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山东社会科学 ，作者蓝 江
从技术治理到数字技术乌托邦
——当代数字技术的控制机制和解放潜能
蓝江 | 南京大学哲学系
原载《山东社会科学》2023年第11期
为方便读者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一并省略
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摘要：在数字平台算法已经深入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今天，我们看到数字技术除了带来一定的便利之外，也将人锁定在算法的囚笼之中，人们普遍感到倦怠和不适。为了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回到西蒙东对技术物的解释，即技术物的存在方式让人不可避免地变成其中的附属物和能量，而这一点进一步被现代国家的官僚制所利用，从而结合成为坚固的技术治理体制，真正统治数字技术下人的生存方式的，并非数字技术本身，而是通过数字技术得到增强和巩固的官僚制的技术体系。为了应对这样的治理体系，就需要形成一个与之对应的概念，即数字技术的乌托邦和技术革命，从而将数字技术从技术治理下解放出来，为缔造一个更为人性化的数字共同体奠定基础。
关键词：技术治理；数字乌托邦；数字技术
今天，数字技术和智能算法已经深入人们生活和工作的每一个角落。在这些算法和数字技术的作用下，数字时代人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仿佛都被置于一个无所不在的大他者的目光的凝视下。在这种数字时代不断加速的节奏和技术控制面前，人们普遍感到了不适。随着智能技术、大数据技术、通信技术以及算法技术的进一步加速和迭代，人们仿佛被绑上了一辆永不停歇的列车，任由我们的身体在里面感到眩晕、头痛、恶心，在那一刻，如同一个看不到身影的恶魔梅菲斯特，通过那些数字协议和契约，让我们和浮士德一样，将自己的灵魂掏空，只留下那个不断被各种数字流量和图像所监控的身体。仿佛在那一刻，梅菲特斯随时会喊道：“快走！否则你会倒霉。畏缩、踌躇、啰嗦全都不管用！我的马儿在颤抖，只因晨光熹微。”
欧仁·德拉克罗瓦(Eugene Delacroix)高清作品《梅菲斯特在维滕贝格（从歌德的浮士德）》
的确，当代的数字技术与一种力量的合流，已经让我们陷入更深层次的异化，这种异化不仅仅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到的异化劳动，或者列斐伏尔在《日常生活批判》中提到的消费异化。在今天的数字技术环境中，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异化，即数字异化，一种并非基于劳动和消费区分，且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时时刻刻表现出来的异化形式。比方说，当我们通过一个智能终端（如智能手机）接入平台时，都会感到自己被一种无形的梅菲斯特般的力量所控制，正如韩炳哲在《非物》一书中指出的，“不是我们在使用智能手机，而是智能手机在使用我们。真正的能动者是智能手机。我们受到这台信息泄露设备的支配，在这台设备的背后有不同的能动者在驾驭着我们、控制着我们转向”。当然，当代人在数字技术面前的失魂落魄、眩晕不适，会让人们将批判的锋芒指向数字技术和算法的大规模应用，他们认为，正是这些技术将我们带入一个万劫不复的境地。于是，如同工业革命时期的浪漫主义一样，他们的解决方案就是回归一个没有被大数据和算法玷污的前数字社会，他们会以极其恐慌的神态斥责数字技术带来的一切变化。然而，数字技术真的是罪魁祸首吗？我们今天的内卷、倦怠以及被掏空灵魂的状态，是不是都可以归咎于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的高速发展？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应该回到技术哲学的基本问题，即技术究竟是什么。
流量化的生命：当代数码物的存在方式
