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山东社会科学 ，作者张福公
唯物史观视域下的一般智能与数字平台：马克思“一般智力”范畴的当代解读
作者：张福公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副教授，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本文来源于《山东社会科学》2023年第7期
为方便读者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一并省略，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摘要：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以人文精神反思现代社会的重要理论范式之一。其中，马克思的“一般智力”范畴为我们深刻把握当今数字智能时代的一般智能与数字平台的历史本质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理论视角。一般智力是在特定的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出现的占支配地位的典型社会生产力形式，其在现实性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内在矛盾的产物：资本借助一般智力及其对象化产物（机器体系）完成对活劳动的身体技能的替代，以便打破活劳动的身体技能对资本增殖逻辑的桎梏，进而在直接生产领域实现对活劳动的实质吸纳。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进一步展开，一般智力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发展到它的更高级形式，即一般智能。这一过程的实质在于：资本试图借助一般智能及其对象化产物（数字平台）完成对活劳动的潜在智能的替代，以便进一步打破活劳动的身体和智力对资本增殖逻辑的束缚，从而在整个社会生活领域实现对活劳动的总体吸纳。
关键词：马克思；一般智力；一般智能；数字平台；总体吸纳
“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的“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节（国外学者称之为“机器论片断”）中使用的一个重要范畴。西方左翼学者侧重于立足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最新变化来重构“一般智力”范畴的理论内涵，但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马克思的科学方法论原则；国内学者主要侧重于回到马克思文本的原初语境和哲学方法论来批判西方学者的理论得失，而在推进“一般智力”范畴的当代解读方面则略显不足。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在把握马克思“一般智力”范畴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意蕴和历史内涵的基础上，借鉴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深入理解当今数字智能时代的时代精神和历史本质提供一种可能的解读方案，以便重新彰显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价值和人文精神。
一
问题的提出：在数字智能时代重读马克思的“一般智力”范畴何以可能？
20世纪70年代以来，通过深度吸纳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成果，后福特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呈现出新的特征和问题。对此，一些当代西方左翼学者试图通过重构马克思的“一般智力”范畴来发展当代资本主义批判，探寻革命解放道路。其中较具代表性的解读路径有三种：第一种是以自治主义和认知资本主义为代表的主体政治解读路径。基于后福特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劳动形式的当代转型，以维尔诺（Paolo Virno）、哈特（Michael Hardt）和奈格里（Antonio Negri）等学者为代表的自治主义流派从活劳动的主体能力角度将马克思的“一般智力”范畴重新定义为“非物质劳动”，使其溢出固定资本的狭隘范围，转变为活劳动所普遍共有的潜能（如人的认知、语言、记忆、情感、反思等基本能力），并主张活劳动（诸众）通过充分占有和发挥一般智力来推翻资本的霸权统治。以博当（Yann Moulier Boutan）、韦塞隆（Carlo Vercellone）等学者为代表的认知资本主义流派将“一般智力”规定为认知劳动和知识生产，强调马克思关于一般智力和机器体系的资本主义应用为活劳动创造出自由时间和解放条件的观点，为探寻超越活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提供了重要启示。
第二种是以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和左翼加速主义为代表的客体技术解读路径。斯蒂格勒从知识器官学的角度重构了马克思的“一般智力”范畴：机器是人的智性经验的编程化和人工再生产的结果，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表现为工人的技能知识被机器的物化知识替代，造成大众的系统性愚昧和无产阶级化。但一般智力及其对象化（技术）本身蕴含着自反性的药理学，即人们可以借助数字网络技术构建共享性的力比多经济，促使每个人重新获得知识，恢复个体化。以阿列克斯·威廉姆斯（Alex Williams）和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为代表的左翼加速主义认为，马克思揭示出一般智力所代表的非物质劳动和科学技术蕴含着巨大生产力，但资本主义制度严重遏制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有通过大力发展一般智力和科学技术，充分释放和占有这些潜在生产力，才有可能超越资本主义制度。
