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于公众号：社會學會社
兰登·温纳 (Langdon Winner)，美国技术哲学家，代表作《自主的技术》、《鲸和反应堆：探索高技术时代的界限》等。
在关于技术与社会互动的各种争议中，最挑衅的想法就是主张各种技术事物具有多样的政治性质。此认为当我们评价现代物质文化中的各种机器、构造物、与系统时，不应仅仅计较其效率、生产力、及是否冲击环境，更应关注它们如何使某些特定形式的权力与权威得以成立。由于此想法在关于技术意义的讨论中不断地引起争议，我们应予以高度的关注。
孟福（Lewis Mumford）在1960年代初这个主题下了一个典型的描述：「从近东地区的晚期新石器时代至我们当今的现代文明，一直有着两种技术形式交互出现：一个是威权的，另一个是民主的。前者系统性地运作而有着巨大的力量，但其内在却是不稳定的；后者以人食本，看似较为孱弱，但却是能量丰沛且能持久。」这样的论点是孟福对于城市、建筑与技史研究的中心立场，也呼应了克鲁泡特金 （Peter Kropotkin）和摩理斯（William Morris）的早年作品及其他批判工业主义的19世纪批评者。1970年代欧美的反核运动与支持太阳能运动探取类似上述的主张做他们的论证主轴。致力于环保的海耶斯（Denis Hayes）即主张：「增加核能设施终将社会导向独裁主义；更确切地说，唯有极权国家才会相信核能并以核能食主能源。」海耶斯呼应了许多关于「适当技术」与安全能源取径的呼吁而坚决地主张：「分散式的太阳能比集中式的能源技术更能与社会公平、自由、与多元文化的价值观相契合。」
并非只有那些严厉批判大规模工业或高科技系统的人才会热切地以政治考量来诠释技术物。长久以来，许多人坚称科学与工业对文明社会最大与最好的贡献是确保了民主、自由、与社会正义。工厂体系、汽车、电话、收音机、电视、太空计划、及核能电厂等，都会在某个历史时空被歌颂为民主化与 自由化的力量。例如，李连索（David Lillienthal）在《T.A.V.:发展中的民主》（T.A.V.: Democracy on the March）一书中论证磷酸盐肥料与电力在1940年代带给美国农村的技术进步同时也促进了农村社会的民主化。三十年之后，布尔斯汀（Daniel Boorstin）的《技术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Technology）一书赞扬「电视的力量能够解散军队、撤免总统、及创造出一个全新的民主世界——而且是个即使是美国也从未想象到的民主。」几乎没有一项新发明出现时不被宣称是捍卫自由社会的利器。
我们都知道在现代政治的各种情势中，形形色色的技术系统深刻地交织在一起。而如工业生产、战争、通讯等等的技术发展及其在生活中的作用，都根本地改变了权力的操作方式与市民的生命经验。但若不顾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而竟然主张技术有着自身内在的政治性格，显然是个绝对的错误。我们都认有人群就有政治，而事物则无关乎政治。要在钢铁、塑胶、晶体管、集成电路、化学制品等等技术物堆中找到善或恶，看起来简直是个不可思议的错误，同时也就看不见人们在自由与压迫、正义与非正义之间挣扎奋斗的努力。而在涉及公众事务的道德判断时，谴责那些技术硬件比谴责受害者更愚蠢不堪。
因此，那些轻易地主张技术物有政治性的人通常就会被严正地忠告：技术所镶嵌在其中的社会或经济体制决定了一切，技术本身无法决定什么。这个一眼看来很有智慧的箴言，以一些不同的形式呈现而成技术的社会决定论（social determination of technology）的理论核心前提。对于那些只会泛泛地说「计算机及其社会冲击」而看不到技术产品背后的社会环境如何影响其发展、部署、与使用的人而言，此箴言可谓是当头棒喝。对于天真的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此概念认为技术发展有其内在动力，而且，无须透过任何其他力量作用，技术将主导整个社会的发展轴向——而言，此箴言可谓是醍醐灌顶。只要不是执迷不悟，那些尙未体认到技术是被社会与经济力量所形塑的人也都还有救。
