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平台媒介与公共领域的危机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9期P44—P45

作者单位：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摘自《广州大学学报》2023年3期，崔晋摘

面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形态——“数字资本主义”——的入侵，哈贝马斯用“反公共性”来表达其对公共领域被破坏的不安。数字资本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新的历史形态，核心是按数据生产。数据类似产业资本主义时期的原材料，是生产的准备，只有经过算法赋形的数据—流量才成为有用的信息。而大数据、算法、机器学习等智能要件和环节是让具有复杂商业功能的媒介成为平台的前提；而媒介平台化，或平台媒介化又是让哈贝马斯主张的发生在公共领域的协商政治出现转型的历史性条件。

在“数据即服务”的口号下，传统媒介迅速向数字媒介转变，否则就会逐渐丧失影响力。传统的商业公司也加入收集数据、利用数据、按数据生产的行列，否则有可能被挤出竞争行列。世界范围内超越传统媒介组织形式和商业模式的公司越来越多，新媒体的出现和传统商业公司经营范式的转变意味着公共领域转型的到来。

平台状态下的公众及其行为大致具有以下几个特征。（1）平台用户用于接入网络平台的费用可以忽略不计，即几乎以零成本进入数字公共领域。在数字接入鸿沟几近消失的情况下，理论上全民参与成为可能。（2）平台用户在名义上都是独立的、平等的，具有知识生产的自主性。他们可以上传视频、语音、

、推文等数字化的媒介内容，突破了传统媒体让接受者始终处在受控的状态。简言之，平台用户既是信息的发布者又是接受者，实现了传播主体和客体的统一。（3）平台用户在理论上利用自己的独立身份发布法律没有禁止的内容，实现了形式上的言论自由，其内容可以跨行业、跨领域。（4）平台用户是自我赋权的，利用这种内容生产的自主性，用户可以形成具有自己独特个性的粉丝团，在粉丝团领袖的管理下形成信息茧房和回音壁。它们自动地排斥、清除、剥离、踢出与个人理念不同甚至相反的人员信息，保持新型洞穴中的封闭性。（5）由于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加持，聊天机器人参与了公共领域的交往，使得信息和新闻的生产和传播真假难辨，出现了“后真相民主”。除了平台用户外，另外两种行为者的行为也会影响公共领域的构成。一般而言，数字状态下的公共领域的主体/行动者包括三方：平台注册用户、平台供应方以及数据买主（广告商、商业公司甚至政府）。三方的互动直接影响到公共领域的商谈质量，间接影响协商政治。

先分析平台用户。从（1）（2）可以看出，由于数字接入鸿沟趋于消失，即在接入工具多元化，移动电子设备和通信技术普及的条件下，世界上任何角落的人都可以接入互联网。这就带来一个显而易见的后果：各种知识水平和观念结构的用户得以涌入数据平台，参与公共领域的数据生产、信息传递和意见交流。有些参与者对于某些新闻事件缺乏合理的解释能力，而当他们在试图理解时，要么以现有知识框架去剪裁，要么倾向于在算法控制下做符合权威意图的理解。第一种情况发生时，学习新东西或打破原有知识结构对他们而言是非常困难的；如果是在算法引导下，他们容易被控制，只是接受或认可了权威投喂的信息。因此，这部分用户沉迷在有缺陷的知识生产中，构成自我强化的漩涡，对公共领域起不到建设性作用。当（3）发生时，表面上具有言论自由的言语使用者和行为者，实际上最容易被算法控制，他们倾向于自我展示和自我重复的无效参与。随着算法操纵的注意力经济的实施，公众号、广告式的噱头，迎合用户趣味的需要将使得娱乐化、情感化和个人化的东西泛滥成灾，哈贝马斯称之为自恋式的展示和自我激励。这种用户行为的另一种集体后果是增加了数据剩余，导致后真相民主的链接不断地发生，并沿着恶的方向叠加、固化。

