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管理学季刊
整理自：刘西川阅读写作课
理论是学术界流通的货币，尽管当前存在着一些对组织管理研究过分强调理论构建的疑虑 (Hambrick, 2007)。任何一个前沿管理学期刊都会要求发表的文章有理论贡献。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AMR)曾推出两期特刊讨论理论构建(1989, issue 4, and 1999, issue 4)，众多“编辑评论”也都在讨论什么构成了理论(e.g., Brief, 2003; Conlon, 2002)或者理论贡献(e.g., Kilduff, 2006; Whetten, 1990)。但现存的讨论未能对此问题进行全面的论述，关于做出理论贡献意味着什么的问题，学者们依然在努力寻找着答案(Bartunek, Rynes, & Ireland, 2006; Kilduff, 2006; Rindova, 2008; Smith & Hitt, 2005)。
一个呼之欲出的问题是“什么是理论”，当前并没有一个关于理论的普遍性的定义。“现在对‘什么是理论’这一问题缺乏共识，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行为科学中构建一个坚实的理论如此困难” (Sutton & Staw, 1995: 372)。本文采用了关于理论的一个简洁、被普遍接受的定义：理论是关于概念及其关系的陈述，揭示了一个现象如何以及为什么发生(cf. Gioia & Pitre, 1990)。我们认为一个更好的问题是“什么是理论贡献？”也就是说，理解一个现象的重大理论性进步意味着什么？理论贡献这一概念难以描摹的原因在于组织和管理研究不仅是一个折衷的领域(eclectic field)，还涉及多方利益相关者。我们不仅是从其他学科（例如，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等）借理论的“借方”，还需要同时和学者与业界人士对话。那么，还存在着一个宣称理论贡献存在的共识基础吗？在AMR过去18年的最佳论文中，仅有4篇同时也是截至目前被最多引用的文章。这一数据表明一篇文章在发表当下的价值和未来的价值之间似乎存在着间隔。
我们认为管理学领域需要进行一次反思，不仅需要明确当前什么构成了理论贡献，更重要的是，未来什么会构成理论贡献。对此，本文希望达成两个目标：一是明确当前做出理论贡献意味着什么，辨别出当前理论贡献的两个主要维度，每个维度下各有两个子类；二是构建关于理论贡献的理论，综合相关文献和前述的AMR的最佳论文、最高被引文章，本文指出需要重新框定理论贡献的重点，将实践取向作为未来的理论构建的焦点。
理论贡献由何构成？
综合现有文献，理论的“增值贡献”(value-added contribution)通常伴随着两个关键维度，Kildfuff将此简洁地表述为：“能够提供重要的[读起来有用]和原创的观点的理论文章就是成功的”(2006:252)。当前发表的理论相关文献表明，贡献指的是通过对某些方面有用(utility)来推进知识进步，并以此为某个现象提供原创性洞见(orginal insight)。
原创性。相较于其他标准，原创性对于AMR的评审人和编辑而言是“强制性的维度(dimension de rigueur)”。AMR的使命是“发表新理论洞见，以促进我们对管理和组织的认知”，编辑在描述偏向会接收的论文时表示“理论发展的期刊的使命就是挑战并拓展现存的知识” (Whetten, 1989: 491)。Conlon将“拓展现有认知”和“提供对一个现象全新的视角”区分开来(Conlon, 2002: 489)。无独有偶，Huff(1999)也对“对现有对话作出贡献”和“开启新的对话”区分开来。这一区分为进一步讨论原创性的含义提供了基础，即：原创性究竟是代表着渐进式的进展，还是启示性的、颠覆式的进展。
渐进式的洞见。Lewin(1951: 486)指出“没有什么比好的理论更有用了”，Van de Ven将此重新表述为“好的理论是有用的，因为它能够在学科规范下促进认知，并为关键问题的研究提供指导，同时启发管理界人士” (1989: 486)。在学术写作中，这一观点通常表现为“理论洞见来自某一个新变量如何通过重新组织我们的因果关系视图，来显著地(significantly)改变我们对某个现象的认知”(Whetten, 1989: 493)。然而对于编辑和审稿人来说，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去定义上述句子中的“显著地”——一篇文章需要针对一个现象提供多少额外的认知才能够达到这个显著的标准？正是由于这个问题难以回答，在过去的10-15年内，不少顶刊才出现了许多提供渐进式的洞见的文章。事实上，最近的编辑评论指出，促进渐进式的理解视角已经和微小的、边际性的、甚至是平凡的进步紧密相连，思考现象的微小的进步是一种朝着“平常的科学”(normal science)发展的方式(Kuhn, 1962)。当前的AMR和其他顶刊已经发生了转变，理论贡献需要更加具有启示性，对于组织学者而言要是不显然的。
