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翻译学视域下的翻译过程
杨朝军 炎 萍
引用信息：
杨朝军 、炎萍. 2023. 知识翻译学视域下的翻译过程[J].外文研究（3）：82-97.
摘 要：知识翻译学将翻译研究对象精准定位为知识，凸显翻译作为知识建构与文化互鉴的本质属性，开启翻译研究的知识转向 。在知识翻译学视域下，翻译是一种跨语言知识加工与重构的实践活动，需要在知识社会学框架下探讨翻译在“知识采集—知识分析—知识传播—知识后果”历史过程中的作用 。同时，本文借助动态翻译模型分析 知识翻译过程，探讨如何根据源语知识所在的语言语境、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进行调整，形成相应的目标语文本及目标语知识。
关键词：知识翻译学；知识转向；动态翻译模型
一、翻译研究的知识转向
20世纪以前，关于翻译的讨论基本上停留在经验层面，属于文艺学的边角料。由于人们的经验主要是语言间的转换，彼时的翻译研究基本上囿于语言学内部，主要的关注对象是语言的切分，从小处看是词汇、语素、因素等，从大处看则是词组、小句、复句以及语篇等。这种理论的巅峰以奈达(Eugene Nida)、纽马克(Peter Newmark)以及卡特福德(John C atford) 等语言学家为代表。直到1972 年，翻译研究( translation studies) 才被霍姆斯 ( James Holmes) 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提出来，厘定了翻译研究的学科性质与研究范围，促进了学界关于翻译本质的思考。学者们借鉴哲学、阐释学、解构主义、比较文学、接受美学等理论，把翻译的语言学流派推向深入的同时，也加入了很多跨学科的思考。20世纪 90年代，以 巴斯奈特 ( Susan Bassnett ) 和勒菲弗尔( André Lefevere ) 的著作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为代表，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文化转向 。Bassnett ( 2002 : 23 ) 认为，“把文化比作人的身体，语言就是这个身体的心脏，正是心脏与身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使人的生命力得以延续；外科医生对心脏进行手术时不能忽视承载心脏的整个身体，同理，译者将文本与文化割裂开来孤立地对待也是危险的”。文化取向的翻译研究认为，翻译实质上是一种文化迁移行为，是处在动态多元系统中的跨文化交流实践，因此，翻译研究应放在跨文化的范畴内加以考量。
21世纪的翻译研究是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年代 。2010年，意大利学者马丁 ( Ricardo Martín) 首次提出“认知翻译学”(cognitive translatology) 的概念，强调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的联系，认为人们的语言表征来自于对社会现实的概念化过程，语言表征的现实并非真实的现实，而是现实经由人而感受到的现实。认知翻译学借助认知语言学的概念与方法，如 Fillmore et al. (1988) 及 Fillmore(2003) 的框架语义学、Goldberg (1995,2006)的构式语法、Langacker (1987) 的认知语法、Lakoff& Johnson(1980)的隐喻研究以及Talmy(2000)的认知语义学等，探究翻译中的认知心理过程、认知模式及运作机制，开启翻译研究的认知转向。
