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被赋予了新的使命，尤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为新时代古典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进路：以古代文学经典浸润和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以加强起源研究和早期文学史的重构增强文化自信，以加强古典文学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再造文明，以建构古典文学研究的范畴体系凸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性”，以强化古典文学海外传播研究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以融合“汉学”疏通文明互鉴的“文学渠道”。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海外汉学；新进路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本文原刊《文学评论》2023年第5期
中国古典文学经典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表征，也是构成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特色”的重要文化资源。中国古典文学将实用与审美完美结合，既立足社会，又参与人生。古典文学生生不息，与时俱进，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1］（曹丕《典论·论文》），既有“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2］（《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3］（《古诗十九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4］（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家国情怀，也有“文以载道”“以文化人”“兴观群怨”“体国经野”“兴废继绝，润色鸿业”［5］（班固《两都赋序》）的社会功能。立足新时代，如何实现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为新时代古典文学研究提出了新要求，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为古典文学研究确立了新价值，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原则”为古典文学研究开拓了新视野。
一、以古代文学经典浸润和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
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也即人的主体性和文化主体性的自觉。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6］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首先就是要在实现共同富裕的同时，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为新时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
以文学经典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从《诗经》《楚辞》到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历代中国文学经典，在人生态度上，倡导刚健有为、宽容和谐、中庸之道。从孔孟老庄、屈原宋玉、司马迁到“建安七子”“竹林七贤”、李白、杜甫、“唐宋八大家”“关王白马”“前后七子”、龚自珍、黄遵宪，中国古代文学家在道德理想上，褒扬君子仁人、先公后私、重义轻利。在实践取向上，主张积极有为，知行合一。从《老子》关于宇宙万物生成的哲学寓言，《庄子》齐物论、逍遥游、人间世的社会批判，到《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7］（司马迁《报任少卿书》）的宏大叙事，至陶渊明采菊东篱、寄情桃源、质性自然的怡然自得，到李白梦游天姥、邀月举杯、抽刀断水的遗世独立，至苏轼吟啸徐行、烟雨平生的旷达平和，在终极关怀上，崇尚天人合一，万物一体，民胞物与。中国古典文学包含着丰富的人生智慧和精神文化内涵，可以引领和帮助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超越撄心的物欲，参透生活，认清自己，重返精神家园，这也是中国人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底色和底气。
以“诗骚传统”传承优秀文化基因。中国文学中一以贯之的文学传统是“诗骚传统”，它发端于上古三代，形成于春秋战国，影响及于整个古代。因其文学层面、思想观念层面和人格层面的丰富内涵，成为推动秦汉以后凝聚整合南北各族文学而不断建构中国文学多元一体格局的“精神动力”！由此形成一个动态开放的认同建构系统［8］。在周代“礼乐文化”语境下，“诗教”与“史鉴”互为表里，相互融合，是中国文学的“诗骚传统”形成和流布的关键。以保持族群记忆为核心功能的“《诗经》史诗”是周代礼乐仪式传承的主内容，而屈原的《离骚》《天问》则从个体认同角度创造性地升华和转化了这一制度化的族群记忆传承方式。萧统《文选》，赋类为首，而《离骚》居其要。于诗歌则首列“补亡”，承续《诗》教，次列“述德”“劝励”，以劝人孝亲崇德。可见《诗》《骚》实为其选文之核心。“诗骚传统”从文学创作、人格养成、价值观念等多个层面产生持续不断的影响。明代俞弁《逸老堂诗话》载元代诗人卢挚曰：“大凡作诗，须用《三百篇》与《离骚》，言不关于世教，义不存于比兴，诗亦徒作。”［9］王国维指出：“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10］“诗骚传统”的影响不止于古代中国人，也使正在向中国式现代化迈进的当代人感受到“中华民族文艺创造力是如此强大、创造的成就是如此辉煌，中华民族素有文化自信的气度，我们应该为此感到无比自豪，也应该为此感到无比自信。”［11］
