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9期P95—P96
作者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摘自《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年2期，罗浩摘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政党政治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政治伦理相结合的理论形态和制度创造。一方面，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使中国政党制度的结构形态与运行逻辑建构于彻底的真理性与真实的人民性基础之上；另一方面，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价值追求、制度要素和实践形态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增添了许多新的时代性内容。本文以“两个结合”为方法论原则，以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叙事逻辑为阐释框架，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实践和制度形态纳入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原初语境与知识体系中进行比较分析，从历史—文化—话语—效能的总体性视野阐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原创性贡献和时代性发展，这对于在新征程上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自主知识体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从百年来中国政党政治实践中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政党政治实践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大政治成果和制度创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创造，以规范的制度形态、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实践创新、科学的理论体系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增添了新内容，作出了原创性贡献，开辟了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崭新境界，以强有力的政治绩效打破了西方政党制度理论和话语“凌驾世界”的局面。
（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开启了在东方落后国家构建现代政党制度体系的先河，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政党政治发展的全新道路，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国化的重要制度成果。历史与实践有力证明，政党制度没有定于一尊的模式和样例。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充分、现代政党理念和制度伦理尚未完全形成、国内阶级阶层矛盾空前紧张、外部敌对势力轮番干涉的背景下，照搬西方政党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最终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社会阶级状态、革命动力结构特征出发，以“统一战线”为政治平台，构建起以中共为政治中轴、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为政治圈层的“同心圆结构”，实现了全国范围内革命力量的政治大联合和民主大团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共同支持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展现出强大生机和光明前景，成功创造了一条不同于西方政党制度、也有别于苏俄政党制度的全新政党制度类型。
（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现代政党政治逻辑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的政治产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注入强大政治动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历史传承性”与“时代发展性”的有机统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现代政党制度体系中的全新类型，归属于现代政党制度的基本范畴，因而具有现代政党制度的一般性规定，如民主性、制度化、开放性等。与此同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扎根中国大地、土生土长的中国制度，烙印着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历史传统和民族精神，不仅符合当代中国实际，而且符合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传统文化。《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也指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创造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倡导天下为公，以民为本，崇尚和合理念、求同存异，注重兼容并蓄、和谐共存，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也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发展提供了丰富文化滋养。”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现代政党制度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的重要政治成果和制度形态，极大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
（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造了无产阶级政党同其他政党民主协商、政治合作的新形式，创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这一原创性概念，有力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国化。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讨论的政党合作，主要是指工人阶级政党同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合作，两者合作的领域、深度和紧密性是由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倾向，以及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自觉性和行动自主性等因素共同决定的。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同民盟、农工党、九三学社等资产阶级政党进行了广泛合作，为新政协召开和新型政党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合作形态，在本质上就不再是无产阶级政党同资产阶级政党的合作关系，而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的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是政党协商的重要主体，2015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指出，中共中央同民主党派中央就以下议题展开政党协商：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有关重要文件；宪法的修改建议，有关重要法律的制定、修改建议；国家领导人建议人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以及年度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等重要问题；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的重大问题；其他需要协商的重要问题。政党协商的形式包括会议协商、约谈协商、书面协商等。作为一种政党类型学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是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的基本范畴，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作出的原创性贡献。“从战略高度回答了各民主党派的地位、性质、职能、目标、使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充分体现了我们党既遵循马克思主义经典原理又紧密结合中国实践经验的重大理论探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新突破及其中国化的具体体现。”
（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强大的制度效能和政治绩效为当代中国实现“两个奇迹”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以中国实践证实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真理性和价值性，实现了对西方政党制度及其理论体系的超越。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是从掌握革命领导权、夺取国家领导权的角度来阐述政党理论和政党制度的，因时代条件所限，他们无法对社会主义条件下政党制度如何发挥效用作出具体阐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社会整合、民主监督和维护社会稳定等重要功能，实现了执政与参政、领导与合作、协商与监督的有机统一，是当代中国创造“两个奇迹”的政治制度基石。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成功开辟出一条不同于西方政党制度的全新政党政治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在政党政治领域中的具体展开，能够有效克服西方政党政治实践中的失态、失控和失效问题。
第一，从组织载体来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组织体系具有健全完备的再生产机制。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形成了一整套党员发展、教育、培训、管理和监督的体制机制，中共党员队伍建设实现了从“重数量”到“重质量”的跃升。另一方面，中国八个民主党派也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组织成员发展程序和工作机制。
第二，从价值目标来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超越了西方政党制度的价值困境。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始终把人民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人民至上是中国政党制度的价值主脉和政治品格。从代表性来看，作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核心，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各民主党派代表所联系的社会各阶层、各行业、各界别群众的利益，因此，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体现了人民抽象利益与具体利益的有机统一、长远利益与现实利益的有机统一、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有机统一，具有广泛真实的代表功能。
第三，从制度效能来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运行平台，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价值支撑。
综上所述，历史维度、文化维度、话语维度、效能维度互为支撑、整体联动、不可分割，展现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原创性贡献的总体性视野，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崭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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