶汽车的出现将会使许多司机失去工作。二是有益的互补力量，主要以生产率效应、做大蛋糕效应、更新蛋糕效应的方式在起作用，可以使工作更有效率、让经济蛋糕变得更大、促进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产生新的工作岗位。这反映了工作世界的变化性和不确定性，高等教育可以培养学生对此更好地予以认识、理解、把握和应对，提高适应性和竞争力。
（二）工作世界与高等教育的联结
高等教育的实体组织是大学，其报考指南和人才培养方案中几乎都专门强调了职业规划和就业去向。就业尽管不是高等教育的根本目的却不可小觑，毕竟没有大学不关注学生的就业率和从事何种工作。为了提高竞争资本，许多人在高等教育领域除了追求“更好教育”，还追求“更多教育”。“更好教育”主要以质量为评价标准，而“更多教育”原来指更多的人接受教育，其目标是大众化与普及化，但现在指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长时间的教育。托马斯·斯特尔那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认为，个人要求更多的教育不是为了智慧而是为了维持下去，一个阶层要求更多的教育是为了要胜过其他阶层或者至少不被其他阶层所胜过。若教育不意味着更多的金钱，或更大的支配权力，或更高的社会地位，或至少一份相当体面的工作，那么费心获得教育的人便会寥寥无几了。实质上，“更多教育”只能解决部分问题而非所有问题，却已成为许多人的首要选择。如一些高校的硕士学历教师为了破除职业发展的学历瓶颈或免遭失业而被迫选择读博深造，学历文凭就像他们的另一张“身份证”。
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张和普及化，大学生数量的激增引发了大学文凭的加速贬值，许多学生不断追逐名牌大学和更高层次学历来增强获得满意工作、提高社会地位或实现阶层跃升的信心。这背后隐含了“有什么用”作为衡量、选择、判断和行动的价值基准，也反映出高等教育愈渐被视为“工具”的倾向。随着工作的专业化程度加深和需求加速变化，大学的专业被划分得越来越细，不少专业的设置直接对接就业岗位，导致某些专业对学生的培养呈现出碎片化特征，使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然而，人的存在既是物理、生物和心理的，也是文化、社会和历史的，但这种复杂的统一性在越来越细的专业划分中被逐渐瓦解，让学生逐渐成为单向度的人。大多数学生的专业选择、学习、认同是以工作为目的，这其实强化了高等教育与工作世界间的工具性联结。
二、工作世界加剧优绩主义的弥漫
（一）优绩主义的内涵核心与运行逻辑
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指出，优绩主义的核心是优绩至上，相信自己的命运由自己掌握和创造，所有人公平竞争，成绩优异者获胜。据此，名牌或精英大学应当录取成绩最优异的学生，高薪光鲜的工作应当由最出色的人才胜任，彰显出“择优录取”和“能者居上”的公平竞争原则。优绩主义进入我国后，其含义发生了一定变化。从内涵看，在我国传统文化影响下，优绩主义不仅是一种竞争机制，更是一种人才选拔方式，尤其注重个人品行、道德，西方则更强调个人功绩。从外延看，优绩主义一般与国家发展战略和人才培养目标相结合，如“双一流”建设、“千人计划”、“万人计划”等，这在西方国家中较为鲜见。此外，我国社会和家庭对个人成功的期望很高，这使得优绩主义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导致出现了诸多负面现象和影响，如过度激励成绩提升和学术产出，产生诸多恶性竞争和焦虑内卷。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优绩主义的正向作用，而加剧了负向作用。