以古典“诗教”加强培根铸魂。“诗教”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和优良传统。早在《尚书·尧典》中就提出“敬敷五教”，即进行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伦理道德教育。命夔“典乐”，即进行音乐和诗歌教育［12］。春秋时代，孔子以《诗》《书》《礼》《乐》《春秋》，分“德行”“文学”“言语”“政事”四科培养学生，尤其注重《诗》的教化功能。《礼记·经解》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13］则见其人格涵养之功。
屈原在继承《诗》教的基础上，创作了“可与日月争光”的心灵史诗《离骚》。既是对“诗教”的弘扬，也因得到人民的爱戴同情而成为“诗教”的内容。刘勰称赞“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14］。屈原坚持真理、崇德好修的高洁情操，举贤任能、修明法度的政治理想，心系宗国、九死不悔的爱国情怀，嫉恶如仇、体解不惩的斗争精神，体现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和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诗教”哺育和激励了历代志士仁人和进步作家！
到了近代，被胡适称为“文字收功，神州革命”的梁启超，强调文学经典对国民性的启蒙作用和道德的滋养功能，主张“弘诗教以新吾民”，提出“文学救国论”［15］，特别指出：“为修养受用起见，《论语》如饭，最宜滋养。《孟子》如药，最宜祓除及兴奋。”［16］由重视弘扬“诗教”而更扩展到整个中国古代经典。体现了他“以为良好的政治，须建设于良好的民众基础之上，而民众之本质，要从物质精神两方面不断的保育，方能向上。故结果殆将政治与教育同视”［17］的思想。
除此之外，中国文学创作主体的一体多元特性、文学经典表达的“自然观”“天人观”“天下观”“义利观”等，也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相契合。新时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还要细化和深化汉族文学与其他少数民族文学的交流交融关系，尤其要注重各民族史诗、口传文学文本整理，注重以精深的研究建构“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学的新格局。通过提炼各民族文学经典中的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基因，以审美的有效方式凝聚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还应当加强古代汉语文体演变史研究，关注海外华人古代汉语诗词的当代创作发展及其文化认同功能的研究，以增进对中华文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的认同。
二、以加强起源研究和早期文学史的重构增强文化自信
从中华文明起源的高度，通过文学起源研究和早期中国文学史重构，呈现早期中国神话传说、诗歌、散文等方面的辉煌成就和世界高度，提出中华文明探源的“文学方案”，切实增强文化自信，有力回击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想。
早期中国（公元1世纪前）文学具有源头性、奠基性和原创性。以考古发现新史料建构早期中国文学史，对中国文学和华夏文明具有“溯源”和“正名”之意义。早期中国的时间维度向上延伸，空间范围全面拓展，文明的起源、内部结构和发展进程逐步清晰。中国上古研究“走出疑古时代”和“重写学术史”成为共识。
中国文学起源研究和早期文学史的重构，第一是要运用传统文献整理方法和现代数字技术系统整理考古发现岩画、彩陶图像、甲骨卜辞、青铜器、简牍帛书等新史料，形成“文学起源”“神话”“诗歌”“文章”“作者”“观念范畴”等文学史料分类研究资料集。第二是用多学科交叉方式，对新史料进行理论分析和概括，重构早期文学和文学史。包括对“文学”范畴、文学的时间和空间上的延展与拓展、新的文学史料的阐发性研究、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的重建、研究误区的纠正等。
史前考古新发现与上古神话及神话史的重构。考古遗址、遗迹、遗物和图像等建构的“史前学”，为中国上古神话传说、神话叙事、神话思维、神话表象、神话仪式的综合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材料，突破了神话研究的文学视角局限，伸展到文字记录以外的原始生活场域（遗址遗迹）、史前图像（岩画、彩陶纹饰、器物装饰等）和民族志口头传说之中，最终构建起中国上古神话起源演变的时空坐标。基于考古文化类型学以及器物图像的“比较考古学”“比较神话学”，可以为中国上古神话与域外的传播交流构建一个“轨迹图”，并进而确定和厘清史前时代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及其对世界上古文明的影响。
考古发现新材料与早期诗歌史的重构。考古礼仪性建筑和遗迹遗物，以及数以万计的仪式展演的图像叙事，确证了先秦及秦汉典籍所载早期歌谣文本存在的“礼仪语境”，也为歌谣的起源提供了时间参照；数以万篇计的商周青铜器铭文，及简牍帛书（湖北荆门郭店简、包山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简、清华大学藏战国简、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北大简、安大简等），为《诗经》《楚辞》诗篇的断代研究提供了新的参照，使先秦诗歌断代研究成为可能。
借助考古学上以地域空间和地理环境为单元的史前三代考古文化类型学研究成果，可推导出先秦诗歌的地域性版图。如《商颂》为代表的殷商民族诗歌的空间分布与传播。再如春秋“一体多元”文化背景下的“风”的地区性分布，等等。地域性、族群性文化在同一文化地理空间的传续对先秦诗歌风格的影响。如在史前期即兴起于江、汉流域的荆楚地域文化，在先秦时期形成独特持久的地域空间内接续，楚辞和屈原为代表的诗人群体就是其长期积累的结果。
书写文化与早期中国文章文体史的重构。书写是确证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中国的书写文化起源很早且材料丰富。史前岩画刻符和陶器图像文字是最早的“书写”。殷商卜辞近百余万字，铜器铭文多达万篇以上，石刻文本和简牍帛书的总数也相当可观。由上述新史料和新文本出发，可以对先秦“文”“文章”的内涵和外延予以探讨，并对文章的创作机制、作者身份、文本流传、文体功能、文体演变等核心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具体包括：口述文化与书写文化；考古发现图像文字、器物符号与中国早期书写文化的起源；甲骨卜辞与商代书写文化与文章观念；铜器铭文与两周文章文体形成与演变；战国竹简帛书与文章文体的进展及书籍形成。