社会决定论虽然矫正了技术决定论等的问题，但却也有自身的盲点：简单地说，它认技术的种种（technical things）根本无关紧要。社会决定论者致力于挖掘决定各种事物的社会因素——技术变革的关键时刻的背后权力者——此即解释了一切。社会学家对此结论很满意，这支持了他们一向认为技术研究没什么助益的论调。因此，他们可以安心地以其一贯的社会权力模式——如利益团体政治、官僚政治、马克思主义式的阶级斗争等等——来解释一切。在这种观点下，技术的社会决定论与社会福利政策或税赋的社会决定论所差无几。
然而，许多好理由使我们相信，单就技术本身即有重要的政治意涵，而社会科学的一贯谈法为何仅能解释关于技术的某些特别议题。许多现代政治社会思潮反复地讨论何谓一个技术政治的理论（a theory of technological politics），此奇特的混血主张，常与正统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哲学相纠葛。此技术政治的理论关注的议题包括大尺度社会技术系统（sociotechnical systems）的运作、现代社会对于某种技术规范的反应、及人们因接受了某个技术方案而彻底改变生活样貌。对于现代物质文化中某些令人困惑的样态，此观点提供一个新奇的诠释架构来解释。此观点的基调是正视技术物。技术政治论不像社会决定论那般将一切事物都化约式地以社会力量的交互作用来解释，而是认我们应该关注技术物的特性及其意义。技术政治论认识某些技术本身就是政治现象，此对技术社会决定论而言是个修正补足而不是取代。借用胡赛尔（Edmund Husserl）的哲学训谕，技术政治论带我们回到事物本身（to the things themselves）。
本文往下将以两种方式梗概地描述何以技术物具有政治性格。首先，在某个社群的争议事件中，技术设施或技术系统的发明、设计、或配置解决了争议。只要从适当的观点来看，这类的例子相当明白易懂。其次是关于「天生的政治性技术」（inherently political technologies），这等技术系统需要与某种政治关系来匹配。对此议题的论证比较棘手，但却更接近问题核心。在此，当我使用「政治」（politics）一词时，是指在社会关系中的权力与权威布局，及因而发生的各种活动。而关于「技术」（technology）一词，是指所有现代实用技能，不过，为了避免混淆，我将使用「种种技术」(technologies）此复数词，来指称各种大大小小的技术物或某种特殊的硬件系统。我无意对各种命题提出完善的解释，而只是想指出各个命题的问题性与其重要性。
技术安排与社会秩序
对于任何一个在美国公路旅行且习于高架桥高度的人来说，很容易察觉到纽约州长岛（Long Island）地区的公园大道上的高架桥有些奇特。这些高架桥的高度格外的低，在侧边井栏高度只有九英呎（约三公尺）那么低。然有人偶而注意到此结构的特殊性，也不会联想到别处去。在我们看待类似道路或桥梁等事物的习惯中，通常对形式细节不会在意，也就不会再多想。
事实上，长岛上这些约两百座的低架桥如此设计有其特殊的理由。这些低架桥是某人精心设计来达到一个特定的社会意图。摩西斯（Robert Moses）活跃于1920年代到1970年代的纽约，是道路、公园、桥梁、及种种公共建筑的重量级建筑师，他透过低架桥的特殊设计来使公共巴士无法行经他所设计的公园大道。摩西斯的传记作者卡罗（Robert A. Caro）以证显示，低架桥设计反映了摩西斯的社会阶级偏见与种族歧视立场。摩西斯允许拥有小汽车的中上阶层白人使用他所设计的公园大道进行娱乐或交通。但是通常使用大众运输工具的穷人与黑人则难以亲近公园大道，因十二英呎高（约四公尺）的巴士无法通过低架桥。这种情形进一步降低了少数族群与低收入者到琼霓丝海滩（Jones Beach）的可能性，而此海滨公园正是摩西斯广受好评的建筑作品。摩西斯确保其种族阶级谋略，还否决了把长岛铁路延伸到琼霓丝海滩的提议。
在美国近代政治史上，摩西斯的生平故事命人咋舌。他对历任市长、州长与总统的交际手腕，及恰如其分地运用民意代表、银行、工会、新闻界及舆论等等行径，都足以让政治学者研究好多年。但是他的事业当中最重要且影响深远的事迹是他的技术——大量当时的工程计划形塑许多纽约的面貌直到现在。在摩西斯死后数十年及他的事业王国分崩离析后，当年他所从事的公共工程建设，特别是他不顾大众运输的发展，而偏袒汽车使用者所建造的公路与桥梁，将继续地形塑这个城市。许多他所建造的地标性钢筋混泥土建筑物，具象地表征了一种系统性的社会不平等关保，这原是操弄社会关系的一种方式，若干时日之后，却顺理成章地成都市景观 的一部分。正如纽约市规划师卡波曼（Lee Koppleman）告诉 卡罗关于汪塔公园大道（Wantagh Parkway）上的低架桥的一段话：「这个老流氓非常确定，巴士将绝对无法使用他那该死公园大道。」