随着人们对全球生态问题的关注，探索语言的多样性、濒危语言、语言平衡等研究应运而生。Haugen(1972)把“生态学”引入语言学，Stibbe(2015) 表明语言分析如何能够帮助揭开人们赖以生存的故事，从而改变人们对待生态系统的态度。在跨文化交流中，生态翻译学关注到翻译作为文本移植对文化生态的适应与选择。胡庚申(2008)提出，翻译也是个生态系统，具有由小到大、由局部到整体、由不太系统到比较系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应该从宏观的生态理念、中观的本体理论以及微观的文本操作3个层次来研究，这似乎构成了翻译上的生态学转向。王寅(2021)以体验哲学(embodied philosophy)为基础，对认知翻译学和生态翻译学进行了重新诠释，并提出了“体认翻译学”的概念，旨在打通翻译学与语言学、后现代哲学以及认知科学等理论之间的关系，认为在翻译过程中既存在认知的共性，也存在认知的差异，因此可以使用“体”来解释翻译中的“同”和“模仿”，用“认”来解释翻译中的“异”和 “创造”。
无论是文化转向、认知转向、生态转向还是体认转向，都深化了人们对翻译复杂性的认识，实践中也给予译者更多的选择和可能。但这些研究仍然是从某个层面或者视域对翻译过程进行解读，要么关注翻译的媒介（语言），要么关注翻译的语境，要么考察译者的认知差异等，没有触及翻译活动的本质。德国翻译理论家威尔斯(Wolfram Wilss ) (1996: 1 -2)指出，任何一 门成熟的学科都必须满足3个最基本的属性，即对象的确定性、理论的系统性和边界的明晰性。杨枫(2021 ,2022) 提出的知识翻译学是一种基于知识的译学理论，把知识的加工、重构和传播确定为翻译研究的对象，引发学界对翻译作为知识建构与文化互鉴的本质属性的思考。这一论断一改语言转换、文化迁移等传统翻译观念，从根本上解决了翻译研究对象不一的问题，可以看成是翻译研究史上继哲学转向和文化转向之后的知识转向。这一转向有可能在翻译的研究对象方面加以固化，重新界定翻译的边界、翻译的质量、翻译的过程等，使翻译研究变得更为专一、更为系统、更能够作为一种理论屹立于众多的理论之林。
二、知识翻译学的研究进路
有人类社会以来，就存在知识的生产、扩散和影响；同样，从跨语言交流实践开始，翻译就在知识形成、发展、传播与接受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杨枫(2021) 的“知识翻译学宣言”认为，知识翻译学就是探究跨语言知识加工、重构与再传播的行为、关系、运动及规律。知识翻译学是学术史上的翻译理论与经验的改造与整合，是翻译知识本体的发现与回归，它不寻求解构传统翻译学说而成为元理论，其他翻译学理论继续以各种各样的范式和视角安身立命（杨枫 2022 : 2) 。作为一个初创的理论，很多相关的概念需要重新定义和探讨。
首先要区分知识翻译和翻译知识。D'hulst & Gambier(2018 : 7)认为，所谓翻译知识，就是有关翻译的一切知识—关于翻译的，或者某种程度上属于翻译的，例如翻译的方法、翻译的意识、翻译的潜势等。它既包括心智知识（取决于概念技巧和认知能力），也包括具身知识（在翻译实践中获得），但不包括翻译所传递的知识，即普遍的、文化或历史层面的知识，后者可归入知识翻译的范畴。杨枫提出的 “知识翻译学”侧重的是“知识翻译”。广义的“知识”是哲学、历史学、传播学等人文学科共同关注的基础问题。知识的积累、传承和发展，始终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阶梯。知识翻译学将“知识”置于翻译研究的中心位置，将翻译研究的核心关注从语言转换、社会操控转到知识加工、重构与再传播，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更稳定的支点，建立起翻译研究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更为紧密的联系。