我们之所以会对数字技术和智能算法感到恐惧和焦虑，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思考技术的方式。“在启蒙理性主义中， 自由和理性是交织在一起的。”近代启蒙哲学的贡献之一就是通过技术的客体化实现了主体对技术的操纵，技术成为人类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人类主体成为技术的主宰，这是启蒙以来最常见的哲学思考技术的方式，它建立在笛卡尔式的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广延二分的主体哲学基础之上。在这种笛卡尔式的技术哲学中，人是操纵技术的主体，而技术变成了客体或对象，主体是技术发明和运用的主动和积极一方，而技术（如工业革命时期的蒸汽机、珍妮走锭精纺机等）不过是等待主体去运用的对象。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典型的以主体为中心的技术哲学，如德国技术哲学家弗里德利希·拉普（Friedrich Rapp）就曾在他的《技术哲学导论》中提出了如下的技术定义：“技术是指在创造性建造的基础上为满足个人和社会需要而生产的一切对象、过程和系统，它们通过规定的功能服务于特定目的，并且在总体上改变世界。”拉普的技术定义显然将人类主体（包括个人主体和社会主体）置于技术的中心地位，所有技术的展开必然是围绕着人类活动而进行的，技术的目的本身也与个人和社会主体的需要相一致。在这个意义上，技术是一种被动的因变量，它必须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以及个人和社会主体的需要的变化而不断演进。
罗萨 |《新异化的诞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版
但这只是技术发展的一种理想状态，无论是蒸汽机的发明，还是泰勒制、福特制的广泛应用，以及今天的数字技术和智能算法的普遍化，对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普通人来说，我们在感觉到这种技术的发展为我们带来工作上的便利和生活上的惬意的同时，也感到我们被进一步裹挟到技术的进程之中，不是我们在操纵技术，而是技术在将我们变成其中的零件。这或许就是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将其命名为“新异化的诞生”的原因，因为这种不断加速的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的发展，不仅没有为我们带来更多的闲暇，反而让我们“觉得时间很匮乏，觉得很忙碌，感受到紧迫与压力。最典型的，就是人们会觉得时间比以前流逝得还要快，然后会抱怨‘所有事情’都太快了，他们会担心无法跟上社会生活的步调”。在这种观察中，个人主体肯定不是技术的控制者和操纵者，技术也没有真正实现个人和社会需要，它只产生了一种同一性的节奏和步伐，将个人裹挟到这个同步的步伐当中，让个体的人随着技术本身的节奏一起运行。
在这个意义上，笛卡尔式的技术定义显然已经无法解释这些现象，我们需要一种从技术本身出发的定义，例如，美国技术哲学家布莱恩·阿瑟（Brian Arthur）就给出了另一种定义技术的方式：“现代技术不仅是稍具独立的生产方式的集合，而且已经进化成创造经济结构与功能的开放性的语言。慢慢地，我们从生产固定的物理产品的技术转变成为了新的目的可以进行无限地组合和装配的技术。”在阿瑟的解读中，技术并不是作为笛卡尔式主体的对象或客体出现的，阿瑟定义的技术更像是一种装置的集合，技术具有自己的存在，并将人类存在者也装配到这个巨大的装置中。显然，阿瑟的技术定义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法国技术哲学家阿尔贝·西蒙东（Albert Simondon）关于技术物的说法。在《技术物的存在方式》（Du mode d’existence des objects techniques）一书中，西蒙东对技术和技术物的存在方式作了如下解释：“技术问题是一个结构单元内功能的融合问题，而不是在相互冲突的要求之间寻求妥协。……技术在功能方向上的分歧作为抽象的残留物保留在技术物中，而正是这种对等结构功能之间差值的逐步缩小决定了技术物的进步；正是这种趋同性确定了技术物，因为在任何时候都不存在无限可能的功能系统；技术种类的数量比技术物的用途要有限得多；人类的需求无限多样化，但技术种类的趋同方向却是无限多的。”西蒙东发现，一旦某些装置和技术能够聚集在一起，并产生一定的趋同性，这样就形成了超越人类主体智商的技术物，这种技术物本身具有了自己的存在模式，而技术物的存在模式如同一个有机的生命体一样，不再以人类主体的目的为导向，相反，人类操作者必须符合技术物之中的趋同性才能带来整个技术物的演进和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与笛卡尔式的主体/对象的二元论的技术哲学模式不同，阿瑟和西蒙东的技术哲学看到了技术物的存在方式超越人类存在者的更恢宏的模式，一种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力量，通过人类的生命力在其中运转，人类反而变成了一种能量，一种可以在技术物体系中输入和输出的能量。西蒙东继续说道：“人类，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生物体，本质上都是换能器（transducteur）。初级生物——如动物——本身就是一个转换器，它储存化学能量，然后在各种生命活动中更新这些能量。”换言之，在这种技术哲学的视野中，人类不是作为主体的目的和意志而存在，而是作为服务于技术物的能量和换能器而存在，人类的身体和精神与巨大的技术物的机制衔接在一起，构成了一台巨型机器（mega-machine）。
