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路的有益：武术的文明价值
陈青1高会军2李晓乾1
1．河北体育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41；
2．盐城师范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2
陈青，原西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为河北体育学院武术系教授，燕赵武术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曾任中国大学生体协民族传统体育分会科研部主任，现为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分会副秘书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体育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体育人类学专委会成员。武术套路国家级裁判员，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曾经作为甘肃省体育工作大队武术队专业武术运动员，多次代表甘肃队参加全国武术比赛。近年来，主持4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出版学术专著9部，编写教材4部，参编全国高校统编教材10部（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体育出版社）,发表学术论文165篇,获得科研奖励22项。
摘要
武术以套路为重要载体，套路的有益程度直接决定着武术文化的生存与发展。研究表明：套路是习武人在真切的生命冲动中完成生命塑造，在善良意志驱动下强化趋善人性，在创造美的过程中实现为人服务的载体。套路彰显着习武人对真、善、美的探索、追求和创造特殊的身体实践，以身体诠释“真、善、美”，借“真、善、美”铸魂生命的特征，使套路不仅具“器”之益，更备“道”之益，从而凸显着深厚的文明价值。
关键词：武术 套路理性 真、善、美 有益 文明价值
“烟花三月下扬州”表达了北方人对南方风土人情的普遍向往。辽阔的中国大地上，南北差异明显，仰韶文化以粟、彩陶、半地穴式建筑为主；河姆渡文化多为稻、灰陶、干栏式建筑。北方尚儒，追求“刚”“勇”；南方重道，恪守“柔”“弱”。北人以《诗经》为文体；南方以《离骚》为文风。北方“健妇持门户，胜一大丈夫”；南方“男儿当门户，堕地自生神”。这一切似乎与武术没有任何关联。但经仔细分析，发现武术同样存在着南北差异，武术拳种多产于北方，南方拳种相对单一。本研究试图从套路生成内外缘因素，以及套路的有益程度进行分析，探寻当下套路在和中西有异、南北有别的社会文化背景中是否具备普世的文明价值。
1套路的功用
习武人在漫长的身体体验中，逐步将击技术改造为套路，将身体武器逐步衍生为身体力量的象征性系列行为。由于武术缘于搏击，技击始终是武术的支点，对此世人认为武术以技击为本，如果离开了技击，习武人的身体行为就不再是武术了。这种观点有其道理，但是却难以解释对象性活动变异的根本问题。在武术发端阶段，习武人的习武对象性活动是敌人，随着社会的进程，特别是火器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习武人所持的身体武器施展空间越来越小。武术步入生活，习武人持武对象变成了师徒、同门。虽然击技术的军事作用逐步降低，但是击技术依然是士兵作战的身体机能基础，也是两两对抗时的重要搏击手段。如何提高击技术的实用性，需要借助套路熟练各种技法。吴连枝在被专访时说：“练套路的目的就是通过连贯的技法，发挥周身的力量和技巧，找准有效的技击方法，以及运用这些方法的劲道。只有通过套路练就功夫，才能以无招无势的真功夫，游刃有余地自动用于实战。”明代军事家郑若曾认为练就实用的六枪技法必须“按一字对戳一枪，每一字经过万遍不失，字字对得，乃为成艺。”[1]技，精而入乎神”的“成艺”无意间又派生、强化着套路。自古至今，习武人从来没有将击技术与套路对立。有成就的习武人，总是能够很好地处理二者的关系。擅长书法的吴连枝形象地将各种单式的武技比喻成构成文字的笔画，笔画构成文字方才产生意义，他说：“更重要的是一招一式组合的套路类似由横竖撇捺所构成的字，字就比笔画有意义了。只有这样，多样用途的套路方成为不分国界的中国文化。”确乎如此，在武术传播中，仅以单一的技法去传播技术，难以令受众领略文化全貌。唯有将“一击一刺为一伐”的击技术辩证演绎为“善战必定艺精”的套路，使各类技法聚合为套路之“字”，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动态身体符号，才能有效地传播和传承文化。套路这种动态身体符号较单一技法动作符号兼备能指和所指属性，可以代表抽象的事物以及事物的含义。比如，拳打脚踢，仅是人的生物本能，而套路中的象征性踢、打、摔、拿，表现了习武人的智慧，是武术专有技术的典型标志，可传递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讯息，彰显中华文化精神。
