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专访阎步克老师。在《酒之爵与人之爵》中，阎步克老师从史书对先秦爵制的记载入手，层层发问，步步推敲，最终结合文物和文献，对解答以下有关中国古代爵制的谜团提出了新的看法：礼书所载之“五爵”究竟为何？周人命名酒器，究竟遵循何种逻辑？作为酒器的“爵”，和作为社会等级制度的五爵礼制是什么关系？殷商之变，在爵制上究竟如何体现？
《酒之爵与人之爵》
副标题：东周礼书所见酒器等级礼制初探
阎步克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3年6月出版
（以下文字内容整理自视频）
周民族是中华礼乐的创造者，他们对于等级问题有一个非常敏锐的感悟能力和处理这类问题的卓越技巧，能够在生活中各个微小的地方来体现这种身份的差异。这样一点，在酒器等级礼制上也有充分的体现。
我在系里头开了一门很冷僻的课，叫“中国古代官贵等级管理制度”，它的内容就是把历代的品阶勋爵一样一样地讲给学生听。周代的爵制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品位，中国历史的连续性相当程度上就体现在爵制之上，它至少有2500年以上的历史了，我们很难在世界史上找到一个制度，它连续存在2500年。那么除了帝制2100年之外，就是爵制更能反映中国制度的连续性。为什么“爵”会一字二义，既是品位之称，又是饮酒器之称？比如我眼前这就放着一个茶杯，它跟我的教授头衔，就没有任何关系。那么，一个作为酒杯的器物，为何就成了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品位之名？这样一点，就吸引了我的注意。
西嶋定生有一个说法，就是最早的爵位来自饮酒礼上的敬酒行爵的次序和座席的次序，我觉得这个观点很好，就在这个课上讲给学生听了。为了图文并茂，我在提供饮酒礼场面的同时也提供了酒爵的形象，最初提供的就是三足青铜爵，后来进一步阅读古籍，看到了被用于饮酒礼的爵，它有五种不同的名称：爵、觚、觯、角、散（斝），有这么五种，它们的容量有一到五升之别。于是我就把这个知识点也顺口讲给学生听了，并且在PPT的屏幕上列出了五种爵的形象。
传统上人们所认为的“五爵”：爵、觚、觯、角、散
可是随后我又发现了一个问题，在周朝中期之后，青铜三足器就不再铸造了。那么这个问题就很大了，如果礼书中所说的爵、角和斝这种三足器在西周中期之后就不存在了的话，那么礼书中这些器物它指的是什么呢？因为礼书所记述的主要是春秋礼制的一个总结，那么在西周中期就已消失了的器物就不会出现在礼书之中。那么礼书中的“五爵”到底是什么器物，这就引起了我的一个兴趣。这样我就从魏晋南北朝史不由自主地进入先秦的礼器史、礼制史，和考古文物的相关，进入到这个领域中来了，开始了这个探讨。所以这也是一个偶然得之，我觉得学术研究，最有魅力的地方就是“蓦然回首，那人恰在灯火阑珊处”，偶然得之往往是最令人兴奋的。那么发现了这样一个新鲜的线索，前人没有提出解释的这么一个问题，这就是非常引人入胜的一件事情，我就开始积累这方面的札记了，大概就是这样开始的。
典型的“青铜三足爵”
随后我来检索相关的考古文物辞典以及相关的周代的青铜器方面的书，那么就看到了一个情况，就是在殷周时代，存在着这么五种青铜器被用于饮酒，那么其中的觚和觯，大致可以简单地认为是筒形器，另外的爵、角、散（斝）就是三足器这样的一个解释，我看到影响到了众多文献，比如说对儒家礼书以及其他经书的注释。遇到了爵、觚等等器名，也就是遇到了五爵的器名的时候，（这些作者）几乎都是用商周的青铜器来解释的，甚至先秦的其他文献中的“爵”字，也被解释为青铜爵。进一步视野再放开的话，我发现，比如说在影视，秦始皇手里拿着一个三足爵，刘邦手里拿着一个三足爵，曹操手里拿着一个三足爵。在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这个阶段，相关的爵的形象都被今人解释为青铜三足爵。可是这就会遇到两大障碍，一个是时代不和，就是周代的那五种饮酒器大致从周代中期开始就不再铸造了，这是一个时代的障碍。此外还有一个障碍，就是三足器——爵、角和斝，被认为是温酒器而不是饮酒器，所以这还存在着一个功能上的障碍。那么礼书中的五爵都被用作饮酒器，而在现代的青铜器解释上比如说相关的文物大词典上面所阐述的爵、角和斝，学者就把它解释成温酒器。那么温酒器和饮酒器用途不同，这和礼书中这三种器物的用法也存在着矛盾。简单地说，就是时代不合、功能不合，存在这么两大障碍。