第三种是以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为代表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解读路径。福克斯从数字劳动的角度理解马克思的“一般智力”范畴。他强调，“一般智力”揭示了知识的公共性，并预示了技术、知识和媒介在当代社会的重要性。[5]他指出，“社交媒介中的数字劳动是一般智力的一种表现形式，后者表明当代资本主义中社会工厂（social factory）的存在”，同时，数字劳动也是“一般智力之对抗性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对抗性创造了共产主义的基础，加深了剥削，但不会自动消除资本主义，因而需要诉诸有意识的政治实践”。
针对西方左翼学者的上述观点，国内学者主要侧重于通过回到马克思的文本和方法来揭示他们的理论得失。譬如，学者们分别从唯物史观视域下固定资本的双重维度、“一般智力”范畴的经济学和工艺学思想史来源、《大纲》或“机器论片断”及其相关理论（如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等）的过渡性和不成熟性等方面分析了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的种种误读和理论缺陷。概括起来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在历史定位和问题意识上，西方学者过于强调马克思所处的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差异，臆造出一种所谓的“生产方式断裂”，这种非历史性的臆断导致他们严重忽视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生成性、内在矛盾性和历史总体性，致使他们的问题意识本身具有隐性唯心史观；二是在理论逻辑和解读视域上，基于上述错误历史定位和虚假问题意识，西方学者往往断言马克思的方法和观点早已过时，因此，他们无心深入探究马克思“一般智力”范畴的原初语境、哲学内涵及其科学方法论前提，而是随意挪用各种后现代哲学范式和理论资源对其进行重构。他们对马克思哲学方法论的肢解，使其只能得出具有片面深刻性的观点，制定近乎乌托邦式的激进方案。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警语“满口讲的都是所谓‘震撼世界的’词句，却是最大的保守派”，同样适用于当代西方左翼学者。
国内学者的理论努力为我们准确把握马克思“一般智力”范畴的哲学方法论内涵、厘清当代西方学者的理论得失提供了重要借鉴，但目前我们还停留在通过回到马克思来批判西方学者的层面上，尚未重新回答西方学者所论及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新问题，因而仍未真正走出学徒状态，走向自我主张。有鉴于此，我们至少需要继续追问两个问题：第一，如果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一般智力”范畴的重构偏离了它的原初语境和哲学内涵，那么我们能否提供一个更为切近的解读方案？第二，如果西方学者基于上述重构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把握失之偏颇，那么我们应当如何运用马克思的哲学方法论准确理解当今数字智能时代？
二
科学抽象与“劳动一般”：马克思“一般智力”范畴的方法论前提与历史逻辑起点
其实，国内学者在对西方学者的批判中已经开始基于马克思的文本语境，从唯物史观角度论及“一般智力”范畴的内涵：一是将一般智力理解为作为历史发展结果的社会知识总体，并强调一般智力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作用方式；二是将一般智力理解为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即“伴随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发展起来的近代自然科技知识”。前者侧重于强调一般智力的历史生成性、总体性和普遍性，后者侧重于强调一般智力的历史特殊性。不过，上述两种观点既敏锐地提示出“一般智力”范畴所蕴含的历史辩证法因素，又隐含着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如果一般智力是特定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那么它就不可能以其自身特有的形式普遍存在于不同历史时期，即便是以不同的方式发挥作用。为了进一步消弥这种矛盾张力，准确理解“一般智力”范畴的内涵，我们有必要首先把握马克思确立“一般智力”范畴的方法论前提和历史逻辑基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中基于唯物史观视域下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对斯密所处的工场手工业时代的“劳动一般”范畴的发掘，恰好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有益启示。
