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理论的火焰与灰烬
作者: 【瑞士】埃米尔•瓦尔特-布什（Emil Walter-Busch）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副标题: 评判理论与政治
原作名: Geschichte der Frankfurter Schule：Kritische Theorie und Politik
译者: 郭力
出版年: 2014-1
本文来源于《法兰克福学派史》第14小节
1956年夏季学期，为纪念弗洛伊德诞辰一百周年，霍克海默与德国心理分析学家米切利希在法兰克福大学及海德堡大学组织了一个系列讲座，但未受到英国、美国和瑞士一些著名弗洛伊德学者的认可。赫伯特·马尔库塞在系列讲座上，做了题为“本能驱动学与自由”及“心理分析光辉下的进步理念”的报告。针对马尔库塞的报告，当时刚在社会研究所被阿多诺聘为研究助理的尤尔根·哈贝马斯专门在《法兰克福汇报》撰文进行探讨。文章中，他对马尔库塞近似“救世史”般的时代诊断报以善意怀疑。他指出，按照马尔库塞的观点，在一个科技与经济进步发展的社会中，要实现具异化性工作及受不必要驱动压迫之生活的另一面，客观上有其可能；只要人们确实愿意，这种生活“明天或者后天”就可以实现：
这几乎是千禧年预言般的誓词，就算它比冗长论证更能引起兴奋，但这种早期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到弗洛伊德理论术语的神奇转变，也能引起听众们的种种怀疑。正如我们所了解，马尔库塞理论构建能否成立，取决于无压抑的性升华（die nicht repressive Sublimierung）的概念。反对意见在积聚，这点马尔库塞知道得最清楚。然而，将18世纪无所顾忌的乌托邦能量，自由释放到一个我们这样的时代里，其勇气仍能产生奇特效果。他至少，如果他做到了的话，至少在最麻木固执的人群中引起了反思；这种反思是：我们大家都怎样不自觉地顺从传统观念，怎样在思想中确认现存的一切，而不在其概念上、在其历史发展的客观可能性上进行考核。（“本能驱动力之命运为政治命运”一文见1956年7月14日《法兰克福汇报》；参阅KRAUSHAAR, 1998年，第1卷，第118、119页）。
马尔库塞的核心思想，是要设想所有可能性，即设想、根除邪恶的所有可能，要对现代社会从根本上进行革命改造。从1928年他第一部哲学著作出版，直到他最后关于爱神（Eros）、关于革命、关于1968年学生运动及关于部分受学生运动压制、部分相互结合而形成的被马尔库塞称为“需预防的反革命”的作品，都各有其背景及其原因。
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 1898～1979年）为家中长子，在柏林出生长大。父亲卡尔·马尔库塞为犹太人，纺织品制造商，母亲叫格特鲁德（娘家姓为克雷沙拉维斯基）。1916年高中毕业后，马尔库塞应征入伍。由于眼疾，他先在达姆施塔特（Darmstadt）后在柏林一个飞艇后备队工作。1917年加入社会民主党。1918年秋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他参加柏林莱尼肯多夫区士兵委员会成员竞选。1919年初，斯巴达克同盟起义失败，他们的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K. Liebknecht）和罗莎·卢森堡惨遭谋杀后，社会民主党竟与反动势力结盟，对此马尔库塞同霍克海默、波洛克一样，深感震惊。同年退出社会民主党后，他没有再加入其他政党。他之所以批评社会民主党，并非因为他们的活动家认为，要“在现有条件下”发挥作用；“我们都是这样的”，在一次谈话中他曾说道，“我们要利用所有哪怕最小的可能，在现有条件下改变现状”。同霍克海默和波洛克一样，以他的革命立场，他只是对社会民主党竟然与“实施毁灭性镇压的反动势力”联盟痛恨至极（MARCUSE, 1967年，第68页）。
1919年至1922年，马尔库塞在大学时期分别在柏林的洪堡大学及弗赖堡大学就读了四个学期，主科为日耳曼学和近代德国文学史，副科为哲学及经济学。1922他在弗赖堡大学韦特阔普（Philip Witkop）教授指导下以博士论文“德国艺术家小说”获得了博士学位（MGS1，第7-344页）。之后，他在柏林经营一家出版社书店，其间与女统计学家索菲（Sophie Wertheim）喜结良缘，并步入家乡柏林积极思考质疑社会问题的艺术家及知识分子圈子。1927年春，海德格尔发表他的代表作《存在与时间》（Sein und Zeit），这似乎为马尔库塞提供了了解现象学基础，了解马克思主义具体革命理论的可能，使他萌发学习哲学并要做大学执教资格论文的愿望。于是他与妻子1928年来到弗赖堡，而海德格尔不久前刚作为胡塞尔的继任者，成为该校哲学系教授。1932年底，马尔库塞发表了数篇论文及专题论著《黑格尔的本体论及其历史性理论》，这部论著本应是他的大学执教资格论文（MGSI，第347-555页；MGS2）。这些出版物显示出马尔库塞当时试图在“海德格尔-马克思主义”之间建立联系（HABERMAS, 1957年，第463页，注129; SCHMIDT文，收入HABERMAS, 1968年）。
希特勒夺权之后，海德格尔很快倒向民族社会主义，这是事先很难预料的。1932年马尔库塞在他出版的有关黑格尔哲学专著中还强调，这部著作主要应感谢“马丁·海德格尔的哲学研究”（MGS2，第8页）。写下这些文字时，他已经知道，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犹太人，自己在德国的学术生涯将受到阻止。在海德格尔和霍克海默的朋友、法兰克福大学政府监管利兹勒（Kurt Riezler）的鼓励下，马尔库塞到社会研究所找到一个职位。这样，马尔库塞与妻子及1929年出生的儿子，取道瑞士、法国——他在研究所日内瓦及巴黎的分部做过临时工作——于1933/34年移居纽约。尽管开始时他不属于霍克海默核心圈内成员，由于他在《社会研究学刊》发表了众多评论文章及哲学论述，加上他对资产阶层权威型及家庭观念之历史的广泛研究（HORKHEIMER, 1936年b, MGS3, 第85-185页），他成为研究所广受尊敬的成员。
开始时，霍克海默安排阿多诺在研究所研究音乐及艺术哲学，而霍克海默之后位列第二把哲学家交椅的赫伯特·马尔库塞，应主要从事理念史哲学研究。对马尔库塞关于黑格尔的著作，阿多诺写出评论文章，对海德格尔的马克思主义提出尖锐批评；并自告奋勇地提出，对于服务于研究所的整个哲学领域的工作，他至少也能这样完全胜任（AGS20.1,第203、204页）。在牛津大学时，阿多诺对胡塞尔著作进行过分析研究；那时他在给霍克海默的一封信中已经表示，自己是他唯一一位水平相当的自愿效劳的合作者。他写道，如果他是霍克海默，他会毫不犹豫地将某人从研究所“扔出去，以保证对我的赢得”。这里指的应扔出去的人，位于第一位的显然就是马尔库塞。因在阿多诺看来，“他是由于犹太人原因受阻碍的法西斯”（阿多诺致信霍克海默，1935年5月13日；ADHO I，第65页）。
幸运的是，霍克海默对阿多诺的这类言论并不很当回事。这使研究所第二把哲学家的交椅，让马尔库塞一直坐到1940年前后。之后，当谁应同霍克海默一起在加利福尼亚进行辩证法项目研究的问题出现时，马尔库塞却未再能获选。1941年，马尔库塞发表了第二部黑格尔研究专著《理性与革命——黑格尔及社会理论的崛起》。这部著作中，他通过对黑格尔基本思想进行简要概述，对普遍存在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异议——黑格尔思想是典型德国权威型理念培养基的组成部分，也是产生民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土壤——进行了成功反击。
阿多诺《现代音乐之哲学》（Philosophie der neuen Musik）的第一稿给霍克海默留下了很少有的深刻印象，因而1941年霍克海默未选马尔库塞，而选择阿多诺同他一起从事计划中的辩证法一书的写作（参阅第10节）。1942年马尔库塞在美国战事新闻局找到一份工作。1943年诺伊曼又成功使他成为“战略情报局”的一名雇员，在他的“研究分析部”工作。关于诺伊曼项目小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这个研究分析处转入国务院，直至冷战期间的主要任务，在第10节已经做过介绍。第10节还介绍到，1945年之后马尔库塞及其同事所做的形势鉴定越来越显出完全无效，但与诺伊曼相比，马尔库塞对此挫折更具有承受力。诺伊曼的上司休斯在同索尔纳（A. Söellner）的交谈中曾证实，诺伊曼受到的打击很大；而马尔库塞“只是笑笑，做些欢快的嘲弄”（SÖLLNER，1986年，第55页）。
1947年诺伊曼离开了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办公室”（Office of Intelligence Research），马尔库塞1951年底才离开（他的员工身份一直保持到1953年9月底，他的雇主批准他从1952年到1953年享受无薪假期；MNS 1，第29、30页）。1950/51年，作为客座讲师，马尔库塞在“华盛顿心理学学院”讲授几门有关弗洛伊德的深层心理分析。通过教学研究，1955年他发表了第三部专著《爱欲与文明，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学探究》，本书献给他1951年死于癌症的妻子索菲。
1952/53年，马尔库塞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俄罗斯研究所从事教学与研究，1954年至1955年转到剑桥市（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的“俄罗斯研究中心”。有关俄罗斯研究的学术成果，1957年得以以专著形式发表：《分析评论：苏联的马克思主义》（Soviet Marxism. A Critical Analysis）；在此之前，1954年马尔库塞已经成为布兰迪斯大学（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市）政治学教授，在那里的教学研究工作一直延续到1965年，其间他与弗朗茨·诺伊曼的遗孀英格·诺伊曼缔结秦晋之好。1965年马尔库塞又被任命为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的政治哲学教授。一年之前的1964年，他发表了最后一部专著，这部专著也是学生运动期间广受重视的一本书：《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One-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从1965年到1975年前后十年间，以评判理论著称的法兰克福学派中，马尔库塞是政治上最活跃的人物。他的演讲报告：“压制性的宽容”（Repressive Toleranz）（1965年）、“乌托邦的终结”和“反对党派中的暴力问题”（1967年），以及他对他的学生、美国女政治活动家、学者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自1965年起）的鼎力帮助，他对越南战争的反对态度，他对学生运动的支持——1968年5月，正在巴黎的他对这场运动有了偶然经历，还有他与西德学运领袖鲁迪·杜石克（Rudi Dutschke）的友谊（自1967年起）、他的“通过解放来尝试”一文（1969年），以及他的文集《反革命与革命》（1972年），使他获得“新左派之父”的声誉——这是他本人很愿意拒绝、却由大众媒体安排的角色，但对他在公众领域的知名度，对他政治干预的有效性，却很有禅益。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马尔库塞的生活再次平静下来。第二任妻子去世后，1976年他与舍罗瓦（Erica Sherover）结婚，她曾是他从前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学生和研究助理。1979年初夏，马尔库塞拜访哈贝马斯时，去世于德国施塔恩贝格。