从积极性看，优绩主义的优势在于绩效激励，在工作和高等教育中都具有效力，允诺人们可以凭借自身的天赋、才能和努力等获得成功，使其坚信“只要你努力你就可能成功”。所以“优绩主义尽管不完善，但却是各种制度选择中缺陷最少的，也是释放每个个体潜力的最佳工具”，让人们乐于走在优绩主义的道路上。从消极性看，优绩主义的允诺和逻辑使人被区分和划类，滋生了“赢家”的“傲慢”与“输家”的“不满”，两者间的分化又加深了优绩话语中“自我负责”的道德意蕴与类似“成王败寇”的心理暗示。由此来看，优绩主义在充满希望和激励性话语的背后隐藏着一定的阴暗面，甚至可能演变成一种“暴力”，进而加剧竞争，同时在竞争得益中容易助长“赢家”的傲慢与自信，在竞争失利中则容易使“输家”产生挫败感和不满，因为优绩主义要求人们为自己的输赢与成败负责和买单。这既削减了赢家设身处地理解输家的能力，也削弱了社会和人类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感联系。
优绩主义含有四重运行逻辑。一是竞争逻辑。优质的工作和高等教育作为稀缺资源需要人们在层层竞争中才能获取，已成为全球现象。正如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所言，“现代社会的生活当中，几乎所有领域最主要的分配原则，都是竞争逻辑。”随着学业竞争的加剧，大学逐渐沦为一种赛道，学生的主要目标就是击败其他竞争对手。由此，竞争逻辑催生了进步强制的思维观念，如“不进则退”“停留在原地等于倒退”等已成为一种现代性思维病症，将学生置于不断提升和竞比的轨道。二是效率逻辑。从工业时代到现代，“效率观念成为一种最高尚的美德。同时，追求财富和物质上的成功成为压倒一切的嗜好。”效率在工作中不仅是个人能力评价的指标，也是其竞争力的表现。效率在高等教育中紧密结合应试和高考，要求师生要有效率地教和学，效率最大化变为一种价值追求。三是掌控逻辑。掌控逻辑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追求目标倾向于简化为以“数值”为形式的单一价值，并不断提高目标门槛，热衷“计算”，使人被迫不断“内卷”。一方面人们期望自己能掌控学业和工作；另一方面由于世界不可控，人们更希望能加强掌控来增强安全感。四是交换逻辑。交换逻辑要求实现利益增长的“非等价交换”，意味着“只有利益增长，交换才有意义”。它通过优绩机制将不同类别、层次和质量的高等教育资源对学生个体进行分配，以实现高效合理化，也让一些学生错误地将优绩视为能进行交换的“砝码”。该逻辑造就了“赢家通吃”的现象，如成绩优异和才能突出的人才能进入优质大学，获取市场前景好、社会地位和经济回报高的工作。现实中高学历人才在工作世界确实总会被抱以较高较多的期望和信任，拥有更多的选择与机会。
（二）工作世界如何加剧优绩主义弥漫及其教育效应
在工作世界，过去“工作即正义，不工作是一种罪恶”，换言之，工作伦理是一种戒律。它显现出的强制逻辑规训着人们，要具有必须工作并引以为荣的服从性。基于工作伦理，工作似乎就是生活目的，也是人生存发展和自我价值展现的重要方式。根据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的观点，工作伦理的外显前提是“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和“工作本身就具有价值”，内隐假设是“工作是人的正常状态”和“有价值的工作要求工资回报”。可见，不工作的人意味着是异化或非正常的人，工作伦理要求人们即使不喜欢或感受不到任何意义也要全心全意、争分夺秒、增量增值地工作，这在本质上摈弃了人的自由和主体性。工作伦理容易让人产生被宰制的感觉，所以他可能会如同监狱的“囚徒”般很难热爱工作，也很难认同工作的道德意义，而是更多地迫于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工作伦理似乎经常“把人们所做的事和他们认为值得做、有意义的事分离开来，把工作本身和任何切实的、可理解的目的分离开来”，使人无形中生活在优绩主义的笼罩下。由此，工作伦理把生活逻辑和工作逻辑割裂，甚至使后者凌驾于前者之上，同时也把生产逻辑和需要逻辑分离，优先考虑“能做什么”而非“需要做什么”。基于此，工作世界凌驾于生活世界之上，并作为基底世界影响着高等教育，大学“就像一条流水线，学生们从一个教室出来，又跑进另一个教室，去接受擅长不同学科的教师的教导。”这种“奔跑”加强了学生对时间稀缺的紧张和焦虑感，其背后或多或少地含有优绩主义带来的竞争影响。