在《导言》中，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指认了斯密的“劳动一般”范畴在经济学思想史上的科学地位。他指出，相较于重商主义、重农主义，“亚当·斯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他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规定性，——干脆就是劳动，既不是工业劳动，又不是商业劳动，也不是农业劳动，而既是这种劳动，又是那种劳动。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被规定为财富的对象的一般性，这就是产品一般，或者说又是劳动一般……”可见，斯密的理论贡献就在于：他抛开某一具体的劳动形式，而以“劳动”或“劳动一般”范畴来规定“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不过，这与其说是斯密自觉完成的伟大功绩，毋宁说是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高度对斯密思想及其时代的深刻洞察。那么，如何理解此处马克思发掘的“劳动一般”范畴的内涵及其方法论意蕴呢？对此，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把握：
第一，“劳动一般”标志着劳动在斯密时代已经发展为基于分工的社会劳动，这种社会劳动作为历史性的具体总体，表现为一种拥有“具体普遍性”的现实抽象。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开篇指出：“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这句话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斯密所说的“劳动”并非个人的个别劳动，而是国家或社会层面的劳动总体；二是这种劳动总体是一切社会财富的源泉。因此，这里的“劳动”或劳动总体就是指基于分工的社会劳动，具体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基于社会分工的社会劳动。在斯密时代的较发达的社会分工体系中，任何商品都是由相互独立的不同部门的特殊劳动相互合作共同完成的。譬如，一件衣服是由来自不同行业的“许多劳动者联合劳动的产物”。二是基于工场内部分工的社会劳动。斯密以扣针工场内部分工为例，表明同一工场中的商品生产是由从事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不同操作工序的特殊劳动相互协作完成的。总之，无论是在社会分工层面还是在工场内部分工层面，任何商品都是由许多特殊劳动构成的社会劳动完成的，任何特殊劳动都只是社会劳动总体的一个环节。对此，马克思概括道：“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等看待，以各种现实劳动组成的一个十分发达的总体为前提，在这些劳动中，任何一种劳动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所以，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由此可知，作为“最一般的抽象”的“劳动”或“劳动一般”范畴得以确立的直接现实基础是：现实劳动在特定历史阶段发展为十分发达的具体总体（即社会劳动），并作为具体总体成为超越个别性和特殊性而具有具体普遍性的现实抽象，即物质生产领域的“看不见的手”。可见，科学抽象及其具体普遍性是以历史性的具体总体（现实抽象）为现实前提的，而非贯穿整个人类社会历史。
第二，“劳动一般”意味着在斯密时代基于分工的社会劳动作为现实抽象已经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典型社会生产力形式。斯密指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分工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劳动者的技巧和熟练程度因业专而日进；分工减少了因工作转换而造成的时间损失；机器的发明和改良。其中，斯密特别强调了分工促进机器发明的两个原因：一是基于工场手工业分工的劳动者的专注力；二是社会分工层面“机械制造师的智巧”和“哲学家或思想家的智能”，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逐渐成为独立的专门职业。可见，斯密已经敏锐地觉察到，工场手工业时代基于分工的智力与体力的分离已然初露端倪。当然，斯密主要是从分工的专业化角度展开上述分析的，尚未阐明作为分工之前提的简单协作所蕴含的集体生产力或社会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从《哲学的贫困》开始关注的重要方面。总之，在工场手工业时代，劳动分工已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生产力形式。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指出：“劳动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都成了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它不再是同具有某种特殊性的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了。”