在建筑史、都市计划史、与公共建设史中，有许多案例的设计规划是或明或隐地具有政治目的。例如在路易·拿破仑 （Louis Napoleon）指示下，豪斯曼男爵（Baron Haussmann）所建造宽广的巴黎大道，是以防止如同1848年大革命期间的那种街头式战斗的再度发生来设计考量。或看看美国大学校园中许多建于1960年代晚期到1970年代初期的风格怪异的混凝土建筑与大型广场，是了消弭学生示威而设计。再看看工业史中关于机器或仪器的研究，也有许多令人惊讶的政治故事，特别是一些技术发明的缘由竟然和我们的常识相背反。一般我们都以使用新技术是了增加工作效率，然而，技术史却不见得都是这样说。技术变革呈现了人们多样的动机，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使用新技的理由是为了支配别人，因而增加成本支出并损及收益也在所不惜。
19世纪工业机械史可看到一个深刻的实例。在1880年代中期，位于芝加哥的喜瑞斯·麦克寇尔密科（Cyrus McCormick）采收机制造工厂，花了约50万美元引进一款新式但效能不稳定的气压式铸模机器。标准的经济学会说此新机器的引入是为了使工厂现代化，并以机械化来提高生产效率。然而历史学家欧占（Robert Ozanne）将这个案例放到一个更宽广的脉络来审视。当时，麦克寇尔密科二世与全国铁制铸模工会进行斗争。他看到新机器具有「除掉害群之马」的附加价值，即可用来排除那一群组成工会的芝加哥当地熟练技工。比起先前以熟练技工主的生产方式，这些可由生手工人所操作的新机器所生产出来的铸造品，不但质量较差而且成本也较高。事实上，这些新机器在使用三年之后就停摆了，但在新机器停役之前就已达到使工会解散的目的了。因此，在麦克寇尔密科工厂的案例中，技术发展必须与当时工人企图团结组织、芝加哥警察对劳工运动的镇压、以及黑玛琪特广场（Haymarket Square）爆炸案相关事件等合而观之才能了解全貌。此时此刻，技术史与与美国政治史深深地纠葛着。
在摩西斯的低架桥与麦克寇尔密科的铸造机器案例中，我们看到了技术配置的考量，先于事物的使用考量。很明显地，技术常用于强化权力、权威、与特权，例如，以电视来行候选人。我们习以常地认为技术是个中性的工具，可能用得好、用得差，可能为善、为恶、或介于之间。但是我们很少探究一个技术设置的设计与建造方式是了在逻辑上与时间上造成一系列效果，而不是考量专业上的使用。摩西斯的低架桥的确用于两地间的运输，麦克寇尔密科机器也的确用于金属铸造；然而，这两种技术的真正意图远比直接使用重要。如果我们从道德与政治面向来评价技术时，仅看其工具性与实用性部分，而忽略了设计的意义性与技术物的配置性等面向，就会看不到许多思想与实务上的关键。
由于上述乃藉由物质形式来具体呈现特定意图，算是相当容易了解，因而这些案例容易被看成是充满了阴谋。但若要了解技术发展的政治面向，不必然就得朝存心不良或阴谋论去想。1970年代美国身心障碍组织指出，无数公众使用的机器、设备、及建筑——例如巴士、楼房、人行道、厕所及盥洗设备等等不胜枚举的例子——让身心障碍者无法自由地行动，致使他们相当程度地被排除在大众生活之外。我们大概可以说，这些使身心障碍者行动不便的设计源自于长期以来对他们的漠视，而不见得是因为某人的恶意。但是，一旦此成公共议题，相关的公平正义就需要调整；所有的技术物都需重新设计与建造来迁就此弱势族群。
事实上，许多具有政治意涵且非常重要的技术案例都超乎「有意」与「无心」的简单二分法。许多偏向某个特定方向发展的技术案例常被某些既得利益者宣称食重大的突破性进展，但也造成某些人的重大伤害。此等案例不见得就仅是「有人意图伤害别人」而已。我们应该说，这些技术案例被设定去对某些社会利益者有利而使其占得先机。
蕃茄采收机是加州大学的研究人员从1940年代末期迄今不断改良的非凡成就，其故事是个好例证。此蕃茄采收机在田中每行经一列，即一面将蕃茄整株铲倒，同时也将蕃茄一粒粒摇下，再以电眼（最新机型才有）搜寻蕃茄并丢进可装25吨蕃茄的大型塑胶容器，而后送至罐头工厂。为了迁就探收机在晨田行进时的大动作，农业研究人员培育出更强韧、更结实、但却不再美味如昔的新品种。此采收机取代了过去的人工采收，当时一群群农场工人需来回三、四趟去将成熟的蕃茄摘下放进拖曳的箱子里，而未成熟的蕃茄则暂不采收。在加州的研究指出，使用机器比使用人工每吨省下5到7块美元的成本。然而，在此农业经济中，利益均沾是个妄想。事实上，在这个案例中，加州蕃茄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已经被此机器彻底改变。