随着现代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精简”成为新的重要原则，丰裕的物质生活和贫瘠的精神生活让人们呼吁即时满足，消费变成一种享受、奖赏、快乐等，以审美为导向，工作伦理的作用逐渐弱化。许多人会依据是否喜欢或快乐来选择某个专业或从事某项工作，注重个人的感受和审美。在美学审视下，“工作的价值取决于产生愉悦体验的能力，不能使人获得‘内在满足’的工作没有价值”，而其他价值标准的效力则相对而言逐渐弱化。许多人把自我感觉作为价值判断的基准。同时，现代社会的发达刺激人产生更多的欲望，容易“催生‘高产多收’‘多多益善’‘大小兼收’‘最大化’的贪婪症、强迫症或过度症”，形成一种“过度化”的优绩繁荣。现今，许多大学师生不断追求成果和绩效，这种过度化的优绩追求在大学已成为较普遍和压迫式的一种生存方式，使师生产生强迫式需要，却忽略了其代价。
整体而言，在工作世界，工作伦理将责任置于最高价值，遵循现实原则，突出延长时间和享受；而工作美学则将体验审美置于最高价值，遵循快乐原则，突出即时满足和体验。两者矛盾又相互交织，在工作世界共同加剧了优绩主义的弥漫。优绩主义虽然在高等教育中作为激励、评价、分配、划类等的手段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若过度会容易使高等教育和身处其中的人陷入优绩迷失中。
三、工作世界视域下高等教育的优绩主义迷失
（一）高等教育被工具化愈渐凸显
在优绩主义影响下，成绩变成资本，学生的成绩越高似乎意味能力越大，能力越大似乎意味就业越好。如此，学业的尽头在一定意义上似乎是就业。换言之，在充满变化和不确定的工作世界追求一个确定和期望的未来，这已成为大多数学生对高等教育抱有的主要追求。这却反映了优绩主义对高等教育独立品格的侵蚀，使其被人为地工具化，导致学生把通过高等教育赢得精英身份和体面工作视为终极目的。工作占据着人生活的绝大部分时间，甚至“长时间工作成了高地位和有权力的象征”，工作成为生活主题和分流器，在高等教育中引发了一些悖论。如“好成绩意味着能进入好大学和获得好工作”“专业代表工作”“为工作而学习”等，虽不一定正确但一定也是误解。由此，高等教育的基底世界从生活世界被置换为工作世界，原本一切世界和意义的基础均源于生活世界，但工作世界越过生活世界成为普遍的领域，使人们的体验、行动、认识等主要活动均指向它，并在其中发生。根本上，工作世界应包含于生活世界，却强势影响着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和学生的教育观，工作目的甚至遮蔽了高等教育目的。此外，如果高等教育资源和工作机会的分配及其奖励系统仅基于学生个体的优绩，那么手段和优绩本身将会成为学生们竞相追逐的主要目标，过度凸显工具理性。这会导致高等教育逐渐沦为以工作世界为轴心的工具性或辅助性活动。由此，学生很多时候在大学中“自愿做着不是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似乎成为一种常态，但其实生活在异化中，如做出的许多选择和行动好像都是为了获得优绩和优质就业，其代价却是放弃主体化,视高等教育为工具“跳板”，漠视了高等教育更多的价值意义。
（二）高等教育的优绩神话被打破