第三，“劳动一般”是斯密时代占统治地位的特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马克思指出，劳动“这个被现代经济学提到首位的、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因为，“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即“劳动一般”范畴只有在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才能得以确立和理解。具体而言，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资本是“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因此，劳动成为社会劳动或劳动一般是资本对劳动的实质吸纳的必然产物。这既表现在工人在同一工场中的结合是资本外在强制的结果，也表现在“［在分工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从本质上控制并改变了劳动”，因为资本“掌握着主体劳动的社会条件，工人的劳动只有在这些条件下才能是劳动”。这意味着社会劳动本身是由资本所塑造的，个体劳动只有作为“资本的附属物”成为社会劳动的某一环节才能发挥作用和维持生存。因此，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在根本上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
总之，“劳动一般”范畴是马克思对斯密所处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基于分工的社会劳动生产力形式及其蕴含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科学抽象。这为我们准确理解马克思的“一般智力”范畴提供了有益启示：在方法论层面上，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科学抽象是在思维中对作为特定历史具体总体的现实抽象的科学把握），构成了马克思提出“一般智力”范畴的方法论前提；在现实历史层面上，作为社会劳动的“劳动一般”所指示的资本关系支配下智力与劳动的社会化分离，构成了一般智力得以确立的现实历史前提和历史逻辑起点。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准确地指出：“工场手工业分工的一个产物，就是物质生产过程的智力作为他人的财产和统治工人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这个分离过程在简单协作中开始，在工场手工业中得到发展，在大工业中完成。在简单协作中，资本家在单个工人面前代表社会劳动体的统一和意志，工场手工业使工人畸形发展，变成局部工人，大工业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并迫使科学为资本服务。”
三
作为社会智力的“一般智力”：马克思“一般智力”范畴的历史内涵及其哲学意蕴
在《大纲》的“机器论片断”中，马克思在探讨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发展问题时唯一一次使用了“一般智力”范畴：“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das allgemeine gesellschaftliche Wissen），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会生产力（die gesellschaftichen Productivkrafte）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Wissen）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这表明，在机器大工业时代，一般智力及其对象化产物（机器体系）已经成为支配和改造整个社会生活过程的直接社会生产力。那么，马克思为什么会提出“一般智力”概念呢？根据上述马克思使用“劳动一般”范畴的方法论原则可以推知，这里的“一般智力”范畴是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视域下抽象与具体的历史辩证法对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典型社会生产力形式及其蕴含的特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科学抽象。那么，在现实历史层面，一般智力又是如何历史地生成为它自身的呢？笔者认为，一般智力在根本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内在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即资本的价值增殖逻辑要求不断克服现有生产方式的限制、重新建立适合资本特性的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
第一，一般智力作为社会智力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并在特定的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时代发展为一种客观的现实抽象。马克思通过摘录波珀（J.H.M.Poppe）、汤普逊（William Thompson）等人的工艺学和经济学著作认识到，在手工业时期，劳动是与经验知识和技艺相统一的，“范围有限的知识和经验是同劳动本身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并没有发展成为同劳动相分离的独立的力量”。到了工场手工业时期，劳动分工一方面促进经验知识和技艺的不断积累与传承，促进工具的分化，另一方面又促使力学、物理学、化学等科学开始摆脱手工业时期的经验知识性质，并在工业生产的基础上获得独立发展。但科学发展为独立力量并不完全是生产社会化进程的自然产物。对此，马克思深刻指出：“科学成为与劳动相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一般说来属于生产条件成为与劳动相对立的独立力量这一范畴。”