阿瑟和西蒙东的解读带来的一个直接问题是以人类为中心的主体哲学遭到了一个外在技术物的存在方式的挑战，技术物不一定需要服从人类的目的，相反，技术物的存在是对人类身体的介入，将人类的身体变成异化或外化的力量（在西蒙东的描述中，这种外化的力量就是可以与大机器生产相衔接的能量）。由于技术物的介入，人类的存在方式发生了变化，其身体被分化为可以转化为生物能量的部分（在政治经济学上，这部分能量被称为劳动力）和不能为机器或技术物转化为能量的部分（无用的身体，抑或阿甘本意义上的赤裸生命）。在人类从封建时代发展到资本主义时代的过程中，实际上就发生了这样的转化，资本家之所以能够购买工人的劳动力，能够剥削工人的劳动，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现代物理学和生理学缔造的，因为土地上慵懒的农民变成在机器前工作的工人的身体，不仅仅在于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上交易自己的身体，而且在于通过某种科学的话语（往往是现代医学和生理学）将工人的身体变成一种技术物的能量，即异化劳动。意大利左翼思想家西尔维娅·费代里奇的研究发现：“资本主义之所以把我们的身体当成工作机器，是因为它是这样的一种社会制度：最为系统化地将人类劳动变成财富积累的本质，进而追求最大限度地对其加以剥削。”
无论是西蒙东，还是费代里奇，他们在这里解释的资本主义技术物的存在方式的奥秘在于，人类存在者在丧失了自笛卡尔主义以来的绝对中心的主体地位之后，必须面对的一个状况是如果我们需要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生存下去，就必须将自己变成可以装配到技术物之中的能量，即马克思意义上的劳动力。一旦我们进入技术物之中，或者说被技术所中介，变成巨大的技术物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就丧失了作为完整主体的存在方式，只能以契合于技术物的存在方式而存在，这就是技术物下的人类的异化，也是我们在技术发展下的命运。
许煜 | 《论数码物的存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今天我们面对的当然不再仅仅是西蒙东式的技术物，而是一种数码物（digital object），这是一个由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算法、中继器、路由器、服务器、各种数据光缆、网络中枢等等构成的巨大的数码物。我们这些使用者，无论是数字平台的外卖小哥，还是订单的用户，实际上都是这个巨大数码物的一部分。离开了服务器和通信网络以及使用手机的人，智能手机是无法单独存在的。脱离了Wi-Fi和移动网络的手机与一块砖头没有本质性区别。而让智能手机变成智能手机的，恰恰是人类通过手机这个智能终端注册为用户，最终可以让我们接入无所不在的数字网络中，于是作为数码物的前提的我们变成了一般意义上的数据和流量，并在用户的数据包里面可以完成与所有数据终端和节点的交换。与工业文明的诞生需要将工人身体变成能量和劳动力一样，今天的数字社会的前提当然是让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变成能够进入巨大数码物之中的数据—流量。如果说工业时代工人的生命是能量化的生命，那么今天我们的生命——在数字平台上——就是流量化的生命。
数字技术+官僚制：当代技术治理的诞生
尽管技术物的存在方式会将人类主体能量化或流量化，形成当代巨型机器（在数字社会中，这种巨型机器表象为行星规模的计算网络）下的异化。不过，这仍然不是数字时代人们面对智能算法、大数据技术、通信技术应用普遍感到不适和倦怠的全部理由，因为在这些技术背后，实际上还存在着一个更具有实体性的力量。其实，在西蒙东那里，他已经明确注意到了这种大规模技术应用的风险所在。他指出，技术物的存在方式“产生了一种过度的技术主义，这种技术主义无非是机器的拜物教，并通过这种拜物教，以认同的方式，产生了技术官僚对无条件权力的渴望。对权力的渴望将机器奉为至高无上的手段，并使其成为现代药剂。人类统治同类的欲望催生了机器人机器。他在机器面前屈服，将自己的人性交给机器”。西蒙东认为，真正对当代社会人类生存方式产生威胁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技术拜物教，更准确地说是物化的技术方式与官僚制的结合，这种结合形成了当代数字社会的特定治理形态，我们称之为技术治理（techenocracy）。