其次，作为研究对象的知识是“真理性”的还是 “相对性”的？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柏拉图(Plato 1997 : 223)在《泰阿泰德篇》中给出一个沿用至今的回答：“知识是被确证的真信念”，后来被归结为 JTB 理论(Justified True Belief) 。“真信念”意味着真理、客观、中立，而解释的过程、证明的过程则赋予知识社会性、情境性、历史性和建构性。知识的相对性指的是，知识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情境，与特定群体的利益息息相关，并对社会有建构作用。沃勒斯坦(2006: 46)认为，人们所有的知识，不管现 在看起来多么合理、完整，事实上都会转瞬即逝，因为它与彼时彼刻的社会环境紧密相关。即使是被认为客观事实的“科学”也具有一定的观念形态性和主观性，往往反映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观点（沃勒斯坦 2006: 3)。
本文认为，知识翻译学把翻译视为一种跨语言的知识加工与重构，必然要反思知识翻译与社会建构的关系。知识翻译学的研究对象与其说是翻译传递的客观知识，不如说是翻译过程中对知识的解释和证明。因此，知识翻译学的研究离不开知识社会学和知识传播学的支撑。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的核心问题是“知识”在社会与历史进程中的起源、扩散、碰撞和综合过程。刘海龙 (2020) 提出将知识理解为“建构意义与想象的知识”“历史的知识”“具有特定来源的知识”“体现权力争夺的知识”和“媒介化的知识”。英国历史学家彼得 ·伯克(2016 : 12) 认为，知识包括对信息的确认、批评、比较和系统化，是一种取得了公共性和合法性的判断。那么，翻译在知识的形成与传播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呢？
彼得 ·伯克( 2016 : 11) 认为，一部知识社会史必然关注不同人群获取、加工、传播和使用知识的方式，这一系列过程可以划分为4个主要阶段：即收集（collection）、分析（analysis）、扩散（dissemination）和行动( action)。以此观之，关注翻译在知识采集、分析、存储、扩散中扮演的角色也是知识翻译学的应有之义。
第一，翻译是知识采集的重要途径。知识采集的途径有很多，如动植物标本、航海测绘等，都是通过实地考察增进知识积累 。然而，当人们通过书籍和文献了解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时候，翻译就是必不可少的了。林则徐在1839年组织禁烟运动期间，就深感国人西方知识的匮乏，因此组织人员去搜集与翻译了许多西文报刊，译成《澳门新闻报》以了解“夷情”，分析外国的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萌发“开眼看世界”的思想。
19 世纪前期，西方传教士、外交官对中国文献的翻译也是知识采集的一种。邓联健( 2015 : 148) 关注到 1807—1850是历史上少见的较长时期翻译“ 出超”的阶段，认为传教士对中国民间文学和官府文件的翻译是为了向国内读者提供关于中国的“真实信息”，他们与其他汉学家一道完成 了关于中国的“知识生产”。当时的新教传教士、东方学家把这些图书文献看作是中国文明的标本，以供进一步的贮存、分类、分析，可以说译者扮演了知识采集者的角色。由于清朝的禁教政策，在西方迫切想了解中国而又不得其门而入的时期，在马六甲、澳门等地居住的新教传教士通过翻译采集中国法律、政府、民俗、文学等方面的信息，生产出全新的研究对象，供欧洲学者和政客分析、分类、比较，以理解这个世界上现存最古老帝国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形成对中国文明、中国民族的判断和理解。1810 年，小斯当东翻译了《大清 律例》，第一次向英国甚至是全世界提供了关于中国法律的知识( Chen 2015) ; 马礼逊、德庇时对中国通俗文学、官府文件的翻译则向英国提供了关于中国民俗与政府的知识；1817年，马礼逊、米怜在马六甲创办的《印中搜闻》从第4期开始，增加“译文”栏目，介绍有代表性的中国文献。裨治文 1832 年在中国创办的《中国丛报》更是刊登了大量的中国典籍的翻译，通过翻译中国文献实现 了中国知识的阐释和生产。无可否认，翻译是知识扩散的重要途径，不仅要关注看似客观、中性的科学知识，更不能忽略知识产生的政治和历史情境 。St. André & Peng 主编的论文集China and Its Others: Knowledge Transfer through Translation, 1829-2010 在这方面做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翻译作为一种知识采集，并非海边拾贝，亦非果实采摘，而是在一定知识论框架下进行，并为一定目的服务 。从知识采集的角度看待翻译时，需要思考：哪些知识通过翻译得到了传播？为什么是这些知识？ 知识如何通过翻译满足目标语社会的需要、解决了怎样的冲突？
