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神话与华夏农业文明的形成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12期P63—P64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文学院    上海大学文学院，摘自《中国农史》2023年4期，郭飞摘

炎帝，是中华民族的先祖之一，其角色认定经过历史上不断地建构和转换得以定型，与之关联的神话传说则作为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普通民众的生活记忆而被讲述与传承，最终汇聚成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炎帝神话作为部族神话的经典类型，它的萌芽、滋生、成长、革新亦黏连着不同时期的文化因子与相异地域因素，最终凝定为极具动态生命力的原始文化图景。可以说，炎帝神话沉淀着上古初民的原始思想，浸染着巫术宗教的神秘色彩，蕴藏着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是中国史前时期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近年来随着“文化热”与“非遗热”的兴盛，炎帝研究视角日益开阔、研究方法愈加多元，晋陕湘等地地方文化工作者借助政府、学者等多方力量召开全国性神农炎帝文化研讨大会，为“当地属于炎帝故里”的论断提供合法性证明。上述讨论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并重，极具学术参考价值。但“以地下之材料补典籍之缺”的二重证据法为学界传统的治学路径，民俗文献尤其是口头文本作为承载民族记忆、传承民众之声的重要史料，在文史研究领域经常是缺位的。鉴于此，本研究以出土文献补传世文献之不足，并加之民俗文献互释，以期实现对“炎帝神话与华夏农业文明”关系的多维审视与深层次阐释。通过追溯炎帝神话的发展轨辙与扩布区域，可以了解初民的原始思维和生存状态，这不仅对揭开先民早期生活形态的神秘面纱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亦对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复兴民族文化、加强文化认同与自信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于炎帝身份的论述，学界历来争论不休，大致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是依据《国语》《左传》记载的“炎黄同胞异德”说，提出炎帝与黄帝为高辛氏之子。二是认为炎帝即为神农，是最初发明五谷、教人耕种的农业神。三是将炎帝看作氏族首领的称号，如“炎帝蚩尤氏”“炎帝厉山氏”“炎帝大庭氏”“炎帝归藏氏”等。我们认为，炎帝不仅是指向某位上古帝王或某一部族、氏族的名称，同时在后世的演绎与建构中，炎帝已然积淀为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符号，是最初诗性化历史传承中的一种积累与创造。上古炎帝神话的生成，伴随着从采集游牧向农耕文明社会形态的转型，特殊的生态环境使之在黄河流域深厚的文化土壤上萌发、生长。

每个中华儿女都携带着独特的民族文化基因，在特定时空中参与着民族文化的建构过程，最终成为历史诗性传统的承载体，而“诗性传统得以延续的文化根基是人类审美记忆的复活与重构”。历代民众对炎帝文明的建构，对民族文化认同、审美价值的表达，共同促进了炎帝神话意象的丰富与传承。

近年来在非遗运动的推动下，有关炎帝的研究不断升温，在这场研究浪潮中，一些学者多囿于对地方文化资源的维护、正名，有时甚至将炎帝文化与当地景观牵强附会，被发明、被创造的炎帝文化更是层出不穷。对炎帝部族迁徙地域的讨论，目的不在于区分“生于何地”“葬身何处”的具体地理性问题，而是通过对地域生态的、文化的分析来辨明炎帝部族如何在扩布中建构了新的文化认同，以便更好地帮助我们了解远古时期文化迁变所带来的部族内部间的多元互动与融合杂糅。

炎帝部族受生存需求、自然灾害、战乱等因素影响，曾发生过多次迁徙，再加上人口迁徙带来的文化传播，就不难理解为何全国多地都流传有炎帝神话传说。炎帝部族的扩布，表面上是部族之间的征战、吞并、分离，其背后隐含的却是不同文化间的融合、交流，各部族在某一特定空间下，发生持续的文化接触，双方或多方的文化质相互融合，致使原有文化模式发生改易，逐渐衍生出新的地域性文化。

