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9期P68—P69
作者单位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摘自《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23年3期，张云华摘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文明史”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反之则为“人类的史前史”。中央关于“文明”的最新解读是2020年9月28日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的：“我国考古发现的重大成就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笔者认为这里所说的“人类史”“文化史”及“文明史”即考古学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及“历史时代”，历史学的“原始社会史”（即习近平讲话中的“人类史”“文化史”组成的“史前史”）与“国家历史”（即“文明史”），人类学的“蒙昧时代”“野蛮时代”与“文明时代”。
作为考古学的“文明”研究，其研究对象的物化载体应该明确。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而“国家”主要包括“国民”“国土”与“国家政府机构”。其中“国土”即国家“土地”与“河山”“海洋”（现代还有“领空”），这在中国考古发现中均得到佐证。如秦始皇作为国家权力的“代表”与“化身”，其陵墓就是“国家”的缩影，陵墓中的内容就明显表示出国家的“核心”内容。
在上述“国家”内涵之中最为重要的是“国民”关于“国家认同”的理论，这是“中华文明不断裂”的根本所在。
“中华文明”研究则有必要首先研究“中”“华”与“中华”的历史。
冯时认为“中”之初文为“|”，就是测中的“表”，“古人通过立表测影的执中活动造就了汉字的‘中’”。在商周的甲骨文与金文的“中”字上部所饰之斿（“飘带”）则或为旗斿。而建旗必于中央，因此“中”具有“中央”“中正”之意。
在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距今4300—1900年左右）发现的M2200与ⅡM22中，均发现与“测中”相关的“槷表”遗物。陶寺遗址出土的“槷表”等文物，可能与“求中”的“建都”活动紧密关联。“槷表”的考古出土，表明中华文明“中”的理念形成于夏商周三代前。
目前，战国的《清华简·保训篇》是最早记载“求中”的出土文献，简文记载“五帝时代”的虞舜“求中”于“鬲茅”，“鬲茅”，即今河南省濮阳和山东省菏泽一带。该出土文献又记载夏禹将其都城定于“河”（即洛河与黄河汇流之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伊始，在河南郑州、洛阳一带考古发现了夏代都城遗址：登封王城岗城址、新密新砦城址与偃师二里头城址。这些考古发现佐证了《清华简·保训篇》关于甲微为大禹都城选址于“大嵩山”（“求中”）的记载是准确的。
根据《清华简·尹诰篇》记载：商汤“乃致众于亳中邑”。《诗·商颂·殷武》：“商邑翼翼，四方之极。”郑玄《笺》：“极，中也。商邑之礼俗翼翼……乃四方之中也。”林义光《通解》：“商邑，亳也，居九州之正中，故曰四方之极。”上述文献记载也被20世纪50—80年代考古发现的郑州商城与偃师商城等商早期都城所证实。
周武王灭商后，新王朝的都城位于“大嵩山”核心地区。《逸周书·作雒》：“乃作邑成周于土中。”“土中”即“中土，洛邑居天下之中”。1963年在陕西省宝鸡发现的青铜器“何尊”，其铭文“宅兹中或（国）”，“国”即都城，因位于国家空间之“中”而名之。
关于“华”的源头，可以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庙底沟遗址的考古发现中找到。庙底沟遗址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区西南，为原始氏族公社的村落遗址，距今5000多年。
彩陶是仰韶文化的重要特点，学术界现在一般将仰韶文化彩陶分为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秦王寨类型、马家窑类型等，不同类型的彩陶典型纹饰特点各有不同，而庙底沟类型以其“花卉纹”尤为突出。苏秉琦先生认为：“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可能就是形成华族核心人们的遗存，庙底沟类型的主要特征之一花卉彩陶可能就是华族得名的由来。”
在庙底沟文化分布核心地区保留至现代的一些地名、山名、人名或部族之名，大多与“華”字有关，如：黄河流域中游的考古调查发现今“华胥”“华县”“华阴”“华山”“华州”等地附近，恰恰是庙底沟文化分布的中心地区或其附近。这里的先民应该就是崇拜“華”（即“花”）的古人。夏商周王朝上承公元前2600年—前2000年的中原龙山文化，中原龙山文化又源于庙底沟二期文化与庙底沟文化，他们成为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史的源头主干。