第二，翻译是知识分析与加工的过程。彼得 ·伯克(2016 : 98) 有一个生动的比喻：知识传播并非知识传送，仿佛知识是传送带上的土豆一样。不能忽略中间人、守门人、知识经纪人（epistemic brokers）对信息的筛选和加工。知识的流通并非单向的传递，而是协商和对话的过程。知识分析主要和源语文本相关，可能会涉及到源语文本的意向性、接受性、信息性、衔接性、连贯性、 情境性和互文性等。语言是一种替代性的符号，而真正传达的信息才是交际的终极目的，但使用语言来表达信息其实是一种无奈之举，因此在信息的传达过程中需要将完整的信息分割为较小的信息片段，然后再按“旧－新”信息的范式进行语言编码，这种特殊的编码方式就是文本的信息性，衔接和连贯只是这种信息编排的表面联系或深层机制。翻译过程中译者要能够从文本特征中析取这些特殊的东西并以一种读者可以接受的方式加以转换，以达到自己的翻译目的，这就是翻译的意向性和接受性。翻译的情境性主要涉及源语文本的语境和译语文本的语境，翻译的互文性主要体现译语文本和源语文本以及相关文本的关系。把知识作为翻译的对象就意味着在翻译过程中应该先把语篇的这些因素考虑清楚，才能够进行翻译。 功能主义语言学家Givon(2012) 在翻译《道德经》之前参阅 了大 量前人相关 的翻 译，例如Legge(1891)、Waley(1934)、Lin (1942) 关于“阴”“ 阳” 以及 Blofeld(1968) 关于禅宗的介绍，并用 158 页的长文介绍了老子的生平及自己对老子道教的理解，包括道教的宇宙观、认识论以及无为而治的思想。翻译时考虑到源语大量采用省略、缺乏语法形素以及诗歌韵文的特征，尽最大可能地保持了对源语交际意图和精髓的忠实，加工并传播中国哲学知识①。
译者承担了“知识经纪人”“守门人”的角色。 知识加工包括了描述、分类、解释、说明、推论等。 在知识翻译学视域下，知识加工包括了通过译者序、注释、案语对知识进行阐释，以及在翻译过程中，通过增、删、改、术语创造性翻译实现对知识的重构 。清末民初是西学翻译的高潮，恰恰是以译者为核心的群体，为了自己的目标，对西方知识的吸收与改造的高潮。当严复把进化论、经验论、古典经济学和政治理论译介进来时，鲜明地表现出在自强保种思想的统摄下进行的知识过滤与加工（黄忠廉 2012), 西方知识从地方性知识变成被普遍接受的知识时，必然经历再地方化，以满足当时中国特定历史语境的需要。
译著和刊登译文的期刊是知识存储和扩散的载体。译著出版和办刊活动本质上是一种知识传播行为。知识传播媒介可以分为口头的、图像的、 手写的、印刷的、电子的，不同的媒介对知识传播产生不同的偏向 。期刊既是知识存储的平台，也是传播观念的场域（陈恒 2022) 。与图书相比，期刊时效性强，是一种公共书信与公共交谈，与社会的互动也更强 。黄旦( 2012 : 97 ) 认为，报刊不是一个工具，也不是一个容器，而是一种交往关系， 是同一时间的知识和思想的分享。因此，一份期刊就是一个共同体的核心，是一群志趣相投、有共同使命的人们，凝聚力量、激发新知识的生产与交流的网络。作为期刊，其本身并不仅仅是毫无生气的传播媒介，而是有其重要的主观能动性。一个期刊可以根据自己的理念选择适合本刊的稿件，根据自己对知识的认知对稿件进行增容、删减，甚至是改写，并对选择稿件的效果进行跟踪和反馈，及时调整驾驭知识的方法和策略。李频(2020 : 13-21) 认为，期刊是工业文明时期信息和知识传播的媒介，是以定期出版的方式，协同社会创造新知识的文化形态。期刊人、期刊与社会的互动是期刊媒介传播的核心问题。历史上，《新青年》的文学翻译带来的文学观念上的变革及翻译规范的变革（廖七一 2019) ,《 民报》《新世界学报》《时务报》等1905至1907年间刊登有关马克思及其学说的译文（孙珊 2021 : 85) , 都是期刊议程设置与社会议程设置互动的典范 。“知识翻译学”将翻译与人类知识的创新、流通和生长之间的关系纳入研究视域，认为翻译是一种世界知识的建构与世界文明的传播。那么，对媒介的考察也应该纳入知识翻译学的研究领域。
