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洪炜杰，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
罗必良，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教授。
来源：《学术研究》2023年第11期。
摘要：振兴县域经济是实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抓手。一直以来，关于大城市会如何影响县域经济发展存在诸多争论。本文利用 2000—2020 年中国县域和主要大城市数据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1）中心城市的经济增长能够显著促进县域经济增长，中心城市对县域经济总体上表现为溢出效应。（2）中心城市对县域经济的溢出效应随空间距离的拉大而减弱，当空间距离超过一定程度时，中心城市对县域经济则表现为虹吸效应。（3）中心城市对县域经济的溢出效应随着两者初始经济差距的拉大而不断减弱。（4）在发展初期，中心城市更可能对周边县域产生虹吸效应，而当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中心城市对周边县域转变为溢出效应，对边远县域则产生虹吸效应。上述研究结论对于广东县域经济发展的滞后现象具有良好的解释力。因此，大城市发展和县域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必然存在冲突关系，关键取决于大城市及城市体系是否合理布局。
关键词：县域经济；中心城市；虹吸效应；溢出效应；广东省
一、问题的提出
城镇化快速推进是中国过去40余年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中不可忽略的重要现象。其间，中国农村人口从1980年的80.61%下降到2021年的35.28%。与之相关联，产业结构也发生重大转型，第二、三产业GDP占比从1980年的69.83%上升到2021年的92.7%。因巨大的集聚效应、规模效应和分工效应，城市经济在提高交易密度、节省交易费用、实现要素配置效率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尽管积极推进城市化有利于一国的经济增长，但对于中国应该走怎样的城镇化道路则仍存争议。
1980年经国务院正式批准公布的《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提出“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并成为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总方针。但在实践中，中国却走出了一条以大城市为导向的城市化道路。《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1993年中国尚未出现市区人口达到10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500万至10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为3个，到2020年，前者达到10个，后者更是达到15个。如果考虑整个城市的总人口，则2020年人口达到500万以上的大城市数为85个，这些城市的常住人口数已经超过全国总人口数的50%。
随着人口不断集聚和城市规模扩张，中国以“大城市”为导向的城镇化模式的弊端也逐渐引起关注。大量研究指出，大城市的发展会不断吸收周边城市的资本和劳动力，对其他区域产生虹吸效应。这意味着，中心城市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大区域与城乡差距，并“剥夺”其他地方尤其是小县城的发展机会。例如，珠三角地区城市化水平极高，是国内最大的几个城市群之一，但广东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也较为突出。一个好的城镇化模式选择，应当是在关注效率的同时兼顾公平，即在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有助于促进乡村振兴和提高农民福利。基于此，在“大国大城”的基础上强化“大国小城”建设，推进以振兴县域经济为重点的城镇化，应该是现阶段缓解区域发展不平衡、缩小城乡差距、有效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
2020年5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的《关于加快开展县城城镇化补短板强弱项工作的通知》指出，县城是中国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重要空间、城镇体系的重要一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纽带。《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则强调：一方面要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作用，建设现代化都市圈；另一方面要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由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202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强调，县城是我国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支撑，对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相对于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等中心城市，县域经济有其自身的优势。县城是连接城市和农村的中间纽带，有利于促进农民就地就近就业，农民可以在打工的同时，兼顾农业生产，有助于保障粮食安全，并能够化解“留守儿童”“空槽老人”等农村社会问题。由于县城在空间上和农村更近，发展县域经济还可以通过外溢效应，达到壮大农村经济的目的，缩小城乡和区域的发展差距。但从目前看，县域经济欠发达、公共基础差、吸收就业能力不足等问题依旧突出，如何突破县域经济发展的瓶颈仍然存在诸多挑战。