就是说，近代科学知识与劳动的分离在根本上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推动的。这是由于工场手工业对劳动分工和经验知识技能的依赖，导致“这种狭隘的技术基础使生产过程得不到真正科学的分解”。当“工场手工业本身的狭隘的技术基础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和它自身创造出来的生产需要发生矛盾”，于是，资本便将科学及其对象化产物纳入资本生产过程中，重新建立适合资本性质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可见，一般智力在一般意义上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表现为不断积累起来的社会知识总体，但在本质上它是特定的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阶段的产物，并作为独立于活劳动的异己性社会力量表现为一种客观的现实抽象（即“看不见的脑”）。这是马克思从唯物史观出发对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中客观发生的劳动异化的科学指认，因而与马克思早期的人本主义劳动异化批判逻辑有着根本区别。
第二，一般智力成为现实抽象的现实根基在于：一般智力和机器体系被资本吸纳进生产过程，以固定资本的形式展现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生产力。马克思指出，资本的必然趋势是“提高劳动生产力和最大限度否定必要劳动”，因此，只有当“整个生产过程不是从属于工人的直接技巧，而是表现为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的时候……资本才获得了充分的发展，或者说，资本才造成了与自己相适合的生产方式。可见，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而直接劳动则被贬低为只是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换言之，“生产过程从简单的劳动过程向科学过程的转化……表现为同活劳动相对立的固定资本的属性”[39]，而“劳动资料转变为机器体系，就是这一趋势的实现”[40]。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指出：“劳动资料发展为机器体系，对资本来说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使传统的继承下来的劳动资料适合于资本要求的历史性变革。因此，知识和技能（Geschick）的积累，社会智力（gesellschaftlichen Hirn）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就同劳动相对立被吸收在资本当中，从而表现为资本的属性，更明确些说，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机器体系表现为固定资本的最适当的形式。”这意味着一般智力和机器体系是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被提升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生产力。这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科技成为创造财富的决定性因素，即“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而是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二是作为固定资本的一般智力和机器体系成为社会生产力的衡量标准，“从机器体系随着社会知识（gesellschaftlichen Wissenchaft）的积累、整个生产力的积累而发展来说，代表一般社会劳动的不是劳动，而是资本。社会的生产力是用固定资本来衡量的，它以物的形式存在于固定资本中”。
第三，一般智力和机器体系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生产力标志着资本对劳动的实质吸纳的进一步深化。如前所述，在工场手工业阶段，资本对劳动的实际吸纳表现为资本支配下的劳动协作与分工，其实质在于：资本通过对活劳动的个体总体性技能和经验知识的分化和再结合，将总体的人手贬低为片面的人手，进而建构起基于协作的社会劳动（“看不见的手”），实现对活劳动之人手的统治。尽管如此，资本支配下的劳动分工仍然无法撼动活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主导地位，财富的创造仍然依赖于活劳动的技能和经验知识，即“工人把工具当作器官，通过自己的技能和活动赋予它以灵魂，因此，掌握工具的能力取决于工人的技艺”。这种狭隘的技术基础促使资本积极寻求新的力量来打破活劳动的束缚和反抗，于是，资本将一般智力和机器体系吸纳进资本生产过程中。历史地看，脑力和体力、人脑与人手、科学与活劳动的分离最初表现为社会化生产进程的客观产物，但随着以科学知识为代表的一般智力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提供的物质基础，一般智力和机器体系便被打上了资本的烙印。资本通过吸纳一般智力和机器体系来取代活劳动的技能和力量，将活劳动贬低为机器体系的“有意识的肢体”，从而褫夺了活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因此，在机器大工业阶段，资本对劳动的实质吸纳进一步深化，并表现为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一方面，资本通过吸纳一般智力（人脑）来替代活劳动（人手），实现对活劳动的全面控制和深层剥削。因为“只要工人的活动不是［资本的］需要所要求的，工人便成为多余的了”，所以当人手不再是资本所需要的，人手就变为多余的，“机器体系的出现，不是为了弥补劳动力的不足，而是为了把现有的大量劳动力压缩到必要的限度”。另一方面，资本将一般智力和机器体系纳入价值增殖过程，使其取代活劳动成为创造财富的主导性社会生产力，使脑力劳动沦为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新源泉。总之，一般智力的出现，意味着资本对劳动的吸纳进一步深化为资本对处于对抗性关系中的人脑和人手的实质吸纳，这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我们理解当代数字资本主义的理论出发点。
