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于公众号：社會學會社
赵万里（1965 -），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学理论、科学社会学、科技文化研究、网络社会研究等，著有《科学的社会建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与实践》《现代“炼金术”的兴起：卡文迪什学派》《特殊群体：科学家的工作方式》等。
以人和社会为对象的社会科学，如果说在研究方法论上与自然科学有什么重要的区别的话，那便是社会科学研究者必须极其小心地处理他们同被研究的对象的关系。这不仅是因为这种关系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研究工作展开得顺利与否，更重要的是它会对社会科学的研究结果产生反身性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以科学实践为研究对象的元科学实践，特别是科学社会研究，必须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表述与被表述之间建立一种共建（co-construction）意识、信任结构和合作意向。
但是，长期以来，不论科学哲学家、科学史学家还是科学社会学家，他们在科学领域的专业资格上却一直没有争得像文学评论家在文学领域所享有的正当地位。例如，一个社会学家，如果他所研究的是妇女社会学或贫困问题，那他的工作就更容易被科学家和其他人认为是科学成果。但如果他所研究的是科学家的社会学或科学的社会问题，人们就会问，一个不懂科学的外行怎么能就科学随便发表意见呢。正如科学知识社会学家所指出的，这实际上正是科学为自己建构的“不许接近”神话的一部分。萨尔克在为拉都尔和伍尔加的《实验室生活》作序时写到：“科学家对于非科学家对科学指手画脚通常是反感的。由非科学家所做的科学批评，与由那些本身不是小说家或诗人的人所做的文学批评，实际上不是一回事。最常见到的科学批评，是由受过科学教育的新闻撰稿人或写作他们自己的个人经历的科学家进行的。科学社会研究和科学哲学倾向于抽象（讨论科学），或处理众所周知的历史事件或琐屑事例，与在实验室或科学家之间就实现目标所展开的互动无染。此外，新闻撰稿人或社会学家的说明有时似乎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证明科学家也是人。”（见Latour & Woolgar, 1986: 11）
拉图尔、伍尔加著《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Laboratory Life: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初版书影，1979年
社会学家与科学家难以和谐相处，如前所述，在运用参与观察方法的科学民族志实践中已经表现出来了。由于SSK所持的激进科学观，这个问题90年代初又以不同的形式被一些科学家和社会学家重新提出。例如，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无机化学家杰伊·拉宾格尔（J. Labier, 1995）最近在《科学社会研究》杂志上撰文说，作为一个从事实际研究工作的科学家，他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科学家在对科学的社会和文化研究中只能被作为“标本”对待，为什么他们不能被邀请一起来研究科学家的工作性质和方法呢？这一诘问引出了科林斯、史蒂夫·福勒、希拉·加莎诺夫（S. Jasanoff）、戴维·哈肯（D. Hakken）、维廉·凯斯（W. Keith）、林奇、亨利·马克斯（H. Marks）、平奇、阿兰·斯多克戴尔（A. Stockdale）等人的一组回应。我们不妨以此为例做一次“信任实验”（experiments with trust），看看建构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与科学家之间“既恨又爱的”（ambivalent）关系。
建构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地方，或许是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大不同于传统的科学形象。按照罗吉尔·科劳恩（R. Krohn, 1981: xii）的说法，建构主义SSK导致的科学形象的转变包括：从一种“高高在上、可望不可及、令人生畏”（high-distant-formidable）的形象，变成了一种“平凡世俗、平常可近、司空见惯”（low-close-everyday）的形象；从一种“抽象、精神、完美”（abstract-spiritual-perfect）的形象，变成了一种“有形、物质、不完美”（physical-imperfect）的形象；从一种“非个人、普遍、永恒”（impersonal-universal-permanent）的形象，变成了一种“个人、局域、现时”（personal-local-temporary）的形象。这些转变也可以更简单地概括为，大写的“科学”（Science）变成了小写的“手艺活儿”（craft work），尊贵的“科学家”（The Scientist）变成了平凡的“手艺人”（craftsman），而神圣的“知识”（Knowledge）则变成了世俗的“手艺”（craft skill）。SSK是否真的如此戏剧性地颠覆了科学的形象暂且存疑，但科劳恩的这番概括的确既合乎SSK的兴起逻辑，又合乎当代许多怀疑论者的思路。