觚和觯一般被认为是筒形器
那么，这个问题是如何发生的，礼书中的“爵”到底是什么东西，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了。后来读《韩诗外传》中的一条史料，其中说到了“爵一升，觚二升，觯三升，角四升，散（斝）五升”。以前这个记载，也有很多学者提到，但是好像都没有加以深究。我对《韩诗外传》这个说法，看到之后呢，忽然脑中电光一闪，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说礼书中的“爵”，它已经不是一个器形概念，是一个容量概念了，由此就提出了“容量化器名”。那么还提出了一个思路，就是从命名策略和称谓原理这个层面上来化解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最初的想法还比较简单：礼书中的“爵”应该是什么形状的，五爵的外形应该是什么形状的。在此之后，我就把容量问题和形状器形问题分开来看了。
《韩诗外传》，汉代韩婴所著
我首先利用《韩诗外传》，提出了一个“容量化器名”的解释，就是爵在典礼上使用的时候，它是一升的饮酒器之名，所以一升饮酒器就称之为爵，觚就是二升的饮酒器之名，也就是二升饮酒器就称为觚。以此类推，这个觯，就是三升饮酒器之称，角就是四升饮酒器之称，那么斝或者散就是五升饮酒器之称，它们用来指称大小不同的饮酒器。所以它们其实是容量概念，而不是器型概念，这样就是从称谓原理上，对礼书中的“五爵”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
当然随后我就要证明：为什么要把酒器分成五种不同的容量。进一步考察，就让一种“以小为贵”的“酒器等级礼制”浮出水面了。那么礼书中显示，礼器的使用，有以大为贵，有以小为贵的；有以高为贵，有以下为贵的；有以多为贵，有以少为贵的。那么这个酒器的使用，它就遵循着“以小为贵”这样一个原则：一升的酒爵等级最高，其次是二升之觚，其次是三升之觯，其次是四升之角，其次是五升之散（斝）。那么说它有等级之别，能够在礼书的记载中得到证明吗？那么大家看，我这个书中有一节专门来论证这么一点，就是尊者献以爵，卑者献以散（斝），尊者举觯，卑者举角。我举出具体的例证，证明这么一种“以小为贵”的酒器使用，是在典礼之中实实在在地存在着。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无人所知的一种容量化酒器礼制，而且是酒器等级礼制就浮出水面了，就是中国古人在饮酒的时候曾经遵循着这么一个规则：在饮酒过程中，有的时候根据一己的身份，有的时候根据对方的身份，而分别使用大爵或者小爵，以此来区分尊卑贵贱。
这样一个奇特的等级礼制，就是我这个视野不够开阔，至少在我目前看来，还没有在任何一个地方找到一个同类的制度，所以它是独一无二的。那么相应的考察，我们让这种容量化的等级酒器礼制浮出水面了，我想把这么一个结果提供给读者，就是说从商周“五器”到礼书“五爵”的这个变化，不仅仅是一个器形的演变而已，而是一个称谓原理，或者是命名策略上，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进而我们对礼器如何命名，也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在此之前，我们想礼器的名称可能和用途有关，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礼器的命名可能跟它的形状有关——根据外形来命名礼器，或者是根据用途来命名礼器。现在我们又有了更多的认识，比如我在书中提供了各种例子，一个是爵、觚、觯、角、散（斝），它们是一个容量的区别。这样就是说，如果再把一升之勺和用于罚酒的觥都联系起来一块观察的话，我就提出了一个容量系列，一加一、二、三、四、五，再加五，或者加七，这就是一套容量化酒器的一个整体的组合。
