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12期P13—P14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摘自《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8期，赵培杰摘
《诗经》有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冯友兰先生将其重述为“旧邦新命”，认为“就现在来说，中国就是旧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旧邦新命的实践形态，“新命”体现了具有历史连续性的中华文明的现代重塑，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的。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以思想和文化主动阐扬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永恒魅力和时代风采，探究其何以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滋养，首先要回溯现代化进程中的“古今中西之争”，深思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文化综合创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近代中西文化比较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一种古今比较，彼时体现农耕文明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在面对启蒙以来的西方现代文化时陷入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境遇。近代中国思想解放伴随着“古今中西之争”，伴随着对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的反思，中西之争实乃主张文化“全盘西化”与坚持文化本位主义之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古今之争，其间必然表现为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在深切批判专制迷信、反对旧道德与旧文学的浪潮中，倡导科学与民主的新文化运动对“古今中西之争”作出了回答，“赛先生”和“德先生”的意义超出了科学知识或治理原则的范畴，具有使民众摆脱蒙昧的文化价值。学术界逐渐在走出中西差异或古今对立的思维模式中论证中国文化应展现的现代图景，在现实情境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实现现代转化加以内在反思。
对任何有生命力的文明而言，古今之争都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问题。文化传统是一种生成着的实体，是与一个时代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观念体系，是面向未来流动的活水。文化传统的生成总是反映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体现为在现代化途中受现实历史影响的文化传承发展过程，体现为一个民族和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延展的文化精神，深层体现为塑造具有世界意义的哲学形态。文化传统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彰显了民族文化的标识，既表现在观念层面，也对日常生活具有现实影响力。
以新文化取代旧文化，使之促进中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实践探索，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也使中国革命马克思主义化，使现代中国人以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走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伟大变革中获得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发展。百余年来，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今天，中西文化比较在学术层面上更多体现为合作式对话、互镜式学习、共生式融通，在文明交流互鉴中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民族文化自我，在对话与会通中拓展了文化传承发展的空间。这一空间的实践场域是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式现代化，确证了“第二个结合”的现实必要性。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创造中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现代转化的内在逻辑，就会激活文化传统的生命力，并为之赋予时代内涵，将“古今中西之争”转换为文化古今相通与文明交流互鉴，以交融会通的方式促进文化“涵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创造新文化的来源之一，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起点。我们要以文化自信彰显百余年来在苦难辉煌中汇聚的民族自立自强的精神力量，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中国文化性格，亦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现代转化。“结合”的前提是，这两种来源不同的观念体系存在高度的契合性。这种契合反映了文明交流互鉴基础上的一种会通，正是彼此相互契合的两种来源不同的观念体系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探索中产生了“化学反应”，在有机结合中产生了一种新文化，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是其结合的前提，在结合中形成的新文化是有机统一的生命体，这个有机统一的生命体是在实践中生成的。作为一个为实践所确证的历史事实，“第二个结合”在改变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过程中巩固了文化主体性。正是因为重视中国历史和文化遗产，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社会结构、社会心理和人们价值观念的深刻影响，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在思想和情感上为人们所接受，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也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现代转化。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们的道路选择、理论创新和制度建构体现了文化引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面向实践敞开的富于实际的思，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修己安人、内圣外王、修齐治平之道，二者皆为今日中国新文化之母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来自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从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熔铸而来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特质。
今日之中国是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中国的当代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形成的五千年未有之制度文明。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传承中华文化“阐旧邦以辅新命”的传统，回应世界对中国文化发展的期待，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要秉持时代精神，补充、拓展和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而且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实践中更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有的表现形式并激活其生命力。
为经济和政治所决定的文化之所以具有悠远绵长的力量，乃是因其对经济和政治的反作用既具有直接现实性，又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时空限制，从而发挥持久的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取决于时代条件和实践需要。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是固守传统，而是深刻理解现代中国文化发展过程、特质和发展趋势，实际发挥作用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创造，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只有走向历史的深处，才能看到更远的未来。历史上任何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落后的民族都不可能仅凭借其优秀传统文化维系民族独立和文明进步。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只有在实践中转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才能产生现实的物质力量。正是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初心使命的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在百余年实践探索中深刻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实现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和社会文明的持续发展，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浴火重生，使中华文明绽放时代光彩。
作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所巩固的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结构，具有重要的理论内涵和现实价值。今天，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并经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中国人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构成要素，打开了更为广阔的创新发展空间。
概言之，“第二个结合”是实现中华民族旧邦新命的文化根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关键所在。作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第二个结合”开启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有力破解了现代化进程中的“古今中西之争”，筑牢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使之促进中华文明的现代重塑，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途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深远的文明史意义。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以新的文化使命与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巩固和壮大中华民族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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