不难看出，技术治理是一个合成词，它是两个概念的结合，一方面是技术（technology），另一方面是官僚制（bureaucracy），它们在当代社会的相遇形成了技术治理或技术官僚制。对于官僚制这个概念，最有研究的莫过于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他在《学术与政治》中指出，现代国家区别于中世纪国家和古代国家的一个显著标志是存在着一种独立的不依赖于具体政治家的行政体系，这个体系是非个人性的，因此具有机制化的理性色彩。所以，在韦伯看来，在现代政治中存在着一种官僚，与具有志向的政治家不同，这种官僚不具有明确的立场，他们最优秀的品质不是开创性地提出立场和观点，进行政治斗争，而是按照约定俗成的规章办事。韦伯指出，真正的官僚“就他本身的职分来说，是不应该从事政治的，他应该做的是‘行政’，最重要的是这种行政是非党派性的。……他应该‘无恶无好’地从事他的职务”。韦伯对行政官僚的评价最为关键的并不在于行政官僚与真正的政治家之间的区别，而在于行政官僚是没有“个性”的理性个体，他们唯一的价值就是如同大机器生产中的能量化的工人一样，将自己变成一种行政工具，装配到整个官僚体制中去。于是在整个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行政体制中，形成了一种“超越个体”的行政机制，在这个机制中的个体只有职权，没有个性和好恶，他们只有悬置自己的价值伦理，坚守官僚制下的责任伦理，才能在这个机制中有效地存在。韦伯在其晚期著作《经济与社会》中进一步将官僚制直接视为一种现代政治机器，他指出：“官僚制组织的发展有一个决定性的原因——它在纯技术层面上始终优越于任何其他形式的组织。高度发达的官僚机器和其他组织相比，犹如一套机械装置和非机械化产生方式的关系。精确、迅速、明晰、档案知识、连续性、酌处权、统一性、严格的隶属关系、减少摩擦、降低物力人力成本，在严谨的——尤其是独断形式的——官僚制行政中都可以达到最佳状态。”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官僚制概念本身就是与工业化中的机器相比较而存在的，每一个人包括处于其中的行政官僚，以及到行政系统处理各种事务的人员，都必须按照一定的官僚制程序处理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处理事务的行政官僚必须是冷漠的，他们隐藏自己的观点和情感，不能暴露自己对个别人的好恶，因为他们只是行政机器系统中的一环，必须将自己异化为一种让行政机器系统良性运转的能量，只有那些让机器良性运转的官僚才是好的官僚，而成为一个好的官僚，意味着必须进行长期的专业训练。于是，韦伯继续指出：“具体的执行由接受了专业训练并通过不断实践积累了专长的官员分头负责。‘客观地’履行职责主要就是意味着按照可计算的规则履行职责，而‘无需看人下菜’。”
当然，韦伯分析的现代政治的理性化实际上是行政官僚制的规则化和机制化，是行政官僚异化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个体的多元化情感和态度已经被严重压缩为符合官僚体制的合格训练（在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那里，对韦伯所谓的“严格训练”，使用了今天人们更熟悉的另一个名称：规训）所要求的规范化行为和操作，所有人和所有行政过程都变成了可以在一定算法下计算的行为，这些计算和常规操作可以数据化和档案化，随时可以提档和分析，随时可以纳入行政官僚系统中来处置。总而言之，官僚制是一个巨大的治理体系，让所有参与其中的人都按照规训化的规范实施自己的行为，从而保障整个体制的可计算性和可预测性，而许多现代社会科学学科（如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教育学等等）都是建立在官僚制的可计算性基础上的。