毫无疑问，马尔库塞、霍克海默拥有的同等政治道德脉动，是他们之间的连接力，这个脉动如阿多诺致霍克海默70岁生日的公开信中所说，就是“对非正义的愤慨”（参阅第5、12节）。不过决定这两人终身的驱动器，在于两人表达的方式有所不同；比起霍克海默，马尔库塞要更直率些。马尔库塞具有典型的“思想攻击风格”，他常会切中政治敏感事物的要害，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则宁愿含糊其辞（HABERMAS，1968年，第12页）。比如，1940年霍克海在他“权威型国家”（Autoritärer Staal）一文中，对“改变世界的可能性”进行思考阐述，不过他到底要说明的，显然不如马尔库塞的文字直接，比如霍克海默指出：
不过物质条件已经具备。除了必须有的过渡期、独裁、恐怖、劳作、受害者，其他的有赖于人的意愿……如果能织出轻薄长筒袜，为了统治的永远，也应能抓住人们心中永恒的东西，将心理实质的东西作为永恒不变的来美化……如今实现（改革）时机已经成熟，可是人们缄口不言。（HGS5，第317、318页）。
下面将对马尔库塞政治哲学（Politische Philosophie）研究生涯——从起步到做出引起轰动、为他带来声誉的关于马克斯·韦伯的报告（1964年），做一简述。首先讲述他开始从事政治哲学研究的几个倾向，其次介绍马尔库塞在1947年、1965年和1968年的不同政治设计；再次，概述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对1967-1969年间学生运动的反响；最后，通过一次马尔库塞与他好友哈贝马斯谈话的原始记录，说明评判理论第一代人在民主理论方面的不足，而只是从哈贝马斯开始——通过他的“沟通范式”（Verständigungsparadigma），得到了成功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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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马尔库塞的政治哲学：从以革命实践为导向的在态分析理论（1928年）到在海德堡所做“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过程与资本主义”的报告（1964年）
1940年，马尔库塞为研究所所写的项目大纲“二十世纪德国哲学”中，对海德格尔哲学给出很高评价（MNS5,第117～125页）。此时，海德格尔及其基础本体论（Fundamentalontologie）哲学正在听任民族社会主义的摆布。海德格尔在马尔堡大学关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的课上，提出将“人类实际生存状况当做所有哲学基础看待”，以此方式，海德格尔“成为哲学史上真正伟大的评议者之一”（这也是德裔美籍女政治家汉娜·阿伦特——海德格尔的学生及情人对他的一贯评价。根据马尔库塞的信息，社会研究所还拥有一些未发表过的海德格尔《古希腊哲学研究》复制本，MNS5，第125页）。
在马尔库塞受“海德格尔之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阶段，海德格尔对人类完全由偶然决定的在态的先验性分析，即对“人类事实存在”的分析，对他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哲学产生了怎样影响？
对他非常有教益及启发性的，尤其可从马尔库塞的文章“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1928年）中看出。文章说，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为解决“所有现实哲学基本问题”给出了新途径，比如，“自我存在”如何可能的问题。文章认为，这本书表明，“人的意义与本质同具体在态是结合在一起的”，人的“本体物质”（Substanz）就是他的“存在”（Existenz）。这样，所有哲学问题的“在态相关性”得到了展现，通过“生存斗争与生存困境”在其中的展现，“……哲学问题反映的是‘在此世界（ln-der-Welt-Sein）’中真理、谎言及所有隐匿的事物”：
这很美妙：在这里，所有已变得僵硬的问题和解决方式，都陷入辩证法的运动，都需与具体人排列起来，这些人在它们之中生活过或正在生活。认识、真理、科学、理解、现实、外部世界等概念都得到了解释，因为它们自身被当成人类在态的原始行为方式，被当做人类在态的基本自然现象。在这些解释中，如果日常生存明显衰亡性被捉到原本真正的生存可能性之前，那么哲学便会作为一门真正实用科学获得它的最高意义：它是一门关于自身存在可能性，及关于在自身行动中履行义务可能性的科学。（MARCUSE,1928年，第362、363页）。
马尔库塞在他的文章中将行动（Tat）称为“实践存在”，就是所谓“人类在态的或主要基于人类在态的主要应对方式”（MARCUSE,1928年，第351页）。每一个行动都会改变人类的生活条件，“但不是每一个行动都能改变人类的存在”：
改变人类生活条件时，在其条件下生活的、在自身存在中的人的在态不一定得到改变。只有彻底的极端行动，有可能在改变生活条件的同时，也改变其中的人类存在……（MARCUSE,1928年，第351页）。
他认为，在革命形势下，人们面临采取激进行动的挑战。此革命形势被这样定义：当要采取坚决必要行动以维护人类“本质”的可能性显得“事实上不可能时”（MARCUSE，1928年，第350、351页）。革命性行动能“改变困境……改变……已形成的难以承受的坏事物，能在这些地方采取必要措施，消灭难以忍受的事物。没有特殊必要特色的行动都是不极端、不可能出现的，以后也不可能出现，也不可能由他者完成”。（MARCUSE，1928年，第351页）
如果实践被当做人类在态重要的能创造现实的方式，如果现有历史状况被理解为“不人性存在的现实”，那么在这瞬间，实践便成为“革命实践”，以履行其历史必要性的使命。历史动荡是人类存在状态之表现。每个新历史现实要求一个新人类存在状态的出现。（MARCUSE，1928年，第383页）。
马尔库塞认为，海德格尔分析了“在态历史的被构性”、在态“对历史决定性及对社会偶然‘秩序’的绝望”，还为“实践是决策园地”作了证明，在此，他将资产阶层哲学引到了自己设定的极限（MARCUSE，1928年，第363页）。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分析表明，人类在态，其本质是历史性的，而实践是其原始行为。实践证明，具体历史存在态中的“‘理论理性’基础化不是‘偶然现实’，而是由在性决定的关联性”（MARCUSE，1928年，第383页）。在马尔库塞看来，通过在态分析揭示的社会困境一定要通过马克思唯物主义的理论分析具体化：
在态绝不同规划出的“在此世界”（In-der-Welt-sein）相关联；世俗世界绝不以其意义与每个在态相关联，但具体的在态总存在于具体世界中，具体世界与具体在态相关联……按照在态特性，在态总是特定历史情况（时间地点因素）下各个具体的在态，并且按照在态特性，在态受具体的可识别出的现实条件制约。阐述在态时，现象学分析不应将之作为被动在性的现象来展现。（MARCUSE，1928年，第374页）。
对海德格尔通过在态分析揭示的事物状况，历史唯物主义可提供“具体解释”，比如，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作品中，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将“社会在性（即具体相关的在此世界）作为历史运动的载体，而在性的‘生产方式’（特殊境况的出现）为决定事件的重要因素”看待：一旦历史现象学分析通过抵达其具体的物质成分得到突破，突破只能作为革命理论赢得历史形态。（MARCUSE，1928年，第383页）。
1933年马尔库塞进入社会研究所后，在政治哲学方面使用主要革命理念时显得谨慎得多。他以德文写作的《社会研究学刊》文章：“反对极权国家之自由主义的斗争”（1934年）、“关于本质”（Wesen）（1936年）、“哲学与评判理论”（1937年）、“关于文化的肯定特性”（1937年）和“论享乐主义”（1938年，第MGS3，第7～84、186～285页），不论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很接近霍克海默。而1932年，马尔库塞还对政治经济改革前景，及通过“彻底革命改变现实”的历史必要性表示过不抱希望（MGS 1，536页）。可之后，他提出（见1937年发表的“哲学与评判理论”）：
在资产阶层时代，理性的实现要以产生自由个体为己任。主体为理性场所：从主体出发，现实应变得理性……不过，现在一个社会状况已经实现，在此状况中……理性要求……创建社会组织，各个个体可在此组织中按照他们的需要共同安排自己的生活。社会理论拥有解释的可能，可对经济结构变化的基本特征做出说明。理论上，这种变化可引起阶层斗争，导致阶层状况的突变……但是，如果理论上预言的发展没有出现，如果能造成巨变的力量受到削弱或被战胜，那会如何？理论真理在此受到的打击越小，理论越有可能获得新的光芒……转变了的理论功能可在新形势下，给出更严格意义上的“评判理论”的特色。（MGS3，第233、234页）。
马尔库塞之所以在研究所学刊发表的文章中，在阐述必要社会变革时表现出谨慎态度，原因很简单：这是霍克海默的要求。对于霍克海默的问题：流亡在美国的研究所成员，能否与其他“政治性较强的团体”合作，马尔库塞的回答是：