在工作世界，人们普遍认为高学历高薪资是一种优绩证明，低学历低薪资则相反，模糊了优绩和价值、意义等之间的区别。然而伴随学历贬值的加速，过去“高学历代表高回报高薪资”的观念逐渐崩塌，塑造的优绩神话渐渐跌落“神坛”。现今不少高学历的大学生毕业后无法获得想要的工作，成为“当代孔乙己”。这不仅反映了人才市场的供给大于需求，还意味着高等教育过去的“优异成绩保障优质就业”的神话已破灭。现在工作世界的促逼让人们徘徊在两种底层逻辑间，即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提的优越和平等激情。优越激情使人倾向追求“卓越”“高人一等”“超越平庸”等，希望自己能获得精英身份和他人认可；平等激情使人倾向追求“人人一样”“平等尊重”“没有差异”等，希望自己被视为和他人“一样好”。这两种激情大致划分了成绩优异者和成绩庸常者两类人。成绩优异者在选择大学、专业和工作时，几乎都遵循优越激情，偏向于显示自己的出众、优秀、卓越等，希望能进入优质大学，从事高薪体面的工作。成绩庸常者大多为了避免由成绩、比较、筛选、排名、评价等带来的不悦不满，偏向于遵循平等激情，希望自己能够和他人一样在教育和工作中受到平等对待。对于雇主而言，他们通常根据优绩原则分配工作岗位和报酬，主要原因在于招聘人才时成绩和学历是最直观的，也能更多地体现效率和公平。如一些高校在招聘教师时主要考察其毕业高校的声望、学术成果、科教能力等可测量方面。多年来，人们将高等教育不仅视为实现阶层跃升和提高社会地位的最佳路径，也视为提供更多就业选择和工作机会的最佳引擎。但问题在于，现实表明高等教育的优绩可能会成功，但仅凭它不会成功，不少学生所处的境况却是拼命往前跑才可能留在原地，或者不至于倒退或落后，就像蜂鸟疯狂扇动翅膀只为保持静止。可见，高等教育已不能确保重现过去允诺的优绩神话。
（三）大学出现异化的角色和功能
优绩主义促使作为高等教育存在实体的大学出现异化的角色和功能。一是大学被异化为机会仲裁者。在优绩主义的制度空间中，大学掌握和设置标准与门槛，决定了哪些学生有机会进来。对此，哈瑞·刘易斯（Harry Lewis）曾批判现代哈佛大学在优绩至上的竞争中失去了卓越的灵魂，“招收学生更多依据智力、抱负以及潜力，而不是看学生的家庭背景或经济支付能力。我们说失去灵魂，指的不是学生，而是他们就读的大学。”现代许多大学似乎失去了大学应有的卓越灵魂与精神，而是突出了机会仲裁的角色与功能。大学中的奖励机制在积极意义上能促进学生努力学习，但也产生了一定的不良现象，如有些学生为了获得奖学金或保研名额，倾向于选择不感兴趣但易获高分的课程，还有甚者采用非正当手段，如作弊、走“后门”等。这虽并非优绩“强迫”的唯一表现但也是突出表现。二是大学被异化为“分类机器”。在工作世界，大学在一定程度上主导着社会分配工作机会和岗位的体系。不同大学自带的光环、声望、层次等在无形中对身处其中的师生进行分类，如原“985工程”大学的学生基本代表着精英人才，更容易获得社会和雇主的认可，而普通大学的学生则不然。优绩主义的激励性积极话语给予学生努力奋斗的动力，让其信奉自己获得的成功是自己赢得和应得的。在优绩话语的弥漫中，无论是工作世界还是大学都盛行着比拼文化，人与人之间的比拼、内卷和自我内耗等愈加激烈。大学的分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学生和雇主快速地相互匹配，却强化了学生之间的竞争与疏离。很多师生都“竞相追逐名校和高薪、狭隘理解成就和成功、为获取成功而不断‘内卷’”，甚至将结果导向和目标实现程度作为价值衡量的准绳，更注重结果而非过程，导致对成功的追求遮蔽了成长。
（四）大学文凭凸显功能性“标识”的意义
大学垄断了大学文凭授予的资格。不同大学赋予学生的文凭“效力”和人力资本“厚度”在人才市场上存在层次和等级之差，如名牌和精英大学的文凭能在就业市场带给学生很高的优越感和自信。可以说，大学文凭在工作世界里基本被看作是一种重要的功能性“标识”，既作为学生受教育程度的象征，也代表着一种权威认证，可以起到检验和评估个人能力与品质的作用，在工作世界是雇主筛选、识别、分层、认可和聘用人才的重要工具。然而，面对大学生遭遇的就业困境，大学文凭并不能完全有效解决，但若没有大学文凭，人们想要获得体面满意的工作的难度则更大。如现在的招聘信息网上许多工作岗位首先就鲜明地对文凭提出明确要求，大学文凭在人才招聘市场中是一种有力的身份“标识”和“敲门砖”。大学文凭作为功能性“标识”的凸显其实暗含着文凭和优绩主义之间的强力结合，将不同层级的大学文凭与成绩高低、能力高低、努力程度、应得与否、成功与否等紧密地捆绑在一起。