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科学观中的精神气质问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10期P134—135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原题《“无家可归”的孤儿与作为天职的科学——韦伯科学观中的精神气质问题》，摘自《社会》2023年3期，刘翔英摘

在国内社会学界，从韦伯本人的思想发展史出发，在中西文明比较的框架下，通过“孤儿”这一理论形象来理解韦伯式科学的“精神气质”及其社会学观的工作比较少见。然而这一形象可以说是在知识层面上理解韦伯的中西文明之别思想的鲜明体现。

韦伯作为“欧洲文明之子”，在文明比较研究中对于欧洲的理解是他对科学——尤其是社会学——之理解的根基。在韦伯思想中，禁欲精神与此种“支配世界的渴望”之激情相悖反的结合，作为“精神分裂症”的新形式，更为典型地表现在思想层面的理性化形式之中，具有“无家”的色彩。这中间，中国所代表的东方文明是韦伯作为一个西方人思考自身的重要“界限”。

韦伯发现，在西方文明史里，从语言文字一直延伸到哲学传统的各种理性化特征以及作为这一理性化特征之核心的自然科学思维，都不见存于中国哲学及其社会文化。在欧洲，伦理理性化以及相应在知识方面“方法论主义”的最高形式存在于韦伯所使用的“科学”（Wissenschaft）这一概念之中。亦即，以一种理性化的方法论去理解和支配世界是“系统化知识”与相应的职业及其伦理的主要外在特征。这一对科学的理解有其文明观的根基，而这一根基之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清教传统所代表的“无家”式英雄主义及其卡里斯玛式激情。

在“科学作为天职”这一演讲中，韦伯的基本主张与他的新教研究一脉相承：科学是西方世界千年理智化进程的一部分，是深深扎根于西方文明之中的产物。同样，韦伯对这一知识理性化的困境也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对于科学之意义问题的回应也带有鲜明的“清教徒”立场，或者说一个无家孤儿的立场。

运用理想类型的方法，本文将韦伯理解成一名无家可归的孤儿，并非因为这是他个人生活的现实状况，而是说，这一“孤儿”式命运与精神气质以及秉承卡里斯玛式激情用理性化方式来理解世界和应对世界的行动——也就是作为天职的科学——出自他本人的文明认同和对现世的复杂理解。从新教研究中对于“无家孤儿”的刻画，到“科学作为天职”的演讲中所弥漫的此种精神，二者之间的亲和力关系，借用韦伯所尊重的学者威尔豪森的概念，堪称是“内在的演化”。它既是个人思想与内在倾向的演化，也是文明在个人思想中的体现。正是在这一点上，艾登认为，韦伯并非一个尼采式虚无主义者。而与现象学社会学传统之中关于“无家”的理解相呼应，雷蒙·阿隆在为韦伯所做的辩护中指出，韦伯实际上构建了一种“行动现象学”，他所揭示出来的“科学的局限”“思想与行动的矛盾”是对于“人类境况”的现象学描述的真正贡献。李猛则在对洛维特等学者的综述中指出，在韦伯对于“当代世界中人的命运”的思考中，“这种命运绝不是人的自由的反面……理性化的命运与现代人的自由相反相成”。由于在韦伯那里，此种思考主要落实在了社会学这门学科上，所以，“没有对生活秩序全面理性化的取向安排，社会学作为一项‘职业’本身都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社会学这种科学本身就是韦伯在日常生活里的“劳作”，是他的天职。在这个意义上，日常生活里的“要求”是一个现代人获得其自由、化解其张力的途径。如果按照李猛的思考，韦伯把理性化理解成一种塑造了西方现代社会“全新”的“生活之道”和“社会秩序”的“革命性力量”，是我们理解西方文化世界与社会之“精神气质”的根本性线索，那么韦伯的理解社会学就是他的政治社会学，韦伯本人的思想及其命运也都系于这一坚定执着的“孤独之子”的形象及其天职之上。韦伯作为欧洲知识分子之“先祖”不仅体现在个体性上，还体现在对于科学的理解以及相应的困境方面。李猛认为，这一困境实际上在于，作为欧洲文明之子，在一个“无家可归”的时代里，韦伯“无法……找到一套继续维持新教教徒的生存张力的伦理理性化的精神张力”，这就使得身处理性化历史命运之中的现代人难以找到自己的自由和尊严。所以，在韦伯身上固然集中体现了欧洲文明以及对于这一文明的反思，然而同样也继承了欧洲文明传统中最为深刻和实质性的矛盾。以施特劳斯为代表的对于韦伯“虚无主义”的批评，实际上恰恰是韦伯最为强大的地方：韦伯的生平实际上表现出了这样一种“真正能够在政治中找到‘自由与个性的空间’的孤独的人，以及在他们身上展现出来的‘超越日常的惯习’”。