这是绝对要禁止的。霍克海默从一开始就做了强调，我们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客人，是哲学家，科学家。不论什么样的组织联系，都会打击研究所岌岌可危的组织基础。因此，这样的联系绝不能有。（MARCUSE，1978年，第19页）。
不过，预先设计好的社会主义发展也得等待，最晚在希特勒上台后其受挫局势更显而易见了。1933/34年时，纳粹“果决行动”的“存在”显然令海德格尔欢欣鼓舞——这些都是马尔库塞从他哲学中选出的词语。在霍克海默圈子成员看来，海德格尔作为自我命名的领袖的精神领袖，他最初所赞赏的，不过是垄断资本主义对形式自由的民主做出的取缔，即真正革命的反面。用马尔库塞的话说，“自由主义要从自己出发……将极权权威型国家……作为自身发展的完成阶段”来产生（MGS3，第22页）。
后来，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马尔库塞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基础的在态分析显示出其脆弱性；更糟的是，它还显示出理论上的多余。结果，阿多诺关于马尔库塞有关黑格尔一书的书评观点获得承认（AGS20.1，第203、204页）。显然，此状况为马尔库塞评判理论版本的发展留下一块缺陷。只是经过美国情报部门工作的漫长插曲后，这个不足才得以克服：以前他的马克思主义受到不少海德格尔存在本体论影响，后来他将此角色派到从政治哲学立场出发重新诠释弗洛伊德的本能论（Triebtheorie）上（MARCUSE，1978年，第24页）。1956年在系列讲座“弗洛伊德在今日”活动中，马尔库塞通过两个前面已提及的报告，首次向德国听众介绍了一年前他在美国出版的《爱欲与文明》一书的基本思路。书中马尔库塞对他自己的，对社会进行激烈批判的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做了系统论证。
早在发表在研究所学刊上的文章中，马尔库塞除对古典基本概念进行讨论外，也已对现代哲学基本概念，首先是“理性”、“真理”、“本质”和“自由”，及道德哲学及美学的中心概念：“幸福”、“享受”、“感官感性”、“兴趣”及“真需要与假需要”进行了讨论。他尤其赞赏霍克海默关于“利己主义和自由运动”的思考，在这些思考的基础上，马尔库塞在“论享乐主义”一文中，讨论了感官乐趣学说与理性哲学乐趣学说的对立性：
“享乐主义是理性哲学的对立面。这两种思维方向都以抽象方式对现存社会尽可能地进行描述，这些描述显示出人类社会的真实形式。理性哲学揭示生产力的发展，指出生活状况自由有效的构建方式，指出对自然的统治，指出己社会化个体的积极自治；而享乐主义要求个体需求得到全面发展及满足，要求从非人性工作得到解放，要求世界回归享受。迄今为止这两个学说不能相互兼容，它们的主张势不两立。”“享乐主义的真理应该是它在新社会组织原则中的扬弃，而不会变为另一种哲学原则。”（MGS3，第256、262页）。
在最初的关于“让世界回归享乐”的享乐主义哲学论述中，马尔库塞还没有追溯到弗洛伊德的深层心理分析上。这种分析工作1955年才出现在他出版的《爱欲与文明》一书中，这部专著是马尔库塞基于1950/51年间，在“华盛顿心理学学院”开设的有关课程写作而成。
霍克海默社会评判理论的最初规划中，埃里希·弗洛姆本是负责有关心理分析研究的心理学家，可1938/39年间，由于他同研究所发生冲突，离开了研究所（参阅第11节）。但在研究所内部，他被视为与霍尼、哈里·S·沙利文（Harry S. Sullivan）和克拉拉·汤普森（Clara Thompson）并列的“新弗洛伊德修正主义”的代表。这个修正主义，主张去除以生物学为基础的本能学说，结果削弱了这个弗洛伊德学说社会理论方面的重要作用。马尔库塞在政治方面及通过心理分析进行解明的社会学方面，是位坚定不移的革命者，他对新弗洛伊德修正主义，尤其对所内的，给予了最严厉的批评。
按照马尔库塞的观点，弗洛伊德完全知道，心理分析法对那些需要救助的心灵施救时，只有“将自己看做病态文明的一部分，且不服从这个文明时，才能对病人有所帮助”（MARCUSE,1955年，第209页）。然而，弗洛姆、霍尼和其他修正主义者却发展出“基于现状”理论，运用该理论，他们在临床实践上争取让病人融入现存社会（MARCUSE，1955年，第210、217页）。他们将价值观念“生产力、爱、幸福和健康”都融入“大和谐”理念之中，做出的评论都顺应时势。与弗洛伊德不同的是，他们认识不到“本能不可更变的真理成分”，忽视它们的爆发力，让自己屈从现存现实原则，不对它提出质疑（MARCUSE，1955年，第224、218、232页；弗梅姆的反对意见参阅FROMM，1970年，第209页及接下数页）。
弗洛伊德认识到“通过按劳取酬原则”，即通过“占历史主导地位的现实原则（Realitätsprinzip）形式”“可以压抑人类本能冲动”的事实。他认为这之间的关联是文明历史的必然结果，且不可逆转。文明进步在他看来是以本能压抑为代价的产物，而这个压抑令无数人变得神经质（MARCUSE，1955年，第11、38页）。
马尔库塞推测，弗洛伊德这个后期本能理论，尤其是他关于死之本能与生（爱欲）之本能的心理学理论推论，含有对应于有效现实原则的社会理念。在这个理念下马尔库塞认为，通过迄今为止的异化劳动及按劳取酬原则，这个社会会使必然的“额外”本能压抑成为多余。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并不排除“自由爱情能建立长久的文化及社会关系”的事实。因为这个理论假设：“爱情的文化创造力会产生不压抑的性升华”，在者（Seiende）的本质是爱，在态（Dasein）的“本质是对乐趣的追求”：
这种追求成了人类生存的目的之一：这种追求是色情驱动，要将活生生的物质融合为越来越大而恒久的整体，这就是文化的本能源泉。性本能就是生命本能：这个冲动原本是色情冲动，它要通过与屈从自然相对应的、要发展自身的生命需求来保护生命、丰富生命……“为在态的斗争”原本是为乐趣的斗争：文化的初始，要以群体努力来实现这个目标。渐渐地，这个为在态的斗争转变为为统治的斗争：色情的文化基础因而得以转变。如果哲学以在性本质为标志，那在性本质就是统治的标志，统治是发号施令、管理、引领的理性，让人类与大自然屈于它的脚下。（MARCUSE，1955年，第44、181、110页）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马尔库塞从事海德格尔马克思主义存在本体论基础研究留下的空白，在20世纪50年代得到了弥补：他不再将受历史制约的在态作为“人类存在事件”，203而将在态（Dasein）即在者本质（Das Wesen des Seienden）定义为弗洛伊德意义上的爱欲。
这样，将上面引述过的霍克海默的话做下变动，马尔库塞对改变世界的人类学的可能性做了揭示。按照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的理解，在一个知道如何制造“长筒袜”的文明世界，其本身已具有实现更美好世界的物质条件。但对它们进行分别阐述，井去解释这个矛盾：为什么物质条件业已成熟，可眼下变革却要遭受阻碍，不是他《爱欲与文明》一书的任务。不过对此问题，马尔库塞在他的时代诊断专著《单向度的人》中做了回答。书中马尔库塞描述了“在新的社会组织原则下”，各种既能阻止又能促进他对享乐主义社会哲学的扬弃（Aufhebung）的社会发展趋势（MGS，262页）：
《单向度的人》这本书的观点，主要摇摆在两个相互矛盾冲突的假设之间。假设之一为：先进工业社会有能力阻止在可预见的未来里发生质的变化；假设之二：社会中存在打破（进步）阻力的力量与趋势，让社会爆发彻底革命。（MARCUSE，1964年a，第17页）。
马尔库塞的文章“论享乐主义”中，预先泄露了他的专著《爱欲与文明》的中心思想；他在《社会研究学刊》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近代科技造成的一些社会后果”（1941年）中，也提前写出了《单向度的人》的核心思想。文章中马尔库塞描绘了高速公路上驾车穿越美国的舒适与单调：
一路上，景观不断形成；处处所见是公路的附属物或副产品。无数标志和海报在告诉旅客与他有关的事物，及他，应注意些什么……其他的也都为他想好了，也许对他正是好事。路边设有便利停车场，那里能获得开阔视野，望到令人惊异的景致。巨大的示意牌告诉人们，他，现在休息的地方正位于何处，这一切令人神清气爽。这一切果然显现着它的优势、安全与舒适；人们能够得到他们所需所要。在这里，商业、科技、人的需要和大自然融合成一个目的性很强的效益设施。……任何抗议都毫无意义，一定要坚守自己行动自由的个体好似大怪物。这些设施使世界机械化、标准化，人们不能离开它们。这些效益设施，最大实用性与最大舒适度相结合，既省时又节能，因为有的放矢，能够预计后果，又可保障预期性、可靠性，故而可以消除浪费。（MGS 3期，第292、293页）
《单向度的人》一书中，马尔库塞将先进工业社会对生活其中的大多数人的制约，称为“人们对科技设备的屈从，因为这些设施能增加生活舒适性，能提高劳动生产率”。这种制约使先进工业社会中，即“效益极权社会”中，各个阶层的抵抗潜力（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变得悄无声响；而从前当先进工业社会提供了“二维”感觉、思考及行动的可能性时，这些阶层曾有可能成为它的对立面（MARCUSE，1964年a，第173、29、32、34、76、77页）。
书中马尔库塞还勾画出一幅令人惊异的怀旧画面，那里是经典、自由、同时又自然受到“贫困、艰苦劳作和肮脏”影响的“技术前世界”：
（那个……）世界，如果不看其中的不平等及苦役，还有尚好的良知，劳作在其中还是受命运掌控的不幸；但那个世界里，人与自然还未作为东西及手段来进行组织。在那里，昔日文化可借助各种形式及礼俗规范，借助文学、哲学的风格与词语，展现出它富有韵律及内容的世界；在此，山谷与森林，村庄与小酒馆，贵人与奴仆，殿堂与茅舍，构成了可以认知了解的现实世界。在技术前时代，诗歌和散文是人们——他们或步行，或乘马车——生活节奏的表达；他们还有时间兴趣去思考、去观察、去感受、去讲述。（MARCUSE，1964年a，第92、79页）
马尔库塞将技术前时代的景观解释为“强调兴趣的经历媒介”。在他看来，近代城市景观会强化“受压抑的反性升华”（Repressive Entsublimierung）。换句话说，近代城市景观有利于发展娱乐性、性开放的生活方式，但也是“反色情”的生活方式：
比如人们喜欢做这样的比较：恋人漫步草地或去城外远足，或坐在汽车里、走在曼哈顿的街道上。前一种情况，环境也成了性欲活动的一部分，环境迎合性欲，并获得色惰性。于是力比多能直接通过性感带流露出来，这是一个无压抑的性升华过程。相反，机械环境似乎能阻止力比多超越自我的过程。如果色情享乐企图延展处境窘迫，力比多形式变得简约，色情性则会增加。——由于力比多降低色情能量，又加强了性能量，科技现实会限制升华的作用程度，同时也会减小升华需求。（MARCUSE，1964年a，第92、93页；参阅MARCUSE,1955年，第10章，关于性和爱欲）。