甲骨、金文、简帛、石刻等数量众多考古新史料可以为早期中国文学史提供坚实可靠的文献基础和开放的理论参照，也可为中国文学正本清源，重构早期中国文学的中国范畴，扩大轴心时代中国文学的世界影响。
三、以加强古典文学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再造经典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方法，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实际，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的结果。在此语境下，中国古典文学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首先是要围绕研究问题、阐述学理、再造经典几个方面展开。其次是要在现代化语境下解决自身的传承和发展。
新时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是加强对文学经典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化的会通研究，从学理上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性和本质特征。
文学就是人学，文学史则是全部历史的一部分。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论述是其思想体系的出发点和基础，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就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或者说就是人的全面发展。由此出发，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异化，批判只有赤裸祼的金钱关系的“单向度的人”［18］。中国古典文学追求真善美统一，褒扬知礼之君子，批判无礼之小人。《诗经》中的《相鼠》一诗说：“人而无礼，胡不遄死。”［19］《礼记·曲礼》说：“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20］古代经典作家都主张崇礼尚仁。《论语·里仁》：“君子去仁，恶乎成名？”［21］《庄子·逍遥游》追求“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22］。无己即去己去欲，扬弃小我，臻至与天地精神独往来的境界；无功即无为而无不为。无名即不为虚名所累。这种关于人的本质的表述，以及对人的异化的批判，与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可以形成会通。通观中国文学史，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阶段人的发展涉及的“六对矛盾”——人与自然、人与人、人的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的解决，在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中都有形象表达和深刻思考。明乎此，我们就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23］的卓越论断所蕴含的深刻学理和普遍道理。
其次，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理想，尤其是中国式现代化所擘画的现代化的中国蓝图，与中国古典文学对理想社会的描述也可以形成内在会通。法国学者谢和耐指出：“在所有西方哲学中，马克思主义看来是最接近中国思想总方向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很快大受欢迎，其原因大体是与中国传统有许多相似之处”［24］。实际上，对“大同”“小康”的系统描述出自《礼记·礼运》。而“小康”的则可上溯到《诗经》。《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汉人郑玄释为：“今周民罢劳矣，王几可以小安之乎？爱京师之人，以安天下。”［25］“小康”指在上者使老百姓安居乐业，并推而广之，治理天下。
孟子根据他在滕国的仁政社会实验描绘了儒家理想中的社会景象——“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26］——是根据孔子仁政思想对《民劳》“小康”的扩充。发展到《礼记·礼运》中的“小康”［27］，遂初具规模。
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则将“小康”做了诗化呈现：“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 ［28］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种秋收，不饥不寒。幼有所长，老有所养。尊礼法古，和谐幸福。几可与《礼运》“小康”一节对读。袁行霈先生指出：“渊明藉此以寄托其理想也。渊明所关心者原是其本人之出处穷达，《桃花源记并诗》则超出个人之外，而及于广大人民之幸福，此点应特加标举。”［29］
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所凝结成的“小康”，是一种民族心理。“中华民族的先人们早就向往人们的物质生活充实无忧、道德境界充分升华的大同世界。中华文明历来把人的精神生活纳入人生和社会理想之中。”［30］邓小平同志、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小康”并带领中国人民历史性实现“小康”，是顺应历史和民心的伟大创举和丰功伟绩。中国古代经典中的“小康”“大同”，为中国式现代化及其路径提供了强大的历史逻辑。