然而，这一方面让许多学生不断追求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具名牌效力的文凭，甚至将此视为对高等教育的期望和目标，争取获得更厚实的竞争资本和优势；另一方面不仅助长了文凭主义的盛行，也为诸多无大学文凭的人带来潜在的偏见或歧视，并且把他们在工作世界中的低收入、低认可度、低社会地位等正当化了。由此，过度追求文凭造成大学文凭作为重要的功能性“标识”意义的蔓延，让人们逐渐遗忘沉思关于自身的生存境况、作为主体应如何存在、何为高等教育的价值目的、如何应对工作世界与追求美好生活等问题。
四、如何走出高等教育的优绩主义迷失
（一）挣脱“工具”束缚：澄明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
高等教育给予学生的资本是其在工作世界发展的一个关键起点。但是，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产生了一些连锁反应，如学生数量激增和毕业生质量问题。现在，“大学生地位优越性降低后，他们对其他竞争优势的争夺变得更加激烈。当然，对于不同层次和类型院校而言，这种影响是有区别的。”相较于一流或精英大学的大学生，大学生地位优越性降低尤其对一般或普通大学的大学生的影响更大。为提升大学文凭赋予的竞争力和优越地位，不少学生竭力追求名校的更高层次学历文凭，获取再次选择和进入名校的机会，如现今的“考研热”现象。这强化了学生的工具主义思想和高等教育的功能主义。
工具主义使学生将高等教育视为“工具”的同时也逐渐遮蔽了高等教育的初心，故首先需要澄明高等教育根本任务和使命，使其从“工具”束缚中挣脱出来，真正培养学生“成己”“成才”，才能更好地进入工作世界。所谓“成己”即通过高等教育让学生主体化，彰显“我”的主体性、独特性、行动性等。在格特·比斯塔（Gert Biesta）看来，主体化关注的问题是“‘我’如何作为我自己生活的主体而存在，而不是作为其他人想要我‘成为什么’的对象。”换言之，高等教育的主体化教育目的在于让学生创造自己的主体性，作为主体而非客体去寻找“我”自己的独特存在方式和意义。所谓“成才”即通过高等教育让学生资格化和社会化，资格化领域关涉个体如何具备从事某职业的资格；社会化领域关涉个体如何嵌入既定的社会、政治、文化和专业等“秩序”中。换言之，资格化和社会化的目的在于促进学生的职业发展和社会性发展，高等教育借此也可提高其声望、权威、信任和认可度等。主体化、资格化和社会化共同构成教育目的和功能的一体两面，促进学生“成己”“成才”，这应是高等教育不可忽视的根本任务。尤其在科技发达的现代社会，随着欲望膨胀和过度的功利性追求，更应该警惕高等教育流于形式和沦为工具，而应坚持以人的生存和发展为根本，因为“人”始终是高等教育的根本目的。学生“成己”“成才”才能更好地适应和应对工作世界。
（二）辨识“优绩”桎梏：重思高等教育与工作的意义
优绩主义在工作世界和高等教育中引发了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助长了现实意义上的“能够”取代价值意义上的“应该”。在“有用”的价值天平上，人们更重视高等教育的工具价值，更看好它带来的效益与个人社会地位的彰显，由此注重“何以为用”而忽视了“为何而用”。实质上，优绩主义既非神话也非童话，不能真正决定人们的输赢和成败，它形为自由和开放而实为规训和封闭。正如桑德尔所强调的，影响人们成功与否的因素大多是非控制性因素，如性别、地区、天赋、家庭背景等，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学生能进入何种大学、未来从事何种工作。但这并非意味着优绩不应在工作世界和高等教育中发挥作用。相反，在此基础上人们更应辨识“优绩”桎梏，重新思考高等教育、工作、生活的意义，澄清优绩主义在工作世界如何将高等教育异化，如何损害工作的意义，让优绩主义更好地为人服务。