无论是以中心城市为导向的城镇化道路，还是以县域为导向的路径选择，都存在各自优缺点。或许更重要的问题是，两种城镇化路径选择之间存在什么关系？中心城市的发展如何影响县域经济？或者说中心城市经济的发展在何种情况下有助于县域经济的发展？中心城市对周边区域的影响机制是复杂的，难以简单地概括为虹吸效应或者溢出效应，关键在于如何有效识别其在怎样的情境下表现为虹吸效应，在何种情况下表现为溢出效应。基于此，本文将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全国2000—2020年的县域面板数据分析中心城市和县域经济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广东县域经济发展的滞后之谜。
二、文献与分析线索
实现经济发展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以亚当·斯密为首的古典经济学强调分工和专业化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新古典学派则强调市场的作用，认为基于边际报酬递减假设，生产要素会在市场力量的诱导下，自发流向报酬更高的地方，激发落后地方的经济增长潜力，从而实现经济的追赶，即所谓的后发优势。不过，Lucas对美国和印度进行分析发现，印度资本的边际报酬是美国的58倍，但这并没有吸引全球的资本流向印度，相反，更多的资本都是流向边际报酬率更低的美国，并由此提出了著名的“卢卡斯悖论”。“卢卡斯悖论”说明，简单地依靠看不见的手难以在短时间内实现一国或者一个区域的经济增长。对此，经典理论忽视了空间因素的影响。增长极理论考虑了空间因素，并强调政策干预的重要性，认为应该优先将资源集中发展培育若干经济增长极，通过增长极的带动作用，“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全面发展。在实践中，各地都有意无意地遵循着增长极的理论逻辑，通过做大做强省会城市或者中心城市，发展本省的经济。国家发改委提出的《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强调了优化发展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重点节点城市等中心城市。江苏、山东、江西、广西、海南、黑龙江等省份的“十四五”规划纲要中都提出做大做强省会城市的战略部署。
关于发达地区如何影响相对落后地方经济发展，经典理论仍然存在争议。区域经济梯度推移理论根据生产活动所处的阶段不同，将区域分成不同的梯度地区，并认为随着生产周期的变化，生产活动会从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转移，因此加快发达地区的发展，推动产业和要素向落后地区转移，能够最终实现落后地区经济的增长。“缪尔达尔—赫希曼”模型则认为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会产生两种效应，即扩散效应和极化效应。前者指生产要素从发达地区向周边地区流动，实现周边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后者意味着，落后地区的生产要素会源源不断地向发达地区集中，导致区域间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Williamson综合上述两种理论认为，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扩散效应和极化效应的相对强弱是不同的，在经济发展的早期，主要表现为极化效应，地区间的差距不断变大，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扩散效应占主导力量，地区间经济的发展将会收敛。国内研究则强调区域发展的溢出效应和虹吸效应，但实证方面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部分研究发现省会城市或中心城市的发展对于周围城市具有溢出效应。例如，丁任重等基于城市群的研究发现，核心城市的经济水平越高，竞争力越强，则城市群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效应就会越明显。包群等利用1994—2006年城市面板数据研究建设开发区对相邻城市的影响发现，开发区密度越高，相邻城市经济增长水平、外资水平和就业率都会越高。但也有研究指出，中心城市扩张对周边区域存在虹吸效应。柳卸林等利用2004—2018年全国31个中心城市和248个非中心城市的数据研究表明，中心城市对同一个省份的周边城市存在虹吸效应。周密则指出京津冀、珠三角和长三角因虹吸效应过度强烈而形成极化区。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研究发现，随着中心城市的类型及发展阶段不同，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影响是不同的。如吴传清和孟晓倩利用2009—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资源聚集程度和首位度较低的省会城市发展对于周边城市的经济存在促进作用，但资源集聚程度和首位度高的省会城市发展反而会抑制周边城市经济增长。周圣强的研究表明，工业城市增长极效应会不断地集聚人口和产业，形成经济的集聚中心，从而对周边城市形成虹吸效应。但当要素过度集中时，“拥挤效应”就会出现，反而对周边城市表现为溢出效益。
