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推荐 | 从文明遗产中寻求国家认同: 考古发掘与中东民族国家构建

从文明遗产中寻求国家认同:

考古发掘与中东民族国家构建

摘   要

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揭开了中东地区考古发掘的序幕。此后，法国、英国、德国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先后组织庞大的考古工作队，对该地区的古代文明遗迹进行发掘，将大批珍贵文物带走并收藏在各自国家的博物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东国家的民族意识逐步觉醒，纷纷发起民族主义考古活动，开展自主考古发掘、培养本土考古人才、限制本国文物外运。在中东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关键时期，考古发掘发挥着借助古老的过去连结当下国家身份的手段。在考古发掘参与民族国家构建方面，埃及、伊拉克、以色列这3个具有丰厚文明遗产的中东国家尤为显著，古代文明遗产成为现代国家认同的“根基性想象”，从而折射出中东民族国家构建的返古主义特征。

关键词

中东民族国家构建;国家认同;考古发掘;文明遗产;返古主义;

作者简介

艾仁贵

河南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以色列研究中心副教授

2022年是埃及学诞生200周年，也是图坦卡蒙陵墓(Tomb of Tutanhamun)被发现100周年。1922年11月４日，英国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Howard Carter)及其团队在埃及帝王谷发现了通往法老图坦卡蒙陵墓的台阶。图坦卡蒙陵墓被发现的消息震惊了世界，掀起了全世界考古界的埃及热，成为现代考古史上最著名的发现之一。在发现图坦卡蒙陵墓的同一年，1922年埃及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获得部分政治独立，陵墓新出土的黄金面具立即成为这个文明古国的国家面孔。然而，如果霍华德·卡特早几年发现了这座陵墓，图坦卡蒙的宝藏现在极有可能存放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而不是开罗的埃及博物馆。这种状况的出现主要由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中东民族主义考古的勃兴时期，埃及和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者主张他们对在其境内发现的文物拥有主权。

尽管中东地区拥有深厚悠久的文明遗产，但它的考古发掘并非始于当地人，而是始于近代以来向该地区扩张的欧洲殖民者。从19世纪初至第一次世界大战被称为殖民主义考古阶段，以法国、英国、德国等为代表的西方殖民者为了争夺考古和文物资源在中东地区开展了系统性的发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解体，在此基础上诞生了现代中东的基本格局，许多新生的中东国家逐步认识到考古文物的价值，发起民族主义考古发掘，力图通过对古代历史的自豪感来团结公民，并作为摆脱西方殖民势力控制、实现民族独立和复兴的重要途径。可以说，考古发掘在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中的运用相当普遍，它在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中东地区尤为突出。就中东地区考古发掘的进程和特征而言，埃及、伊拉克、以色列这3个国家具有某种程度的共性:其一，它们都具有深厚悠久的文明遗产，并先后成为西方殖民者的主要考古目标；其二，它们都在20世纪上半叶发起民族主义运动，逐步摆脱殖民统治和外国托管，兴起了民族主义考古运动；其三，它们都把古代辉煌时代作为考古发掘的重点，以激励民族自豪感。鉴于此，本文聚焦埃及、伊拉克和以色列这3个中东国家，探讨考古发掘如何介入现代民族国家构建，具体围绕西方殖民入侵与中东考古的起步、民族主义考古发掘在中东的兴起、中东国家考古发掘的目标指向等展开，力图揭示中东民族国家构建的返古主义特征。

中东民族国家构建的

返古主义特征及其迷思

古代中东地区被誉为“文明的摇篮”，是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波斯、犹太等诸多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也成为开展古代文明考古的理想对象。19世纪初以来，中东地区普遍遭受外来入侵，西方殖民者不仅在政治上控制中东地区，侵占和掠夺该地区的古代遗产，而且掌握了研究当地古代文明的学术话语权，埃及学、亚述学和圣经考古学起初都是欧洲人为自己设想的一门学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争取民族解放的过程中，考古发掘成为中东民族主义者摆脱殖民统治获得民族独立的重要突破口。可以说，中东地区的考古发掘深刻体现了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激烈博弈，折射出中东国家迈向现代进程的艰难复杂性，成为民族国家构建进程的重要缩影。