自启蒙运动将科学等同于社会进步和道德解放以来，科学在西方就开始被当作所有理性实践的范例，在社会和文化的公共话语中扮演着神圣的角色。科学不仅取代宗教成为最有权威的世界观，并因而分享了宗教的那种超凡脱俗、远离日常生活和世俗推理的形象，而且作为工具理性和技术客观性的化身，成了各个职业、国家、政党或社会运动竞相攫取的资源。为科学的权威和可靠性张目的认识论，将这种科学崇拜系统化为真理、公正、客观等价值特殊的模式和隐喻。按照这种认识论，科学中存在有“内在的”和“外在的”方面，其中外在的一面由各种社会的和心理的压力组成，会影响到比如研究者的问题选择和体制隶属关系；而内在的或理性的方面却只对认识压力做出反应。显然，科学的内在方面和理性核心是应该免于社会学分析的。这也是从马克思、韦伯、曼海姆到舒茨、默顿的社会学传统所承认的。建构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像其他具有怀疑论倾向的学术流派一样，对“标准的”认识论观点和主流的社会学实践进行了解构，从而也对科学的当代权威地位提出了挑战。这就难免使人们对SSK的专业意识形态心存疑虑：在理论上，它的建构论显然是反科学主义文化理论的一个变种；而在实践上，它似乎也与那种专以“曝光”科学的不体面之处为业的科学新闻作家并无二至。这也就难免使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处在了工作科学家（working scientist）的对立面。
对于前一种指责，大多数科学知识社会学家是坚决否认的。除了前述巴恩斯和布鲁尔的辩护外，科林斯也曾多次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澄清。例如，在回应拉宾格尔的文章中，他这样写到：“在我看来，SSK想要改变的只是科学的自我形象及其同其他文化努力的关系，它不包含要改变科学的实践或方法的野心。总的来说，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热爱科学，认为他们本身也在尽可能科学地做其研究工作，按照‘精确性’、‘详细性’、‘学术成就’、‘可重复性’、‘普遍性’和‘主体际性’——诸如此类一个科学家会提供的理由，捍卫他们的成果”（Collins, 1995: 307）。对后一种指责，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一般会通过将科学社会研究与哪怕是最好的科学新闻写作区别开来进行辩解，正像拉都尔和伍尔加（Latour & Woolgar, 1986[1979]: 274-275）在其《实验室生活》再版“跋”中所说的：科学新闻写作对传播丑闻和制造廉价镜头更感兴趣，科学社会研究则首先是写给同行看的严肃的学术作品。林奇的声明（Lynch, 1995: 327）则可兼作两用，他说：“对我们这些受常人方法论影响的人来说，研究科学的目的不是要诽谤科学，而是要协调正式说明与实践中显而易见的表达之间的差异。”从这些辩答，结合我们前面的论述，可以得出的判断是：对大多数社会建构论者来说，他们所要解构的是一种关于科学的表述或科学观（实在论），以及以这种表述装饰起来的特定科学实践（西方当代自然科学）的权威地位；他们不是反对所有的科学实践（尤其不反对他们自己的社会科学实践），也不反对科学本身（因为本质主义的先验的科学本身并不存在）。例如，科林斯等人对此解释说：“（SSK）要用科学去弱化与社会科学有牵累的自然科学……我们希望所有的文化成就在它们的科学潜力上都得到一视同仁的对待……我们想要制造的差别，正是自然科学对世界上其他知识所做的事”（Collins & Yearley, 1992b: 382）。
由此看来，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对待科学的态度，就像他们对待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哲学的态度一样，既包含着一种心理矛盾，又像是精心策划的谋略（用科学解构科学）。鉴于社会科学在以往同自然科学的交往中属于力量弱小的一方，“如果给自然事物在（SSK）分析者的说明中一定的角色，如果科学文化进入对科学的分析，那么，科学家就必然会在这些领域中得到主要的发言权”（Collins & Yearley, 1992b: 382）。尽管作为一种社会分工或专业化的结果，科学社会学家显然对科学的社会性质更有发言权，但科学家是难得这么看的。“当回视科学发展时，我们能够看到所有我们的科学错误，我们还能够看到如何解决这些错误，但这于当今科学并无助益”（Collins, 1990: 128）。在实验室中研究外部世界的科学家与以科学本身为对象的科学社会学，在构成上不是一回事。科学家都是素朴实在论者，满足于得出实际工作结果；而科学社会学家是天生的怀疑论者，他们的观点只会弱化科学家从事研究工作的动力：“考虑并应用各种形式的相对主义是科学社会分析专业资源库的一部分，正如实在论在化学资源库中的情况一样”（Collins，1995: 308）。而在另一边，与社会学家的看法和感觉不同，科学家却似乎另有怨言。拉宾格尔最直观的感受是这样一种不那么公平的分工，为什么有些人（比如他自己）在“做科学”（doing science），而另一些人（比如科学社会学家）在“谈科学”（talking about science）？或为什么“做科学”的科学家不能加入“谈科学”的“周末”活动？难道科学家对自己的事还不如外行清楚，需要社会学家“扮演一种牧师的角色吗”？如果是这样，那么“为什么哲学、文学批评、社会学或其他任何领域，比之科学都更不统一或更多歧义？为什么科学争论最终能得到解决，而关于科学的争论（比如由劳丹挑起的争论）却没完没了，除了对不同意的同意外达不成任何一致？”（Labinger, 1995: 292）因此拉宾格尔认为，如果说科学与科学社会学之间的确存在差别，那么科学的特殊之处正好反驳了科学社会学家的科学观。