其次，古典文学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就是“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31］。古典文学经典，语言是古汉语，阅读有困难。需要对文本进行整理、注释、译介，以便适应今天的读者。另外，古典文学经典的叙事方式、情感体验、审美趣味、价值理念等与产生于古代，也需要进行必要的现代转化，充分供给适应现代社会的“新经典”。再次，古典文学经典化的完成过程是以农耕文明为背景的慢生活、缓节奏传播，面对今天的读者所面对的网络化文学传播语境，古代文学经典需要完成传播方式的古今转换。要运用数字化、融媒体和互联网，让文学经典活起来动起来。既注重文学经典的数字化、可视化，也做好学术经典和文学经典的大众化，使之在创造性传承的同时，致力于国民文学素养和审美水平全面提升。
四、以建构古典文学范畴体系凸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性”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必须实现理论自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32］。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新时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应当致力于建构中国特色的范畴体系。
其一，要重构符合中国古典文学实际的“文学”“文章”“文学批评”范畴。范畴的“赋义”应当由众多的文学实践中自然形成或由具体“事件”归纳而来，不可走“观念预设”“理论先行”的路子。
如“文学文本”的重构。“早期中国文学”的“文本”既包括《诗经》《楚辞》、诸子、史传等内容，还应当包括图像文本（史前岩画、彩陶纹饰、器物纹样、帛画等）、口述文本和以往被排除在外的非纯文学文本（甲骨卜辞、铜器铭文、简牍帛书等）。历代文学研究范畴的建构也可以循此进行。
“创作”“写作”概念的重构。通过梳理考古发现的各类书写文本的产生过程，可知先秦时期的“创作”“写作”并非个体化的、基于审美的表达，而是基于巫术和宗教，或者基于“制礼作乐”，或者基于行政和人际协调等目的。如此，早期“创作”，就可以界定为基于一切现实生活的需求而进行的书面或口头的表达行为，其呈现形式可能是书面的，也可能是口头“文本”；可能是文字“文本”，也可能是图像“文本”，当然，也有可能是多层次的“混合性文本”。
此外，还有涉及中国历代文学本体、主体、传播和评论的历时性概念范畴及其演进史和“范畴丛”的构建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其二，要努力实现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方法论现代化。要建构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全面借鉴和吸收西方古典学和文学研究的理论，系统总结中国古代从先秦以来形成的文学研究方法，实现新时代古典文学研究的方法论自觉。如传统经学的注疏法，孟子“知人论世”法，《诗序》“诗史互证”法，刘勰“释名彰义”“选文定篇”“敷理举统”法，“文变染乎世情”法，乾嘉考据学，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等等。
其三，要努力实现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文化自觉。坚持人的现代化的问题导向，回应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日益高涨的精神文化和审美需求，并通过文学经典教育和普及实践提出解决方案。应当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讲好中国故事，形成与一切错误思想做斗争的文化自觉。
其四，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要着力发掘并弘扬蕴含其中的人文精神。中国古典文学从神话时代始，就体现了对人的命运的关切。大禹治水、夸父逐日、愚公移山等神话故事，歌颂了为民造福的神话英雄。精卫填海、刑天舞干戚的传说，则体现了人在面对异己力量挑战时的斗争精神。早在春秋时期，鲁国的叔孙豹就提出了“立言不朽”的创作思想［33］。叔孙豹论不朽，超越了生命有限性，追求人生终极价值，是最早关于人生价值的经典表述［34］。立言不朽开屈原发愤抒情、司马迁发愤著书思想之先河，影响甚大。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也特别强调“诗言志”“乐合德”“修辞立其诚”“文如其人”“知人论世”等标准。这个深厚的人文传统，强调厚生利民、以人为本、爱国进步、诚信质朴，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五，古典文学研究还要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一部中国文学史，既是各个时代少数经典作家和他们创作的文学作品构成的，同时也是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民间无名作家和民间口头文学所形成的，更是由最普遍的民众共同参与传播与评论的文学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35］古典文学研究应以此为指引，重新审视“五四”以来马克思主义学说影响下的古典文学“人民性”研究，站稳文学史研究的人民立场。
一方面，文学史上的经典化过程表明，凡是那些真实生动地表现了民众对真善美的追求的作家和作品，就会产生持久的影响力，就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成为经典。也就是说，文学经典的形成中，作家是否运用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反映和表现他们的喜怒哀乐，成为决定性因素。比如屈原的《离骚》，虽然是他自己的“心灵史诗”，但因为诗人在继承《诗经》讽谏诗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运用了楚地民歌的形式，深刻表达了甘为理想而九死不悔的人格力量和忠君爱国的崇高精神，在当时和后世民众中产生了强烈共鸣，因此而成为不朽的经典。
另一方面，民间文学是中国文学的重要源泉和组成部分。如《诗经》作为中国诗歌的源头和现实主义的代表，其中的诗篇，绝大多数没有留下作者的姓名。十五国风和小雅中，大部分带有民间色彩，不能将其一概视为贵族的作品。再如历代乐府诗、民间歌谣、民间故事，以及海量传承于民间艺人之口的活态说唱艺术和大型民族史诗等，也都是由众多的民间作者集体智慧的凝结而成。虽然近百年来学者们搜集文献资料、有关专题研究等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仍然有很大的研究空间甚至空白。新时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应当既注重书写文本，也加强口头文本和民间文学研究。