按照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中所述，这些就是先进工业社会对进步的阻碍势力。与这些势力相反的是要冲破阻碍、销毁阻碍的力量，马尔库塞认为它们一方面存在于社会中心，另一方面存在于社会边缘。
马尔库塞认为，积极质疑思考的知识分子，即使在受科技完美组织的“秩序世界”，为发展内在的“能突破整体的绝对需要”，他们总拥有对受压抑解释的自由（MARCUSE，1964年a，第264页）。他们看到，在已实现的文明程度上，用来实现曾经是形而上学或乌托邦式的对未来的预想设计的科技条件，已经存在。现在人们可以预测，“所有社会成员对生活的要求，可以通过尽可能少地工作便可得到满足”。而且可以预测，人们可以生活在“无匮乏”之中，甚至“拥有的恐惧会尽可能地减少，以致可以几乎不再有担忧”（MARCUSE，1964年a，第245、243页）。因为人要战胜自然，近代科学技术的意义只在于用来战胜自然。这种技术效益性逻辑与统治逻辑一脉相承。因而积极思考社会问题的哲学家，要用辩证法逻辑对这些关系进行透彻考察，他们希望，以此“作为另一方式，对新的质性考察视角及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可能的“新的质性关系”进行揭示。（MARCUSE，1964年a，第168、169、179页）。在此，前提条件无疑是，科学要政治化。在一维的、受科技“制约的社会”中，哲学的治疗任务应该是政治性的：
因为哲学中的政治不应是专门学科或者分析课题，也不是一门特别的政治哲学，而是政治概念的目的本身：要了解尚未残缺的真实现实。（MARCUSE，1964年a，第244、213页）。
马尔库塞对社会的观察毫无成见，在他看来，在科技统治下的各个社会系统边缘，在“受歧视者及边缘者”阶层，在“被剥削者及受迫害的其他种族”，以及在“失业者及……丧失工作能力的人”中，似乎有新的发展趋势有待他研究。这些人群生活在“民主进程之外”：
……他们最直接、最具切的生活需要是要消除无法忍受的现状与机构。这些机构与现状让他们的抵抗具有革命性，尽管他们还未自觉认识到。他们从外部对系统进行反抗，因而不会被这个系统转移目标；他们的反抗具元素般的基础力量，可破坏游戏规则，并以新的游戏出场亮相。如采他们纠结聚集起来，走上街道，手无寸铁地为最基本的公民权利诉求，他们知道得很清楚，他们面对的会是警犬、炸弹、监狱、集中营，甚至死亡。他们的每次政治示威，都是为法律与秩序的受害者的奋争。他们开始拒绝参与现有游戏的事实，也可能是一个历史时期将结束的标志事实。（MARCUSE，1964年a，第267页）。
马尔库塞在他评判理论一章中，一方面对先进工业社会错综复杂的内部运作进行了严格理论分析；另一方面，他很关注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趋势，尤其是现行社会制度边缘上的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趋势。像在马克思及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领袖的情况一样，在马尔库塞看来，尽管两种认识方式——通过理论解明及通过察知研究——存在辩证统一的关系，但这不一定能确保对实际情况所做的诊断与行动建议更“相互符合”、更“合理”或更“可接纳可行”。对此部分情况，马尔库塞是很清楚的。因而他不认为，前面提到的两个“假说”——一个是持续的阻碍，一个是不断增长的抵抗或革命运动——之间的抗争，是可以解释清楚的；即他不以为存在“明确答案”（MARCUSE，1964年a，第17页）。前面的引言是：受排挤的社会边缘人群的反抗，会是“－个时代开始终结”的标志；可下一段出现的是相对化的表达：“没有证据表明，那将是一个好结局。”（MARCUSE，1964年a，第267页）
要进行大区域政治社会经济诊断评估，不与世界观价值观相结合绝对不可想象。即便诊断建立在精细理论基础上，比起基本价值取向也不会更有说服力。对此做出提醒，正是马克斯·韦伯所谓的“无优劣假定”任务之一。这个“无优劣假定”对社会学统一认识的能力表现出了根本怀疑，这不是怀疑主义意义上的怀疑，而是康德所说的怀疑方法意义上的怀疑。康德在《纯粹理性评判》中解释道，怀疑方法面对观点争议，不对争议做判定，而“要考察其争论课题是否不过是个错觉”（参阅第15节）。
因而资产阶层的怀疑论点，丝毫不能动摇马尔库塞的革命哲学。1964年4月底，德国海德堡大学举办了庆祝马克斯·韦伯诞辰一百周年的庆祝活动。帕森斯（Talcott Parsons）、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和马尔库塞分别做了重要讲话。马尔库塞的报告题为“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资本主义和工业化”，受到高度赞誉；报告中，马克斯·韦伯对资产阶层的不信任，受到了马尔库塞的全面批驳。对马尔库塞报告中“对韦伯的批评”，社会学家们的回应是出人意料地正面肯定。对现代社会——这个“让所有事物隶属其坚固铁笼”做出种种替代构想，均被马克斯·韦伯斥之为浪漫幻想。然而马尔库塞指出，韦伯的分析类似于宗教批评者及持怀疑态度的人类观察家弗洛伊德的观点，具有“在自身完美中”否定自身的倾向：
正是在这里，当马克斯·韦伯的分析转移到自我评判上时，他的分析总要同其他分析结合在一起，比如：将科技理性与资产阶层资本主义理性做简单划一。这种依赖性使他看不到：产生“隶属铁笼”的不是“纯粹”“正规的”科技理性，而是统治理性；看不到：科技理性可以成为解放人类的工具。换句话说：只要他还将适于资本主义的特殊价值定性放入“纯粹”效益性定义形式中，马克斯·韦伯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在不做优劣许定上做得并不足够。（MARCUSE，1964年b，第95、96、97页）。
在马克斯·韦伯看来，通过追求“人类解放”的社会主义社会构想去达到“科技理性的实现”，是骗人的，如同弗洛伊德对宗教及社会革命幻想的定义一样；对此马尔库塞不以为然，他的观点得到大多数听众的赞同。这些听众更赞赏他从韦伯著作中选出的对资本主义的批评言论，而不像对其他报告人，认为马尔库塞误解了韦伯而对他进行批评。马尔库塞的演讲，正如他给洛文塔尔信中骄傲描述的：“引起极大轰动。”（1964年8月18日，MNS3，第131页）韦伯具怀疑论者及资产者的倾向，与他的信念相反，许多在场的社会学家像马尔库塞一样，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拥有良好的进行自身变革的基础。
不过从下面选出的资料可以吾出，1964年之后，马尔库塞很倾向于对要求推翻现有系统的革命倾向与努力，给予政治上的直接支持。这些是他涉及政治的思想文献范例，其中一部分是已经发表的与具体实践相关的他的评判理论理念，另一部分是没有发表过的稿件：是马尔库塞很多年前或从个人角度，或从研究所角度写下的有关立场、价值观等评判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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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马尔库塞有关政治立场的三篇文章（分别写于1947年、1965年和1968年）
冷战爆发后，在战略情报局研究分析部工作的马尔库塞及他的同事，尽管在他们的德国分析报告中，仍可以发表反对反共产主义的言论（见上文第10节），但如果提交的报告是受战略情报局的委托，过于左倾或者明显的社会主义革命倾向，已经不再允许出现。这样，1947年2月，马尔库塞一方面为自己，另一方面也是为社会研究所写下一篇对政治方向问题进行讨论的作为内部秘密资料的文章，题为“关于希特勒法西斯军事失败的33个论点”；文中明确表达了即便冷战已经开始，他仍保持着的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下面就马尔库塞这篇文章的思路进行大致介绍（MNS 5，第126～139页）。
马尔库塞的这33个论点中，对于他要发展的构想有时干脆称作“理论”，或者（更适直地）称为“革命理论”。按照他的观点，这些理论主要有两个任务：首先用于解释无产阶级转为资产层的过程，其二要解决困难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论点21；MNS 5，第134页）。
在对无产阶级资产层化事实（或者“同等对待”的情况，MNS，第139页）的考察中，马尔库塞首先注意到，“工人阶级的大部分与资本主义的和解”，不仅归功于工会及社会民主党中“工人贵族”的胜利，更重要的是由于“剥削形式的改变”。现在这种改变相对于工人来说，主要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边缘群体造成了负面影响，这些人即‘无组织者’、‘无专业技能的工人’、‘农民’、农民工、少数民族、殖民地居民或半殖民地居民、囚犯等”（论点11-13; MNS5，第129-131页）。此外，促进无产阶级与资本主义和解的主要是这样的事实，即迄今为止“第一次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显然没有带来“更自由、更幸福的社会”。而资本主义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及更多财富（科技方面）；使它能“让人民生活得更美好”。社会主义社会在与资本主义的强迫性竞争中，只有放弃“要消灭统治的昂贵实验”，并且模仿“资本主义对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才有可能存在下去（论点14和22; MNS5，第131、135页）。
为解决“社会主义理论设计”问题，马尔库塞对以下三种或（包括变种的）六种社会类型做了区分说明：
a）不是法西斯主义或尚且不是法西斯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a1），及法西斯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a2）（论点17和6; MNS5，第132、128页）。对于自己早年的信念马尔库塞一直坚持不渝：“如果地主产业主阶级没有什么可担忧，那自由主义的民主体制是他们要展现的脸面；而如果他们有所惧怕，那法西斯主义就是他们要显示的。”（MGS 9，第32页）。
b）资本主义向社会福利国的转化形式，或以（b1）工会社会主义的形式，或以（b2）反革命的国家社会主义（Staatssozialismus）形式。工会社会主义尤其在英国通过工党政府得到了实现，而如果这个政府1945年之后除了进行“局部社会主义化”外，还作为资产占有者获得了“整个工业的控制权”，那他们也本该达到了国家社会主义阶段（MNS5，论点17和17a，第132、133页）。