传世文献与口头文本中有关炎帝农业功绩的记载，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发现谷种，教民耕种；二是制作耒耜，设立农制。在获得谷种，发明耒、耜等农业工具之后，炎帝又教民建屋造房。“远古先民以渔猎获取食物，迁徙无常，居无定所。炎帝神农氏教民耕种，相土安居，积土为台，造屋为榭，风雨不能袭，寒暑不能伤，令人有所趋避。于是人们逐步告别渔猎穴居生活，进入农耕定居时代。”炎帝“作陶冶、斤斧为耒耜，锄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为农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炎帝神话传说以各地炎帝陵为中心，形成了高平、宝鸡、厉山、炎陵等传说圈，这些神话传说与当地遗留物相黏合，共同构成了炎帝文化场。炎帝作为华夏文化符号的象征，与华夏文化一脉相承，是凝聚国民情感、维护民族团结统一的重要精神财富，具有强大的文化感召力，不仅聚合着泱泱大国千年的文明历史，也是全世界华人的根脉所在，体现出整个华夏民族的精神面貌，蕴含着中国人民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与肯定。

我们通过对炎帝文化的实地考察，发现在不同场域逐渐形成了各具地方色彩的炎帝信仰，它以炎帝神话传说为载体，以个体活动为民俗实践，参与了民众的群体性日常生活。炎帝信仰根植于祖先崇拜，国家政治话语对炎帝信仰认知的形成起到了主导作用。不论是古代出于对正统地位的维护，还是当代国家为维护民族团结，都不遗余力地对炎帝文化进行大力宣传，将主流政治意识形态注入炎帝这一神话人物中，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炎帝信仰的持续发展。炎帝民间信仰的形成，是社会各种力量互动的结果，不同参与主体共同建构了“地方性”的炎帝信仰，它以自己特有的组织形态、信仰逻辑规范着民众的日常生活。

中华民族向来以“炎黄子孙”自居，炎黄被奉为民族的共同始祖，“在敬祖爱国的口号下，但凡认同炎黄始祖的爱国人士和华人都可以超越阶级、阶层、党派的信仰差别，为同一祖先的血脉相连，生发出血浓于水的民族情感，激发和增进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和衷共济、自强不息。”那么，炎帝在当代社会又是如何被建构成各民族共同的“始祖”呢？

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前，属于奠基阶段。在这一时期，民族的稳定团结大于一切，处理好各民族关系，维护国家安全统一，成为时代的主题。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后到20世纪末，属于发展阶段。80年代“文化寻根”运动兴起，在这场“重构民族文化资源，重新确立中国文化的主体位置”运动中，炎帝也相应获得学者们的关注。第三个阶段即为当下，属于巩固与繁荣阶段。21世纪以来，炎帝“人文始祖”身份不断被强化。海峡两岸共祭炎帝、港澳同胞频频前往炎帝陵拜祭先祖、全国各地民众的普遍认同，都对炎帝“人文始祖”文化意象的生成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炎帝所蕴含的文化底蕴深厚，充溢着世人的审美情感与诗意幻想，其深层次的文化动因在于对炎帝神话意象的文化传承，对民族精神的尊崇与延续。炎帝作为中华民族的先祖，在华夏文明的构建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总的来说，炎帝所体现的民族精神主要是甘于奉献、舍己为公的爱国情怀。

神话作为承载民族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所述之事多出自想象，虽不能等同于历史，但具有文化层面的真实性。可以说，炎帝依托的时代背景是客观存在的，与炎帝相关的神话传说是超越现实的、被民众所想象记忆的文化产物，具有复合性、延续性、多元性等文化特征，其文化真实性远远大于历史真实性。特别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炎帝神话传说与地方风物、信仰习俗的勾连，进而与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思维情感融为一体，逐渐衍生出新的、独具地域特色的炎帝“神话传说文本”与“地方历史传统”。当然，炎帝神话传说不仅仅是历史记忆的遗留物，在当今也催化出了更具时代性的精神内涵。炎帝神话传说所蕴含的野性生命张力被重新发现，可用来抵御、修复“焦虑、失落、苦闷”等现代文明带来的负面影响。聚族而居、精耕细作的农业文明孕育了内敛式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农耕思想，这些精神内涵体现着当下构建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理念。炎帝神话传说传导出开拓进取、坚韧不拔、大公无私、自强不息的农耕文化基调，炎帝信仰则体现了民众对部族首领和文化英雄品质与伟业的赞美，反映出神话传说持久的生命力。炎帝所具有的创造精神、实践精神、奉献精神、进取精神以及民本思想对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梦的实现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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