庙底沟类型的“空间属性”之“中”，与其考古学“文化属性”的彩陶花卉纹之“华”，合为“中华”一词，融活动空间与文化内涵为一体，从“一万年文化史”进入“五千年文明史”时代，“华”的“文化属性”不变，“中”的“空间属性”已延展出“政治属性”，这也就使我们的先民变成“国民”，作为国家政治标识的都城之宫门、城门就以“中华”命名，而“中华”随着历史发展成为“国家”或国家都城所在地的“称谓”。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9月28日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讲道：“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自古延续至今、从未中断的文明。”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
中国近百年来的考古发现揭示，距今约5300年的郑州巩义“双槐树城址”与“西山城址”、世纪之交考古发现的距今4300多年的山西襄汾陶寺城址、20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发现的距今约4000年的河南登封“王城岗城址”、河南新密新砦城址、偃师二里头城址，均被“夏商周断代工程”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夏王朝的早、中、晚期都城遗址。其后的郑州商城、偃师商城与殷墟的考古发现、周秦汉唐与宋辽金元明清王朝都城遗址的考古调查与发掘，都揭示了中国古代都城制度的一脉相承。都城作为国家（王朝）的象征，它们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华文明是古代世界唯一保留至今的“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的实证。
“中华文明不断裂”的根本历史原因是缔造“中华文明”的“中华民族凝聚力”。本文通过考古学探索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物化载体”，进而回答“中华文明五千多年不断裂”何以可能这一“世界之问”。
“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缔造的。虽然“中华民族”一词出现很晚，但是“中华民族”的形成历史可以追溯至秦汉时代。秦始皇建立的多民族统一国家，这种“大一统”的国家根本制度，可以说一直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延续着。因此说今天的社会主义中国是从“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发展而来的。对于中华五千多年文明“不断裂”之原因的研究，首先应该开展的是对创造这一文明的“人群”——“华人”的研究，也就是对中华民族先民之研究。考古工作者与分子生物学家合作探索，提出五千多年来，其人群基因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中游。换言之，生活在该地域的古人，也正是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的缔造者。因此说中国古史传说中国人为“炎黄子孙”是有一定道理的，与历史文献记载的炎黄部族生于此、活动于此是一致的。
至于北方鲜卑人的族源，鲜卑、契丹、蒙古在考古学文化、体质人类学及分子生物学三方面的一致性，遗传学方面的数据更能表明他们均源于两千年前后的汉代鲜卑人。至于史前时代西南地区与黄河流域先民的关系，近年来考古学、语言学与遗传学等学科的研究揭示：早在距今约六千年前，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先民已在黄河流域中上游的甘青地区生活，而在黄河中游则生活着属于汉藏语系汉语族的华夏先民。
宗法社会是中国古代历史的突出特点，姓氏是宗法社会的人群基本符号，因此姓氏研究是宗法社会研究的基础，也是研究中华民族及其国家社会历史的重要学术领域。
最新发表的相关资料显示，“在现代中国依据人口数量多少而排列的300个大姓中，有170个姓氏的源头或部分源头在河南，在最新排列的100个大姓中，78％的姓氏源头或部分源头在河南”。这是五千多年来历史发展的必然。先秦时代，在“大中原”地域之中属于不同“姓”的家族、宗族之间，形成长期的婚姻关系，构成最初的“华夏族”。秦汉时代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就是在“华夏族”的基础之上，在东亚更大区域中（基本与现代中国地域相近的空间范围），共同形成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
中华五千多年文明不断裂的根本原因是：作为缔造其“文明”（即“国家”）的“国民”对其“国家认同”，而其“国家认同”的基础是其国民认为“家国同构”与“家国一体”，这一思想、理念就是“中”与“和”形成的有机整体“中和”。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数千年来形成并延续的“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它确保了“中华文明”世世代代延续不绝。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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