第一个，就是勺，为什么勺一升？因为五等酒爵恰好就是以一升、二升、三升、四升、五升，所以用勺给一升之爵盛酒的时候，一勺而就。要是给觚盛酒，那么两勺而盛。这个我觉得就跟在以前在食堂打菜似的，你买一份菜它正好一勺，两份菜恰好两勺，特别便利。所以，我们如果要概括这个五爵礼制的功能，那么就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概括：一个是从政治方面说，它服务于“以小为贵”这样一个等级礼制，让尊贵者使用较小的酒爵，卑贱者使用较大的酒爵，来区分身份。那么第二点，它是为了工作方便，比如一升之爵，一升的饮酒器就称爵，二升之饮，酒器就称觚，这样就相当之简便。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五爵等级礼制的揭示，就可以在器物的命名方面给我们提供一些新知。
战国《宴乐图》中人物用勺斟酒
商代八棱方觚
至于五爵到底是什么形状呢，它总得有一个器形吧？根据对春秋末年、战国初期，战国《宴乐图》的审视，我们看到上面的饮酒器大多都是筒形觚，所以我们目前可以推定，实际这些酒器它们都是筒形杯的形状，应该是这样，而不是三足器。相应地，以往用殷商的五器，就是五种青铜器来解释礼书中五爵，或者以礼书中五爵来印证早期的五种青铜器，这种传统的做法，就都可以考虑加以修改了。进一步说，从周代一直到秦汉，到魏晋南北朝这样一个漫长历史之中，我敢说没有一个“爵”字是青铜三足爵。所以相关文献如果在解释“爵”这个器名的时候，那么就要避免错误的解释方式，包括将来比如说拍电影、拍电视剧什么的，在酒爵使用的时候，也要避免出现用三足爵做饮酒器这种错误的做法。
我以前有一个想法，制度史的研究应该注重技术原理层面的揭示。就是以前研究政治制度，往往把它看成是一个政治史的附庸，所以在制度史研究上得到的结论应该能够在引申到政治史上去才算有深度，甚至教条主义严重一点的话，还要联系到阶级斗争上去。比如说军功爵，是适应了哪个阶层的利益，比如适应了地主阶级的利益什么之类的。但是我个人的一个期望，就是制度史研究应该有它的主体性。那么政治体制的研究，它就是一个结构和功能的问题，因此，技术原理应该是它的题中应有之义。有人就问了：阎老师，你说的“技术原理”是什么？是一种客观规律，还是一个什么东西？那么我就会这么做解释：比如说，我手上戴一块表，我习惯戴表，不习惯看手机，现在我戴的这块表它是电子表、石英表，很多年前，年轻的时候戴的表是机械表，那么机械表和石英表它俩的技术原理不同。这个技术原理，你不能说是客观规律——比如万有引力，咱们可以说成是客观规律，它也就是客观规律，natural law，是吧？可是技术原理有人为设计的因素，制度它也是人为设计出来的——也可能是自然生成的，但即便是自然生成的，我想它背后也有基础原理，它必须按照某种规律生成。就是一个制度，尤其是复杂的制度的形成，必然是若干制度因子发生互动的结果。
比如说在研究服饰制度的时候，我也希望能够从原理层面来揭示中国古代服饰等级制的变化，所以我就是从原理层面先建立一个模式，就是说服饰的分等、分类，它也会遵循着一定的原理。比如说，有自然分类，它基于自然差异：北方人戴棉帽子，南方人戴斗笠，这就是一种自然差异。此外还有一种执事差异：比如说医生穿白大褂，军人穿军服，搞邮政的一身绿，而这个是由于执事行业造成的服饰差异。还有一种差异就是我称为级别差异，它在同一套服饰之上通过不同的服饰元素制造等级，比如军装就是如此，它通过帽徽、领章、肩章、胸章什么之类的，来区分级别，这个叫级别差异。还有一种就是场合差异，比如婚礼上穿婚服，运动场上穿运动装，在家中穿休闲服，正式的场合穿正装，等等。那么古代的服饰，它也是如此，我们利用这些差异看古代服饰等级的分等、分类之法，那么就能揭示出一些规律性的现象来。