五、以强化古典文学海外传播研究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其四是新时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应推动中国文学经典的世界传播，以文学的亲善方式促进“一带一路”民心相通，通过文学想象共同体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
学界应重点研究总结先秦汉唐以来中国文学经典的海外传播经验及其重大影响，为构建“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发挥文学使节的作用。《左传》记载春秋列国的“赋诗外交”，这是轴心时代中国人“化干戈为玉帛”和平外交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人对文学与外交的独特贡献。《穆天子传》不仅反映了周代中原礼乐文明与草原游牧文化的接触与交流，而且也是最早有关中国与异域进行文学交流的记载［36］。诗歌成为了双方表达和平外交意愿的最好的使者。
张骞出使西域后，汉朝与西域的交流逐渐展开。汉武帝元封六年和亲乌孙，史载公主在乌孙“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细君公主和之后的解忧公主及其随行者数百人，不仅将汉朝先进的农耕技术传至乌孙，而且将“诗骚传统”传播到伊犁河流域，也促成了汉宣帝于“元康二年……置官属侍御百余人，舍上林中，学乌孙言”的文化交流盛事［37］。文学经典成为丝绸之路中外交流中实现民心相通的亲善使者，谱写了文学外交的盛世华章。
汉魏六朝，域外文学的传入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例如佛经故事对汉魏六朝小说题材和形式的影响，西域音乐对乐府诗的影响，印度佛经梵呗诵读对于汉语诗歌由古体诗向近体诗的转变的影响，等等。其中尤其重要的是来自龟兹等国高僧的梵呗经诵对于“永明体”“四声八病”的发现的助益与启示。陈寅恪先生《四声三问》曾言：“建康为南朝政治文化之中心，故为善声沙门及审音文士共同居住之地。二者之间发生相互之影响，实情理之当然也……鸡笼西邸为审音文士抄撰之学府，亦为善声沙门结集之道场。永明新体之词人既在‘八友’之列，则其与经呗新声制定以前之背景不能不相关涉，自无待言。周颙……其与沈约一为文惠之东宫掾属，一为竟陵王之西邸宾僚，皆在佛化文学环境陶冶之中，四声说之创始于此二人者，诚非偶然也。”［38］因为发现和总结出了汉语自身的声律节奏，中国诗歌从此走上“律化”道路，为唐宋诗歌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盛唐文化影响到东亚各国，汉语诗歌承担了重要的外交角色。据统计，当时共计接纳12批日本遣唐使，玄宗朝送别遣唐使藤原清河及留学生阿倍仲麻吕（汉名朝衡），皇帝与王维、储光羲、李白、刘长卿等著名诗人赋诗相送。阿倍仲麻吕也有赠诗。《全唐诗》等所收日中文人唱和之诗共计129首，其中唐朝56人，诗66首；日本23人，诗63首［39］。日本遣唐使的诗作真实记录了当时中日文化交流，从文学角度见证了强盛的大唐文明包容开放的精神。
宋元明清时代至近现代，中国古典文学在中国与各国的文化交流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的例证就更多了，不再繁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他们想了解中国，想知道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想知道中国人对自然、对世界、对历史、对未来的看法，想知道中国人的喜怒哀乐，想知道中国历史传承、风俗习惯、民族特性，等等。这些光靠正规的新闻发布、官方介绍是远远不够的，靠外国民众来中国亲自了解、亲身感受是很有限的。而文艺是最好的交流方式，在这方面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40］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古典文学研究应注重文学经典的海外译介和传播研究，让全世界在审美过程中感受中国文化的包容与开放精神，助推建构睦邻友好、互利合作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六、以融合“海外汉学”疏通文明互鉴的“文学渠道”
“海外汉学”越来越成为海外精英了解中国的重要渠道。应加强与域外汉学界的沟通交流，努力疏通文明互鉴的“文学渠道”。以开放包容的姿态，通过融合“国学”与“汉学”，再造古典文学研究的“新学”，以“文学研究共同体”推动“国家形象建构”。
早在汉唐或更早，中国文学经典就已传到域外，域外世界也开始借助中国文学经典了解中国和中国人。17、18世纪的欧洲形成“中国文学热”。纪君祥《赵氏孤儿》被译成法文、英文、意大利文出版，并先后被剧作家改编上演，在欧洲引起了普遍关注。通俗小说《好逑传》也在1761年被维尔金森译介到欧洲，成为欧洲各国人们了解中国人的生活习俗和思想观念的必读之书［41］。19世纪初叶，美国人亨特翻译了相当数量的中国古代诗歌、戏曲和小说，“他还体会到中国人对待生活的文学态度和与众不同的对想象力的看重”［42］。英国的魏理译介了从《诗经》到袁枚的大量中国古典诗歌，对英美汉学界和诗人中影响深远。他的《汉诗170首》《中国诗选》等译作广为流传，行销近百年［43］。包括叶芝、沃尔夫、莫纹等很多欧美的学者和作家对他评价很高，正是在其译作引领下，欧美地区许多青年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兴趣，有的还走上汉学研究和诗歌创作道路。
中国古典诗歌的英译，对20世纪英美诗歌创作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最为典型的是以美国诗人庞德、休姆、佛令特、威廉斯、杜丽特尔等为代表的意象主义诗歌流派。庞德的英译汉诗集《华夏集》（Cathay），是对中国古典诗的再创作，如其中对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送友人》的翻译，实际上就是重写和改写。庞德还在《比萨诗章》第七十四章中化用《论语·学而》中的“学而时习之”章。莫文则认为：“我们对当今整体的中国诗歌译文负欠，我们深受这些译文对我们诗歌的持续影响。”“我们甚至难以想象，没有这种影响美国诗歌会是什么样子，这影响已经成为美国诗歌传统本身的一部分了。”［44］另外，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诗人史奈德和雷克斯罗斯等对寒山诗作了英译和研究。“这是因为：寒山子幕天席地、徜徉于大自然的生活方式多少呼应了美国青年所向往的生活，而他超然世外、泠然无求、宁静自在的心境也是他们追求的境界。”［45］通过这种特别方式，美国诗人对中国古典诗歌予以接受，而中国古典诗歌也藉此“互鉴”，参与了20世纪英语诗歌现代化进程。