官僚制的机制化和可计算性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一旦计算机科学和数据科学加速发展，它们就会迅速与官僚制结合在一起，成为技术官僚制即技术治理。技术治理从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机制化和理性化特征，技术治理的理想就是社会彻底理性化。而社会一旦彻底理性化，社会各个环节和部门的活动都可以在科学理性的计算下运行，因此掌握科学原理和计算方法的专家在其中便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技术治理表现为专家治理，例如刘永谋教授将技术治理概括为两个原则：一是科学运行原则，即运用系统的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治理或运转社会；二是专家治理原则，即由接受了系统的现代自然科学技术教育的专家掌握更多的治理权力.但上述技术治理原则并不能涵括今天大数据和算法技术下的状态，因为今天我们不仅仅将权利让渡给接受了系统训练和教育的专家，而且我们也将自己的权利让渡与算法本身，也就是说，一旦我们进入技术治理之中，就意味着我们不再是以完整的人的状态出现在平台和数字界面上，而是一种以数据、绩效、KPI指标存在的数字对象。今天的人力资源管理和管理学正在将这些数据变成更为精细的算法，管理科学一旦绘制出更为精细的图谱，基于更为严密的算法，就意味着技术治理下的个体堕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这些管理的算法自动地在平台界面上监控着每一个员工和用户，随时将他们的行为和业绩转化为可读写、可计算、可预测的数据，从而对员工和用户给出评价，并按照这些评价对员工和用户进行奖惩、评聘或者解雇。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理解数字社会中的技术治理问题，尤其是技术治理给普通人带来的不适、倦怠和焦虑的根本原因。在数字社会中，比如在网约车平台的司机和外卖平台的送货员，其共性在于他们必须将自己变成符合这种技术治理的对象，才能在平台上生存下去，而这种技术治理的核心实际上就是韦伯式的官僚制，而技术治理不过是通过新的通信技术和数字技术实现了算法更为精准和有效的计算和预测，从而将每一个人都锁定在无所不在的数字监控和算法之中。
Luddites | 卢德主义者是19世纪英国民间对抗工业革命、反对纺织工业化的社会运动者。
在我们理解了当代社会基于算法的技术治理中的个体的生存状态，每个人都不得不蜷缩在新型的数字囚笼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着枯燥无趣的工作之后，我们很容易混淆两个概念，即技术和技术治理。一些人犹如当年马克思批判过的卢德分子（Luddites）那样，十九世纪的一些工人将自己悲惨命运和贫苦生活归咎于机器的发明和使用，认为是这些恶魔般的机器主宰了他们的卑微生活，于是他们破坏甚至砸毁机器。今天，也有人认为是数字技术和智能算法导致了外卖小哥不得不被锁定在算法里。但正如卢德分子看不到真正支配工人命运的是资本机制一样，今天许多新一代的卢德分子没有看到数字技术本身并不是掌控我们命运的罪魁祸首，而是那个操纵着数字平台和算法的技术治理体系，即新型的技术官僚制。美国左翼思想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十分清醒地看到：“日常生活的普遍官僚化虽得益于计算机的加持， 但其本身并非技术发展的产物。情况毋宁说恰恰相反。技术变革压根儿不是个自变量。技术的确会进步，而且常常是以出人意料的方式。但技术进步的大方向取决于社会因素。”大卫·格雷伯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的确，今天真正统治我们、让我们如同蝼蚁一般按照固定规程运行自己身体的，并不是算法和大数据，而是隐藏在这些计算机和数字技术背后的权力，即技术治理的力量。当代官僚制天生与计算机技术、大数据技术、智能算法合流，而这些新型数字技术都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技术治理的权力，在管辖的范围、管理的精细程度和治理的流畅度上，相较以往都有空前的提升。
因此，我们今天的生存困境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数字技术和算法的广泛应用，而在于使用了这些技术的官僚制，以及官僚制在今天的体现形式即技术治理。当我们认为数字技术天生就与官僚制结合成为技术治理时，我们不要忘记在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发展过程中，实际上还存在着另一种可能，即数字技术乌托邦。
否定的视阈：技术乌托邦的可能性