《宣和博古图》中的五种酒器
这一次，不由自主地进入了先秦酒器等级制这个话题，引一句诗，叫“误入藕花深处”，不由自主地卷进来了，那么居然也从技术原理的层面来揭示了礼书中五爵礼制的一个真相——主要是从称谓原理上提出了一个容量化器名的概念。那么进一步深化，其实还有文章可做，比如说我有一个推定，礼书中的五爵已经是一套容量概念了，但在此之前，在殷代，它曾经是一个器型概念，它怎么就从器型概念变成了一个容量概念呢？这个中间的过渡一定也有一个技术原理。所以在这本书中，针对转化过程，我又提出了这么一点，在实行“以小为贵”这样一个五等容量的酒器礼制的时候，礼乐人员遵循着两个原则：第一个是器物组合，就是几种相关的、曾经组合在一起的饮酒器名被用来命名五等容量，比如说筒形器和三足器的组合是殷代酒器组合的一个基本形态，比如“爵觚”组合、“爵觯”组合或者“角觚”组合、“角觯”组合，就是一个筒形器、一个三足器那么组合在一起。设计这种组合关系的，恰好就是
爵、觚、角、觯、散（斝）这五样东西，所以选择这五个器名，指五等容量，是遵循组合关系的结果。这五种昔日组合在一起的酒器，现在恰好把它们这五个名称拿来命名五等容量。
可是五等容量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爵一升，觚二升，觯三升？那么这个排序，我又指出，根据对殷代酒器的容量的实测，那么大致上说，我们能看到爵最小，觚较大，觯更大一些，角又更大一些，居然就能看到这么一个规律。所以五爵的排序，把爵做一升酒器之名，而不是做五升酒器之名，因为爵最初就是一个容量最小的容器。我还打了这么一个比方，假如我拿我们家厨房的容器来命名一升、二升、三升、四升、五升的话，我就用碟指称那一升，用碗指称那二升，用盘代称三升，用盆代称四升的容量，桶代称五升的容量，因为在我家的厨房里，碟最小，其次是碗，其次是盘，其次是盆，其次是桶，一个比一个大，所以这样五爵的命名的原理又揭示出这两条，就是刚才所说的，一个是组合关系，还有一个就是相对容积。假如我们进一步探讨，为什么会出现五器到五爵这样的转变，那么这项研究的意义又可以更多地展示出来。
学者有一个发现，青铜三足器最初是来自陶制的三足器，也就是说，陶制的三足器是青铜三足器的来源。而这种陶制的三足器，最初出现在夏文化和商文化分布的地区，在周族所生活的地区中，看不到这种陶制的三足器。我觉得这样一个情况非常有意思，它提示我们什么呢？就是说三足爵对于周人来说是一个外来的器物，不是它本土的产物，它是从外部引进的一个东西。
那么为什么要引进这么一个爵，这样一种三足青铜酒器呢？这个问题就有意思了。这种三足青铜酒器的使用，一定是对应着一种特定的饮酒礼俗，那么周人后来也跟风，时髦，学习殷商铸造这种三足的青铜饮酒器，一定就是他学习了殷商的一种饮酒之法。那么这种饮酒礼俗是什么？根据目前的迹象，比较大的可能性就是温酒，在饮酒之前可能有这么一个环节，用青铜三足爵来温酒，然后再用筒形的觚来盛酒，有这么一个程序。
杰西·卡罗森（1943 - ）
英国艺术史家、考古学家、汉学家
周族他本来没有这个习俗，比如说罗森的考察也显示，在陕西这个地区，族群有两个部分，靠东的那一个，他们的器物就受商人的影响，受殷商的器型的影响；那么靠西的一部分，它的器物就有自己的特色。所以我推测，就是说三足爵最初不是周人所发明的，周族很可能最初就没有那种温酒的礼俗，它对应着一种特定的饮酒礼俗，这种礼俗不是周族的固有礼俗，而是学来的、引进的。周初可能时髦了一阵，学习了这种礼俗，所以有一度铸造了这种三足爵，可是后来他们可能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这种温酒的喝法容易纵酒，而周初的统治者他们有一个顽固的观念，因为殷商的灭亡就是因为纵酒、酗酒造成的。《尚书》中不是有一篇“酒诰”吗？所以周人对饮酒这事儿是又怕又敬，因为在重大的典礼上还需要用酒，因为酒精，它的兴奋、麻醉作用，是任何饮料都没法比的——只有一种，毒品，除了毒品，无与伦比，所以为了赢得在行礼时那种特殊的心理感受，在周人核心的、主干性的礼典之中，还是有献酒、敬酒这样的环节，但日常生活之中就强调要节制，要限制饮酒。