杰伊·A·拉宾格尔（Jay A. Labinger），加州理工学院贝克曼研究所所长、化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催化化学和有机金属化学，也从事科学与人文、科学社会学和化学史方面的工作，与社会学家哈里·科林斯合著《一种文化？关于科学的对话》。[图源：beckmaninstitute.caltech.edu]
拉宾格尔在逐一对比科学家（如斯蒂文·温伯格和他自己）对科学的看法，与科学社会研究者的科学观之间的异同，并批驳了后者的观点后提出，在对科学的文化和社会研究上，科学家应该更有发言权，至少应分享同等的权利。他认为传统的两种文化的界限应该打破，科学家与社会学家或哲学家应该就一些重要的研究项目开展合作。他并且提出了启动合作工程的议程：“首先，必须承认存在着共同兴趣；……其次，每一方都应说服自己相信合作的潜在价值。”（Labinger, 1995: 301）对此，科林斯（Collins, 1995: 307）的回应是，尽管过去他同科学家在研究激光器、超常科学时都进行了有效合作，但那是他以科学家的身份参与科学家的研究课题，如果相反，要让科学家参与科学社会学家的研究课题，既是困难的又是不必要的。尽管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并不反对科学，但这并不是说他们能取悦于所有科学家。如果真有对社会建构论感兴趣的科学家，SSK还是欢迎的，只要他们不担心其专业实践受到破坏。林奇（Lynch, 1995: 328）的观点坚持了他的常人方法论路线，即合作是可能的和必要的，因为科学家的实践推理与常人原本就是一致的。但他提醒说，我们不要奢望合作研究会就自然界在科学研究中的角色这一问题实现形而上的共识。其他人的观点大体上有这么几种：欢迎合作，但不大现实（福勒）；对合作没兴趣（加莎诺夫）；应该积极促进（哈肯）；很难简单肯定或否定（凯斯）；保持平衡，若即若离（马克斯）；科学家焦虑的问题（相对主义认识论）与社会学家关心的问题（支持其相对主义的技术细节）满拧，但在研究技科学复杂实践时都必不可少，因而应尽快实现二者的合作（平奇）。
科学社会研究者该否、能否以及怎样与科学家建立信任关系和开展合作研究，这本身就是科学社会学要研究的一个“专业”问题。就目前状况而言，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与科学家尚未能就科学表述问题展开充分对话，更不用说达成一致了。从科学社会研究方面看，社会建构论（特别是话语分析）首先就预设了对科学和科学家实践的怀疑论和不信任态度，并将其当作自己的实践基础。就像费耶阿本德的科学哲学不准备为科学辩护一样，科学知识社会学尽管没有社会批判旨趣，却也缺乏功能主义社会学内在的温和品质。这或许正是科学知识社会学与科学体制社会学的重要区别之一。无论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如何辩解，建构论旨在削弱科学的合理性和权威地位，并在效果上对反科学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不争事实。而从科学家方面看，多数科学家对元科学层次的问题不仅没有兴趣，视之为知识分子闲来无事的“胡说八道”；而且正如福勒（Fuller, 2000: 204）指出的，他们对科学社会研究者的科学表述误解很多。比如，当建构论者说“科学是社会地建构的”时，科学家就听成“科学是人们随意编造的东西”；当科学社会研究者说“科学主张的有效性必须从该主张提出者的角度来判断”时，科学家就听成了“在现实与人们对现实的表述之间没有区别”；当科学社会研究者说“科学知识只是若干可能的解释经验的方式之一”时，科学家就理解为“科学仅仅是一种歪曲经验之真实性质的解释”；当科学社会研究者说“一个科学家对其自己的活动的说明不一定是对那些活动的最好说明”时，科学家仿佛听到他们在说“在说明一个科学家的活动时可以无视该科学家对其活动的说明”；如此等等。在这样的情形下，所谓相互信任和积极合作的意向是很难建立的。而没有一个体制化的信任结构，批评的话语（不论来自哪一方）就会起到消极破坏作用，而不管批评者的动机如何。