法国思想家保罗·维希留（Paul Virilio）在他的《否定的视阈》（L’horizon négatif）中研究了在赛车、直升机、飞行器中电子屏幕对人类主体地位的影响。维希留认为，对操作加速设备的驾驶员来说，外面的世界及其与车辆的关系被凝缩为速度仪上的数字，而窗外的风景不过是这种速度仪的辅助。因此，维希留提出了“否定的视阈”的概念，其含义是机器及仪表对外在世界以及直接的身体感知的消解，构成了我们与世界的新型关系，这种新型关系就是我们通过车辆和加速镜的中介（mediation）让身体成为一种与机器和加速镜观察合二为一的状态。试想一下驾驶员的目光，他的目光与路边闲庭信步的游客的目光完全不一样，他们不得不将目光收缩在速度矢量前进方向的狭窄视阈，从对速度的计算中思考汽车与周围可能出现的各种对象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人类本身的身体或者主体的身体不再是我与世界关系的纽带，相反，身体已经发生了分解，按照加速镜上的数字表征重新进行组合。维希留指出：“每一次出发都是一次疏离，它剥夺了我们的感触，剥夺了我们的直接经验；每一次车辆对我们的介入，都不过是一次拉锯，一次对身体的折磨，一次对乘客感官的褫夺。”
Paul Virilio | L’horizon négatif, Galilée, 1984
维希留将这种被机械装置和加速镜改变的视觉的构成状态称为“否定的视阈”。在这种“否定的视阈”中，“作为一种不断（推进）的‘望远镜’和‘加速镜’转换中的表面效应，加速实际上只是一种幻觉。视觉的变态，眼睛的贪婪，驾驶赛车的人换上了新的‘座驾’，用一种新型的视觉假体（prothése de lavue）完成了他的自然立体视觉，使他产生了视野发生了动态变化的驾驶幻觉。这里的光学幻觉也许只是视角空间的假定‘浮雕’”。
维希留的“否定的视阈”概念意味着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首先，由于作为光学设备的“速度镜”需要褫夺自然状态下的人类视觉，与此同时，在不征求人类主体意愿的情况下中介了人类的视觉，将这种加速的“否定视阈”直接呈现在人类面前。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加速视阈的前提是我们放弃了身体感知，当车辆加速前进的时候，也意味着我们与自己身体的疏离，意味着加速镜对我们感官的直接褫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并没有真正的选择，也没有什么自由意志可言。但另一方面，维希留看到了这种“视觉假体”，在加速状态下实现的是视觉主体的贪婪，他们在加速镜中看到了从未看过的景观，从而让自己的身体沉溺于这种驾驶幻觉之中。在一定意义上，这种“视觉假体”当然是对传统笛卡尔式的主体哲学的背弃，但是主体哲学的衰亡并不代表着人类在技术的加速发展中彻底沦丧，因为我们看到了另一种主体，尽管这是一种带有“光学幻觉”色彩的主体，这些幻觉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在这种被“视觉假体”充实的新身体中去打开一个新世界。
尽管维希留谈到的是赛车和飞行器中的速度镜的视觉假体，但这种光学幻觉也可以成为今天数字社会的隐喻。毕竟在数字化的今天，人类必须思考自己与技术的关系，特别是在ChatGPT这样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出现之后，人们忧虑的是未来的智能技术和数字算法会将人类彻底变成技术的奴隶和仆从。我们并不是说技术发展不存在这种可能性，因为像Midjourney这样的智能绘画应用已经开始争夺人类插画师和设计师的饭碗，但这一定就是人类终结的号角吗？让我们再次回到维希留那里。维希留谈到的“每一次出发都是一次疏离”，都是“一次拉锯，一次对身体的折磨，一次对乘客感官的褫夺”，其实我们也可以将其理解为新技术的应用必然会带来人类新异化的诞生。因为无论是智能手机，还是未来会实现的智能家居和智能城市，其结果必然是对我们作为主体的感觉和行为的褫夺，我们不再用我们的眼睛去观察世界，而是将屏幕和图像作为我们思考世界的基础，这样的思考和感知必然是受到数字技术中介的。倘若我们看到的这些图像甚至不是用手机的相机拍摄或真实的截图，而是纯粹由人工智能生成的，那么我们以图像和屏幕来思考世界的方式是否也是一次深刻的疏离呢？当然是的，但问题不在于数字图像和智能制作出来的影像，而在于是谁在幕后让这些图像成为可能，又是什么让街头的外卖员和网约车司机以毫无差别的黑点和线段的方式呈现在城市街区的全景图上，这些才是我们真正应该面对的问题。
换言之，当我们谈论技术治理的时候，重视的往往是技术治理的技术层面，而忽视了构成技术治理的官僚制层面。其实让我们产生巨大疏离感和褫夺感的不仅是技术，而且是被加速的技术装配起来的新型数字官僚制治理机制，也正是这个机制，让加入其中的员工和用户只能变成一种固定的观察点，变成一个与其他外卖员和网约车司机以及与其他拥有ＫＰＩ指标的办公室白领一样的“视阈”。与维希留的“否定的视阈”相反，技术治理下的视阈恰恰是“肯定的视阈”（l’horizon positif），这种“肯定的视阈”是在现代数字官僚制即数字技术治理下可控的视阈，其与德勒兹晚年提到的“控制社会” （sociétés decontrôle）是一致的。