关于中心城市究竟如何影响周边城市，已有研究尚未形成一致结论，而针对中心城市经济如何影响县域经济增长的讨论更相对缺乏。从经济相对发达程度看，中心城市与县域的关系，本质上就是发达地区和相对落后地区之间的关系。根据“缪尔达尔—赫希曼”模型，中心城市对于县域经济的发展可能同时存在溢出效应和虹吸效应，两者之间的关系取决于这两种效应的相对大小。在虹吸效应下，中心城市具有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要素报酬要高于农村，在报酬差异的驱动下，县域要素不断地向中心城市集中。Lewis和Todaro等人在研究劳动力流动的时候就发现，城乡劳动力报酬之间的差异会诱导劳动力源源不断地向城市部门流动，直至工资差异被抹平。他们的模型还强调，劳动力的流动同时还会受到迁移成本的制约，迁移成本越高，劳动力流动的积极性会越小。从该角度看，随着中心城市和县域之间初始经济差距增大，虹吸效应会表现得更加强烈，而随着空间距离拉大，虹吸效应则会变得弱化。在溢出效应下，随着资源要素不断向中心城市聚集，要素拥挤所导致的边际报酬递减效应将超过规模经济带来的报酬递增效应，城市发展成本不断攀升，在中心城市的交易功能依旧稀缺的情况下，要素将沿着交易中心向周边蔓延，寻求成本更低的地方。因此，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更可能表现在临近的中小城市区域，其他远离交易中心的地方因生产成本下降难以弥补交易收益的损失而被排除在选择之外，即中心城市发展的虹吸效应会随着空间距离的拉大而不断减弱。
综上，中心城市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取决于两者的空间距离及经济差距，随着空间距离变大，中心城市发展对县域经济的虹吸效应和溢出效应都在减弱，而随着经济差距加大，虹吸效应会表现得更加强烈，溢出效应则减弱。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溢出效应更多表现为资本的溢出，而资本具有依附于交易的特点，溢出效益会随着空间距离的变远而迅速衰竭。因此，随着空间距离的变大，中心城市发展对县域的虹吸效应更可能占主导地位。
三、数据来源与实证策略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有两个主要来源。县域生产总值的数据来自《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各省主要城市GDP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各地方统计局（不含港澳台地区）。本文还查询各县域和城市所在位置的经纬度来计算县域和城市之间的空间距离，共收集2000—2020年2545个县域的面板数据。由于存在部分核心变量缺失的情形，各计量模型的样本量会略有不同。
（二）实证策略
本文使用的被解释变量为各县（区、市）各年的生产总值，核心解释变量是临近中心城市的生产总值（GDP）。为衡量临近中心城市的GDP，本文选出各年度各省份GDP位居前四的大城市，并分别计算这四大城市到该县域的空间距离，然后选择空间距离最近的城市作为该县域的临近中心城市（后文简称“临近城市”）。显然，分析临近城市GDP对县域经济发展影响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于遗漏重要变量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各中心城市和县域的经济发展情况不仅与其自身的初始禀赋特征相关，而且也可能受到国家层面和省份层面的政策影响。为此，本文通过控制县域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来缓解上述问题。本文使用的模型如下：
四、实证结果及其讨论
（一）临近中心城市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表1分析了全国的省内临近中心城市GDP如何影响县域GDP，其中，模型1—1只加入核心解释变量临近城市GDP，模型1—2控制县域固定效应，模型1—3进一步控制时间固定效应。考虑模型依旧可能存在时变变量导致模型的估计结果有偏，因此模型1—4进一步控制县域的行政区域面积、年末人口总数、规模以上企业数、农业机械化水平等变量。结果显示，4个模型中临近中心城市GDP的系数都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总体上临近中心城市的经济增长能够显著促进县域经济的增长。从模型的估计结果看，临近中心城市GDP每增加1元，则县域GDP会增加0.015—0.031元。根据上文的理论分析，中心城市的经济增长对于县域经济可能存在虹吸效应和溢出效应两种截然相反的效果。从估计结果看，现阶段中心城市对于县域经济在总体上具有积极的带动作用。
进一步利用模型（2）分析中心城市经济对县域经济的动态影响效应。如图1所示，相对于2000年，2001年和2002年中心城市经济增长对县域经济没有显著的溢出效应，但随着时间推移，溢出效应逐渐显著且不断提高，即中心城市经济的增长对县域经济的促进作用不断加强。有意思的是，中心城市经济的溢出效应会随时间呈现边际递减的特征。总体来说，直到2020年，中心城市对于县域经济的溢出效应依旧显著为正。由此说明，中心城市经济发展和县域经济发展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冲突，相反，中心城市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带动县域经济的增长。