美国学者梅维恒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汇集了近年欧美汉学界中国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其预期读者是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和非专业的“东亚裔的美国公民”。这是因为“随着美国大众对中国文化越来越熟悉，越来越多的东亚裔美国公民开始对自己原民族文化遗产感兴趣，许多人希望能够读到一部全面而且目标多元的中国文学史”（《序》）。随着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和吸引力越来越大，使得海外的华裔族群尤其是第二、三代华裔移民群体产生了强烈的了解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的冲动。这种现象与同样背景下中国本土近年来出现的“国学热”“古典诗词热”有某种相似［46］。应引起关注并予以认真总结。
其次，古代乡村文学空间和早期记忆的研究。比如认为“国风”是“讲述田间乡野日常生活的故事插曲。这些诗歌与‘雅’‘颂’中的诗歌形成了鲜明对比，让人想起游说者的小故事（‘说’）——游说者以此来博听者一乐，同时也教导他们”［47］。还有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关于《诗经》的论述中指出：“这部诗集既包含了统治者的声音，也有普通民众的声音；既有神话记忆与仪式庆典的诗歌，又有表达爱与希望、孤独与绝望的抒情诗。正是这种对人类存在的宽宏视野，正是这种前古典汉语庄严肃穆、率真质朴的表达，使得《诗经》成为了中国文学的基础性文本。”［48］这些观点都令人眼前一亮。汉学家秉持“研究早期中国必须借助国际化与比较性的研究进路”［49］的立场，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和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了参考。
古人云：“大乐之成非取乎一音，嘉膳之和非取乎一味，圣人之德非取乎一道。故曰：学者，所以总群道也。群道统乎己心，群言一乎己口，唯所用之。”［50］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51］这为新时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总群道”而用之指明了方向。
综上所述，中国式现化语境下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新进路，是一条遵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为指导思想的文学经典再造之路，也是一条以丰富广大人民精神世界和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双创”之路，同时也是一条运用“三方面资源”对中国古代文学范畴体系的建构之路，更是一条以兼容并包、和而不同为原则的“文学互鉴”之路。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早期书写与商周秦汉文学关系史”（22&ZD26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1］［3］［5］［7］萧统编：《文选》，第720页，第412页，第21页，第581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
［2］《春秋公羊传注疏》，《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阮元校刻，第4965页，中华书局2009年版。
［4］范仲淹：《范仲淹全集》，李勇先、刘琳、王蓉贵点校，第164页，中华书局2020年版。
［6］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第19页，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
［8］韩高年：《论“诗骚传统”》，《文学评论》2017年第5期。
［9］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第1316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10］王国维：《文学小言》，《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第219页，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11］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2016年11月30日），《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第26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
［12］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192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13］孙希旦：《礼记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1254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14］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第46页，中华书局2013年版。
［15］韩高年：《“弘诗教以新吾民”——略论梁启超的〈诗〉学研究》，《光明日报》2016年5月26日，第7版。
［16］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第11—12页，岳麓书社2010年版。