实际上，控制社会的“肯定视阈”在数字技术和算法加持下，也让“否定视阈”下的技术乌托邦具有了一定的可能性。一般来说，当数字技术和算法与官僚制联合为数字技术治理（digital technocracy）的时候，的确是一种技术治理下的“肯定视阈”，这种“肯定视阈”势必将所有人与物变成“一般数据”，让一切事物和用户以可控的方式参与行星规模的计算系统。但正如维希留提醒我们的那样，在“肯定的视阈”之外，一定存在着“否定的视阈”，在巨大的数字利维坦建立起来的时候，也一定诞生了与之对抗的比希莫特（Behemoth）。作为《约伯记》中提到的两只上古怪兽，利维坦在海洋中奠定了国家的秩序，并不断采用最新技术来维持利维坦的稳定。但在霍布斯的笔下，虽然订立了契约，并以理性而自我保存的个体构成了利维坦的新身体，但一些被排斥的个体变成了在控制社会的利维坦中隐形的比希莫特，它们用自己的身体抵御数字技术利维坦的侵袭，从而为比希莫特留下存在的空间。因此，在技术治理之外，我们必须看到存在着一种以比希莫特身体构成的技术乌托邦，而技术乌托邦的存在恰恰是数字技术和算法与乌托邦精神的合体，它们共同制造了一个新的数字社会下的“否定的视阈”，一个比希莫特式的数字乌托邦。
技术乌托邦还有另一个可能性，因为在控制社会的“肯定视阈”下的利维坦逐渐成形的时候，孤立的个体是没有能力来反抗这种“肯定视阈”下的技术治理的。一个KPI指标不佳的员工在其他员工和管理层面前是没有话语权的，因为这种话语权不是由哪一个管理人员的个人好恶来决定，而是由公司行政官僚制之中的算法来决定。个体的肉身在这种巨大的技术治理的权力面前根本没有反抗的能力。电影《哈利·波特》中有一句台词“只有魔法才能打败魔法”，或许我们可以将这句台词稍微修改一下，“只有技术才能打败技术”，“只有智能才能打败智能”。换言之，在数字技术的背后实际上出现了一个二律背反的逻辑：一方面，它既可以与官僚制结合，成为控制社会的技术治理模式，将普通人和事物变成其中的流量化的生命；另一方面，在数字技术治理的背后也诞生了它自己的“否定视阈”，即一旦它与比希莫特的乌托邦理论结合，让技术成为人们共通的“数字假体”（digital prothese），便具有了通过智能算法和数字技术打造新的乌托邦身体的可能性。
The Peripheral | an American science fiction television series created by Scott B. Smith.
数字乌托邦的身体必然不是个体性的，而是一种共有的身体。如同美国电视剧《边缘世界》（The Peripheral）中的设定：6个特种兵通过自己的改造过的联网身体而合为一体，他们拥有共同的视觉和听觉，无需语言沟通便可以在感觉上进行联动，从而轻而易举地消灭数倍于自己的敌人。尽管《边缘世界》具有科幻的成分，但“否定的视阈”的确为这种可以抵御数字治理技术的数字乌托邦或数字革命提供潜能，如许煜在他的《论数码物的存在》一书中给出了一个面向未来的数字乌托邦设想：“通过寻找调节这些关系的机制，换而言之，就是通过建立我所谓的创造性约束。也就是说，完成注册后，用户只有在参加小组或创建计划时才能使用全部功能。这种关系的重新排列使组织与计划而非个人成为默认。该组织可以与其他组织建立联系并创建组成环境的组间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看到计划与小组成为个人与其他小组的缔合环境，也成为话语关系与存在关系之间的中介。”在这个意义上，许煜的计划就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数字乌托邦畅想。
在德里达对柏拉图药学的解读中，提出药（pharmakon）既是一种毒药，也是一种解药。德里达认为，这里的药实际上隐喻的就是技术，技术既然可以成为技术官僚制和技术治理的同谋，将所有的人与事物变成其规范化和标准化的产物，让数字技术治理（digital technocracy）成为可能，那么与历史上的任何技术发明一样，在数字技术治理生产了技术利维坦的同时，也必然生产出它的解药和“否定视阈”，即技术仍然具有导向解放和乌托邦的潜能。因此，对于人文学者来说，就必须发明一种新的词汇，即数字技术乌托邦（digital technopia）或数字技术革命（digital techno-revolution），将技术从官僚制利维坦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从而为构建面向未来的数字共同体提供可能。
转自：“实践与文本”微信公众号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