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周雪光
（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国际问题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本文原载于周雪光教授的微博
转载自公众号“社會學會社”
《社会学的想象力》（C·赖特·米尔斯 著，李康 译，李钧鹏 校）。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是一本看到书名就想阅读的那种书籍，“社会学的想象力“，多么诱人的说法。读书可以长知识，不难理解；读书而增长 “想象力”，这是另外一种境界。
想到这本书，是因为接了一个任务，应约介绍一下有关社会学学科的基本知识。我习惯在每个学期的开学之际，到学校书店去转转课程阅读书籍的那个区域，浏览不同学科不同课目规定的书籍，那真是令人兴奋的时光。在社会学入门课程（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的书目中，几乎毫无例外地看到这本书是规定读物。
于是找来一读，借以重温一下社会学的基础知识。我们这一代社会学学者，在1980年代初大四时从不同学科转来读社会学，然后匆忙地进入了研究生阶段，没有经过通常的社会学本科系统训练。现在读这本书，说是重温，其实是补课。读下来的感觉是，这不仅仅是一本关于社会学的入门读物，而且是关于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的俯瞰审视，在学术生涯的任何阶段读来都会有所收获和感悟。
一
书的开篇，作者已经调动起我们的想象力：这本书的目的是“界定社会科学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使命所具有的意义”。作者写道，在这个“事实的时代”， 信息主宰了人们的注意力，超出了他们的吸收能力。人们需要一种特定的心智品质，来帮助他们运用信息，发展理性，理解世界和自己的遭遇。这种心智品质，即是社会学的想象力。“所谓想象力，就是有能力从一种视角转换到另一种视角”。社会学的想象力帮助我们将个体放在特定的社会时空位置上加以审视和理解，因此可以把握世事变化，通过冷静的反思和敏锐的感受，认识到社会科学的文化意义。
作者对社会学做了极高的评价。“在思想上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某种思考风格趋于成为文化生活的共同尺度。” 如生物进化思维。“我相信，社会学的想象力正成为我们文化生活主要的共同尺度。” 它“承诺要结合更广泛的社会现实，来理解我们自身私密的现实。…… 所有这类感受力，其实就是人的理性本身，将会在世间人事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多年前我在康奈尔大学开始第一份教职时听说，在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的1960年代，在这个校园里一度有上千学生选修社会学入门课程。如此想来，作者的说法不算太夸大。
这本书分为两个主题：其一是对当时学科的基本取向的批判；其二是社会学思路和方法的见解和阐释。先破后立。
作者是美国社会学界的左派学者，著有《权力精英》等，对美国政治制度提出了激烈的抨击。书中也带有对美国学术制度的批判说辞。在前面几章中，作者着眼于批评三种倾向：一是趋于历史理论的倾向，没有超越具体空间；二是超越社会空间的抽象理论；三是针对具体社会事实和社会问题的经验研究，研究者成为“社会科学中某种打零工的人”。
虽然这本书出版于大半个世纪之前，许多批评犹如针对今天的学术界状况而言，仍然富有生命力。“我的观念反对将社会科学当作一套科层技术，靠‘方法论上的’矫揉造作来禁止社会探究，以晦涩玄虚的概念来充塞这类研究，或者只操心脱离具有公共相关性的议题的枝节问题，把研究搞得琐碎不堪。”
另外一些批评显然已经过时了。例如，作者花费很多笔墨来批判帕森斯的功能主义理论，其基本观点已为学界所普遍接受。在1960年代初，社会学界曾有学术领头人提出，功能主义可以成为社会学的一统分析框架。谢天谢地，这一预言没有实现，使得社会学今天有广阔发展的天地。这也应该感谢1960年代的社会运动，面对这些挑战，功能主义框架无力招架。人类学家道格拉斯提出，也有好的功能主义理论逻辑，可以应用于社会科学分析。我同意这个说法。
在批评功能主义时，作者提出了有关秩序与合法性间的关系：“制度统治者成功地垄断了甚至是强加了他们的主导符号。” 这一观点预见到了30年后布尔迪厄《论国家》中的主题。进一步的问题：垄断是怎样发生的？在历史上人们是如何抵制的，即“被统治的艺术”。这里提出了社会学研究的一项任务：需要解释合法性发生学过程，而不是仅仅接受和描述合法性存在的事实。（脚注：这里的合法性似乎应当译为“正当性”）
作者提出了好的社会学理论的特点。用我的简化表达来说，理论概念不能仅仅停留在句法上，而应该关注语义，即实质性意义。理论定义的目的在于让争辩聚焦于事实，将用语之争转换为事实之争，从而把争辩推向进一步的探究。进而，自觉的思想家需要意识到自己在什么样的抽象层次上进行研究，有能力和有意识地穿梭于不同的抽象层次之间。这是思想家具备想象力和系统性的标志性特征。
作者在第三章批评了那种只关注经验材料、就事论事，而不进行社会学分析的倾向，作者称之为“抽象经验主义”。这一章有些泛泛而言，感到作者不熟悉量化研究。在这本书出版后的大半个世纪里，这一领域有了长足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作者的批评。
作者还进一步讨论和批评了各种实用取向（第四章），包括自由主义实用取向的社会学研究风格和价值判断，及其对研究课题、社会问题的定义和选择的影响，等等。
作者专设一章（第五章）讨论了社会学领域中的科层制气质，即越来越高度组织化的学术活动，今天大家熟悉的学术团队活动。作者区分了两类学者和学术活动：传统学者的声望建立在个人能力获得的学术成果上，而新式的学术活动家“借用其声望特权而获得展示能力的手段”, 从而获得地位。