在政治社会学的层面上，韦伯也表现出了同样的思考结构。在“政治作为天职”的演讲中，韦伯将对于“孤儿”的卡里斯玛的激情要求从科学家推广到每一个现代人，要求他们成为“十分平常的意义上的英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单纯的服从，秉承着卡里斯玛式激情的个体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完成属于自己的高度伦理理性化要求。此种在政治和日常生活方面对于每一个现代行动者的要求与他笔下的新教教徒的自我要求具有高度相似性。而在国家的层面上也是如此，诚如陈涛所言：“在韦伯这里，现代国家作为一个中立化的技术手段，恰恰就是其合理性之所在。或者说，国家不具有任何内在的价值，恰恰就是其价值之所在”。

总之，在韦伯这里，“家”真正隐遁了。非常明显，“家”并非韦伯的方法，“无家”才是他对社会学和科学之方法论的首要要求。在韦伯所处的西方世界之中，这一“无家孤儿”在表面的“孤独陌生”之下，有其“理性化与激情”“自由与尊严”“紧张与焦虑”等复杂共存的内在维度和要求。当然，从中西比较的角度来说，韦伯这一要求也有其吊诡之处：在“上帝”已经渐行渐远的时代里，也即在卡里斯玛式激情越来越缺少的时代里，意在去除传统，成就个体志业，改造世界的现代性无家孤儿，却需要具备在“家”中才能养成的天赋秉性，以及最重要的，对于这个世界无缘无故的爱。

虽然韦伯也曾强调，以科学为代表的欧洲要素，在现代社会获得了世界范围内的普遍性，然而这些要素得以可能的条件，或者用汉娜·阿伦特的话来说——境况，却来自西方特定的文明传统。韦伯所理解的科学是欧洲清教式的。这一理解落实在社会学上，其基本前提和精神气质都足以使其堪称一门精神分裂症式的欧洲独特学问，包括其理性化的基本特征、卡里斯玛式激情动力、天职观的自我要求以及作为其基本前提的对于家与个人之关系的欧洲式理解。

总之，在韦伯这里，“无家可归的孤儿”与“作为天职的科学”之间存在着强烈的亲和力。我们甚至可以说，“无家可归的孤儿”与“欧洲文明之子”这两种形象合二为一，既是韦伯在其学术思想中的自我认同，也代表了韦伯式科学所具有的欧洲文明的精神气质。“无家”的精神气质既是理解韦伯科学学说的重要线索，同时也表明，“科学”这个概念以及相应的“社会学”概念并非自我确证性和普世的，而是有其紧紧扎根于其中的文明基础。

近现代以来，在中国学界，尤其是社会学界，对于中国社会的总体性理解以及从文明比较视野出发对于中国社会的诸多研究，在追求文化自觉的诉求下，都关注到了“家”这个主题。20世纪前半叶的诸多经典研究与近年来的一些研究已然构成了一个理解中国社会的重要传统。学术史上从“家”出发而展开的文明比较，也纷纷进入当前社会理论研究的视野之中，已经堪称建设中国社会学主体性的一个重要内容。

这一研究传统和发现与韦伯的工作形成了鲜明呼应和对比。在国内近年来的韦伯研究中，以苏国勋为代表的学者，已经在文化自觉的高度上，将韦伯的工作视为西方文明的一个代表而对其展开消化和反思。我们在“家之有无”的视野中来看待韦伯的社会学，不仅是因为在其中确实存在这一线索，而且因为这一线索既是我们理解西方文明及其具有普遍性色彩的现代性的核心要素，同时也是我们理解受到韦伯影响的西方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的一个重要面向。在中国语境下建设和发展社会科学，同样要找到其根基，以发展出属于自己本土的“天职观”与相应的动力机制。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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