启示性的洞见。理论只有在揭露我们之前从未看到、知道或构想到的东西时才具有贡献，“显著性”如何定义的问题和此观点紧密相连。Davis在1971年的“那挺有意思!(That’s Interesting!)”文章经常被引用，他表示研究需要是新颖的、反直觉的。“一个理论家之所以被认为是伟大的，并不是因为他的理论有多正确，而是因为他的理论有多有趣” (Davis, 1971: 309)。事实上，自从上世纪90年代起，AMR的文章必须是“新颖的、有洞察力的、仔细雕琢的”(Brief, 2003: 7)，这几乎成为了评审AMR文章的编辑们的主要标准。包括AMJ在内的顶刊也重新聚焦在了这一标准上，Rynes解释文章被拒的原因时表示“审稿人并不是判断文章的结论是否反对了之前的文献，而是是否反常识，还是‘大街上的路人’都觉得‘这有什么令人惊讶的地方吗？’”(2002: 312)
有用性。启示性洞见的条件对于作出增值性贡献来说并不充分，洞见还必须要是有用的。它必须要有“改进学者们现有的研究实践”(Whetten, 1990: 581)或者改进从业人士的现有管理实践的潜力。科学的有用性(scientific utility)指的是提高概念严谨性、提高某个观点的具体性(specificity)，提升观点的可测试性和可操作性：“理论为研究问题和研究设计提供凝聚性(cohesion)、效率、结构，以此促进科学发展(Kerlinger, 1973; Van de Ven, 1989)。在实践上，好的理论能够辨别出值得去研究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之间如何联系、以及为什么会相关。高质量的理论还要陈述关系的应用条件和边界条件 (Hitt & Smith, 2005: 2) ”。
相对应地，实践的有用性(practical utility)指的是理论被直接应用到组织里面的管理者或其他从业人士面临的问题上，或者如Hambrick所说，实践的有用性通过“对现实生活现象的观察，而不是‘学者们找到的文献中的漏洞’”产生 (2005: 124)。不过Hambrick的意思是实际中的实践问题是理论发展很好的方式，反之亦然。尽管科学的有用性和实践的有用性并不是互斥的，但当前期刊发表的现实是，实践的有用性对于理论贡献而言仅仅是边缘性角色（例如，文章中通常是在讨论章节中用几个段落对“实践启示”做一个讨论；可参照Bartunek & Rynes, 2010），许多编辑评论甚至完全忽视了有用性的这一维度。
原创性和有用性的启示
我们对文献的综述表明这两个维度都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两个子类，如以下2X2矩阵所示。
第一象限的文章：通常会满足编辑和审稿人的期待（作者注：正如Whetten指出的标准，“文章写得好吗？推进地有逻辑吗？读起来令人享受吗？文章的长度足以把主题讲清楚又讲得有趣吗？”(1989: 495)）。
第二象限的文章和第四象限的文章：仅仅满足渐进式原创或实践有用性，这对作者和编辑都提出了挑战，文章需要作出大幅调整，如果文章被认为有重要的理论贡献了，那么就可以发表；
第三象限的文章：会被编辑直接拒稿或者在第一轮审稿之后被拒掉（有时候学者称为“RWS”(嗤之以鼻的拒绝，Rejection With Scorn)）。
我们提出的上述模型揭示了以下几点：第一，原创性洞见维度可以看作是顶级理论期刊的持久性的标准，理论的渐进式进展虽然有价值，但并不能成为高影响理论构建期刊的基础。第二，在可见的未来，科学的有用性仍然会是理论贡献十分重要的方面。但我们的综述工作也揭露出了一个问题：那些具有原创性的文章所提供的启示性洞见，通常仅仅提供了整合此前思想和研究的模型或框架的新方式，但并没有提供多少新概念。我们从最高引文章和最佳论文的不匹配中还发现了这两类文章微妙的区别：虽然两类文章都具有科学有用性，但最高被引的文章通常更具有实践有用性。如果被引用数量最多的文章能够将理论有用性和实践有用性连接起来，那么这两类有用性便可以合并为同一个维度（我们将这一标志称之为广度(scope)）。
关于理论贡献的理论
结合以上关于理论贡献是什么的讨论，我们认为构建关于理论贡献的理论也具有贡献。现存的两类问题说明我们现在对理论贡献的理解仍然需要上升一个思想维度、朝着更广泛的影响力前进。
第一，Katz和Kahn(1966)认为学界承担着两类相悖的角色。首先，学术院所作为一个机构，承担着维持性角色(maintenance role)——通过咨询或教课，传播被证实过的观点和实践方法，让知识和行动结构化、稳定化、制度化。但同时，管理学院还承担着变革社会秩序的适应性角色(adaptive role)，通过前沿理论和研究生成新知识，质疑现存的思想和被广泛接受的实践方法，从根本上改变现行的做法。然而现实是我们投入了过多的精力在维持性角色上，并没有充分扮演好适应性角色。
