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史学科班生
为什么一提到中国史，我们就会想到“中华文化五千年”？“中国史”真的有五千年了吗？
这些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历史概念，其实是这一百多年来才逐渐形成的。如果穿越时空回到百余年前，要找一本叫《中国史》的书恐怕都很困难，今天我们熟知的“中国史”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究竟是什么因素形塑了我们对中国史的认知？要解答这个问题，或许可以仰赖史学史研究的帮忙。让东吴大学历史学系刘龙心教授带我们爬梳近代中国学科体制形成的历程，重新认识我们自以为熟悉的过去。
刘龙心从史学史爬梳近代中国学科体制转型的历程。
我们熟悉的历史知识怎么来的？
史学家往往都在写别人的历史，却不见得关心自己历史。刘龙心回顾自己最早从事近代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心路历程时说：“一开始我只是好奇自己学习历史这么多年，却不知道历史系的学生为什么要修通史、断代史、专史、专题和史学方法一类的课程？而中国史课名有些叫上古史、中古史，有些却以朝代命名，这中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在寻思这类问题的过程中，才慢慢发现养成自己的这个学术环境，其实不过是一百多年前才逐渐形成的。
仅仅一百多年，学科体制造就了我们今天的学术环境、教育制度和知识观点，也改变了我们观看“过去”的眼光。刘龙心表示：“我们太习惯从今天的学科视角来理解历史！浑然不觉我们看待历史的角度和古人有什么不同。”透过史学史研究，她才了解“自我”是如何养成的，也对近代历史知识形成的过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形构民族国家的历史
谈到“中国史”，可以往前追溯到清末民初，以“中国史”、“中国通史”、“国史”命名的著作才渐渐多了起来。用“中国”串联过去一个一个朝代的历史，把“中国史”看成是一个从古到今，连续不断的历史进程，其实是很晚近才出现的观念。
在学科体制形成前后，有些史学家开始尝试从民族国家的角度书写历史。刘龙心以梁启超和傅斯年为例，说明这样的变化。二十世纪初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直指传统史学的“四弊”、“二病”所造成的恶果；批评传统史学家只写帝王将相的历史，既不知朝廷和国家的区别，也不重视群体，几乎没有一部作品是为了国家、国民而作。为此，梁启超大声呼吁历史应为当代活着的人而写，“民史”才是历史书写的核心。这种带有激越民族情感的观点，在当时获得很大的回响，刺激后来一波波以民族国家为对象的写史风潮。
1903年前后的梁启超。
刘龙心表示：“我之所以注意到民族国家的历史，是因为思考传统史学和现代史学的差异而来。”她强调现代史学无论在观念、方法、材料和书写形式上，都和传统史学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当我们去研究某个历史问题之前，似乎更应该先去厘清导致此一根本性差异的原因为何？她说：“在我看来，导致中国传统史学向现代转化的关键因素，就是民族国家的出现。”
1920-30年代史学家开始尝试用考古发掘的方式，探寻中国历史的起源，即表现出民族国家对历史的影响。这时傅斯年发表了〈夷夏东西说〉、〈周东封与殷遗民〉等文章，以“地域─民族”的观点取代传统夏─商─周的“朝代”系谱，打破“古史同出一源”的观念。由他所主导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早期的考古工作，基本上也都是在这样的古史框架下进行的。特别是“城子崖”发掘，确立龙山文化之后，傅斯年和他的考古团队几乎非常确信滨海和邻近地域，有一种出自周秦时代的固有文化，可以证明中国民族的东方起源。
傅斯年不惜动用大批人力物力，以地下考古的方式证明中国民族起源于东方，为的就是要对抗清末以来法国学者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和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on）等人提出中国人种、文化来自西方的说法。傅斯年的观点和史语所考古发掘的成果，在当时的考古学界引起很大的震动，并且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直到1970年代前后才被中国大陆考古学界以六大区系的“满天星斗说”取代。从这个例子来看，傅斯年以夷夏东西对峙的格局，建构了那一代人对古代中国雏形的基本想象，而史语所的考古发掘路线，则证实了他对国族起源的根本理解。民族国家之于历史研究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学术乃“国家”公器
民国以后史学走向专门，学院化、独立化、专业化的条件逐渐成熟。因应现代民族国家而出现的历史学，往往会透过一套科学、实证的研究方法和外在机制——如学术机构、社群组织、期刊论文、书评和审查制度，来巩固它存在的合理性。然而，在学科体制建立之初，构成学术社会的外在条件仍然保留不少人治色彩和弹性空间，特别在一个金钱、物资都极度缺乏的年代里。