习武人对象性活动由敌至友的改变，使武术结构得以完善，从而衍生武术更加多元的功用。习武人在生活中将曾是身体武器的散在技法，不断地凝练、组合为便于记忆、易于掌握、强于增能、利于传承的套路。套路不仅将外显的技击内隐遮蔽，更拥有了强身、养生、娱乐、演艺、竞技、营生等多元功用，极大拓展了武术的生存空间，日趋成为民众的身体玩具、健身工具和竞技器具。试看，裴旻掷剑入云，持鞘承之的剑术绝技，公孙大娘剑器动四方的行剑气势令观者如云，加上达官贵人推崇，帝王“驾登宝津楼，诸军百戏呈于楼下”军人们逼真演出“数内两人，出阵对舞”[2]，武戏蔚然成风。这种变化可能出人意料，一个对象性活动的改变引发了武术生成如此多元的新样态、新功用。这实属必然，因为习武人始终秉持守正创新理念进行武术文化创造。拳种从诞生之日起，始终处于对象性活动和技术结构变迁中，从单一技法到系列套路，从感性套路到理性套路，套路理性使武术自身的结构逐步走向有序和成熟，派生奠定价值基础的有益功用。太极拳自沟入京、由京辐射、走向全球，完全得益于其拥有一系列成熟、有益的理性套路。
2 套路的文化含义与文明价值
习武人对真、善、美的具身实践，通过套路独到的有益功用，衍生出独特的文化含义与文明价值。“人类要满足自身的基本需要，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就必须进行真的探索、善的追求、美的创造。人类要进行真、善、美的探索，追求和创造，就必须学会面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重重矛盾。而所谓文明，就是人类在克服这些矛盾的努力中所达到的历史进度。”[3]习武人面对暴力与力量、武器与工具、禁武与尚武、生产与生活等种种习武矛盾，通过套路进行真、善、美的探索、追求和创造实践，从而有效化解矛盾，提升武术文化含义、品味和层次，使武术成为有益于人类和富含文明价值的身体文化。
2.1 套路对真的探索
人体文化是生命实践的文化。生命是人拥有人生、社会意义的基础和根本，如孔子所言“未知生，焉知死”，在认识生命存与亡的辩证关系的基础上，人类必须充分重视生命价值。孔子十分尊重活生生的人，提倡人们应积极投身于现实社会实践，凡“士志于道”，处事虽可“射不主皮”，但须有“朝闻道，夕死可矣”[4]的远大抱负，这种入世观有助于生物人从爱护生命入手，通过人伦孝悌培育仁义品质，遵守文化和社会规范，进而维护社会秩序，使生物人成为社会人。比如，颜回虽生于贫贱之家，箪食瓢饮，居陋巷，但“回也不改其乐”，不幸蚤死。然颜回“穷达以时，德行一也”活出了生命的庄严与崇高。儒家将人之生命作为人世间“真”的诠释，把握了“真”的真谛。由此，中国在哲学思潮影响下逐步形成了贵生的价值取向，孕育了养生的社会风尚。
在儒家文化熏陶下的习武人，自然会关注社会背景中人的生命。习武人在战乱中以伐人为业，严重违背了贵生原则，身体武器表现出来的身体暴力视生命如草芥，孔子强烈呼吁“去兵”。在和平年代，习武人以娱人为立足点，从中认知生命，其价值逐步得到民众青睐。武术生活化帮助习武人倾向于塑人，身体力量的合理积淀成为习武人习武所关注的中心，作为“游于艺”的武术扮演着教化角色，有序和成熟阶段的武术实现了身心兼修的“天人合一”，将生命塑造提升为习武的根本目的，身体建设成为习武人的行为准则。在习武行为指向的变迁中，武术属性悄然发生着变异。总之，武术始终是为人服务的工具，离开了这个主题，武术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更失去了发展的价值。
欲达到为人服务的目标，习武人将套路充实为武术的主体技术结构，由此派生出有益功用。既然是为人服务，那么习武人的习武行为就会直接关注生命：“技精”的套路，不仅可顺应生命冲动，精炼击技术，使攻击性得以宣泄，完成相应的时代使命。“成艺”的套路，更能顺生命冲动之势，注重身体改造，使武技符合人体运动规律，有效实现身体蓄能，人文教化，承担起了生命塑造的文明使命。套路的“技精”和“成艺”是武术演进中两个标志性技术表达，两者都建立在生命基础上，但是生命冲动与生命塑造是两种层次的生命活动。生命冲动源自于生物本能，生命塑造更表现出人的意识与文明的价值取向。因此，生命塑造是习武人用生命在探索着武术之真。换一种说法，人的生命会告诉世人习武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伐人还是塑人，通过对生命的探真，其结论不言自明。