［17］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第77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28］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
［19］《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阮元校刻，第673页，中华书局2009年版。
［20］［27］《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阮元校刻，第2664页，第3062页，中华书局2009年版。
［21］《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阮元校刻，第5366页，中华书局2009年版。
［22］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第17页，中华书局1961年版。
［23］习近平：《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2023年3月15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3-03/15/content_5746950.htm，2023年6月10日。
［24］谢和耐：《中国社会史》，黄建华、黄迅余译，第54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25］王先谦撰，吴格点校：《诗三家义集疏》，第909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26］《孟子注疏》，《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阮元校刻，第5798页，中华书局2009年版。
［28］［29］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第330页，第332页，中华书局2011年版。
［30］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3月28日，第3版。
［31］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3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第20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32］习近平：《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第478页，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
［3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1087—1088页，中华书局1990年版。
［34］钱逊：《传统的人生价值观及其现代意义》，《洛阳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35］习近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第288—289页。
［36］韩高年：《“前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与文学交流——以〈穆天子传〉为核心》，《文学遗产》2018年第2期。
［37］韩高年：《文学共同体观念视野中的“诗骚传统”与“三大史诗”会通》，《文学遗产》2022年第3期。
［38］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陈寅恪集》，第377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
［39］张步云：《唐代中日往来诗辑注》，第2页、第216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40］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第206—20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41］许明龙：《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第140—141页，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
［42］程章灿：《〈望厦条约〉前一个美国人的中国文化知识》，《文明对话：本土知识的全球意义》，刘海平主编，第413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43］程章灿：《东方古典与西方经典——魏理英译汉诗在欧美的传播及其经典化》，《中国比较文学》2007年第1期。
［44］［45］钟玲：《美国诗与中国梦：美国现代诗里的中国文化模式》，第21—22页，第1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6］韩高年：《他山之石，可以为错——评梅维恒主编〈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文艺研究》2017年第9期。
［47］梅维恒：《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马小悟、张治、刘文楠译，第113页，新星出版社2016年版。
［48］孙康宜、宇文所安：《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1375年之前》，刘倩等译，第45页，三联书店2013年版。
［49］柯马丁：《超越本土主义：早期中国研究的方法与伦理》，《学术月刊》2017年第12期。
［50］徐幹：《中论解诂》，孙启治解诂，第9页，中华书局2014年版。
［51］习近平：《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第229—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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