（二）临近中心城市、空间距离与县域经济发展
进一步讨论临近中心城市对县域经济的影响效应如何随着空间距离的变化而变化。如表2所示，模型2—1加入空间距离变量，模型2—2进一步加入临近中心城市GDP和空间距离的交互项，模型2—3和模型2—4分别在模型2—1和模型2—2的基础上控制县域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估计结果显示，在加入空间距离之后，临近中心城市GDP的系数依旧显著为正，空间距离的系数则显著为负，说明距离城市越远，县域的GDP越低，经济表现越差。从模型2—4看，交互项的系数为-0.015，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随着空间距离的加大，中心城市对县域经济的溢出效应会不断降低。按照本文数据，平均而言，当空间距离超过2.73个经纬度时，中心城市的经济增长反而会对县域经济产生虹吸效应。另外，模型2—4的空间距离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临近中心城市的GDP很低时，距离该城市越远的县域的GDP越高。上述结果表明，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城市对周边和边远地区的影响效应是不同的。在发展初期，中心城市更可能对周边县域表现为虹吸效应，而当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中心城市对周边县域更可能表现为溢出效应，而对边远县域表现为虹吸效应。
（三）临近中心城市、经济差距与县域经济发展
表3讨论的是临近中心城市GDP如何影响具有不同经济差距的县域经济的发展。模型3—1加入临近城市GDP和经济差距的交互项，交互项的系数为0.548，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随着县域和中心城市经济差距缩小，溢出效应变大。模型3—2进一步加入空间距离交互项，结果显示，“临近城市GDP×经济差距”的系数显著为正，而“临近城市GDP×经济差距×空间距离”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中心城市对经济差距小的县域的溢出效应更加明显，但随着空间距离加大，溢出效应会不断减弱。因此，对于边缘县域，即使一开始与中心城市经济差距不大，也难以在城市化进程中获得溢出效应。
五、进一步讨论：广东县域经济发展的滞后之谜
以中心城市为导向的城市化道路是中国多数省份采用的发展策略，但却可能埋下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隐患。广东省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例子。“最富的地方在广东，最穷的地方也在广东。”作为中国经济总量最大的省份，广东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相当突出。改革开放以来，粤东西北地区在全省经济总量份额的比重，已经从1978年的47.5%下降到2021年的19.12%，珠三角城市的经济份额却不断攀升。《中国县域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2021年，广东由57个县（市）组成的县域经济，以占全省国土面积的71.74%、户籍人口的46.71%以及常住人口的28.15%，仅产出全省GDP总量的12.49%。珠三角城市对周边地方产生了巨大的虹吸效应，导致广东县域尤其是沿边县域的经济发展不足。
（一）一个特别观察：沿边县域经济发展的比较
一般来说，安全感、获得感与幸福感往往来源于人们进行横向对比所构成的心理认知。同样，相邻省份沿边县域的比较，也是判断发展质量及共同富裕成色的重要参照系。为此，本文专门讨论广东的沿边县域经济发展问题。广东与福建、江西、湖南、广西交界的沿边县域共有27个（其中，与福建相邻的县域有5个，与江西相邻的县域有9个，与湖南相邻的县域有7个，与广西相邻的县域有9个）。沿边县域发展滞后，或许是广东县域经济发展滞后的最大痛点。从表4的人均GDP对比可以发现，广东沿边县域在1990年的人均GDP均要明显高于周边省份相邻的县域。但到了2021年，福建、江西与广东相邻的县域人均GDP已经明显高于广东对应县域，广东相对于湖南的优势也正在弱化，而相对于广西的优势却没有明显拉大。这意味着，广东的沿边县域经济增长在总体上要滞后于其他相邻省份。进一步的数据表明，2021年广东沿边县域仅占全省GDP总量的4.69%。这意味着沿边县域在广东经济发展格局中有不断被边缘化的态势。
（二）中心城市、空间距离与广东县域经济发展
前文研究表明，中心城市和县域的经济差距大、空间距离远等因素，均会抑制中心城市经济的溢出效应，从而导致县域经济发展滞后。从表5的模型4—1可发现，广东临近中心城市GDP的系数为-0.009，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与全国普遍的情形不同，广东中心城市经济对县域经济发展总体上呈现负向影响，即全国层面的溢出效应大于虹吸效应，而广东的虹吸效应要大于溢出效应。
从模型4—2可发现，临近中心城市GDP的系数为0.007，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临近中心城市GDP和空间距离的交互项系数为-0.007，同样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个估计结果和前文的模型2—4类似，即中心城市经济对周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随着空间距离的变大，却逐渐转变为负向作用，从溢出效应转化为虹吸效应。不同的是，溢出效应转为虹吸效应的空间距离更小，当空间距离超过1个经纬度时，广东中心城市经济增长就会对县域经济表现为虹吸效应。模型4—3、模型4—4的估计结果分别和前文的模型3—1和模型3—2类似。这表明，广东中心城市经济对于经济差距相对较小的县域同样主要表现为溢出效应，且随着空间距离的变大，溢出效应逐渐变小，转为虹吸效应。