真表现为理性。在生命塑造中，习武人不仅需要不懈地通过习武行为，努力克服生理惰性，艰辛地塑造生命，更需要习武人自觉地遵循套路理性进行生命塑造，以使生命得以身心完善、健全。套路之所以能够表现出理性，是由于套路习练充分地体现着习武人以主观的合理意识，主动改造先天技能为生命塑造的合情行为，将知命贯穿于塑生的套路实践中，使武术摆脱原始、野蛮、残酷、暴力的击技术，成为主体的自我对客体的自身进行身心合一修炼、益于养生、践行贵生的高级文化。
简言之，习武人通过套路对真的探索中，注重身体的建设，化生命冲动为生命塑造。
2.2套路对善的追求
武术从击技术走向套路，是祛暴从善的历程。击技术被运用于正义的战争，用于保家护院的正当防卫，具有以暴制暴的积极意义。但是，身体暴力总体上会对人产生伤害，易于导致恶行滋生。人之本性为善，即使人性中有恶的成分，在人性善的引导与规训下，恶被抑制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且如墨子认为的“人性如丝，必择所染”在良好的社会环境中，恶被修正。武术是一个十分生动的案例，习武人随身佩戴技击之剑具有逞恶的可能，然为避免伤人害己，行恶之剑被承于武戒、武德、套路等规制之鞘，习武人在身体力行的知行合一中感悟善之益。习武人生活在性善环境中，被趋善文化熏陶，形成了独特的以暴力的身体武器为磨砺工具，运用温文尔雅的套路作为塑人、成人途径，实现易暴为善、铸魂求善的武术文化。
习武人在内外缘因素的叠加影响下，强势思潮为习武人习武、持武向度发挥着定向作用。老子认为“兵者不祥之器”，孔子要“去兵”，他们都认为一个国家决不能“兵强天下”。《左传·宣公十二年》中提及社会需要禁暴、戢兵、保大、功定、安民、和众、丰财等。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民众也逐渐对兵失去了好感，人们常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认为一介武夫只会打打杀杀，对社会没有多大贡献，甚至出现《世说新语》故事中讲的“那可嫁女与兵？”的现象。
统治集团通过政权和军队垄断暴力，武术被严格封控。国家掌握使用暴力的权利，却严格控制个体随意使用暴力。禁止习武、销毁武器、保甲连坐、限制刀具等制度极大制约着民众的日常习武行为。这些措施加速了军事武技与生活武艺的分野，有效制约了暴力泛滥。国家对暴力的垄断，为社会营造了良好的向善环境，对习武人适时地改造武技结构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在宗法制社会中，习武人所掌握的搏击本领，一般难以有施展的可能，有人可能终生也没有一显身手的机会。面对师父、同门、友人，习武人掌握的本领在生活中只能采取模拟技击或虚拟对手的方式进行习练。长期内隐式技击的套路习练，使习武人变得心慈手软，也更注重与人为善的修为。至此，习武人自觉、主动地将技击术的技法进行包装、改造、加工成套路，以求善的身体行为延续武技。
套路渐行渐兴，有意无意地积淀、强化了习武人的求善意识。习武人通过对道德礼仪、传统哲理的身体阅读和体验，切身理解了在使用暴力可能获利之际，也会被反制的道理，习武人尽量避免武力冲突，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策略，践行“非攻”，享受“兼爱”。以“格拳致知”[5]进行人格修炼，克服暴力惯习，彰显具象的口德、手德、身德；改一招制敌的搏杀技术为点到皆止的娴熟技能；变利己私斗之径为报效国家之途；智慧地创造出练以为战，练以为健的套路，成为人类独特的蕴含搏杀因素的善良身体文化。[6]
概括之，习武人通过套路对善的追求中，注重心灵的修为，化身体暴力为身体教化。
2.3套路对美的创造
套路、击技术均存在着技术娴熟的美、战术技巧的美、运动能力的美，更蕴含着壮美。作为审美主体和美的客观存在合而为一的有机体，人体具备取之不尽的美学资源，尤其是将套路技术作为对象进行象征符号化，会产生“一旦对象作为美被客观化了符号化了，不管主体面对它时，产生美感还是不产生美感，都会认为对象是美的，此对象之美已经不以人是否感到美为转移。”[7]而且该资源能直接表现出形体美，更具生命基础上的隐喻美。套路之美规定了习武人始终遵循着以挑战自我，展示自强不息意志的悲剧美；以不断将制他转换为制己中展示厚德载物品格的壮美；以不懈地套路化展示贵和尚中精神的崇高的轨迹不断升华审美意识。杨露禅第一次赴陈家沟学艺六年，回乡与高人交手受挫，再赴陈家沟苦练六年，终于领悟了绵拳行功运气和心法的真谛，为他创杨式太极拳奠定了基础。正如《王宗岳太极拳论》中所强调的，“由著熟而渐悟懂劲，由懂劲而阶及神明。”[8]“阶及神明”是求美的过程，理解套路蕴含的或具象或内隐的美，都需要充分的身体实践去感悟，《淮南子·兵略训》解释：“见人所不见，谓之明；知人所不知，谓之神。神明者，先胜者也。”习武人通过系统的套路练习，历经种种技术挫折后，找到了壮美的愉悦，日益“著熟”且逐步“懂劲”，才能不断激励习武人进入象征性动态身体符号创造层面，抵达崇高美的“神明”境界。此境界僭越了击技术徘徊于生命冲动的窘境，将武术提升至生命塑造的文明高度。