对于拥有悠久文明遗产的中东国家而言，考古发掘是民族国家构建的重要象征资源，被用来证明自身历史的悠久和辉煌，从中获得国家身份认同和民族自豪感，体现了中东民族国家构建的返古主义特征。中东国家对古代文明遗产的解释和运用，其目标指向并非返回古代，而是借助共同的辉煌过去来塑造集体认同和再度实现辉煌。除了埃及、伊拉克、以色列以外，20世纪上半叶中东地区的许多国家和民族都认同古代文明，如黎巴嫩对腓尼基人的强调、伊朗对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推崇，以及土耳其把自己的根追溯至赫梯人。借助于深厚悠久的文明遗产，中东国家的民族主义精英力图利用遥远的光荣过去对抗西方人在技术方面的优势，以及弥合国内的政治分歧，进而开创一个充满美好前景的未来。

在中东国家借助古代文明遗产来构建身份认同和激励民族自豪的过程中，受到一系列变量因素(如国内政局状况、族群构成和宗教传统以及外部力量)的影响，这些因素直接影响到民族国家构建的成败及其进程。就考古发掘参与中东民族国家构建的成效来说，埃及相对成功，伊拉克相对失败，以色列则争议较大。这些不同境遇折射出各国在民族国家构建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合法性。

迷思之一:考古发掘的对象存在多个不同的古代时期，应该强调哪个古代时期?这充分体现出中东国家对于考古资源的选择性利用。就埃及而言，它可供利用的古代资源除了法老时代的埃及，还有希腊化埃及、罗马埃及、伊斯兰埃及，尤其伊斯兰埃及构成与法老时代相竞争的认同资源。例如，埃及纸币的一面是法老头像，另一面是伊斯兰符号，这种设计试图调和与平衡两种民族遗产:法老时代的埃及和阿拉伯化的埃及。总体而言，埃及内外环境相对较好，对古代遗产的处理也较成功，不仅法老时代的埃及被誉为古代世界最伟大的文明之一，当代埃及也获得“世界文明古国”的公认地位，古埃及遗产在经济和旅游层面产生了巨大的经济价值，成为埃及继苏伊士运河之后重要收入来源之一。

迷思之二:考古发掘能够弥合群体分歧还是单方面凸显主导群体的话语?过去是被重建的产物，往往建立在占主导群体的意识形态立场基础之上，考古发掘及其建构的叙述更多体现了主导者的话语。伊拉克国家构建的困境就反映了这个窘境。伊拉克是一个多元民族和宗教的国家，境内存在许多种族和宗教派别，包括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库尔德人、基督徒、犹太人以及其他少数群体。这种多样性使得打造统一国家身份的进程举步维艰，加上外部大国势力的频繁干预构成伊拉克国家构建不可承受之重，导致伊拉克境内不同群体之间的对抗和冲突没有得到改善，而且考古发掘往往反映的是伊拉克主导群体的单一叙述，这就决定了考古发掘难以扭转伊拉克国家构建的相对失败。

迷思之三:考古发掘对过去的解释是证实还是歪曲?各个对立的民族团体都在考古发掘中伸张本民族的权利，考古发掘在以色列/巴勒斯坦就充当了这种政治功能。研究考古学与民族主义关系的学者菲利普.科勒(PhilipKohl)说:“民族主义的需要导致了对真实或虚构之遥远过去的精心制作。”在针对巴勒斯坦这块土地的争夺战中，考古发掘发挥了关键作用。以色列的考古发掘抹去了阿拉伯/巴勒斯坦对同一地区的主张和存在，“每次发现可辨认的犹太人或以色列人遗址”都被视为“对现代犹太人土地权利的实际确认”。而巴勒斯坦人也通过对立性的考古发掘来申明自身合法权利，凸显迦南时代(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之前的时期)以及伊斯兰时代(犹太人离开巴勒斯坦的时期)。学者赫里贝特.亚当写道，“考古学家加入了党派记忆的争夺战。一门看似客观的科学在耶路撒冷过去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加剧了而不是缓解了民族主义的争端……巴以双方都是神话化过去的囚徒。”

来源期刊：《西亚非洲》

转自：“CNKI学术邦”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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