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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价值观念网络的变迁

2024/1/3 8:40:50  阅读:38 发布者: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10P138P139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社会学系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原题《中国价值观念网络的变迁(19902018)》,摘自《社会发展研究》20232期,刘翔英摘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剧烈且深刻的经济和社会转型。市场化和全球化改变了原有的社会资源分配方式,造成了群体之间不同的生存境遇,这一点在学界已有一定共识。那么,这些结构转型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本文使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用整体网的分析方法来构建中国的价值观念网络并测量其变化趋势。研究对问卷数据中的价值观问题采用一种新的分析思路:通过整体网络分析方法,构建价值观念之间的关系网络,利用网络结构特征构建测量指标,便于更好地检验价值观的变迁模式问题。本文构建三个网络指标来测量中国社会的观念变迁趋势,分别为观念连接强度、社群结构特征和结构因素的解释力度。这三个指标可对价值观念网络的多元化、区隔化或者同质化趋势进行区分。

为了测量观念连接强度的变化趋势,本文以价值观念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的绝对值为因变量,以时期为自变量,拟合多层次混合效应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大部分变量对的相关系数随着时间的变化基本保持稳定,仅呈现一定的多元化趋势。进一步研究显示,观念连接强度减弱这一结果是稳健的,并不会因为社会阶层、性别和受教育水平等结构性因素的差异而改变。

为考察社群数量和规模的变化,本文使用鲁汶算法对每轮调查的观念网络进行了社群侦测。研究发现,社群结构特征在19902008年的变化如下:社群数量从19902001年稳定在4个,在2007年上升至5个,在2010年后上升并稳定在6个。这说明,价值观念的分布趋于分散。与连接强度所得到的结果一致,支持了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假设。头部社群占比这一指标,是用来测量社群规模变化的。头部社群规模测量的是规模最大的两个社群的观念数占总体观念数的比例。该指标数值越大,说明价值观念更多地集中在少数社群中,网络呈现更加区隔化或同质化的特征。数值越小,则说明价值观念更加分散,网络更加多元化。从时间变化来看,规模最大的两个社群在1990年所涵盖的观念数目占总体的近80%,而在2007年后占比下降至60%左右,该结果也进一步支持了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假设。

社群数量以及头部社群占比这两个指标的变化均支持了中国人价值观念趋于多元化的假设。研究进一步比较了1990年和2018年观念网络的社群特征,希望通过这一方式,对观念网络进行具体的阐释,以探索多元化的主要表现形式。

本文以1990年的观念网络作为基点进行解读,继而比较2018年与1990年观念网络之间的差异。其中,1990年的观念网络中包含4个社群。综合这4个社群中所包含的价值观念,我们将这4个社群分别命名为“工作与家庭关系观念社群”(圆形节点)、“价值判断观念社群”(五边形节点)、“社会信任观念社群”(三角形节点)和“社会规范观念社群”(正方形节点)。其中,前两个社群更多地体现了人们在个人生活方式和价值判断方面的选择,后两个社群体现了人们对于社会秩序和社会规范的看法。4个社群的分类与现有关于中国人价值观念分类的框架具有一定的一致性,体现了“个人VS集体”“工具性VS价值性”两个维度交互下的四种类型。

1990年的观念网络中,价值判断观念社群的比重最大,共包括77个观念,涵盖了人们对于各个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和精神领域的看法。这个社群在2018年的观念网络中发生了分裂,成为3个子社群,分别为“个人成就观念”(五边形节点)、“政治与发展观念”(六边形节点)和“宗教与安全观念”(七边形节点)。价值判断观念社群的分裂说明,中国人的价值偏好越发分散,更少使用统一的逻辑对不同的价值领域进行评判。在1990年,对个人成就的态度与对政治议题的偏好处于同一个观念社群,知其一便知其二;而在2018年,知道个人的政治偏好并不能准确地预测其对于个人成就的重视程度。

需要强调的是,除价值判断观念社群外,工作与家庭观念社群、社会信任观念社群和社会规范观念社群这3个社群在19902018年期间并未发生过多的变化。这一结果说明,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存在着较大的稳定成分。中国人对于在家庭和工作中如何行事以及在对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的认知上仍然保持着稳定的共识,在市场转型的进程中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

为检验结构性因素的解释力度,我们以各个结构性变量与每个价值观念之间的皮尔逊系数的绝对值为因变量,重新拟合了多层次混合效应模型。结果显示,不同的结构性因素与观念间的相关系数有不同的变化趋势。主观阶层与价值观念之间的相关系数的变化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而性别与观念之间的相关系数显著减弱,但系数较小。也就是说,主观阶层和性别这两个因素对于价值观念的解释力趋于稳定,有所弱化,依然支持了多元化假设。但受教育程度的结果则相反。教育与观念之间的相关系数显著增大,但系数也较小。也就是说,受教育程度对于价值观念的解释力有所增加,受教育程度可能成为人们价值观念差异的主要来源。但目前系数较小,趋势并不那么明显。这一点在之后的研究中也值得进一步关注。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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