c）社会主义社会：（c1）建立在正确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最接近议会民主自治的社会主义；或（c2）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最初目标要“将生产设施移交给无产阶级”，并实现议会民主共和国；在这个共和国中，“生产者可以自己直接管理生产，即自己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生产多长时间”，这些目标就是要“消灭统治，消除剥削和苦工”（论点19、24和26，MNS5，第134、136页）。与之对立的是苏联社会主义社会，为了“同资本强大的军事政治体制斗争”，也要建立同样强大的“对抗体制”。生产设施国有化主要是为了提高生产力、提高生活水平，然而其进程收效甚微，结果“对抗体制”固有的压制系统未能得到消灭，反而越来越强（论点6、24、25、29，MNS5,第128、135及接下几页）。
这些区别促使马尔库塞根据其他一些政治判断，得出进一步具争议性的四个结论。第一，马尔库塞承认，民主自由主义的国家形式不存在独特意义；这一点同霍克海默圈子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对自由主义及社会民主制的彻底批评传统一脉相承。他认为，冷战会将世界分为“新法西斯主义及苏联阵营”两部分，同时还会消灭“现存的民主残余形式”：“经过战争，在经济上政治上幸存下来的旧有统治阶级，会让他们的国家在不远的将来向法西斯主义发展，而另外的国家则会加入苏联阵营。”（论点1，MNS5，第126页）。
第二，马尔库塞认为，从民主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到工会社会主义，再到国家社会主义（a1→b1→b2），这个发展趋势既不可希望，又没有出现的可能。因为在反革命的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对生产资料的支配权转移到了国家手中，“国家又将此用到雇佣劳动上。这样国家拥有‘总资本家’的功能。直接的生产者能在管理方面做的却很少，（因而他们的命运）就像自由主义民主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生的。”（论点18，MNS5，第133页）然而对于接下来的问题，什么样的工会或国家社会主义是自由主义民主式的，什么样的是法西斯式的，马尔库塞在这里没有提及，并且他也没有解释由波洛克提出的极权国家资本主义与（特别是）民主制国家资本主义，这两个概念间的有趣关系（参阅第8节；笔者不能解释的还有，在他的著作《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及《单向度的人》中，马尔库塞也没有对波洛克与他著作关系重大的出版物《1917～1927年苏联计划经济实验》以及有关美国自动化运动的文章做出评论）。
第三，马尔库塞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向议会民主制度的转化（c2→c1）不可能成功。因为这会要求苏联体系，“跳”到比资本主义国家已实现的生活水平还低的水准上。社会主义要“悄灭统治与剥削的意愿”好像是“要求无政府状态的意愿”（论点26-28，MNS5，第136、137页）——可这至少是种意愿，马尔库塞给了它以“革命的自由行动”的意义：
社会主义之始位于一个“超前的”文明台阶上，并不“落后”。但苏联社会的开始与之不同，它的事实是，它的倒退不是经济的必须（视生产技术水平而定），但此倒退是革命的自由行动，是对连续性的有意中断。（论点29，MNS5，第137页）
在这些情况下，哪些政治实践形式可以更好地服务于马尔库塞的革命理论？马尔库塞于是处于一个两难境地：一方面，他没有看到苏联社会主义现有体系中出现的“实现生产自由”方面的进步，因为按照议会民主的社会主义模式（c1），通过真正消灭统治与剥削，通过“人的需求发生质的改变”，这个进步应该有所表现（论点28，MNS5，第137页）；另一方面，他估计，为了对抗自由主义式资本主义或法西斯式资本主义社会对苏联的虎视眈眈，苏联必须建立镇压性的“对抗体制”（论点6，MNS5，第128页；参阅MARCUSE，1957年，MGS6，第29页）。对他来说，“共产主义的党专政”似乎是“工人阶级资产层化”的适宜形式（论点16，MNS5，第132页）：
列宁主义的构想——要以先锋政党作为革命中坚，世界局势的发展已证实了它的正确性。今天的共产党不是中坚，这是事实；但只有他们可以成为中坚，这也同样是事实。对革命传统的记忆只在共产主义政党理论中还栩栩如生，这个记忆又会忆起革命目标；只要共产党的境况完全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外，那么它又会返回革命状态。（论点32，MNS 5，第139页）
马尔库塞写于1947年2月的33个论点中，第四个政治要求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困境：在不断紧张化、趋向热战的冷战局势下，介于新法西斯主义的资本主义与苏联社会两大阵营之间，“革命理论只有一条路可走，这就是：不顾一切、不加遮掩地反对两大阵营，对两个阵营不做任何妥协地坚持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说”：
“这就是说，理论不与任何反共产主义团体或‘星丛’结合。各种共产主义政党仍是唯一的反法西斯力量。理论上的谴责一定是纯理论性的。理论知道，它的实现只有通过共产党、通过苏联帮助才有可能。这种意识必须包含在理论的每项内容中。不仅如此：它的每项内容里，对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谴责还要强于对共产党政策的谴责。资产层主张的民主体制的自由要优于极权统治，而它完全是通过延长几十年剥削以及对社会主义自由的阻碍换取的。”“（因此）政治任务应有这些内容：在共产党中重新建立革命理论，并努力进行相适宜的实践。目前这个任务似乎不可能完成。不过，在西欧和西德的共产党中，苏联专制下相对独立的力量已经存在，这种力量有可能完成这个任务。”（论点3、20、33，MNS5，第127、134、139页）。
马尔库塞有意将他的革命理论转达给二战后的各种共产主义革命党——这些共产党一方面依赖“苏联帮助”，另一方面又与“苏联专制”拉开距离。然而这个明显的希望，除了在意大利和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几乎在欧洲任何其他地方都未取得成功，在美国更是未起到一点作用。
马尔库塞将他的33个论点递交霍克海默后，霍克海默拖了很久才给出回复，且措辞竭尽委婉（参阅WIGGERSHAUS，1986年，第435、436页；及霍克海默致信马尔库塞，1948年2月28日和12月29日，HGS 17，第933、1050、1051页）。他之所以对马尔库塞的观点未表示很多赞同，原因是关于“苏联与和平”的问题，他持有另外的观点，此观点他和阿多诺在一篇写于1950年、从未公开过的文章中有所披露（见下文，c点）。20世纪50年代弗朗茨·诺伊曼公开站到反共产主义立场上（见第13节），而此期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反共产主义的接近态度也比马尔库塞的明显。
马尔库塞视法国哲学家萨特为榜样，像萨特一样，他对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内外政策的批评越来越尖锐（NMS4，第31、32页）。一年之后，随着他海德堡讲座的成功，以他的散文“压制性宽容”（Repressive Toleranz）赢得了更多公众关注。这篇散文是他送给布兰戴斯大学学生们的告别礼物，1954年到1965年期间他在那里任教，直到被任命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政治哲学教授（MARCUSE，1965年，第136页）。
马尔库塞对当政者善用的伪宽容——事实上的“压制性宽容”给予了尖锐批评，并提出“宽容的实现，要求对现行统治实践、态度和政治观念采取不宽容态度”(MARCUSE，1965年，第136页）。马尔库塞为这个论点给出的理由不论对保守派、自由派还是社会民主党人都具有挑衅意味，对激进好战的左派更具有鼓励作用：
宽容程度不可能没有区别，要视语言与行动所表达的内容而定，宽容不能对错误的不公正言行，即阻碍并抵制思想解放的言行实施保护。在无关紧要的讨论中、娱乐节目中、学术讨论中，不做区别的宽容是情有可原的；但在学术界与宗教中却不允许。在态的安宁与自由幸福本身受到威胁时，社会并不能无区别地对待，如果不将宽容作为维持奴役状态的工具，那在这里某些事情不许说出，某些理念不能得到表达，某些政策不能被提出，某些行为不会得到允许。（MARCUSE，1965年，第140、141页）
对马尔库塞来说，解放行为与反解放、压制解放行为间的区别，“人性与非人性学说与实践”间的区别，并不是进行“主观价值取舍”的事由，而是使用“理性标准”的事由（MARCUSE，1965年，第150页）。他认为，在现今已达到的文明程度上，完全可以对决定“生活满意感”的“物质及精神资源”进行广泛定量分析，即进行客观分析。在此“历史进步度量法”的基础上，通过解放者对压制性“政治实践与观点”的不宽容，可以将致力于社会解放的人们以及他们的对立面区分开来。因而对于这个“谁有资格来对整个社会进行区别、定义、考核——的问题，便有了逻辑答案”。也就是说人人都有资格，只要他们“学过理性思维及独立思维方式。对柏拉图教育独裁的回答是自由人的民主教育独裁”（MARCUSE，1965年，第153、154页）。
因而“解放性的宽容”对马尔库塞意味着：“对右派势力的不宽容”——这是必要情况下会合法使用暴力的不宽容——另一方面“是对左派运动的容忍”。可惜在法西斯时代没有用到它，结果右派纵火者肆无忌惮的喧嚣，成了 “大屠杀的直接前奏”。如果那时他们的演说被及时阻止，“那人类很有可能避免奥斯威辛集中营及世界大战的出现”（MARCUSE，1965年，第156页）。
按照马尔库塞的观点，当前世界，即“整个法西斯之后时期”，同法西斯时期几乎没有发生根本不同。在他看来，当前应该是“明确的危险期”；因而，在可能的“极端危险”情况下，即危险状况“成为常态”的情况下，“真正的和平”要求对右派暴力运动不再给予宽容，而应对各类争取自由运动的左派给予认可（MARCUSE，1965年，第156页）。尽管反对极端危急状态以及为争取和平斗争的抵抗力量，不再容易只与某个特定社会阶层，比如与无产阶级画等号；如今，他们“无可救药地遍布社会各阶层，并且其少数异议力量以及孤立群体”往往就站在“自己领导的对立面”。因而具评判质疑精神的知识界更应帮助这些“弱小组织”（MARCUSE，1965年，158页）。他们的主要任务包括，提请注意“历史上过于乌托邦的形式，破坏当前具体的压制状态”（MARCUSE，1965年，第136页）。其前提条件是，给予受压制的少数以可进行抵抗的天赋人权，“一旦法律条例显出自身的不足够性，便可使用超出法律之外的手段”：
