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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伍晓明著《有与存在》

2024/1/9 11:10:31  阅读:38 发布者:

有(与)存在

比较哲学视野中的中国“形而上”问题

伍晓明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有(与)存在:比较哲学视野中的中国“形而上”问题》发端于一个欲在汉语中说清海德格尔所论述的“Sein”之意义的冲动。海德格尔的思想即围绕这一在汉语中如今大多被译为“存在”的词展开。

本书以现象学的哲学方法来重读中国哲学中的“有”与“无”“道”等核心观念,如此则使对中国哲学的解释重新充满新的活力与创造力,并同时呈现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各自的思想脉络。全书分两个部分:上编从被翻译的“存在”回到汉语的“有”与“无”,下编在对于汉语的“有”的这一独特现象的思考推动下重读《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等重要段落,讨论了其哲学意义。

作者简介

伍晓明,复旦大学学士,北京大学硕士,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哲学博士。曾任职及任教于天津社科院,北京大学,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2018年从坎特伯雷大学退休,2019-2022年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讲座教授,现任该学院客座教授。研究领域包括中国思想、比较哲学、比较文学及西方文学理论。著有《吾道一以贯之:重读孔子》《有()存在:通过“存在”而重读中国传统之“形而上”者》《“天命:之谓性!”——片读〈中庸〉》《文本之间——从孔子到鲁迅》《之前,之间,之后,之外:哲学、文学、文化的异序之思》,译有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马丁·华莱士《当代叙事学》及伊曼努尔·列维纳斯《另外于是,或在超过是其所是之处》等。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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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从西方的“存在”到中国的“有”

第一章 “语(言)(边)境”之上的“存在”

一、“有存在”

二、翻译“的”欲望

三、“吸收”或“款待”

第二章 跨越“语(言)(边)境”的“存在”

一、难以在汉语中款待的西方“存在”

二、西方的“存在”(Sein/Being)与“是”(sein/be)的语法关系

三、以汉语的“是”翻译名词性的“Being”的问题

四、作为差异的“存在”

五、“存在”这个词与西方形而上学传统

第三章 汉语中的“有”:“占有”与“存在”

一、回到中国传统的“有”

二、一身而二任的“有”

三、“有”与“在”

四、作为语言事件而发生的物之原始性的因“占”而“有”

五、人与物之互有或相有

第四章 “有‘有’也者”

一、有之成为万物的总名,以及有之有的遮蔽

二、人不可能不有

三、“有”什么都不可能“是”

第五章 “有生于无”

一、魏晋玄学所关心的无

二、“以无为(本)体”还是“以无为用”?

三、“崇有论”之何以非真崇有?

上篇结论 中国之“有”与西方之“存在”(Sein [Being]

下篇 重读《老子》

第一章 “道可道……”

一、道“可道”,名“可名”

二、“始”与“母”

三、“故常无……”

四、天下万物“同”于有

五、玄同

六、众妙之门

第二章 “虚”(之)“极”与“静”(之)“笃”

一、引论

二、“虚”(之)“极”

三、“静”(之)“笃”

四、“物”之“命”

五、“常”之“常”

六、“道”之“久”

第三章 “道”何以“法自然”?

一、引言

二、“道法自然”的直接语境:《老子》第二十五章

三、汉语语境中“道法自然”的若干传统与现代解释

四、“道法自然”的若干西方翻译

五、王弼对“道法自然”的理解

六、“道法自然”与“道生……万物”

七、“道生……万物”的“具体”意义或方式

八、“道法自然”与圣人之“能辅万物之自然”

第四章 老子与海德格尔之近:“道之为‘物’”抑或“物之为‘道’”?

一、对海德格尔文本的阅读:物之为“道”

二、对老子文本的阅读:“道之为‘物’”?