四
作为社会智能的“一般智能”：马克思“一般智力”范畴的当代发展
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数字智能时代。如何在运用和发展唯物史观的过程中深刻把握当今数字资本主义的时代精神和历史本质，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的重要使命。如果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一般智力”范畴的当代重构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马克思哲学的原初语境和方法论原则，那么，我们能否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性解读方案？笔者认为，根据上述所阐明的马克思“一般智力”范畴所蕴含的方法论前提和历史内涵，一般智力在当今数字智能时代的最新发展形态就是“一般智能”（general intelligence）。换言之，一般智能是一般智力发展为更丰富、更发达的历史具体总体所获得的更高级表现形式。数字平台是一般智能的对象化产物，是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机器体系的当代发展形态。一般智能和数字平台的出现标志着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社会智能（social intelligence）已经发展为当今时代支配整个社会生活过程的典型社会生产力，是当今时代独立于劳动之外的客观的现实抽象。对于一般智能和数字平台的历史本质，我们需要借助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辩证法分析加以把握。限于篇幅，在此仅提供一种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提纲。
第一，一般智能是社会智力发展的历史性产物，特别是智能科技发展推动社会智力转变为社会智能的产物。一方面，机器大工业时代的一般智力和机器体系为一般智能和数字平台的发展提供了智力和物质技术基础。譬如，马克思摘录过的《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On the Economy of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es,1832）一书的作者查理·拜比吉（Charles Babbage），因提出差分机和分析机的设计理念而被誉为现代计算机的鼻祖。拜比吉的初衷是避免人在计算中犯错，为此，他走访了当时英国和欧洲大陆的许多机器工厂和手工工场，力图在机器生产实践中寻找灵感和经验。在此意义上，自机器大工业以来的社会智力和智能技术的积累与发展为一般智能的诞生提供了重要历史前提。另一方面，智能技术的发展既是社会智力的对象化产物，又反过来日益深刻地改造着个体智力和社会智力本身。马克思指出，机器“本身就是能工巧匠，它通过在自身中发生作用的力学规律而具有自己的灵魂”。这表明，尽管机器的发明是为了替代劳动的技能和力量，但它作为对象化的科学知识（社会智力）也隐含着智能化的倾向，即对人类智力的模拟和替代。如果此处马克思将自动机器体系看作有灵魂的生命有机体在大工业时代还表现为修辞性的概念隐喻，那么这种隐喻在当今数字智能时代已经越来越获得其现实性。这种历史性变革是如何发生的呢？其实，马克思已经准确认识到，机器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在机器大工业时代，机器虽然表现为人脑的延伸器官和对象化的社会知识力量，但在根本上仍需借助人手才能实现其功能。换言之，无论是社会智力本身，还是社会智力的对象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并且受制于人的主体能力及其限度。而这正是以拜比吉为代表的计算机科学先驱的现实出发点。随着20世纪50年代以来计算机科学和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21世纪以来迅猛发展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智能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深刻改变了社会人的思维方式、扩展延伸了社会人的认知能力，从而在总体上改变了社会智力的作用机制。在此意义上，社会智力在数字智能技术的加持下逐步发展为它的更高级形式即社会智能，并作为独立于个人的不可见的异己性社会力量而成为一种新型的现实抽象（即“看不见的人本身”）。