图为番茄种植园区的场景。[图源：krishijagran.com]
由于此机器的体积庞大且每台售价超过5万美元，使得它只能适用于蕃茄专业栽培区。此新式采收方式的引进使得蕃茄的产能大幅增加，而种植蕃茄的农民却从1960年代早期约4000人减少至1973年的600人左右。到了1970年代末期，由于机械化而使蕃茄产业约减少了32，000个工作机会。因此，生产力大幅的提高给大地主带来好处，却牺牲了其他许多农业工作者。
由农场工作者与其他相关者所组成的加州农业法律协会 （California Rural Legal Assistance）委律师控诉研究发展蕃茄采收机这类农业机器的加州大学。他们指控加州大学以纳税人的钱从事的研究不但图利一小撮私人，而且损及许多场工作者、小农、消费者、与广大的加州农业；因此，他们要求法院强制中止加州大学的相关研究。加州大学反驳这些指控说，如果终止相关研究「将使具有潜在应用价值的研究消失。」
就我所知，没有人以阴谋论来看待蕃茄采收机的发展。弗利德（William Friedland）与巴顿（Amy Barton）此二位被控的研究者辩说蕃茄采收机及强韧品种蕃茄的发明者没有任何意图去图利大资本家。可是，我们在此看到一个使科学知识、技术发明、与公司利益相纠葛的社会过程，以一种强固的模式持续进行着，而此模式则明显地烙印着政治与经济权力的戳记。几十年间，美国许多州立大学的农业研究发展都以大农经济导向。在如此微妙且根深蒂固的模式中，如果对一些创新（如蕃茄探收机）采取批判的立场，则将被冠上「反技术」或「反进步」的帽子。蕃茄采收机不仅仅做为一种赋予奖惩的社会秩序的象征；它就是具体而微的社会秩序。
在一个技术变革的范畴里，大约有两种选择可以影响某一个社群里头权力、权威、与特权的部署样态。关键决策常常是个简单的「赞成或反对」选择——我们将发展并接受这些事物吗？最近几年，许多技术争议像是食品添加剂、杀虫剂、高速公路、核能、水坝、及提议中的高科技武器等，不管是在地方、国家或国际层次上，都把焦点放在「赞成或反对」抉择上。是否接受反弹道飞弹或超音速飞机的关键点在于是否接受这些事物成社会运作的一环。选择赞成或反对某项技术，就象是否接受一条重大的新法律一般重要。
选择的第二个层面是关于决定接受既有技术系统后，其中的设计或配置将会是什么面貌，这也是非常地重要。纵然电力公司获准建造大型输配电线路了，仍会有电力路线与高压电塔设计的争议；纵然某个公司决定使用某套计算机系统了，仍会有使用哪种元件、软件、资料存取方式、及其他系统面向的手议。在已有蕃茄采收机之后，一种具有关键性社会意义的设计变革——例如增加了电眼——改变了机器的性能，更因而改变了加州农业中的贫富与权力关系。目前一些引人注目的技术和政治研究，很细致扎实地讨论在诸如大众运输系统、水利计划、工业自动化等等中一些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无害的设计，事实上却隐藏着具有深刻意义的社会选择。历史学家诺伯（David Noble）研究两种自动化工具机系统的历史，发现工厂探用不同的工具机将使厂内管理阶层与劳工之间有着不同的权力关系。他指出，虽然磁带录放系统（record/play-back） 与数值控制系统（numerical control）所使用的基本电子或机械零件大致是相似的，但是选择任一系统都对厂内的社会斗争有着关键的影响若仅就降低成本、提升效率、或设备现代化来看，就会错失此故事中的关键部分。
综合前述诸多案例，我将提出一些结论。这些结论符合前一章对「技术」诠释「生活的方式」（forms of life）的论证，并采取此观点明确的政治面向思考。
种种我们称之技术的诸多事物，就是建构我们生活秩序的种种方式。许多生活中重要的技术设计、设施、与系统都有可能以各种方式规范着人们的生活行为。不管是有无意识或有心无心，社会因技术而形成的结构长期以来形塑着人们如何上班、通讯、旅游、消费等等。在形成结构的种种决策过程中，人们在不同的位置而有不同程度的权力与自觉。只有当某个特别的仪器、系统、或技术刚被引进时，人们还有最大的自由度。由于自由度是与某种有形设备、经济投资、与社会习惯等相依相随的，因此，决定采用某种技术后，原有可能的使用弹性也就随之逐渐消失。在此意义下，技术创新与新法案或新政党的成立相类似，都为社会秩序建立起一套将延续许多世代的架构。如同我们都会谨愼地面对政治中的惯例、角色、与关系，我们也需审慎地审视诸如高速公路建造、电视网路建构、及新机器上看似无足轻重的外观设计。在社会中使人们分分合合的众多议题，不只是靠政治制度及政治运作来解决，也在钢筋、水泥、电线、半导体、螺栓、螺帽等形构当中得到解决，虽然不易看出。