第二，好的学术不仅仅需要具备实践相关性，还需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来辨别出未来需要被概念化的重要问题，而我们对这一点认识不足。导致这一问题的因素是管理学者仅为其他学术同行们生产知识，创造着一个封闭式工厂，这进而导致了对科学的重要性(scientific importance)的过度强调。简而言之，组织行为领域的发展导向了短期思维，Norman Lear将其称之为“我们时代的社会性疾病”(cited in Bennis, 2003: 15)，这一点也阻碍了学术研究为组织和社会适应性作出贡献。
实践相关度是理论贡献的重要维度
和实践的有用性脱节的根源。出于简洁性(parsimonious)考量，我们通常采用抽象的理论术语来描述概念性的含义。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意识到，这种专业化语言让我们离我们想要去描述和解释的现象本身越来越远。或者用学术语言说，远端语言通常会削减二阶理论构念与所被阐释的轴心方的经验的相关度（编者注：后面一句陈述是作者以此调侃）。
更糟糕的一种情况是认为理论和实践处于完全不同的世界中，因此不需要相互联系。Shapiro, Kirkman和Courtney(2007)认为在学者和业界人士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两类机制让他们“对话时擦肩而过”：一是阐释前的信息损失问题(lost before translation problem，在理论生成或研究进行之前观点已经和理论完全脱节了)；二是阐释中的信息损失问题(lost in translation problem，解释理论、发现和实践的相关度时的困难)。
缺乏实践的有用性带来了以下的问题：我们如何整合起学术界和从业人士对理论贡献的评价？首先，理论必须是实际问题驱动(problem driven)的，也就是说，要解决和实践相关的问题，无论它是和实践直接相关、间接相关、还是关系链条较长，而不是去解决一个狭隘的理论“问题”，不是去找下一个调节变量、中介变量或者仅仅因为存在gap就去填补理论。其次，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的职业内容是研究另一个职业，所以我们的理论贡献需要明确地赞扬实用性。我们需要解决目前需要被理论化的或者很快会被要求理论化的领域内的重要问题。Bennis和O’Toole(2005)指责当前的学者们限制了研究的广度，仅仅去关注好测量的变量，导致“方法崇拜(methodolatry)”，并没有揭示真正重要的事物，而是将它们掩盖起来。
实践 vs 实践取向的理论贡献。聚焦在实践(practice)这样一个根植于美国实用主义传统哲学基础上的重量级概念上，不仅让学者们意识到自己在研究重要的事物，还会为形成实用相关性(pragmatic relevance)的理论提供坚实的智识基础。实践方法的学术根基可以追溯到James(1907, 1909)和Dewey(1938; Dewey & Bentley, 1949)的研究上，他们认为理论知识并不是可以被占有的“实物”(object)，而是展现认识事物行为的动态现象。认识行为本身影响着被认识的实物和事物被认识的方式。因此，知识固有存在于个体参与日常生活的活动中。这一实用主义哲学取向影响了组织领域学术。知识被看作是实践（行动）和意义（认知）之间的递归式的对话(recursive dialogue)。理论学者们在考量什么是理论贡献的时候，就需要开展一种实践（从业者的行动）和意义（从实践中得出的理论贡献）之间更为紧密的对话。
评价理论贡献时的实践取向带来的最重要的洞见是，理论知识的存在方式并不是一系列脱离实践的构建理论的规则，而是不可避免地与实践中理论知识的表现(manifestations of the knowledge in practice)交织在一起（反之亦然）。采用实践的视角看待知识有两个要点：（1）知识被看成过程；（2）知识生产是理论家与善于反思的从业者之间递归式的对话。
如何增强理论贡献的有用性：预见性科学取向。由于理论研究的目标具有广泛性，理论成果经常难以直接应用到特定问题上。如果学者们仍想对当前的社会对话产生影响，更好地承担起社会的适应性角色，那么就应当将精力和能力更多地聚焦在管理和组织的未来趋势上。这样的观察表明，我们要努力发展理论的预见性科学(theoretical prescience)。预见性科学可以被定义为辨明我们需要知道的事物，并去影响我们需要知道的事物所处的智识框架，以此启发学术界和善于反思的从业者们所在的业界。