不论在什么地方，法律、秩序永远都用来维护既定等级体系；毫无意义的是，向法律和秩序的绝对权威呼吁，呼吁关注受它们打击并要与它们抗争的人们——他们之所以抗争，并不为个人利益，不出于个人报复心理，只因为他们要做人。在法律秩序之上不再存在其他法官，除非当局、警察和他们自己的良知。如果他们使用武力，他们并没有开始新的暴力链，而是在打破既定的。他们知道有遭到打击的风险，但如果他们愿意自己承担责任，则不会有哪个第三者，特别是教育工作者和知识分子，有权劝说他们放弃初衷。（MARCUSE，1965年，第161页）。
这篇关于压制性宽容的文章发表不久，上述这段话成为最常被引用的马尔库塞名句之一（有关1965年后马尔库塞出版物在国际上取得的巨大成功，参阅ALBRECHT et al., 1999年，第380页）。这些议论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美国、德国或其他国家，奇特地同时促使了当地青年学生们展开并发展合法持续的暴力运动。在美国黑人争取民权的运动中，随着越南战争的残酷升级，以及在对其他特定国家事件的抗议活动中，学生们的抗议声浪越高，马尔库塞的言论便越尖锐、越具攻击性。他好像取下了小号上的消音器，将之用作向人类发出革命宣传的号角。1968年10月31日，《单向度的人》发表四年后，马尔库塞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了以“超越单向度的人”为题的报告。报告中，他将学生的抗议活动视为科技统治社会体制结束的开始，认为：在这个从根本上就错误的社会，不可能存在正确的生活：
这场抗议活动是这个社会之荒谬认知的产物，是社会理性荒谬的产物，是社会生产力之破坏力的产物，是科技与人类进步之间无法忍受的对立的产物。因而，我们也许可以将黑格尔那段关于现实的名言做这样的改写：现实的是荒谬的；荒谬的，是合理的。（NMS 1，第69页）
1968年5月法国爆发学生抗议和工人罢工活动，对戴高乐政权打击很大。在马尔库塞看来，它们是“标志性事件”：“这样的运动尽管持续时间很短，又相对快地受到统治体系的控制”，但它们标志着“历史性转折”。这些紧张事件显示出“一场要求激进变革的运动，如何可以在工人阶级之外产生；而它们又如何能像催化剂一样在工人阶层激发起对压迫的反叛”：
除此之外——这也许是这些运动最重要的方面——他们还会从百年政治及在野反对派老框子中开发出新的战略、目标和价值观。这些新的战略与目标显示着新意识的产生，这是预测式的、设计未来式的意识，是面向绝对美好自由前景的开放意识。——这里涉及的的确是对价值的重新评估，涉及的是新理性，它既有悖于所有形式下的资本主义理性，也有悖于斯大林主义及后斯大林主义之社会主义的理性。这种新意识是对一种新感受的表达（与构型），是对一种新察知的表达——对受压迫现实的表达，这个现实将人们在生活中对解放的呼唤定位到他的“生物学”上。（NMS 1，第73页）
在马尔库塞看来，由抗议引起的社会变化，超出迄今为止的想象，因为这些变化通过理性与感性能力，通过生产力，极大提高了人对世界的感受能力，加强了整个——“以爱战胜死亡”——－的生命本能。在索邦大学的墙上，抗议者写下了“给想象以权力”（I’ imagination au pouvoir）这样的标语，他们很清楚，自己的抗议超出了传统理性：
从物质与思想匮乏王国或统治王国跃入自由王国，要求出现具体的理性超越，要求出现新的视觉、听觉、感觉和触觉方式，要求出现与男人女人所需相适宜的新的察知方式，这里所说的需要，是为自由社会抗争的需要。这样，历史局势使想象力成为一种超政治力量，这种力量通过强硬政治诉求将冲动、创造性、感官感性及审美需求结为一体。这种奇异结合可通过一个奇异现象得到表达，这就是巴黎大学墙壁上最常出现的两个名字：社会主义学说创始人卡尔·马克思，超现实主义创始人安德烈·布勒东（Andre Breton，1896-1966年）。在那个巴黎街头筑起街垒的晚上，两个街垒之间架起了一座钢琴，钢琴边一位年轻的钢琴家演奏起爵士乐。（NMS 1，第75、76、77页）。
正是这些或另外一些——大部分在这里得到介绍的思维方式，使马尔库塞可以对学生抗议运动的进步与倒退、突破与错误，及时给予赞扬或进行批评；这些抗议活动对他的革命理念直到最后看上去都起到了加强作用（MGS 8，第100页以下数页；MGS9,MNS1，第67页以下数页；MN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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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967-1969年：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对学生运动的不同反应
总之，马尔库塞的政治言论使革命学生的言论及行动不断升级。1968/69年间，阿多诺甚至直接受到学生冲击。那么，对马尔库塞的出格及学生运动，霍克海默及阿多诺的看法如何？此间，马尔库塞每年只在欧洲呆上几个星期，面对日益活跃、激进、暴力的青年学生，马尔库塞又是如何对待霍克海默及阿多诺的反应的？
由于美国黑人发动争取民权运动，由于越南战争爆发，美国青年学生率先紧锣密鼓地掀起政治解放及文化革命运动。1963/64年间，他们进行了第一次进军华盛顿的游行，这是一次黑人与白人民权活动家们共同组织的活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还出现了“争取言论自由”的“静坐”活动（参阅FREI，2008年，第31页及接下数页，GILCHERHOLTEY，2008年，第75页及接下数页，第201页及接下数页）。
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从1964/65年开始，由“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简称：德社学联）组织的“新左派”积极开始了行动。最初只是一些反对战争的活动：反对不断加剧的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后来提出反对德国紧急状态法，要求解决“教育困境”。此后，学生运动领袖鲁迪·杜石克和拉贝尔（Bernd Rabehl）提出“反权威”的口号，其理论基础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思想，其次受无政府工团主义思想的影响（BOCK，1976年）。1965/66年，相对于传统的“政党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在德社学联内部赢得了影响力。传统派与反权威派在一个口号上取得统一联合，这就是：打击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只有通过为社会主义而战才能获胜。比起传统派，杜石克、拉贝尔和阿多诺的学生克拉尔（Hans-Jurgen Krahl，1943-1970年）更加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企图：他们要直接采取反对党的行动，来克服他们现有评判理论教师所具有的“理论与实践、思维与在性完全不可理喻的分离”（杜石克在1964年发表的相关言论请参阅KRAUSHAAR，1998年，第2卷，第179页）。
1966-1967年，反对越南战争、反对紧急状态法、要求进行非科技政治体制的高等教育改革的游行浪潮不断掀起，尤其在柏林、法兰克福和慕尼黑，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行动了起来。1967年6月2日在柏林反对伊朗国王（沙阿）访问西德的游行示威活动中，一位警官开枪射击，致使大学生班诺·欧诺索格中弹身亡。青年学生将这个恶性事件归罪于法西斯式的国家暴力及对他们持敌视态度的施普林格（Springer）出版社。这个重大事件之后，特别是1968年4月杜石克遭袭击后，抗议运动在西德再次升级，一时间似有不可阻挡之势，直到1969年秋锐气初现跌落（FREI，2008年，第112页及接下数页；KRAUSHAAR，1998年，第Ⅰ卷，第254页及接下数页，第Ⅱ卷，第237～696页）。联邦德国大众媒体对学生运动给予了强力关注，在此期间，运动的同情者、观察员和评论家（包括阿多诺、霍克海默和哈贝马斯），尤其是他们的领军人物杜石克和马尔库塞，无疑跃为媒体人物。
1967年春，当马尔库塞听说，霍克海默在法兰克福举办的德美友谊活动周的开幕仪式上，对美国越南战争进行公开辩护，他马上去信，关切询问消息是否属实；并表示，想到他与霍克海默常年持久的“友谊与合作”35年后“可能会走向另一个极端”，令他深感不安（马尔库塞致信霍克海默，1967年5月16日；HGS18，第648页）。接到霍克海默相当含糊的回信，以及学生报登出的霍克海默对越南战争问题表现出的明显亲美态度后，1967年6月17日马尔库塞在给霍克海默的信中写道：
让我以尽可能极端的方式表达我的意见吧。如今我在美国看到了法西斯主义的历史遗产：在本土之外设立集中营，进行屠杀，施以酷刑（并且通常由他国爪牙办理），这样的事实本质上没有发生改变。现在在越南发生的，是战争罪，是反人类罪行。“另一方”则以恐怖对抗恐怖，但他们既没有凝固汽油弹，也没有“碎片炸弹”，又不搞“饱和空袭”。他们捍卫自己通过艰辛努力与巨大牺牲变得逐渐人性化了的凄惨生活，然而西方强权却要用西方文明强大有效残暴的完美科技体系，将之饿死、烧毁、灭绝。（马尔库塞致信霍克海默，1967年6月17日；HGS18，第657页）
对于马尔库塞对美国民主及其战后政策的强烈批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同他早已不再有共识。早在1950年，一次诅咒核武器的呼吁发起时，他们两人就在一份起草的声明中表明了自己（不参与）的态度。他们在这个最终没有发表的声明中，称这个理应参与的“和平呼吁”是“苏联宣传的一部分”；这个呼吁的目的，是要打破对苏联武力的反抗，而这个极权国家会毫不犹豫“发动战争，只要莫斯科武力当局认为他们能打赢”（ACS 20.1，第390页）。尽管年轻苏联“曾经的确是战争结束的希望的象征”，可现今的斯大林专政滥用了它。因而现在更重要的是，“对自由国家忠诚地给予帮助，如果事关捍卫自由事宜，”而不是“在自己国家为苏联给予国际主义意义上的妥协”：
一个更美好社会的潜力之所以能更好地受到保护，是因为那个地方可以无所顾忌地对现存社会进行分析，而另一些地方为了维护不好的现有状况，更美好社会的理念只能夭折。这是我们的存在及工作的先决条件，为此我们必须担负起共同责任。（AGS 20.1，第392、393页）