（三）对广东县域及沿边县域的比较分析
根据表5的回归结果，广东县域经济发展不足尤其是沿边县域发展滞后的原因在于，中心城市的经济增长对县域经济的影响更多地表现为虹吸效应。其中的逻辑是，广东县域和中心城市的经济初始差距更大，或者县域距离其临近中心城市的空间距离更远。
为了验证这一猜想，表6中的模型5—1利用2000年全国县域的数据进行实证。结果显示，广东省县域（在广东省的县域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和空间距离的交互项的系数为-0.020，在10%的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相对于其他省份，随着空间距离加大，广东县域经济占临近中心城市经济的比重下降更快。模型5—2利用广东省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相对于省内其他县域，沿边县域和临近中心城市的经济差距更大。模型5—3用2000年全国县域的数据分析发现，广东县域和临近中心城市的空间距离要显著远于其他省份。模型5—4用广东和福建、江西、湖南、广西的县域数据进行分析显示，广东县域到最近中心城市的距离要显著高于其他省份约0.510个经纬度。
总体来说，表6的估计结果说明广东县域经济发展滞后的可能原因在于，县域在初始阶段就和中心城市的经济差距更大、空间距离更远。相对于其他省份主要城市地理位置的相对分散，广东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基本都集中在珠三角，这无疑会加大县域与发达城市之间的空间距离，使得中心城市发展的溢出效应难以覆盖。在要素报酬率落差的作用下，县域的生产要素不断向珠三角集中，进一步抑制了县域经济发展，导致差距进一步被拉大。
广东沿边县域在空间上距离珠三角最远，初始经济发展也最滞后。因此，如果本文前述的逻辑是正确的，那么沿边县域将可能出现极化现象，与其他地方经济发展差距将不断被拉大。如图2所示，从2006年开始，广东沿边县域和其他县域的经济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总而言之，初始经济差距过大使得广东中心城市对县域经济主要表现为虹吸作用，且在空间距离的作用下，虹吸效应不断得到强化，这导致广东边远县域和中心城市之间的经济差距不断拉大。随着珠三角地区城市集聚程度加强，广东中心城市与县域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不断加剧，沿边县域出现发展不足及边缘化现象。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以“大城市”为导向的城镇化道路在支撑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近年来，无论是学术层面还是政策层面都关注于县域经济发展，强调县域经济在实现农民就近就业、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和挖掘区域经济增长潜力方面的重要性。然而，鲜有研究讨论中心城市发展和县域经济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中心城市经济在何种情况下有助于促进县域经济增长的话题。基于此，本文利用全国2000—2020年县域和主要中心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1）中心城市经济的增长能够显著带动县域经济的增长，中心城市对县域经济总体上表现为溢出效应。（2）中心城市对县域经济的溢出效应随着空间距离的拉大而减弱，当空间距离超过一定程度时，中心城市对县域经济则转变为虹吸效应。（3）在发展初期，中心城市更可能对周边县域表现为虹吸效应，但当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中心城市对周边县域表现为溢出效应，转而对边远县域表现为虹吸效应。（4）中心城市发展对县域经济的溢出效应随着两者初始经济差距的拉大而不断减弱，甚至转变为虹吸效应。（5）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广东县域经济发展滞后的根源在于，县域和珠三角地区的中心城市初始经济差距过大、空间距离过远。
本研究的政策含义在于：第一，发展中心城市经济和发展县域经济之间并不冲突，相反，中心城市的发展总体上对于县域经济具有促进作用。关键问题不在于中心城市的规模大小，而在于城市群区位的分布状态是否合理。城市群分布的过度集中，使得中心城市对边远县域的虹吸效应过强而溢出效应不足，导致区域发展不平衡。第二，在中心城市虹吸效应的作用下，边缘县域以及过于落后的县域可能会陷入极化陷阱而难以发展。应加强对此类县域经济增长极的培育：一方面，因地制宜，发挥比较优势，培养具有本地特色的农业产业和工业产业；另一方面，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发达地区国家级与省级经济开发区（及各类产业园区）对沿边县域经济园区进行对口帮扶共建，提高县域的工业化水平，促进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
转自：“社会学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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