第二，一般智能及其对象化产物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历史性产物，其已成为当今数字智能时代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生产力形式，并在其基础上建构起全新的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果仅从工具或机器是人的身体器官（人手）的延伸（义肢）的角度，将人工智能和数字平台理解为人的智力器官（人脑）的模拟和增强（义智），或者仅从社会智力向社会智能的历史性转变的角度来理解一般智能，进而从科技革命的角度理解当今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作用，那么，我们就仍然仅停留在纯粹的物质技术层面或者人与物的关系层面，而没有触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要义。想要达至后一层面，我们就必须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运动的角度来把握一般智能的历史本质，而这正是当前国内外学界的相关讨论中有待深化的重要维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如果仅从上述文字的字面意思来理解，可能会得出片面的结论：马克思只强调劳动资料对经济时代和生产方式变革的直接决定作用，因而具有劳动资料决定论或技术决定论的倾向。实际上，从马克思文本的整体逻辑来看，他在根本上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的角度来阐述上述观点的。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矛盾运动来看，一般智力及其对象化产物（机器体系）不仅构成了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及其更高级发展形态的物质技术起点，而且成为把握与之相应的各个经济时代的本质差别的重要尺度。如前所述，为了打破工场手工业分工对资本自我增殖逻辑的限制，资本将一般智力和机器体系纳入资本生产过程，建构起符合资本要求的工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机器大工业。从机器体系的三元结构（发动机、传动机构和工作机）与机器大工业的历史性关系来看，工作机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性起点，发动机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性起点。在以一般智力和机器体系为代表的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泰勒制和福特制分别从生产组织管理方式和大规模机器生产方式维度进一步拓展了工业资本主义的工厂制度和机器大生产的运行机制：一是进一步深化对以科学知识为代表的一般智力的吸纳和垄断，促进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械化和自动化；二是在既有科技水平的限度内最大程度地实现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实现生产过程的去技能化和去主体化，使活劳动最大限度地从属于作为固定资本的机器体系。在此意义上，泰勒制和福特制最大程度地完成了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所蕴含的社会生产力、剩余价值剥削和资本对劳动的实质吸纳。20世纪60年代后期，福特制陷入多重矛盾和危机之中，例如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导致生产率提升受限，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达到肉体和精神上的极限，标准化大规模生产与个性化多样性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为了克服上述矛盾，资本吸纳新兴的计算机信息技术运用于劳动资料的改良和发明，在传统机器体系三元结构的基础上新增一个控制机（自动控制系统），推动劳动资料从机器体系阶段真正发展到自动化机器体系阶段，开启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在此基础上，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借鉴“第三意大利”轻工业生产模式和日本“精益生产”模式的经验，逐步实现从福特制向后福特制的转型。后福特制的典型特征在于劳动过程的再技能化和智力化、管理结构的扁平化、强化技术创新、弹性生产等。尽管如此，随着后福特制的进一步发展，其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愈加明显：一方面，从劳动资料的角度来看，自动化机器虽然借助控制机代替了人脑的部分功能，但只是取代了生产过程中某些环节的工人劳动，自动化机器的运转仍然离不开工人的看管，因而并没有完全突破马克思时代的机器体系范式，最终成为资本增殖逻辑的桎梏；另一方面，从生产组织方式和劳动力主体来看，后福特制更加强化了一般智力和脑力劳动者的主导地位，因此，更高效广泛的认知能力、社交能力、信息处理能力和技术创新升级成为资本逻辑的内在要求，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性地规定了未来智能技术的发展方向。这也构成了一般智力向一般智能转变的重要过渡。
21世纪以来，由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智能技术所推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是上述趋势的阶段性成果及其引发的历史性变革。作为一般智能对象化产物的数字智能技术，通过促进控制机的智能化，“使传统机器拥有其原先所不具备的数据挖掘、数据分析、自动程序设计、智能控制、机器视觉、深度学习等能力”，决定性地推动劳动资料发展到智能化阶段，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对资本而言的自动化机器的弊端。这一变革过程的实质是资本通过吸纳一般智能而赋予生产以智能化的性质，使以一般智能和数字平台为代表的智能生产力成为当今时代的先进社会生产力形式，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起以智能化生产为核心的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数字平台成为新型生产组织载体，其特点在于打破时空限制、促进大规模用户集聚、实现产消一体化，具有强大的网络扩张性、垄断性、灵活性和自由选择性。数字平台建构起覆盖生产、消费、交换、分配领域并贯穿劳动者全部生命历程的新型劳动场域即“社会工厂”，催生出以数据和注意力为主要商品，兼具生产性、消费性和免费性的新型劳动形态即数字劳动，以及以众包和外包为组织形式，兼具临时性、零散性和流动性的新型雇佣模式即“零工经济”。