第三，是翻译与知识后果问题，也就是借助翻译形成的知识体系对现实世界的建构问题。知识从来不是纯洁的，必然与特定群体有关，与权力有关。彼得 ·伯克在《知识社会史：从〈百科全书〉到维基百科》中专门辟出一个小节讨论知识与帝国的关系。殖民帝国在采取行动之前，往往强烈地需要搜集、分析和传递知识（彼得 ·伯克 2016: 144) ,从而掌握话语权，而整个过程都涉及到翻译问题。陈薇(2021)分析了知识作为话语权力的基础在国际传播格局动态演变中的重要作用，指出提高中国话语权和国际传播能力的突破点在于打破旧有的欧洲中心的知识体系，形成独立自主的知识生产体系。知识翻译学把翻译视为一种跨语言的知识加工与重构，必然要反思知识翻译与社会建构的关系，深入思考翻译在知识生产、话语权建构中的作用。
三、知识翻译学的翻译过程
（一）知识翻译学的本体论
关于语码转换的经典理论，可以认为是本体论中的元翻译理论，而关于翻译过程中参与者的研究，可以认为是语境理论。前者是关于语码本身的研究，后者是翻译过程中译者对作者、读者、赞助人等的分析结果，二者共同构成知识翻译学的本体理论。按照本体论的视角，译者首先要进行语言符号方面的转换，包括将源语语言转换为其所表征的客观现实( decontextualization) , 再使用目标语对该客观现实进行重新表征( recontextualization) , 然后再根据源语作者的意向特征、文体特征、目标语习惯表达等进行重新建构，最终形成基于知识翻译学的本体论的译文。从纯翻译学的角度来看，在本体论的翻译中，排除译者的翻译策略，例如归化、异化等，一个译文的优劣主要看其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译文分析的结果。例如可以认为源语有10个特征，在翻译中译者很难达到完全的对等，因此就要 看满足这10个特征的多寡，例如一个译文完成了9个特征，但另一个译文只满足了8个特征甚至更低，则前一个译文显然更胜于后一个译文。所以，本体论的翻译要关注的是译者对源语文本的分析能力，包括语言的、语用的等等，然后在找出源语文本特点的基础上，选择尽可能多地满足这些特征的要求。满足的越多，则译文相对越好。
Venuti( 1995 : 17 )认为，翻译是用目标语的语言形式将源语所包含的内容重新表征的过程。Nida & Taber(1982 : 33) 根据翻译的性质将翻译过程细化为：源语→分析→转换→重构→ 目标语。分析(analysis) 涉及的是源语语言层面上的理解， 包括对其词素、词汇、句法以及语义分析等；他们接受了 Chomsky 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的思想，认为核心句(kernal sentence) 是所有复杂句式的基础，所以在语言分析阶段应该将句子的表层结构分析为可能包含的深层结构，然后将深层结构中的核心句予以转换(transfer)。字面转 换 ( literal transfer)、最小转换( minimal transfer) 、文学转换( literary transfer) 等，指的是在功能对等的 前提下两种语言之间的对应；重构(restructuring) 指的是经过转换之后的目标语言应该考虑目标语的习惯对语言范式进行重新架构，目的是达到目标语与源语在功能上的对等。
无独有偶，Vinay & Darbelnet(1995)也有类似看法。他们的操作对象是语言层面的翻译单位(units of translation) ,所以翻译的第一步是要把源语中的翻 译单位找出来，他们的翻译单位并不是 Nida & Taber认为的核心句，而是能够单独称为意群的语言集丛。 第二步与 Nida & Tabler 一样，是对翻译单位进行分析，找出它们在信息和语言编码方面的特征；第三步也是重新建构，但是对信息的元语言语境(metalinguistic context)的重新建构。第四步是对目标语的文体对照源语进行评价，第五步是对目标语进行编码和修订。翻译是语码转换的观念由于相对直观，所以能够被大多数翻译学家接受，但显然翻译过程不仅限于语码转换本身。