1994年，两位美国科学家保罗·格罗斯和诺曼·列维特出版了一本名为《高级迷信：学术左派及其与科学的争吵》（Paul R. Grossb & Norman Levitt, 1994）的著作。该书称，目前学术界盛行着一种对自然科学的普遍敌视，这种敌视主要是由社会学和文学理论领域的“学术左派”（the academic left），或称“文化左派”（the cultural left）或“后现代左派”（the postmodern left）的煽动造成的。两位科学家从滋生了“反科学”的那些领域中，挑选出若干人和若干作品作为靶子进行了清算，以捍卫其“反反科学”（anti-antiscience）的严正立场。受到指控的“左派”人物包括：女性主义者桑德拉·哈丁（S. Harding）、艾芙琳·凯勒（E. F. Keller）、海伦·朗基诺（H. Longino）、唐娜·哈拉维（D. Haraway）；生态激进主义者杰里米·里夫金（J. Rifkin）、卡洛琳·莫茜特（C. Merchant）、达夫·福尔曼（D. Foreman）；科学社会研究者斯坦里·阿罗诺维奇（S. Aronowitz）、布鲁诺·拉都尔、史蒂文·夏平、西蒙·沙弗尔，以及爱丁堡学派的“文化建构论者”。正是这本书，首先在美国学术界引发了一场“科学论战”（the Science Wars），并很快波及到欧洲特别是英国，对科学社会研究产生了不大不小的冲击。在这场论战中，科学社会研究者与其他“反科学主义者”一起，受到了一些科学家的指责和嘲讽。这些科学家批评科学社会研究者对科学的无知（有趣的是，如前所述，多数科学社会研究者都有自然科学的训练背景），甚至设计“索卡尔事件”（the Sokal Hoax）愚弄他们。因为在他们看来，科学过去没有“科学研究”照样进步，今后也不需要它来推动科学前进，“科学自己会照顾自己”！
索卡尔事件发生于1996年，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向文化研究杂志Social Text投稿一篇伪科学文章，结果成功发表，由此质疑了后现代主义学者的科学研究。[图源：dnronline.com]
科学家相信科学的合理性并为自己的实践做辩护，按照库恩的科学现象学，这是十分自然的。常规科学需要对其范式的信奉者而不是批判者，否则一个科学领域的社会现象学就永远建构不出来，整个科学事业也会崩溃。因此，科学家在接受科学训练时将被告知，科学进步是通过积累事实和确证无误的假说（或对错误理论的驳斥）而实现的，并不存在比如范式转换这样的事。库恩认为，这样的科学图景与真实发生的史实不相符，是经过了“合理重建”的科学史。他相信，只有受过批判方法训练的历史学家才能重建科学史，因为历史重建必然是一项带有批判性的事业。斯诺（C. P. Snow, 1959）半个世纪前在剑桥发表里德演讲《两种文化》时称，整个西方社会的智力生活已日益分裂为两个极端的集团：一方以科学家为主，另一方以人文知识分子为主。这两个集团的成员虽然智能相当、种族相同、收入相近、社会出身差别也不大，但他们之间却几乎没有交往，在认知、道德或心理状态方面很少共同性，并且总是相互攻讦。他把这种状况描述为两种文化的分裂。美国作家、文化批评家赫胥黎（Aldous Huxley）把这两种文化分别归诸于“没有人世生活只有事实的宇宙”与“社会的生活世界”，他写道：“化学家、物理学家和生理学家是一个根本不同的世界的居民——他们不是给定的现象的宇宙的居民，而是向人们敞开的、具有特别细致结构的世界的居民，不是（拥有）独一无二的事件和多种多样的特性的经验世界的居民，而是数量化的规律性的世界的居民”（引自哈贝马斯，1999年: 85）。在今天看来，把全部智力生活划分成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以及相应地将人类知识归结为科学知识和人文知识，未必十分恰当。但上述发生在20世纪末的所谓“科学论战”再次表明，“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对立的确一直存在，并且愈演愈烈。借用维特根斯坦的比喻，自然和人文正像是两种游戏，分别具有不同的游戏规则。虽然游戏规则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似性，但是一套规则不能被穷尽地还原到另一套规则中去。用库恩的话说，它们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
信任与合作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问题。如同社会秩序依赖于社会成员彼此之间的信任与合作一样，任何知识（包括关于科学的知识）的进步也需要这样一个道德前提。正如夏平（Shapin, 1994: xi）指出的，“知识是一项集体事业。为保证得到知识我们需要依赖其他人，我们不能避免这种依赖。这意味着，我们在其中拥有和保持我们的知识的交往关系具有一种道德性质，而我用来指称这种道德关系的词便是信任。”在当今话语“割据”、实践多元的时代，人们亟需通过交流对话和其他体制安排建立起一种新的信任结构，使不同的立场观点，哪怕看起来极其对立的立场观点，也能够彼此理解、相互包容、取长补短，共同增进人类的认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仅需要看到科学社会研究者与科学家的信任与合作，而且需要有科学社会学家与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和一般社会学家之间的信任与合作。
〇本文节选自赵万里《科学的社会建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与实践》，第四章“学术文化与科学知识社会学”，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转自：“再建巴别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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