过去，大学的时间流逝很缓慢。如某个专业要经过相当长时间才可能被贴上过时、淘汰的标签，某个学说思潮的影响也要经过相当长时间才可能消退。然而，现在工作世界对高等教育的促逼，导致许多专业随着职业和工作岗位的快速变化而变化，人才培养也受制于工作世界的变化和需求，这种变化是令人震撼且措手不及的。现今，人们对高等教育的期望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都隐隐以工作世界为背景，这使高等教育的工具价值被囿于经济、工作、效用等方面，造成工作意义遮蔽了生活意义。工作不等同于人生目标，并且“工作机会和人生目标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比人们通常认为的要模糊得多”。但是，现实问题是忙碌的工作常分散了人们对生活意义的体验和追求，因此人们更需要“慢下来”去思考、寻找和重构工作的生活意义。工作为人们带来的不仅是经济收入，还有成就感、方向感、价值感、意义感等，根本上要为人的发展和美好生活服务。一方面，工作作为现今人们生活的重要意义来源，不是因为工作所代表的身份、地位、认可、收入等，而是主要因为工作在人一生中属于花费时间最多的重要事情之一。另一方面，工作的最高意义绝不是主宰人的生活，给予人的奖赏也绝非局限于经济意义，而是让人通过工作成长为什么样的人，追求什么样的生活。
（三）摆脱“异化”窘境：工作世界与高等教育间共鸣
优绩主义对工作世界和高等教育间工具性联结的加强，使高等教育处于“异化”的窘境。随着工作世界的市场信息侵入高等教育，大学和学生都受到不可忽视的影响。一方面大学专业的设置和发展可能会受产业发展变化的“摆布”。另一方面学生在大学将更多地被视为“消费者”“客户”，拥有更多选择和要求的权利。接受何种层次、程度和质量的高等教育已成为学生在工作世界获得某种身份的重要标志。如果说“过去是以职业阶层来定义个人的社会身份，如今学术层次成为身份的标志——这与旧的、前工业社会和前专业化的社会分层大相径庭。”由此，人们似乎更乐于以功利化的视角看待高等教育，并延伸至工作世界，在一定意义上造成高等教育与工作世界之间关系的不稳定，同时彼此间也更不易发生正向的共鸣关系。然而，共鸣关系有利于促进工作世界和高等教育之间产生共鸣，摆脱异化窘境。
罗萨的共鸣理论强调人必须与所处世界建立起共鸣关系才能持续存在，所谓共鸣关系是指两种不同的声音在相互呼应，即主体和世界用各自的方式来与对方进行呼应，并且在呼应过程中两者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特话语，不被对方占据、支配。在共鸣关系中，高等教育和工作世界各自的话语都将得到充分彰显，而不会出现一方的话语侵蚀另一方的话语，使其变得偏向“沉默”。优绩主义的竞争、效率、掌控和交换等逻辑，造就了一种凡事都可简化和归于优绩的现象，而关于高等教育价值和工作意义的问题则被竞争、数值、效用、利益、物质等遮蔽。人们深陷于现代性焦虑和内卷中，虽然有些人喊着“躺平算了”，却无法真正完全做到。其实，“躺平”属于拒绝共鸣的逃避行为。随着现代社会的加速发展和工作世界的流变，工作世界对高等教育的期望，高等教育对学生的期望，学生对高等教育的期望，都在发生着根本性变化。基于共鸣，工作世界和高等教育需要相互关切和呼应，以个体为桥梁和连接点促进工作世界与高等教育彼此倾听诉求，并且予以积极回应。这既能在无形中消解工作世界与高等教育之间的负向关联，同时加强彼此之间的正向联结，也有助于为学生营造更健康更好的高等教育生态，跳出优绩魔力的掌控，让其成为更好的自己。
【杨曌旻，西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熊华军，西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4年第1期
转自：“中国高教研究”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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