初版后记

修订版后记

后记

本书发端于一个欲在汉语中说清海德格尔所论述的Sein”之意义的冲动。海德格尔的思想即围绕这一在汉语中如今大多被译为“存在”的词展开。德语名词“Sein”或英语中的对应词“Being”分别自德语动词“sein”和英语动词“to be”而来。它们在印欧语中非常基本也非常普通,而作为形而上学的西方哲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即是对于此词之意义的持久追问:“存在是什么?”我说“冲动”可能会引起误解,其实我考虑这一问题的时间已经很长,开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那时我在英国为写博士论文而读德里达的书。他在《书写与差异》中的《暴力与形而上学》和《哲学之边缘》中的《系词的增补:语言学之前的哲学》两篇论文中关于动词“to be”和名词“Being”的意义问题的讨论引我去读海德格尔对“Sein”的意义的讨论,尤其是他在《形而上学导论》中对“sein”这个词的词源和语法的讨论,以及法国比较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Emile Benveniste)关于语言范畴与思想范畴之间的联系的讨论。这些阅读,尤其是德里达的《系词的增补:语言学之前的哲学》,那是一个严格的哲学家对一个试图将哲学问题还原为语言问题的重要语言学家的深刻批评,让我开始意识到,哲学问题既不能被简单地还原为语言问题,但也不能与语言问题相分离。坚持这一困难的“中间”立场非常重要,因为自己的汉语母语背景是有可能让我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本维尼斯特那种欲将西方形而上学问题还原为特定语言的词汇和语法问题的诱惑的。非常简单地说,本维尼斯特的看法是,非印欧语中没有这个西方形而上学由之发展出来的动词“to be”,因而也就没有形而上学,所以自以为是在研究根本哲学问题的西方形而上学其实只是特定语言的特定结构的产物。

所以,如果我们还是能够以某种方式在汉语这一没有与印欧语动词to be”完全相当的语言中讨论西方形而上学所关心的问题,那就不能简单地接受本维尼斯特的立场,而庆贺汉语之幸而没有这样一个“to be”。但是,海德格尔的那种认为只有某一语言才真正适于思想的看法也必须警惕。虽然海德格尔一方面认为,西方语言每一种都以自身的方式是形而上学思想的语言,所以他不肯定这些语言是否也为思想提供了其他的可能性,亦即,一种非形而上学思想方式的可能性,但是他另一方面却还是宣称,只有他自己的德语和西方哲学开端处的希腊语才是适于哲学或思想的语言。

所以,虽然海德格尔确实有某种我们难以接受的语言优越感(他甚至看不起法语的哲学表达能力),但是他却也并非没有意识到西方形而上学语言的问题。而他的全部思考,如果我们可以这么说的话,也许就是如何将这个印欧语动词sein”(“to be”)和由其而来的“Sein”(“Being”)从西方形而上学中“解放”出来。于是,如何在汉语中不简单化地理解他围绕着作为名词的“Sein”和作为动词的“sein”所展开的思考,就是我们在一个非西方语言中所应该接受下来和承担起来的思想和文化责任。

我在自己的以英语写成的博士论文中对有关Being”的哲学问题已经有所论及,但是却感到自己当时其实还未能真正把握这一困难而复杂的问题。完成论文并获得博士学位后,我来到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教书,有时间静下心来继续思考围绕这一西方动词“to be”和“Being”的各种问题,觉得应该试着在汉语中说清这一问题。作为出发点,我选了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中那段说没有“Being”这个词所表达的意思就没有语言的话,看我能否在汉语中把它所蕴含的问题讨论清楚。我所说的“冲动”就是指我开始在笔记中写下我关于这段话的讨论的那个时刻。本书中关于海德格尔的“Sein”和关于汉语的“有”与“无”所说的一切,以及关于老子思想的详细分析,都是围绕这段笔记发展起来的。但在当初开始写下(应该说,在计算机前打下)我的想法时,我还根本没有写一本书的打算。当时几乎是信手写来,想到什么就写下什么。如果读者觉得本书的结构不太规范的话,那么此种“不规范”可能即与这一没有事先计划并且没有从应该开始之处开始的做法有关。但是,究竟哪里才是应该开始之处,这其实首先就是需要我们回答的哲学问题。在本书下篇第一章中,结合对于老子的“无名天地之始”的分析,我即尝试探讨了这一问题。如果老子认为“无”是天地本身以及天地之间的万物的开始,那么“始于始”最终就只能意味着“始于无”。我们也许自始——自此无始之始——就已经在无中开始了。