由此我猜想，统治者就提出了这么一个要求，你们这些权贵要身先士卒，要带头少饮——贵族的品质就是节制，是吧？这个世界各国都是如此，周人也是如此，比如在进餐的典礼上，那么天子就“一饭告饱”，贵族可以多加几次饭，至于普通劳动人民，就是想就吃多少道饭就吃多少道饭。那天子就要通过“一饭告饱”来表示自己的节制。而在饮酒的时候，也是如此。由于统治者他一心想限制饮酒，贵族就有义务表现这种节制，所以身份尊贵的人用一升之饮酒器限制你的酒量，所以较小的酒杯或较大的酒杯，它是用来控制酒量的。由于在周初，统治者决意要采取一个措施限制饮酒，那么就造成了饮酒习俗的变化，很有可能周初最初是喝冷酒，是不温酒的，那么引入了三足爵之后，他们大概一度就温酒了，在放弃了三足爵的铸造很可能同时，又恢复了饮冷酒的风俗。所以有一位学者，他特别地强调先秦存在着饮冷酒的风气，这样一种习惯性的做法，但是我想指出的是，这可能是周族的习俗，殷商可能不是这样。所以在周初的时候，一大批酒器不再铸造了，青铜礼器的主体变成食器了。所以重酒器到重食器的这样一个变化，非常重大。
英国学者罗森把商周的变化称为“一场礼制革命”。那么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五器”到“五爵”转化的一个背景了。所以我就有一个强烈的怀疑，“五爵”变成一套容量化器名，就是在重大的礼制革命的推动之下发生的，所以我们研究容量化器名，又让一件事浮出水面了，也可以说是两件：就是殷周之间他们的风俗互相影响、文化互动，以及礼制上的一场重大的变化。那么两个族群之间的关系、两个不同风俗之间的关系，以及周代礼制发展史上的一场变故，也可以通过容量化器名变得更加清晰了。我想以往学者没有注意到的一个事情，就是说这种五爵的礼制，实际就是涉及殷周关系，涉及了一场礼制革命，是他们变迁的结果。所以说这个研究有什么意义？可以让我们看到商周史上的文化变迁的一些影子。
所以假如说我要对研究的意义自己做一个概括的话，首先，它的意义是我们在解释古籍的时候不至于见到“爵”字就把它说成是三足青铜爵，我们甚至可以说，从东周开始一直到宋以前，史书之中所有的“爵”字指的都不是青铜三足爵，没有一个字，你可以确指为青铜三足爵的。那么古籍的译注者，我想就可以给他们一个建议，不要把宋以前史料中的“爵”字视为青铜三足爵，我就有这么一个建议。第二个，对周代礼器的命名方式，那么这种“容量化器名”提醒我们，它有更多的可能性，不仅仅是按照器形命名，也不仅仅是按照用途命名，它有很多非常复杂的原理，等待我们去揭示。第三点，对周代等级礼制的探索，也给了我强烈的印象，所以我就有这么一个感觉，周这个民族是中华礼乐的创造者，他们对于这种等级现象，对等级问题，有一个非常敏锐的感悟能力和处理这类问题的卓越技巧，能够在生活中各个微小的地方，包括礼器的使用，包括座席的安排，各个细小的地方，来体现这种身份的差异，这样一点在酒器等级礼制上也有充分的体现。比如在我的书中就揭示了三套饮酒器，一套是由爵、觚、觯、角、散（斝）五爵构成的五种酒器，还有一套就是足爵、废爵和繶爵又构成了一套饮酒器，或者是献酒礼器，还有一套就是玉爵，那么是最高等级的，它其实也是漆木爵，但是由玉来作为装饰，因此它就更为高贵了。那么这几种酒器都运用于什么场合、在饮酒的哪个环节上使用、分别适用于什么爵级的人，也就是酒之爵。酒爵的等级和人的爵级是什么关系，我做了一个相对细腻的排比，并且用表格化的方式反映出来，可供读者来了解先秦礼制的精巧细腻和严整，深化我们对先秦礼乐文化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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