天生的政治性技术
上述案例与论证中尚未着墨到一个科技与社会研究中更强烈、更引起争议的宣称，即——某些技术在某个特定面向是具有内在的政治性格。根据这一观点，则当采用某个技术系统时，必然带来某种特别政治意涵下的社会关系——例如，集权或分权、平权或歧视、压抑或自由等。这样的主张有其风险，就如同孟福认在西方历史中，独裁性的技术与民主性的技术此两种传统交互更迭着。在既有前述案例中，种种技术在设计与使用上都有相当的弹性，且其结果亦有多样性。虽然我们知道使用一个特定的技术会产生一个特定的结果，我们也能想象同一组技术可能产生非常不同的政治结果。我们需要去检视与评估哪些技术不允许如此的弹性，以致于选择了这些技术也就选择某种特定形式的政治生活样态。
1872年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写的一篇短文〈论权威〉（On Authority）对此有着颇具说服力的论证。面对无政府主义者批判权威做一种邪恶而应该被消除的主张，恩格斯的回应是颂扬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因现代工业必定要立基在强而有力的权威之上。他进一步要求读者去想象：「如果革命已经成功了，一向以其权威控制生产与财富的资本家也被撵走了，也假设以反威权主义的主张而使广大劳动者的田地与工具成使用者的共同财产，此时，究竟权威是消失了或是换个样貌而已？」
恩格斯从当时棉花纺织厂、铁路、及海船等三种社会技术系统（sociotechnical system）案例来论说。他观察到从棉花变成棉纱的过程中，棉花在工厂内历经许多空间与手续。工人需执行如操作蒸气机或运送成品等许多种工作。由于所有工作流程需协调一致，又因为工作时程受到「蒸汽机的权威控制」，因此所有劳工都需遵守严格的纪律。恩格斯并说，所有劳工必须在固定的时间工作，并服从工厂管理者；否则，生产将嘎然而止。恩格斯毫不留情地批评：「大工厂里的自动化机器比所有雇用工人的小资本家更加专横。」
恩格斯再从分析铁路与海船运作所需的操作条件来作类似的论证。此二者都要求工人服从于「专横的权威」 （imperious authority），但都让人看起来是依照计划来运作。恩格斯发现，权威与服从关系的形成「与所有社会体制无关，且连同物质条件强加在我们身上，而我们只能在此物质条件下生产及流通。」这些都与资本主义社会体制特性无关。恩格斯以此再度忠告那些认为权力与服从可一击倒地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的设想都是荒谬的。他认，威权主义之不可避免乃因人们不可避免地从事科学与技术。「假如人类凭借他的知识与发明才能驯服了大自然的力量，那么大自然就会以相同的程度来反扑，使人类臣服，这大自然物质条件的专制统治，是与所有的社会体制无干。」
自古以来即有许多人试图合理化强大的威权，并以其乃技术运作的必要条件诉求。《共和国》（Republic）有一个中心主题，是柏拉图企图借用技术（techné）的权威，用以论证国家体制中权威的必要性。他以惊涛骇浪中的一艘船来作例子，此与恩格斯一样。因为大型船舰本来就需要一只坚毅的手来掌舵，所有水手都必须服从船长的命命；没有一个理性的人会认为一艘船的运行可以靠众人民主决议。柏拉图进一步说，国王统治一个国家，就像船长指挥一艘船，或像医师的行医。就如同在组织性的技术行为中需要领导中心，政府也是如此。
图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德语：Friedrich Engels；1820年11月28日—1895年8月5日），德国哲学家，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图源：Wikipedia]