至于（4）所说的用户自我赋权，对公共性的破坏性可能更大。一个容易假设却又合情合理的事实是，在流量（以前可能是阅读量或收视率）竞争的压力之下，很多官方媒体或自媒体，甚至数字平台本身，都有动力设计有效地赢得粉丝的路径，这就与（5）联系起来了。接入互联网门槛的降低，将是商业化泛滥的契机；而流量竞争将使得内容提供方选择最博人眼球的策略。所谓网红经济就是自我赋权的后果之一。人们在自我展示和狂欢的平台上进行着数据生产的竞赛，似乎是一场没有输家的比拼，真假、是非、美丑不再是大家关心的了。没有谁在乎信息发布者（实际上是数字劳动者，即免费的数据生产者）属于哪个群体，能否代表公共利益，更没有人在乎假新闻。数据发布者和接收者都处在某种情绪和既有信念之下，接收者尤其容易被诉诸情感的假新闻控制，因此，假新闻比客观而真实的信息传播得更快，更容易被更多受众接受，并塑造接收者的态度。用户（信息接收者）在网络部落中成为无阶级、阶层所属的流众。所谓流众，就是指算法平台控制下网络数据的生产者和提供者。由于他们彼此处在分割甚至竞争、敌对的状态下，因此，无法以任何团体的形式向平台公司索取数字劳动报酬。事实上，他们都处在被平台榨取剩余价值却无能为力的尴尬状态。流众在真实的世界没有身份，唯一身份是在数据生成时获得的身份，即数字身份，这种数字身份以“流众”为统一名称，毫无积极的认知或实践意义。对于公共领域，由于媒介平台处于自我复制、循环的泛主体状态，无法看到公共领域的清晰形象，也无从对公共性作出贡献，未来的命运就是被越来越多的数据覆盖。

在流众无法利用数据采取有利行动时，算法—流量的拥有者——平台公司——在公共领域扮演的角色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哈贝马斯分析了新媒体（平台媒体）相较于传统媒体的几个特点：多中心主体、自我管控（弱管控，甚至无管控）、纯白板化（数字媒体空间等待用户的填写）。正是这三个特征蕴含着公共领域分裂的因子。

无论是平台用户还是平台本身，并非天然是公共领域的积极力量；相反，在失控的情况下，社交媒介平台和构成越发复杂的平台用户正在腐蚀公共领域。究其原委，就是隐藏在平台背后的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哈贝马斯认为需要对平台进行监管，协商政治和公共领域才可能重建。

“理想的对话情境”要求进入协商的多方明确意识到自己与他人的共在性，构成对话前提的基础性条件必须预先被参与方相信它们是真实可靠的。对话的基础性条件至少包括：具有言语能力和行动能力的对话者是真诚的，说的话是真实的且符合正当性标准。哈贝马斯要求参与方秉持交往理性，在对话中免于权力、市场和技术等系统的入侵。“理想的对话情境”不是外在的命题知识，而是内在的信念。人们要真诚地说真实的且符合正当性标准的话，在公共商谈中给出理由并向对方询问理由。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克服意见领袖操纵粉丝，防止专家们夹带私货，无偏私、公开和透明理应成为公共领域的常态。

除了秉持内在的对理想的对话情境的信念，哈贝马斯还认为，数字鸿沟的缩小可以让公共领域的参与者以更加平等的身份在反反复复的商谈中消解技术专家的支配权。由于流众的分散和匿名，他们无从组织起来形成对抗技术专家的垄断性权力，这一点必须在增强了能力的国家主导下进行。在哈贝马斯看来，平台资本主义促成了公共领域的急剧变化，同时也创造了经验观察上的积极条件，即进入公共领域的鸿沟在减少，平台和自媒体的出现让参与者更加平等，参与广度也在空前增加。这些积极的变化有可能改善公共辩论的质量，但是，进入网络公共空间的用户流众化，他们必须依赖国家的整合能力。国家整合能力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促使技术民主化和公共议题民主化。技术民主化能够越来越积极地扮演空间开启的角色，关键是民主国家对拥有大量数据的媒介平台监管介入的方式，以及国家必须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组织社会力量打破公共交往中的自我封闭和自我加强的怪圈。技术民主化和深层的社会平等的政治文化在多大程度上嵌进生活世界，在哈贝马斯看来，是衡量公共辩论的质量和修复公共领域的关键。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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