理论的预见性科学。亚伯拉罕·林肯的一句名言是“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是创造未来”，我们将其改写为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是影响未来可能发生和需要发生的对话。预见性科学，不仅包括了对未来发展趋势的敏感性，还包括通过前瞻性的意义构建和意义赋予来影响未来的趋势 (Gioia, Corley, & Fabbri, 2002; Weick, 1979, 1995, Gioia & Chittipeddi, 1991; Maitlis & Lawrence, 2007)。换言之，赋予模糊、信息不全的线索以意义，进行可能性的诠释，采取行动应对未来的组织的需求和环境的需求。预见性科学并不是要预测未来，更重要的是要参与和影响组织中重要问题的定义，进而揭示需要关注的重要领域——即从与组织和社会的关键问题相关的理论视角出发，关注到我们需要去认识的领域。这绝非单纯从智识视角出发去预测下一个重大理论是什么，或创造管理学领域的流行热潮。
当前对于理论贡献的构成的观点主要是概念的原创性和有用性（通常指的是对于发展未来学术概念的有用性），我们认为学术界需要采取预见性科学取向来推断出什么值得被认识和被概念化。随着时间推移，预见性科学越来越重要，科学的有用性和实践的有用性之间的分隔也会越来越模糊。
预见性学术(prescient scholarship)的特征。第一，预见性学术将关注点聚焦在未来问题的领域上。预见性学术取向并不是让学者们有千里眼，而是聚焦于投射的未来主义(projective futurism)。举个例子，气象记录显示气温达到历史新高，但我们并不能推断出全球正在变暖，但是我们却能在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等事实构成的坚实的理论基础上，推断出气候变化正在发生，我们必须要对此采取行动，而我们采取的行动就会带来变化，我们需要预料到可能存在的理论启示。预见性理论家会问的问题是“现存的模型在解释未来趋势上还存在着哪些不足，以至于我们需要不同的理论去解释现实在未来的投射？”预见性学者需要采取前景式取向(an orientation toward prospection)。然而大多数的组织研究都采取溯因式意义构建取向(retrospectively sensemaking orientation)，研究者通常问自己的问题是，现有行为会导致什么结果，从而更好地认识过去。因此，采取前景式意义构建能够让研究者把自己象征性地投射到未来中，并针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采取行动，然后立足于未来采取溯因式意义构建来理解可能发生的事件。
第二，预见性学术的理论构建聚集在意义赋予上。除了前景式的意义构建，意义的表达同等重要，它需要通过一种同时影响学界讨论和业界讨论的方式展开，同时去影响这些讨论的框架和要旨，以及围绕其产生的相应的行动。也就是说，研究者需要更精通于意义赋予(i.e., Gioia & Chittipeddi, 1991; Maitlis & Lawrence, 2007)，如此，学者才能更好地承担起社会适应性角色。这同时意味着要关注观点同实践之间的关系，找到一种所构建的意义（即理论贡献）的沟通方式，进而让业界人士认为其对实践有用，更好地理解理论贡献，增强其应用动机。我们不仅仅需要提供原创性或启示性洞见，我们还应当提供具备实践维度的新洞见，从而融合起亚里士多德的理论知识(theoria)和实践知识(praxis)，让实践促进理论产生，理论指导实践应用。组织研究的相关文章重视原创性和有用性这两个正交维度，但实际上更加聚焦在原创性维度上。我们认为学术的预见性取向能够激发学界作出更具广度的理论贡献的潜能。
实践启示
学术界最渴望的、最受重视的成果就是发文章，作为守门员，期刊编辑们很明显对学术界变革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力。如果顶刊的编辑队伍继续只鼓励有科学有用性理论贡献的文章发表，而忽视实践有用性，理论的发展也不会发生什么变化。
但如果期刊的编辑们能够对具有原创性和广度（科学的有用性+实践的有用性）的理论贡献持有更为开放的态度，并在给审稿人和作者们的指导中鼓励这些维度，那么审稿人也会逐渐转变他们对待理论贡献的态度。学术期刊的这一偏好转向也会令作者们作出更具实践有用性的理论贡献。如果我们不能够尽快改变学术传统，促进理论的实践相关性，针对更广泛的受众进行意义赋予，那么我们会继续忽视社会适应性角色，学术就注定会缺乏实践关联性，并削弱在描述、解释、理解和促进组织管理时的影响力。
来源：Corley, K. G., & Gioia, D. A. (2011). Building theory about theory building: What constitutes a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6(1), 12-32.来源于微信公众号Sociology理论志，康正炎译。
转自：“经管学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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