恩格斯对权威的辩护已不再使用柏拉图式的古典类比，而是直接指涉技术本身。假如我们接受恩格斯的论点，就可进一步推论，当一个社会以愈益复杂的技术系统做其物质基础时，则预料威权式的生活方式将愈盆增强。知识菁英位居社会阶层的金字塔顶端所进行的中央统治将逐步增强。在这一方面，恩格斯的〈论权威〉似乎与马克思（Karl Marx）在《资本论》（Capital）第一卷的立场不一致。马克思认现代工业化初期需有的阶层分工与从属关系将随着持续进行的机械化而淘汰。他说：「现代工业将以技术手段去除使劳工终其一生仅从事单一操作的制造业劳动分工；但与此同时，资本主义模式下的工业却以一个更骇人的形式复制了相同的劳动分工；在工厂这一个特定的场所中，新的劳动分工将工人转变成机器的活配件。」依马克思的观点，最后能够终结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并促进无产阶级革命的修件是内在于工业技术本身。马克思《资本论》的立场与恩格斯论文观点的不同，带给社会主义一个重要的问题：在政治生活中，现代技术将促成什么成立或成必要？这一个理论上的张力映照着在自由与权威的操作中扰乱「社会主义革命之路」的许多困扰。
关于技术具有内在的政治性格此命题，已经在各种脉络被谈论得很深入，我很难在此做个全貌的概括总结。这些谈论约略可归纳两种类型。第一种说法认为，采纳某个技系统就需创造并持一套特殊的社会条件来作其运作环境。恩格斯的立场就是这一类。当代亦有人提出类似的观点：「假如你接受了核电厂，你就同时也接受了科技军工复合体的菁英份子。没有这些人，核电无法运行。」此观念认某些技术需要在某种特定的方式上建构它们所需的社会环境，就像汽车需要轮子才能移动一样。除非必要的社会条件与物质条件相配合，否则许多事情无法有效运作。在此之「需要」的意思，就是实际运作上（而非逻辑上）的需要。因此，柏拉图认为船行海上实际上就是需要有一个船长以及一群服从的船员。
第二种说法的立场稍微弱一点，认某种技术应与某种政治社会关系相契合，但这也并非绝对需要。许多太阳能的拥护者主张，多样化的太阳能技术相较于使用煤、石油及核能食基础的电力系统，更能与一个民主、平等的社会兼容；然而，他们并没有主张要太阳能就得有民主。简单地说，他们想论证太阳能在技术面向与政治面向都能产生分权的效果：就技术层面来说，分散四处的太阳能系统比集中式的大电厂更为合理：就政治层面而言，太阳能系统能够提供个人及社区有效地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务，因为相较于集中式的大型电力系统，民众更容易接近、了解及控制太阳能系统。就这个观点而言，太阳能之所以令人满意，不仅是在经济上与环保上的好处，更在于制度上它将支持其他公共领域上的好制度。
上述两种论点还可就技术系统运作的内在及外在条件来区分。例如，恩格斯认食棉花工厂与铁路需要内在社会关系；对他而言，大范围的社会关系是另一个问题。相形之下，太阳能拥护者相信，太阳能技术之与民主制度相契合，是关乎技术操作之外的社会。
关于此议题可有数种讨论的方向。一个技术系统一定要有（或高度相契合的）相应的社会条件吗？这般的社会条件是内在于技术系统或外在于技术系统（或两者兼具）？虽然一些关于此议题的谈论常常没有把握重点，但此议题却是现代政治论述的一个重要命题。他们探讨着技术创新如何带来社会生活的改变。更重要的，他们经常被用来批评或拥护一些使用新技术之行动。由于基于明显的政治立场来批判或支持一种特定的技术，这类的论点就会与一般常用、易于量化的技术带来经济损益、环境冲击、环境健康风险与安全等提法有所不同。此议题并不是在谈论可创造多少工作机会、有多少收入、制造多少污染、或引起多少癌症等。而是，这个议题关切选择了什么技术将对人群的生活方式与质量产生什么重要的影响。
如果我们检视技术系统特有的社会环境模式，我们会发现一些设施与系统每每与某些特定的组织权力与权威的方式相关连。重要的是，此一事态是源自于对事物本身深层内涵的社会反应，或是此乃被支配性权力、统治阶级、或其他文化社会组织了推动达其目的而强加其上的模式？
要看技术物内在的政治性格，原子弹即是个最明显的例子。只要存在原子弹，其致命的特性就需一个中央集权式且阶级森严的指挥系统，它能排除任何不受控制的影响。原子弹的内在社会系统必须是威权式的；此外别无他法。此一事态是实际所需，不受原子弹所处环境的政治体系影响，也不受政权样态或颌导者性格的影响。当然，民主国家必须确保管理原子弹的体系与思考不会感染到整体社会政治。
当然，原子弹是个特例。任何人都了解原子弹何以需要非常严格的权威关系。然而，假如我们要找其他各式各样案例来了解技术需要某种特殊权力与权威模式来配合，现代技术史中有着丰富的案例可寻。
钱德勒（Alfred D. Chandler）所著《看得见的手》（The Visible Hand）一书是本关于现代企业的不朽研究，他提出丰富的史实来论证，从19世纪到20世纪许多生产、运输、通讯等系统的建设与日常运作，需要特定社会形式的发展——一种由专业管理者掌控的大规模、中央集权式、阶层化的组织。典型的钱德勒论证可由他对铁路发展的分析窥见。