第三，一般智能的确立标志着资本对劳动的吸纳实现从实质吸纳向总体吸纳的历史性转变。马克思指出：“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55]一般智能和数字平台在深刻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同时，从资本对劳动的吸纳深度和广度上重塑着劳资剥削关系。
一方面，就资本对活劳动的吸纳深度而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史表现为资本对活劳动之主体能力的逐步分化、替代和占有的过程。在简单协作中，资本对活劳动的吸纳主要是将分散独立的活劳动聚集在同一空间中，表现为对活劳动的有限手工技艺和经验知识总体的形式吸纳，同时又为下一步的实质吸纳奠定基础。在工场手工业分工中，资本通过对活劳动的有限技艺和知识总体的分化，真正开始实现对活劳动之身体的实质吸纳，但活劳动在劳动分工中的主导地位对资本逻辑构成内在制约。在机器大工业中，资本一方面通过将一般智力和机器体系纳入资本增殖过程，初步实现对基于社会劳动的一般智力（社会智力）的实质吸纳，另一方面通过借助一般智力和机器体系替代和贬低活劳动的手和脚、技能和体力，促使活劳动的脑力和体力发生绝对分离，进一步加深对活劳动之身体的实质吸纳。在泰勒制和福特制中，基于机器大生产模式的资本对劳动的实质吸纳达到了顶峰。在后福特制中，资本通过促进活劳动与一般智力的再结合，进一步加深了对一般智力和活劳动之脑力的实质吸纳。与此同时，人的脑力和体力的生理极限对资本逻辑构成内在制约，从而催生了模拟和替代人类智力本身的智能科技的快速发展。而在当今数字资本主义中，资本企图通过借助一般智能和数字平台替代活劳动的智力来最大程度地吸纳活劳动的脑力和体力，从而实现对活劳动之主体能力的总体吸纳。
另一方面，就资本对活劳动的吸纳广度而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史又表现为资本借助科技手段不断打破活劳动的时间和空间界限而逐步扩大对社会活劳动的吸纳范围的过程。在简单协作中，资本打破活劳动原有的多样性点状时空存在形式，将其纳入资本支配下的同一性时空之中。在工场手工业中，资本在同一时空中建构起基于分工的局部活劳动之间的线性协作。在机器大工业中，一般智力被纳入资本的自行增殖过程，并在同一时空中建构起基于机器体系的机器与局部活劳动之间的协作：一方面，活劳动的身体和精神完全从属于机器体系的凝固性空间布展和同质性时间节奏，活劳动不仅直接从属于工厂内部的生产节奏，其社会生活也间接从属于工业生产节奏；另一方面，更多劳动力受到资本的支配和压榨，因为“机器体系的出现，不是为了弥补劳动力的不足，而是为了把现有的大量劳动力压缩到必要的限度。只有在劳动能力大量存在的地方，机器体系才会出现”。换言之，资本对活劳动的吸纳范围开始从直接生产领域扩展到作为外部的社会生活领域。在数字资本主义生产中，资本通过将一般智能纳入其增殖过程，建构起基于数字平台的数字智能终端和活劳动之间的广泛协作：一方面，一般智能和数字平台的出现以大量数字劳动的存在为前提，资本力图借助一般智能和数字平台最大限度地把数字劳动纳入资本逻辑中；另一方面，一般智能和数字平台的出现并非意在弥补或解放劳动力，而是资本试图借助它们最大限度地打破活劳动的工作时间与休闲时间、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边界，进而最大限度地延长劳动时间和扩展劳动空间、渗透和压缩活劳动的自由时间和生活空间，从而实现在整个社会生产生活领域对活劳动的总体吸纳，把现有的大量数字劳动力压缩到必要的限度，以便最大程度地榨取剩余价值。可见，资本统治下的每一次科技革新和生产方式变革，都伴随着过去腐朽的劳动方式和剥削方式以新的形式死灰复燃，以便最大程度地吸纳和压榨活劳动的剩余劳动。
总之，纵观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史，资本增殖逻辑是推动一般智力及其对象化产物的历史生成与当代发展、加剧资本对劳动的吸纳深度和广度的根本原因。在这一过程中，资本虽然违背自己的意志为整个社会创造出更多自由时间，但只要资本仍然拥有统治一切的权力，那么一般智能和数字平台终将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因此，使一般智能真正服务于全社会的共同利益的根本途径就在于“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以社会发展的逻辑取代资本积累的逻辑，将智能化技术应用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中”。这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就表现为合理引导资本由一种支配性力量转变为服务于人类共同利益的生产要素，打造科学驾驭资本和一般智能力量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
转自：“实践与文本”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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