刘龙心谈到中日战争期间，傅斯年为解决“居延汉简”延宕多年始终未能整理出版的故事时说道：1930年由中国和瑞典合组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在额济纳河流域的汉代烽燧遗址发现了一万多枚汉代简牍。后因抗战爆发，团员四散，整理出版进度严重落后。傅斯年出面将这批汉简送往上海商务印书馆照相出版，1940年汉简印出后，又由他主导，将汉简暂时移往美国国会图书馆存放，1965年才由史语所具名领回台湾。今天典藏在中研院史语所的“傅斯年档案”里，保有许多关于此事的来往信函。
傅斯年在这件事情上，不但出面多次写信给西北科学考察团早期团员马衡、袁复礼、袁同礼等人，说明即刻出版的必要性，情词激切。同时积极运用私人关系，向中英庚款董事会的朱家骅和杭立武请求经费，协助降低商务印书馆印刷、出版的成本，并且坚持版权必须归属“国家”所有，并强调：“此物乃国家之公器，任何人不得而私之。”
座落在台北的中央研究院傅斯年纪念馆与参观者。
傅斯年是一个有强烈国家观念的人，他认为一切的学术资源、成果、声誉，背后代表的都是国家。只有将材料“公开化”，才可以刺激国内学术研究蓬勃发展。也许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傅斯年处理“居延汉简”的方式不无争议，他甚至不避“学霸”之名，也要达到目的。不过刘龙心提醒我们：就像敦煌石窟里的文物遭西方人抢劫一空的故事一样，在那个年代里，大部分的人没有国家观念，怎么可能知道什么是“国宝”？对傅斯年来说，手段可以是旧的，目的却必须大公至正。“在与国际汉学界争胜的大前提之下，公与私，新与旧，国家与个人，都可以有另一种安排和解释。”
历史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今天的学术环境和知识结构，已经和19、20世纪初有很大的不同，历史学关注的课题也和以前很不一样。
刘龙心表示：在梁启超和傅斯年所处的年代里，史学家努力尝试把历史当成建构国族的工具，而一百多年后的今天，绝大多数人却可能根本浑然不觉民族国家对我们的制约和影响。历史研究者在研究风潮转向后，也极力避开相关课题，以为就此可以摆脱民族国家的历史思维。但刘龙心认为：“历史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只要民族国家做为现代知识和制度的基本框架不变，我们就不可能无视于它所带来的影响。”
是什么影响了我们对历史看法？刘龙心从史学史的角度解构其中的成分。
刘龙心回忆起自己的成长过程，见证台湾从戒严到解严的转变，使她即使研究的是过去，却难以忽略当前社会的变化。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台湾一样要面对民族国家带来的考验。事实上，现代学科体制早早就把政治、社会、教育、文化和历史牢牢绑在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
就像梁启超发表〈新史学〉和清廷颁布新的教育章程，几乎落在同一个时间点上一样，历史知识的变化必然伴随政治、社会、教育的变迁而来。我们的下一代怎么理解“过去”，绝大部分来自他从小所受的历史教育，而历史教育又和历史研究终始存在着一种“互馈”的关系，因此当历史教育成为政治和意识形态角力的战场时，其实透露出民族国家仍然是历史研究者无法回避的课题。
探寻新史学史研究的可能
历次的课纲调整，一般人最在乎的只是“比例”问题，关心台湾史、中国史和世界史各占多少百分比。可是历史教科书里承载了多少民族国家的历史思维和意识形态，却很少人在意。
“其实我们的下一代相信什么样的历史为真、什么样的历史不可信，或是学院中的历史研究者如何思考历史问题、怎么运用材料，从什么角度、什么眼光选择、安排这些材料，都和我们所处的时代有密切的关系。”刘龙心强调，民族国家的历史思维悄悄地改变了我们面对过去的方式，创造了一个带有“目的论”色彩的历史轨迹，让我们以为历史一定会朝着更进步、更现代、更美好的方向前行。
也许，在历史研究愈来愈走向多元的今天，史学史已经不需要像一百年前一样，以回护民族国家的历史书写为目的，然而史学史仍然是当今我们反思历史知识和当代史学的重要基础。刘龙心表示：今天的历史研究者是不是还秉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观念？认为直接证据比间接证据有效？相信只要有足够的史料就能如实的还原过去？或仍然把神话、传说排除在历史的门墙之外？坚持诗文、小说虽然可以“证史”，却反对诗文、小说也是历史的一部分。
这些看似“祖训”的历史方法、观念仍然牢不可破的回荡在今天的历史学界，民族国家看起来被消解了，但是支撑它背后的那套“科学论述”和学科规训，仍然左右着我们今天的历史思维。
而史学史之所以重要，就在反思、提醒做为历史研究者的我们，如何觉察这些我们曾经相信的观念、方法和历史论述，是在什么情境、脉络下产生，且让我们信以为真的？持续探寻史学史未来的研究方向，关注近代历史知识的转型，将是刘龙心接下来努力的目标。
版权说明：本文原载《人文·岛屿》2023年5月3日，已略去注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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