技术造就了快速、全天候的运输；但要确保能安全、准时与可靠地运送货物与旅客，以及能持续地保养维修火车头、车厢、铁轨、路基、车站、调度车库以及其他设备，需要创设一个相当规模的管理组织。这意味着需雇用一大群的管理者去监督那些遍布各地的业务运作；以及需有中层及上层管理阶层去监督、评鉴及调和那些负责日常运转的管理者的工作。
通篇而言，钱德勒指出，技术使用于电力、化学制品、及许多工业产品的生产与配送的种种方式，都「要求」或「需要」这般形式的人群关系。「因此，铁路运行上的需要，促成了美国企业界第一个管理阶层的创立。」
有没有其他可行的方式来组织性地运作众多人与物呢？钱德勒指出，过去居社会主流的小型传统家族企业已无法面对大部分的现代产业。虽然他没有进一步阐述，但很清楚地，他相信现代的社会技体系（sociotechnical systems）需要各种适切的权力与权威，这在现实上是几乎没有回旋的余地了。许多现代技术的性质——例如，输油管与炼油厂——使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规模与生产速度成可能。假如这样的技术系统要能有效地、高效率地、快速地、并安全地运作，必定要有所需的内部社会组织来支持；否则，现代技术可能提供的物质发展就无法被充分发挥。钱德勒承认，在不同国家的不同社会技术制度之间，「文化态度、价值标准、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及社会结构等以各种方式影响这些规则。」但是，《看得见的手》以其丰富的论证与经验证据认为，任何与此基本模式的重大背离都是相当不可能的。
或许有其他可行的权力与权威形式，例如，由分权的民主的劳工来经营工厂、炼油厂、通讯系统、铁路，能像钱德勒所描述的组织一样好或更好。一些常被标举出来的实际案例如瑞典的汽车装配厂及如南斯拉夫或其他国家的劳工经营工厂等。我并非要在此解决争议，而是指出争议的原因。现有的证据指出：事实上，许多复杂的大型技术系统高度适合使用中央集权式与阶层式的经营管理。然而，有趣的问题是，这种技术系统是否一定得使用这种权力模式？这不仅是经验上的问题。而需由我们来判断：在某种特定技术系统运行中，会有什么阶段性发展上的实际需求，及需要怎么样人群组织结构来配合。是否如柏拉图所言，船行海上需要果断的手来掌舵，因而必得靠唯一的船长与一群服从的水手才呢？是否如钱德勒所言，大企业的特性必得需要中央集权、阶层式的经营管理呢？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仔细地审视所谓的实际需求（包括哪些经济学教条的主张），并将它与他种伦理原则相比较，例如水手也应当可以参与行船指挥，或劳工也可以参与工厂的经管管理决策等。在一个具有大型复杂技术系统的社会中，相较于实务需求，道德理念上的呼声愈来愈显得过时了、「太理想化了」、或不相干了。任何自由、正义、平等的理念一碰到一些论点如「很好，但是这样无法使铁路运作」（或钢铁厂、或航空、或通讯系统等等）就立即失去了立场。在此，我们面对着现代政治论述上的重要命题，及当民众面对诸多技术带给他们生活的种种可能性时，应该如何看待何种措施是正当的。在许多时候，当我们说种种技术具有内在的政治性格时，就是在提醒：技术运行——特别是关键性的技术系统——的实务理由已经使我们看不到其他道德与政治方面的思考了。
有人宣称应该政治归政治，技术归技术；此想法意谓着技术系统内在运作中的人群关保样态能与所处的大环境的政治氛围无关。美国人长久以来习于接受企业、公共事业等等机构的权力与权威样态是不太与一般生活中的公众制度、行为、观念等有所关连。「厂内无民主」被认理所当然，而与生活中的政治自由无关。然而，能够如此轻易地区隔技术的内在政治与社区生活中的政治吗？最近关于美国企业领导者的研究，就像钱德勒「看得见的管理之手」的经典案例所指出，他们相当无法接受「一人一票」般的民主考量。美国行政部门会问：如果民主无法适用于一个企业——这个社会的关键机构，那么民主如何能被期待适用于整个国家的治理——特别是当政府牴触到企业利益时呢？此研究观察到，「相较于社会上的政治经济关系」，在企业中有效运作的权威模式对企业主而言是「令人满意的」。虽然此研究结果还不是定论，但也反映了此地普遍的一个想法：在如能源危机般的两难情势中，社会需要的不是财富重分配或更广泛的公众参与，而竟然是对公共事务与私人产业更强烈的集权管理。