本书主要部分的初稿,即目前的上篇和下篇,其实早在2000年即已完成。我是在讨论海德格尔的“Sein”的意义的过程中开始深入思考汉语的“有”之既表“占有”又表“存在”这种双重用法所可能蕴含的哲学意义的。这一重要的现象,就我所知,只有已故英国汉学家葛瑞汉(A. C. Graham)做过比较详细的讨论,但他主要是从语言角度出发,并没有深入哲学问题。国内学者有点到这一问题者,如王太庆、赵敦华和金克木等,但都没有将其作为专题而展开。对于汉语的“有”的这一独特现象的思考推动我去重读《老子》(除了法语的“Il y a”在某些方面与汉语的“有”近似以外,我不知道其他语言中是否还有类似的情况)。结果,本书中最先完成却是对于《老子》第一章和《老子》第十六章的分别重读。前者单独发表于《中国学术》第4期(2001年),后者单独发表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第1辑(2004年)。至于讨论海德格尔的“Sein”以及汉语的“有”与“无”的部分,我写好后就一直放在那里,从来没有试图将其单独发表。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一部分作为文章已经过长,似乎无处可以发表,另一方面是因为(这其实是主要原因)自己觉得还有很多尚需思考之处。这样一放就是四年多,期间也修改过一两次,但却一直没有强烈的发表冲动。直到2004年下半年休学术假时才终于有了将所写成的东西“结构”成一本书的决心,并于2005年初离开北京前将书的一个完整的初稿交给北京大学出版社评审。本年一月底回到新西兰以后,我又对整部书稿做了目前的基本框架所允许范围内的很多修改,尤其是讨论海德格尔的部分。虽然我仍不满意,但是目前似乎就只好如此了,因为否则就只有另起炉灶。既然我对另起炉灶并无把握,而且又自觉书中所论也许还有千虑一得之见,所以就决定让自己的思想就这样带着某些必然的不成熟、某些挣扎的痕迹和某些尚未解决的问题走向读者了。我的希望只是激发更多的思考和引出更多的讨论,而不是给出什么确定的看法和答案。所以,如果能达到这些目的,并因此而推动我自己继续从事这一方向上的研究,我也就满足了。

自我开始考虑这些问题以来,国内已经出版了一些有关论著。最近结集出版的《BEING与西方哲学传统》一书,汇集了讨论“Being”问题的主要汉语论文和一些外语论文的汉语翻译,也许是这一问题领域中迄今最值得注意的著作,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

伍晓明

200549

于悉尼

修订版后记

本书此次修订时,我原拟增写一章有关汉语的“是”的讨论,但却发现原书的结构很难容纳这样的扩展,于是只好放弃这一计划。对此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我译注的列维纳斯《另外于是,或在超过是其所是之处》的译序、译注和译文本身,其中皆有关于为何要以汉语的“是”翻译法语动词兼名词“être”,以汉语“是其所是”翻译列维纳斯用法上的法语“essence”,以及以汉语“是其所是者”翻译法语动名词“étant”的说明和讨论。

修订一本二十年前的旧作,如果想做得彻底,就不亚于重写一本书,因为作者的思想在此期间不可能没有任何发展或变化,即使这样的发展或变化甚至可能以某种“退化”为形式。出于这样的考虑,我在修订时未敢大动干戈,而仅做了小修小补。书中所表述的基本观点和思想皆一仍其旧。

我近年的思想已从原来对于“存在”问题的思考日益转向对于有关“另一者”的问题即伦理问题的关注。但如今为了修订工作而重读旧作,感到我在初版后记中所说的“书中所论也许还有千虑一得之见”仍然成立,而书中的某些不成熟之处、某些挣扎的痕迹以及某些未决的问题也仍然依稀可见,尽管我在此次修订时已经尽力改正或(当我力有未逮时)“掩饰”它们。

因为自以为书中仍有其他论者迄今尚未触及之处,加之汉语学界对中国哲学中的形而上问题又兴趣日浓,新作迭出,所以也不揣冒昧,以旧充新,拿出一个旧作的修订版来躬逢汉语思想界当今之盛。

我保留了本书原先的后记,改题为“初版后记”,因为其中简略讲述了本书的缘起,而我以为这对读者理解一本书的前世今生来说是有意义的。

本书初版是献给我父母的。如今他们已相继过世,我只好以这一迟到的修订版来纪念他们了。愿我的父母安息。

本书初版的责任编辑是谢茂松,我感谢他为初版的编辑付出的辛苦。而为了这一修订版的出版,我必须向我多年的责任编辑吴敏表示我的由衷的感谢。

伍晓明

2023316

于新西兰基督城

转自:“博雅好书”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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