与此相关的另一议题是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以及社会工程间的关系。二战后西方社会经历了一个大发展时期，社会工程一度是热门话题和尝试，这一趋势也影响了学术界科层制气质。
从破到立，作者倡导“成为一位具备自觉意识的思想家“，释放而不是约束社会学的想象力，抵制科层式的社会科学和抽象经验主义。
二
作者关于“破”的诸多方面，已经为学界接受，今天读来不甚新鲜。与此相比，作者关于“立”的讨论有许多洞见。例如，从“人的多样性”（第七章）出发，引出社会结构、历史维度的思路。作者告诉我们，社会学想象力的意义之一，即是建立个体经历与集体命运的关系，有利于我们把握历史，把握人生，以及两者间关系。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涉及到一些课题：（1）社会的整体结构和要素是什么；（2）这个社会在人类历史上居于什么位置？（3）在这个特定时空中，人性是如何表现出来的？
也许是因为自己研究兴趣的缘故，我对有关历史维度的讨论尤其有兴趣（第八章）。作者强调，不能从一时一地的角度来研究问题。要认识到历史上的多样性，加以比较，从而提出好的研究问题。历史视角帮助我们超越静态分析，有助于认识结构，关注变迁。“这个社会是一种历史结构，除非我们接受具备历史特定性的社会学原则的指导，否则我们别指望能理解它。”
有趣的是，作者在这里特别提出了心理学的视角。“要想充分说清我们时代面临的问题——当下还包括人的本性为何的问题——就不能不坚持贯彻历史是社会研究的抓手的观点，承认需要进一步发展一种特别的有关人的心理学，既要接社会学的地气，又要有历史学的关联。” 文中花费了不少笔墨讨论精神分析研究，反映了二战后那个时期的研究热点。
然而，社会学的想象力告诉我们，“要想理解众生男女的人生，理解他们何以变成纷繁多样的个体，就必须结合那些让他们的日常生活情境在其中组织起来的历史结构。” 在这里，心理、历史、社会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作者提出了一个观察，即历史与当代社会的关联程度因不同社会而异。我在不同国家文化中旅行，尽量去参观当地的历史博物馆，对这一观察深有同感。有些文化的历史短暂，没有久远厚重的历史遗产。从这一比较的角度，可以更好地审视中华文明史在当代的意义所在。
这本书的写作背景是，二战之后美国经历了大发展和大转变的历程，也因此面临一系列挑战。作者写道：“也正是在这块领域，‘人性的本质’，即从启蒙运动传承下来的有关人的整体意象，在我们这个时代遭到一系列趋势的质疑：极权主义政府的兴起，民族志相对主义，人身上非理性的潜力之巨大，以及众生男女明显遭受历史转型影响的速度之迅疾。” 新的时代提出了新的问题。“无论是对于政治和文化的自由主义解释，还是马克思主义解释，都无法据以正确理解我们时代的主要发展趋势。这些思维方式兴起之时，被人奉为指导方针来思考某些类型的社会，但这些思维方式如今已不复存在。”
这让我想到，中国社会似乎也正在经历着类似的过程。也许，这是为什么阅读这本书时会产生许多共鸣的缘故。
三
这本书提出了社会学想象力的基础所在，从个人到社会、从历史到今天的结构性关联，特别是社会结构对机会的约束。有人说，社会学视角强调上社会约束，而经济学强调人的选择。这本书的主旨与这个说法毫无违和。
虽然这本书是社会学入门读物，在我看来，这些主题和内容远超过了入门读物。在不同阶段读这些题目，会有不同的感受。书中关于各种主题的讨论跳出了专业性研究，鸟瞰一个学科的格局和不同领域、不同维度的关联，对于从事具体领域研究的学者来说，也颇有启发和反思意义。
在AI兴起的今天，作者大半个世纪前的警示仍然应时贴切。“在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们是否必须面对如下可能性：人的心智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可能会在质量上和文化层次上愈益下降，却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这一点，因为技术上的新巧玩意儿不断累积，吞噬一切？” “在一个社会中，科学的技术、科学的合理性被赋予了核心的位置，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就会理性地生活，不再有任何神话、欺诈与迷信。教育的普及也可能会导致技术白痴和民族主义者的偏狭，而不是开明独立的头脑。”
阅读此书，回顾社会科学近几十年的发展，让我感慨的是，社会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部分地回应了作者的批评。例如，作者提出，在大变动的时代，大型理性组织日益增长，但大多数个体的实质理性并非如此。1960年代的社会运动、正式组织的扁平化和松散关联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回应这些挑战而产生的。在这个过程中，个体的实质理性也有了很大生长，如制度主义思想家John Meyer 所强调的那样。
还有许多方面可以继续讨论下去，不过，还是让读者通过自己的阅读来感受社会学的想象力吧。
这本书的中译版读下来流畅通顺，感觉很好。阅读时有两处略有疑问。第一，文中的合法性与正当性的翻译似乎可以统一到后者。第二，关于rationality vs. reason 这对概念的翻译，文中将前者译为“合理化”，将后者译为“理性”，这个译法还可推敲。Rationality通常指抽象的理性，与韦伯意义上的理性化过程相关（rationalization），在中英文翻译中一般都译为“理性”，在这里译为“合理化”费解。而reason的意思是据理思辨，与诉诸于直观感受相对。所以，将reason译为理性容易与通常的“理性”概念翻译混淆，引起歧义。
这本书读完了，但读前的那个念头仍然挥之不去：在“社会学入门”课上，应该怎样展示这个学科的脉络和风貌？怎样才能释放社会学的想象力？
转自：“社会学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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