关于技术系统操作的需要以致于影响公众生活内涵的议题，一个特别鲜明的案例就是核能风险争议。当核能反应炉所需的铀燃料使用殆尽后，取而代之的是钸，此反应炉炉心运作时的副产品。对于回收钸的异议，常被提出的是高昂的成本、环境污染的风险、以及国际核武扩散的危险。除此之外，另一个较不为人知的危险是关于公民自由的牺牲。当钸成广泛使用的燃料后，就会增加此有毒物质可能被恐怖份子、犯罪集团或其他人盗取的可能性。如此将增强一非同小可的趋势：采取越来越强的措施使钸免于被盗或找回被盗的饰。核能工业的员工及寻常百姓都可能因而成安全查核、暗中监视、窃听、密告、甚至是戒严命下紧急处置的对象——所有的处置都因保护钸而被正当化。
罗素·艾瑞斯（Russell W. Ayres）因研究回收钸的法律歧议而下了个结论：「与时俱增的钸将逼使法庭与立法机关放弃传说的检查权力，而交给一个强而有力的控制机构以执行更严格的保护工作。」他断言「一旦相当数量的钸被盗取，则为了将钸寻回，势必将整个国家搞得天翻地覆。」如我已经论证过的，艾瑞斯预见并忧心着技术具有内在政治性格的特征。我们仍可说，一个人类制造并运转的技术系统，没有什么是绝对「需要的」（required）。然而，一且遂行了某种行动进程，一旦技术物如核能电厂兴建且开始运转了，则调整社会生活去配合技术需求的理由就成正当，如同春天花开般的自然。用艾瑞斯的话说，「一旦开始进行钸回收，以及钸被盗取的风险成真实而不再是假设，似乎无可避免地政府将可能侵犯人民受保护的权利。」在某个阶段点后，那些不能接受技术的必要需求及强制性规则的人，将如梦游者与愚人般的被人看不起。
我已就两种不同的诠释，概略地指出技术物如何有政治性。首先，我们看到技术器械或系统在设计或配置上的某些特性，在许多方面都使得某些权力与权威模式在某种情境中得以建立。这类技术在物质形式面向有某种程度的弹性。正是因它们可弹性变化，它们对社会产生的结果必须放到能影响它们的设计与配置的社会行动者（social actors）层面来观察。其次，我们审视什么某些类型的技术具有不可驾驭的性质，而强烈地甚至是不可避免地与某种特定制度化的权力与权威模式相结合。此刻对技术物的最初选择甚具决定性，乃因这关系到最后的结果。没有其他另类的设计或配置能够造成不同的结果；更进一步地，不同的社会体制——不管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也不可能实质介入去改变技术物的不可驾驭性或深刻地改变其政治效果。
要知道在某个案例中哪种诠释较适用，端视我们是否知道该争议所牵涉的后果为何，其中有些争议热切关乎我们如何生活的技术意义。我已在此表明一个「两者/同时」（both/and）的立场，即这两种诠释在不同的情境中都能适用。确实有可能是在一个特定的技术体系中——如通讯或运输系统一一某些面向对社会而言可能是弹性可变的，而某些面向却可能是（更好或更差地）无法驾驭的。我在此所讨论的两种诠释在许多地方都能重叠或交叉。
这些议题当然能被挑战。譬如，一些鼓吹再生能源者相信他们已经找到一套本质上民主的、平等的、公有的技术。然而，我认要建到建立再生能源系统的社会效果，必得靠能将此能源带给我们的硬体设备与社会制度两者的特定配置。这还有种种困难需要解决。相较之下，核能拥护者似乎相信核能是可弹性调整的技术，而此技术的负面社会作用，可以透过改良设计参数与核废料处理系统而得到解决。上述诸多理由使我相信，他们绝对是错误的。是的，我们或许能够管理核能带来的公共卫生与安全上的「风险」。但是，当社会适应于更危险以及显然无法去除的核能特性时，什么将成为人类自由的长期代价？
我认为我们应该多正视技术物本身，也需考量其所处的环境脉络。如同柏拉图与恩格斯所强调的，航行的海船也许很需要一个船长及一群服从的水手。但停在船坞的海船就只需一个看管人。若要了解对我们而言何种技术与脉络是重要的及其理由，就得同时了解特定的技术系统及其历史，也需充分掌握政治理论的观念与争议。现代民众经常愿意大幅度改变自己的生活来迎合新技术，与此同时却不愿在政治面向做同样正当的大幅度改变。除非有其他更好的理由，对这些事务我们能建构比目前习惯性想法更清楚的观点，是很重要的。
〇本文节选自兰登·温纳，2004，《技术物有政治性吗？》，方俊育、林崇熙译，载吴嘉苓等编《科技渴望社会》，群学。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转自：“再建巴别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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