翻译理论方面的争辩无疑和翻译的本质有一定的关系，也就是说，到底什么是翻译？翻译的本质到底是什么？Pliny the Younger 指出，翻译的对象并不是语言，而是通过翻译双方交际互动而产生的价值(Robinson 2014 : 18) ;Tytler 和 Dolet 则倾向翻译过程中内容和意向的传达，Benjamin 则更强调翻译过程中的“ 精神实质 ”或“ 后世 ” ( Venuti 2012) 。也就是说，在语码转换之外还存在意向、价值、语境重构等需要翻译过程的参与者进行判断的东西。翻译理论中关于翻译过程中参与者的理论也有很多，比较系统的相关研究有译者的主体性、目的论等等。这说明，传统翻译理论中的许多研究以语码转换为基础，其外的研究则和翻译过程中的参与者有关。
（二）知识翻译学视域下的翻译过程
知识翻译学将翻译对象由语言进一步精准地定位为知识，因此本研究称原来涉及语码转换的传统翻译理论为元理论，与知识相关的理论为知识转向，这样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就改变了Nida & Taber 的翻译图式，形成了知识理论与元理论之间的融合。下面借助Cuellar ( 2008) 的动态翻译模型( dynamic translation model) 来简单探讨一下知识翻译学的翻译过程。
具体而言，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凸显。对于一个源语文本而言，译者首先需要去除语境，了解源语文本中的知识，是社会知识、人文知识还是自然知识（杨枫 2022: 2) , 一个理想化的译者必须对这种知识非常熟悉，一个不熟悉翻译相关知识的译者一定不是一个好的译者，也翻译不出连贯的易读易解的文本。只有译者通晓了要面对的知识，他才能够对源语中知识赖以存在的文本进行分析。文本类型决定了知识的传递方式，所以要了解当前文本是信息类、呼吁类还是情感类。文本的句法特征决定了知识传递的衔接方式，所以要分析源语文本的指称、替代、省略、主位推进等模式，考虑根据实际需要是否要在译语文本中采用相类似的衔接手段。源语文本的语义特征决定了源语文本的连贯方式，因此要分析源语文本建构中的时空图式和逻辑关系。源语文本的语用因素决定了翻译行动的接受程度，因此要分析源语文本的各种外在语境因素和内在语境因素，外在语境包括各种各样的参与者，包括文本的产生、翻译的委托人等等；内在因素包括文本内部的语言、文化、人物之间的假定关系。源语文本的符号因素主要考虑如声音、手势、图像等副语言因素对源语文本知识传递的影响。
然后，译者在基于以上分析的基础上，考虑文本的特征、知识的类型以及符号学的特征等进行翻译上的转换，形成相应的译语文本、目标语知识等，继而根据目标语知识所在的语言语境、文化语境和情境语境对译语文本进行调整，形成可以面对目标语读者的最终文本。
四、结语
对知识的研究源远流长。孔德、涂尔干、韦伯、马克思、舍勒、曼海姆，从不同哲学进路关注知识与社会的关系。知识翻译学将“知识”置于翻译研究的中心位置，系统考察翻译在知识生产、话语权建构中的作用，突出翻译研究的知识之维，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更稳定的支点，建立起翻译研究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更为紧密的联系。翻译研究的知识转向开启之时，吸取知识社会学的理论资源，考察以知识为中心的翻译过程，重新界定翻译的边界、翻译的质量、翻译的过程还需进一步探索。知识翻译是文明互鉴的 核心机制，从西学翻译到向国际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成为有影响力的知识生产中心，这是知识翻译学要回应的时代使命。
参考文献
见期刊原文
转自：“有闲的学术”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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