霍克海默、阿多诺为西德自由民主的政府形式进行辩护时，从来不会没有保留，尤其是霍克海默，他常有法西斯主义会在西德卷土重来的恐惧（KRAUSHAAR，1998年，第Ⅰ卷，第24、25页）。如果此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谨慎的自由辩解，即对民主生活方式的辩解更公开，旗帜更鲜明的话，那接下来他们定会受到学生运动积极分子及其追随者更多的断然拒绝。运动中左派学生尤其热衷采用坚决果敢的口号，如：要打击民主社会中的法西斯势头，只能通过为社会主义的斗争获胜。阿多诺和马尔库塞很快直接经历了学生运动：1967年7月他们先后受到柏林自由大学的邀请（彼此没有遇到对方）短住柏林：7月7日阿多诺受斯丛狄教授邀请，来做关于“歌德诗剧‘伊菲革涅亚’中的经典主义”的报告；马尔库塞则于7月10至13日为大学生做了“乌托邦的终结”及“反对派的暴力问题”的报告（MARCUSE，1967年）。两人的报告内容迥然不同，做报告的经过及引起的反响也有着天壤之别：阿多诺作报告时，出现了部分学生的抗议活动，他们举起了“柏林左派法西斯欢迎经典主义者泰迪”的横幅；而马尔库塞的报告，却常被2500-3000名兴致勃勃的青年学生的掌声打断（KRAUSHAAR，1998年，第Ⅰ卷，第264页及接下数页）。显然，富有社会评判精神的青年学生认为，对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关于无理论行动（Theorieloser Aktivismus）的警告值得考虑的时代已经过去。相反，马尔库塞的革命理论及其有关词语：“压制性宽容”、“坚决拒绝”、“抵抗”、“文化性反性升华”、“生命本能的反叛”、“跃入自由王国”、“善良人”等，更易受到他们的欢迎。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反权威的活动家，自然很快也发现马尔库塞的一些政治主张完全可以接受。1967年9月5日，德社学联召开第22届代表大会，杜石克和阿多诺的学生克拉尔做了一个极富影响的“组织工作报告”。它的核心论点是：“城市游击队是绝对无法无天的组织者，是镇压机构的破坏者。”（KRAUSHAAR，1998年，第2卷，第290页，参阅第3卷，第18～30页）这个不很容易理解的句子要说的是，全国各大城市的革命学生应向发展中国家受剥削的战友们学习，学习他们的“以子弹做宣传”的方式，学习如何让生活在大都市被操纵的民众——他们已不再有愤怒能力，通过新的“以行动做宣传”的方式了解自己的疾苦（KRAUSHAAR，1998年，第3卷，第22、23页）。
从1968/69冬季学期始，各个大学增加了“以行动做宣传”的活动。学生运动的骨干成员自发组织罢课及占领课堂等活动，在社会学专业尤其激烈，他们提出学生参与管理与自我管理的诉求。1968年12月初，学生占领了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系，他们宣称社会学系应该叫“斯巴达克斯系”，他们占领这里的理由之一，是要在系里墙壁上，喷写上霍克海默1934年出版的《晨曦还是黄昏？》中的一段话：“资产阶层对无产阶级斗争的批评在逻辑上不能成立。”（见第7节；KRAUSHAAR，1998年，第Ⅰ卷，第376页及接下几页）
十天后，警方来清理现场，示威活动由此中断。1969年1月31日，发生了更严重的罢课活动，罢课学生占领了社会研究所的一间教室。研究所的两位所长阿多诺和弗里德堡（Ludwig von Friedeburg）当即报警，以“损害室内和平罪”对学生提出控告。随之赶来的警方，当天逮捕了76名抗议学生中的领袖人物克拉尔，后将其拘留到2月6日（KRAUSHAAR，1998年，第Ⅰ卷，第398、399、403页）。
此时住在加利福尼亚的马尔库塞，正受到保守及右翼势力对他的群起威胁；当了解到社会研究所内抗议学生遭警察驱逐逮捕的事情后，他非常愕然，写信给阿多诺：
如果可以选择，是警察还是左派学生，那我站在学生一边……我们不能在世界上抹掉这个事实：学生们受到了我们的影响（当然不只是至少受到你的影响）——对此我很高兴……要将理论付诸行动，他们能有什么办法？我们知道（他们也知道），局势不具有什么革命性，甚至不具有什么革命前期性。但这个局势却如此可怕，令人窒息，又令人屈辱，以致迫使他们反叛，对局势做出生物生理上的反应：它让人受不了，让人感到窒息，让人必须要呼吸新鲜空气。而这新鲜空气不是“左派法西斯的”（这说法本身就很矛盾），那是我们（至少我）也想呼吸的空气……如果我同学生讨论，如果他们在我看来观点愚蠢，正中他人下怀，我会痛斥他们；但我大概不致将更讨厌、更可恶的武器招来以帮助对抗他们的可恶讨厌。我会对我（对我们）感到绝望，如果我（我们）支持的世界赞成越南大屠杀，或者对其默许，或者要将自己权力压制领域之外的一切领域都变成地狱。（马尔库塞致信阿多诺，1969年5月4日，HGS18，第718、719页）
阿多诺和哈贝马斯分别给马尔库塞写信，向他解释当时研究所的决定：对越来越趋向暴力的学生领袖的“游击队策略”不能做无止境的让步。阿多诺还在信中解释道，“比起青年学生对我的态度，警察要温和通融得多……”（KRAUSHAAR，1998年第II卷，第624～626页）。但他们的信毫无作用。马尔库塞在回信中再次指出，他认为研究所的现行政策存在错误：
亲爱的泰迪……学生对研究所持敌意态度的原因，你的信未能做出任何说明。你写到是出于对“研究所利益”的考虑，着重强调：“那是咱们老研究所，赫伯特。”不是这样的，泰迪。学生进驻的不是咱们老研究所……你知道，在反对将理论直接政治化的倾向上，我们是一致的。可咱们（老）理论有内在政治内容，内在政治动力，如今这个动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趋向特定的政治立场。这不是说要给出“具体建议”，像你在接受《明镜周刊》采访时对我的评价。我可从没这样做……我这是要说：若想保持咱们“老研究所”，我们今天的行动与写作必须与30年代有所不同……你写道……那时我们也得忍受对犹太人的屠杀，我们受到阻碍不能采取行动。对，正是这样，今天我们的行动不受阻碍了。现在局势与以前不同，是法西斯主义与资产阶层民主之间的不同。资产阶层民主还给了我们自由与权利。然而，当资产阶层民主（由于其自身固有的矛盾）拒绝质变，而只坚持议会民主进程，议会外反对派便会直接采取“抗争”行动——这就是“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的唯一形式。而且这些行动不再遵循传统方式。对其中很多形式我同你一样要加以谴责，不过对此我想得比较开，并可以为这些形式辩护，因为维持现状，以及这种维持给人类生活造成的代价要更加可怕。这恐怕是咱们之间的最大分歧。只要美国人还驻在莱茵河畔，却要说“中国人驻在莱茵河畔”，这个我可说不出口。（马尔库塞致信阿多诺，1969年4月6日，HGS 18，第732、733页）
就这样，阿多诺与马尔库塞在信函上各执己见，互不相让（KRAUSHAAR 1998年，第Ⅱ卷，第651～555、667、668、671页）。而每封信又都以“致以最诚挚的问候，你的（xx）”，或“向你俩致以最诚挚的问候，你的（xx）”等作为结尾。如果因为意见分歧而中断关系，那是错误的。马尔库塞知道得很清楚，即便同霍克海默，他们的区别也一直只存在于对政治状况及行动可能的评判上，对于“不公正”他们两人永远一如既往会同仇敌忾，有着坚固的“心理”锚定。1960年春，在同波洛克的一次交谈中，霍克海默还表示：自己这个“犹太人，拿着德国护照，在（瑞士）提契诺过日子”，这样的生活方式实在很“恶心”：
我们知道谁是15000名儿童死亡的罪魁祸首，这个人仍在（西德）政府里办公，对此我们应该保持沉默吗？我们必须办一份新刊物，说出今天必须说出的话，不能都让东部出版物把话说了。作为知识分子，我们的任务本要对坏事物大声呵斥，可我们却一言不发，这是负责任的表现吗？（由笔者选出，HGS14，第544页）。
即便反叛学生的个别行动会令阿多诺困扰震惊，但这远不能让他为表示同统治者的一致而放弃对学生们的同情。1969年他对刚结束了在社会系活动的他的一位学生说：这类聚会每每令他气恼，但唯一让人高兴的是，“会让我常常想起，我其实更情愿让学生惹我烦心”（KRAUSHAAR，1998年，第3卷，第125页）。施密特女士（Regina Becker Schmidt）曾是阿多诺身边的一位研究助理，她讲的一个小故事，能生动表现出阿多诺孩子气的嬉闹天性，及他对支配权力的无所知晓。那时他已受到自己得意门生卡拉尔的猛烈攻击，一天，当学生们在研究所大楼外墙上开始喷标语口号时，阿多诺奇怪地一钉一铆地问起喷漆的技术细节。当被问到是否也想一起喷时，他回答道：“好啊……我想喷上几个字：在卡拉尔，众狼呼号”（FRÜCHTL，CALLONI，1991年，第210页；参阅V.REIFEN，SCHMIDNOERR，1987年，第233页及接下数页）。
1969年7月，阿多诺和妻子格蕾特去瑞士采尔马特度假，这一次他尤其感到很有必要好好休息一下，他们打算在那里度过暑假的前一部分。26日他给马尔库塞写了封亲笔信。马尔库塞收到后却无法辨认。8月6日当阿多诺的秘书按照马尔库塞的请求将信用打字机打出，准备再给他寄去时，阿多诺正躺在菲斯普（Visp）医院的病床上，生命垂危。几天前他在阿尔卑斯山上突发心肌梗塞。
十年后，马尔库塞81岁生日刚过不到两星期，于德国施塔恩贝格去世。1979年7月28日，马尔库塞去世前一天，杜石克在他日记本上为他即将去世的“朋友、老师和同志”赫伯特·马尔库塞——马尔库塞也视杜石克为他在德国的最好朋友——写下这样的文字：“他影响之深远悠长远远超过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只可与布洛赫（Ernst Bloch，1885-1977年）相比拟……”（DUTSCHKE，2003年，第351、352页）。
这自然是种排名次，方式绝对是一维的，考虑的标准只是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贡献。哈贝马斯对第一代评判理论三大代表，做过如下中肯表达：
阿多诺是位天才，我这样说不带任何其他含义。在霍克海默，或在马尔库塞，尽管我同他们关系密切又不复杂……但谁也不会想到这上面。阿多诺具清醒的意识，思想中常常灵犀开启，其表达力是我在他之前及之后都未遇到过的。你无法看到阿多诺的思想是如何产生的，它们从他那儿一出现就业已完成——这是他技艺高超之处。他也没有在自己水平之下工作的自由，他一刻都不能将思想的紧张度放置一边。只要你同阿多诺在一起，你就处于思想运动之中。阿多诺是不平凡的，他想平凡的努力遭到的甚至是痛苦的失败。（引自FROCHTL，CALLONI，1991年，第51页）。
#04
D.结束语：1977年7月，哈贝马斯与马尔库塞讨论理性、民主及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
1989年为历史转折点，从此时起，大多数共产主义政权相继意外陷落，它们或通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或通过自由主义的民主体制，或通过权威型体制得以取代。马尔库塞、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不幸去世于这个转折点的前十到二十年。对大多不流血的戏剧性的转变过程，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一定会感到欣慰。但马尔库塞对此会做出怎样的评论却难以估计。去世两年前，他曾在德国施塔恩贝格同哈贝马斯和其他两名左翼知识分子讨论过“社会理论与政治”的问题。1978年，为纪念马尔库塞八十诞辰，这次谈话记录得以出版，从中不仅可看出马尔库塞与哈贝马斯在政治哲学上存在显著差异，还可让人做出这种估计：对1989年的转折，马尔库塞仍会坚持认为，他的革命哲学不必做根本上的修改。