套路的创造是习武人在武术领域创造美的成熟形态。习武人将踢、打、摔、拿、击、刺等技法进行有序的技术组合和艺术加工，最终形成一个整体性的，技法节奏与生命节律相吻合的，易于唤起美感的成套技术体系。在席勒看来，只有在人们审美时，人才可能感觉到自身的完整性。套路作为武术的整体性技术结构，将主体的习武者与客体有机体身心合一，避免了击技术中主体的习武人与客体对手的二元对立，为美的存在提供了整体性载体，习练中主客合一的审美使人充分感知自身的完整性。王常凯行云流水的昆仑剑，于承惠刚猛似火的穿林剑，无论呈现的是温润还是刚爆，其受制于生命节律的起伏转折、轻重缓急、刚柔相兼的技法节奏以黄金值为基准，将美融于生命艺术各环节，完美体现着习武人追求优雅行为与崇高精神合一的神明境界。以套路为主的习武经历，为美的创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为“审美在人生经验基础上发生，人只要积累一定的生存经验，经验结构中的感觉惯性就不可抑制地要感觉对象的刺激，同时，大脑也相应地选择最佳的感受，整个经验结构激荡起来，这就构成了审美冲动的基础”[9]在审美意识作用下，套路美的创造使武术步入文明。
换言之，习武人通过套路在美的创造中，注重身心的审美，化习武行为为享受生命。
3 文明社会对套路的厚望
文明以真、善、美为内在价值，文化以真、善、美为外在表现。套路对真、善、美的追求和创造作为习武人的共性特质，表现出对人与社会的有益性。决定套路有益程度的文化成因中，习武人对追求真、善、美的意识是内缘因素，习武人所处的环境和习武行为则是外缘因素。历史上三次南渡的文人墨客带给南方的是崇文意识，将尚武留在了北方。富庶的南方为其经济打下牢固的基础，南方人破“抑商”桎梏，提振了经济生活和社会时尚，使南方在唐宋以降，逐步成为中国文化与经济的高地。相同的武技，在不同地域的分野与习武人的意识存在直接关联。因南方人重商意识遮蔽了习武意识，习武人缺少强烈的创拳动力，单一的南拳便成为南人普遍认同的武术主体，并在稳定环境中成熟壮大。北方则作为中国政治中心，军事冲突频繁，武术是冷兵器时代自保而后全胜的真实武器，是兴正义之师的趋善工具，是身体运动的求美器具。因此，武术更被北方人器重，并不断研发新技术，以便克敌制胜。所以，技击术在南方相对缺少类似北方的用武之地，社会上相对缺失浓厚的习武氛围，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南方地域的套路发展和繁荣。当下，文明社会普遍期待有益的套路，因为有益的套路适合于文明社会，有益的套路以尊重生命、塑造生命的方式练就人力资本，使民众拥有终生受用的健康资本，以健康人力资本纳人经济运行系统，促进社会发展，这是有益套路跨越地域差异的根本。
基于人的意识——行为理论，可以预想套路为主体的武术将广泛发展。在梅洛-庞蒂看来，人类面对物质秩序、生命秩序等纷繁的外缘环境，在人的规定性意识作用下，将存在于物质、生命等秩序中的意义提取出来，并不断赋值，使其成为具有含义的文化，由此确立人的主体地位，建立起人类秩序。内缘的意识通过身体行为所建立的符号载体加以表现，“从而使这种意义可以广为通行传达给更多的人，由此意义就变成了含义。”[10]习武人从“物理”“生命”因素中汲取武技养分，组合为成套的技术体系，成为身体建设的有效工具，具备了“器”之益。同时，习武人将技法演进为探索、追求、创造真善美的套路，添加文化含义，升华文明价值，构建起中国文化中特有的武术文化秩序，富含“道”之益。习武人运用套路在真切的生命冲动中实现了实在的生命塑造，在善良意志驱动下实施了合理的祛暴向善的习武行为改造，从而强化了趋善人性，彰显温良之美的套路不仅充分满足了人和社会的需要，打破了地域桎梏，更以其文化含义和文明价值引领着习武行为走向文明规范。可以坚信“武术文明形态也将随着中国社会前进的伟大力量而演变，最终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早日实现。”[11]
4 结语
随着武术的发展，在内外缘因素的叠加作用下，套路的相对性依然会存在地域性的五彩纷呈现象。但是，套路作为一种动态的身体符号，是武术文化的标志存在，是满足人类社会需要的重要载体，是实现身体诠释真、善、美，借真善美铸魂生命的文化成果，这种蕴含深厚文明价值的套路是普世于人类社会的有益文化。
参考文献
略
转自：“武术与科研”微信公众号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