从记录中可以读到，哈贝马斯先就马尔库塞同霍克海默的合作，以及海德格尔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的超心理学（Metapsychologie）对马尔库塞的重要性同他交换了意见，随后哈贝马斯提出一个问题，理性产生的原因是否真像马尔库塞在关于弗洛伊德的专著《爱欲与文明》一书给人的印象，可以通过“自然主义”做出解释。哈贝马斯认为，马尔库塞提出的人的理性能力植根于“本能冲动，即植根于要阻止色情能量的败落”，不能令人信服（MARCUSE，1978年，第29、32页）。对哈贝马斯来说，理性似乎“不存在于本能冲动，说得直观些就是，它的存在前提在语言中……（即）在无强制的（民主）决议形成（Willensbildung）中”：
“……理性的东西……存在于……通常无强制的决议形成（Willensbildung）之中，就是说存在于要达到主体间无暴力的理解沟通之目标中……”“这样，我们说，主体间无暴力的沟通原则，也就是语言原则——无强制沟通意图正存在于其中——应该就是我们这里要回归的原则（……如果）将理性的意见统一原则政治化，简单地说，这个原则就是民主原则……”（MARCUSE，1978年，第32、37、29、30页）。
这里哈贝马斯在暗示他的一个社会哲学理念（如果不是基本理念的话）。这个理念早在他大学教师资格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以及他察知性研究成果《大学生与政治》一书关于民主理论的引言一章里，已初见端倪。在此哈贝马斯指出的一个核心思想，很适宜在现代社会中通过言论开放的成熟公众来探索共同行为规范。（HABERMAS，1961年，重点在第43页；1962年，第38、49、96、97页。）可以说霍克海默对哈贝马斯这个重要的讨论原则已有所预料，他对哈贝马斯的论断：“理性社会目标……存在于每个人心中……”，也会给予语言哲学上的解释：“同某人谈话，这也是在说，将他作为一个未来自由人协会的可能成员来接受。交谈要以对真理的共识为前提，要对陌生对象进行内在肯定，其实也要对所有可能的存在予以肯定……”（HORKHEIMER，1937年c，第224页；霍克海默致信阿多诺，1941年9月14日：HGS17，第172页）。
哈贝马斯的这个思想首先源自盎格鲁撒克逊英语国家的不同务实与分析哲学原理，又与它们有所不同（参阅HABERMAS，1981年，1992年）。他并不像人们常猜测的那样，要将规范社会哲学的基本原则组织起来，而“只”想、复制通过日常用语，通过句法、语义及实用性而成为可能的通理能力：
这很简单：只要我们以为我们说了什么，我们就有权利要求，所说的是正确的或真实的，从而将一观念（Idealität）带入我们的日常生活。（HABERMAS，1991年，第134页）。
这块日常生活中实际存在的“观念”，使哈贝马斯能够及早发现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方面的缺陷，并加以弥补。正如哈贝马斯同马尔库塞讨论时所述，他有一个感觉，“民法及程序法对自由的担保功能在马克思那里被低估，而这种情况在老法兰克福学派理论中仍然继续”（MARCUSE，1978年，第53页；参阅WIGGERSHAUS，2004年，第52、59、118页）。哈贝马斯的假设——取决于论议理论的理性原则与民主原则之间，存在着“内部联系”，这个假设应该能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马尔库塞同意哈贝马斯的这种“观点”，他指出：资产阶层的民主体制，“如果在法西斯主义之后有可能实现的话”，相对来说也是“值得追求的”；然而这个民主社会将“不断遭到资产阶级、大资本企业的削弱瓦解”。只有社会主义革命可以一劳永逸，排除法西斯主义的复发风险（发展趋势a1→a2，参阅上文B点中有关对马尔库塞思想的总结）。马尔库塞将这种社会主义革命想象为：“是当地或地区组织的抗议活动的升级，是从系统中脱离出的自成体系，是对自治的尝试——可以说会造成体系传染性弥散性的解体。”在马尔库塞看来，下面的问题是考核“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正确的关键：
晚期资本主义的稳定需多长时间？它的内部矛盾，不管以何种方式——我不认为只存在马克思解释过的方式——真会激化？或者，资本主义会在可预见的将来，在经济政治得到加强的帝国主义基础上成功地得以稳固，甚至中国、苏联还会成为其市场？如果这一天会到来，那统治者就可以放心睡上几百年，就不会有革命了。（MARCUSE，1978年，第54、61页）。
马尔库塞发表这番见解大约十年之后，“弥漫性”社会解体过程果然出现，且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传染性——只是不像马尔库塞希望的，解体的不是晚期具剥削性的资本主义体制及资本主义统治（a1、a2），而是苏联社会主义体制及由它控制的卫星国体系（c2→a1、a2）。同时毛泽东之后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也向在全球扩张、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经济政治得到加强的帝国主义”敞开了大门。现今的共产主义中国，政府重心分配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共产党统治”之间，已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形式，这个形式是马尔库塞1947年做社会类型分析时尚不能预料的a3或c3型。
如果马尔库塞能亲身经历1989年的历史转折，他还是能看到，至少他的部分政治信念得到了证实。1977年时他曾预计，“在可预见的未来”，“也许几百年后”，革命的火焰会在伪社会主义加资本主义体制的灰烬中熄灭。
哈贝马斯对“资产阶层民主制度”的分析评判经常近似于马尔库塞的有关言论，他认为：西德、政府或者应实现它自由主义民主宪法中的理念，将资本主义驯养成社会主义式直至面目皆非；或者它必须遵从资本主义剥削逻辑的压力，为权威型政权提供一席之地（这就是说，按照马尔库塞的33个论点：或者a1→b2，也有可能a1→c1，或者a1→a2;参阅J.Strachey，HABERMAS，1961年，第43页）。像许多这一代其他德国左翼知识分子一样，哈贝马斯对康拉德·阿登纳的对内对外政策，尤其对“资本主义的复辟”，深感失望。他进行“或者这样——或者那样”的尖锐政治评论时，不像马尔库塞那样富有怀疑民主的革命哲学精神，而像是一位彻底民主（Radikale Demokratie）的辩护者。对哈贝马斯来说，彻底民主这个概念显示的是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一方面不想让“执著研究与理性意愿之必要的彻底性”受到无想象力的改良主义的破坏，也就是不想使之受到这样一个思想的破坏，其思想是目标本身，即要在对明日无知的情况下，将维持今日现状作为对明天的承诺（HABERMAS，1969年，第50页）。另一方面，彻底民主政治应遵循“试错（Versuch und lrrtum）逻辑”，这个逻辑要求对所有行动进行评定，在此需考核行动是否具“乌托邦内容”，及其“可行范围”，也包括对极端的“解明行动”主要内容的评定（HABERMAS，1969年，第44页）。
不像马尔库塞那样强调“更彻底”原则，也不像他那样引用弗朗茨·诺伊曼的“好战式民主”等术语，哈贝马斯对抗议学生一再做出不要搞伪革命，即不要搞“左翼法西斯”的警告（参阅NEGT，1968年；及马尔库塞致信阿多诺，1969年5月4日）。在哈贝马斯看来，这些青年学生，对杜石克的“城市游击队是绝对无法无天的组织者，是镇压机构的破坏者”这句话，理解得太拘泥于文字（见上文C点），这使他们不再能清楚意识到，西德的各种机构，“自二战结束以来，比以往任何德国历史时期都能更多地行使确保自由的组织功能”。1969年哈贝马斯曾直接对表面上革命性很强的学生说：
如果法西斯国家机器的刻板不允许认识自由，不允许在自由与不自由中做区别——正是在这个自由下，对它自身的抗议才可能常年存在并拥有成功前景——那你便不能真正识别现行权威型政治体制的危险，并对此进行抗争。（HABERMAS，1969年，第38页）。
在20世纪80年代，回顾历史时哈贝马斯甚至对“阿登纳的伟大贡献”做出了肯定，这个贡献是：“积极促成联邦共和国与西方联盟国及西方社会制度的联合”。他表示，开始时，他对这项政策的历史意义如果不是有误解，就是必须得误解：
那时候（在20世纪50年代）我使出浑身解数来反对阿登纳……他不但对几代年轻人的期待与感受直之不理，而且对他羽翼下盛行的价值修复造成的心灵伤害完全麻木不仁……不过今天看来，我们对阿登纳时代精神的坚决反对仍有其道理。如果没有左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时甚至是左派知识分子的反对——此反对势力正是在那时形成，并自60年代初，即在学生运动的潜伏期产生了一定影响——如果没有执政者与他们“拚舍狗”之间的分工，联邦共和国的文明公民意识就很难表现出它的世界公民特征。（HABERMAS，1991年，第64、65页）。
的确，哈贝马斯对彻底民主的理论与实践做出了终身努力，借此为在德国建设“文明公民意识”作出了重要贡献。社会民主主义改良主义者弗朗茨·诺伊曼在美国做的（第13节提及的）讲述他在美国学术经历的报告中，提到过“对说英语的美洲哲学的轻蔑”问题，这是他在德国大学求学时代多次经历过的。诺伊曼说，他现在还能忆起“我的哲学教授”对约翰·洛克（J. Locke）或对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讽刺挖苦；这种挖苦不过是目光短浅的表现——这是他到美国后才认识到的（NEUMANN，1953年，第416页）。
德国高等文化的辩护士与英美及其他欧洲国家务实的民主理论家们，他们之间避免对话的状况可谓旷日持久，对此美国当代哲学家普特南（Hilary Putnam，1926～）在给哈贝马斯70岁生日的贺信中做出了新的姿态。这封贺信登载在1999年6月12～13日的《新苏黎世报》上。标题为“一位德国杜威”，文中首先赞颂了这位评判理论第二代最重要代表人物的终生贡献，此外还间接肯定了西德1945年后的成就——正是在这个国家里，像哈贝马斯这样的左翼知识分子的理念，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及赞赏。
转自：“实践与文本”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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