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于公众号：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社交媒体中的学术知识传播与主体互动——以新闻传播学科为例
林春香，刘 钰
刊于2023年第6期
作者简介
林春香，女，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主要研究方向: 编辑学、学术传播。
刘 钰，女，暨南大学娱乐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助理。主要研究方向：媒介文化。
摘 要：大众化社交媒体平台赋能学术传播新的渠道、内容和环境，带来多元主体参与和关系互动。以社会网络分析与深度访谈的混合方法，在跨平台综合视角下对学术知识从传播到主体互动进行连贯性考察发现，社交媒体通过扩大可见性、凸显液态性和深化诠释性，推动学术知识从象牙塔内流向公共场域；多元主体基于不同关系网络进行多层面互动，彰显出实现知行内化和身份认同的理想追求。社交媒体的知识传播之旅是一场从心与心的交流到撒播的过程，本质上难以突破结构化困境实现真正的“平等对话”，但通过多级转译和扩散机制，将相对完整的专业性知识进行大众化、碎片化传播，扩大了知识直抵公众的可及性，而网络媒体的跨时空存储与便捷提取特性，又延长了学术知识传播的生命周期。这意味着处于成长期的青年学子拥有了更多优化自身知识结构，去寻求更多、更高质量精神交流的可能性。
关键词：社交媒体；学术传播；知识传播；关系互动；撒播；传播效果；新闻传播学
基金项目：2021年度福建省文化名家项目“新时代高品质学术期刊建设综合研究”；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编辑学研究课题“融媒体时代学术期刊传播路径多元化研究”（PY2023014）。
全文约12000字
一、研究缘起
学术知识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如何有效提升学术知识的传播力影响力不仅涉及人类精神文明成果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也是推动学术生产和理论创新的应有之义。媒介技术的革新为知识传播与交流构筑了全新的渠道和环境，极大拓宽了传统意义上学术交流的途径，从主要依赖相关学术出版机构的出版与传播向多元主体参与、多样内容传播、多维学术交流评价的新生态转化。除了科学网博客、小木虫论坛、丁香园论坛等虚拟学术社区，多形式、多渠道、多平台并行的大众化社交媒体传播已经成为社会发展下学术信息传播和知识共享的主流趋势，对学术知识传播的各个环节产生了变革性的影响。
图1 话题“#新传论文”在小红书平台获得594.9万次浏览量，话题“#新传论文推荐”在微博平台吸引了248.8万次阅读量
目前学界对大众化社交媒体中学术知识传播的研究，或基于工作实践对某类型社交平台、某一特定新技术的使用及其效果或影响机制进行考察并提出优化策略；或从媒介技术进化视角出发，梳理技术变革下学术传播体系的演变，探索学术传播的流程再造；或从主体互动的角度，探讨专业知识走向公众领域过程中不同主体的参与、互动以及不同角色间的相互作用力。而对于学术知识在不同社交媒体中的传播过程及特性究竟如何，技术变革能否带来真正意义的学术平等互动、能在多大意义上促进知识的传播与接受，目前尚有较大的讨论空间。
已有研究指出，来自社会科学和人文艺术学科的用户是大众化学术社交媒体的主要群体，本研究拟以新闻传播学科为例，将微信、微博、哔哩哔哩（bilibili，以下简称“B站”)、抖音、小红书等大众化社交媒体平台作为考察对象，详细刻画学术知识在社交媒体中的传播过程、特性及不同主体在各个传播阶段中的关系互动与接受，意图为学术传播研究提供新的理论与实践支撑。
二、文献回顾
（一）社交媒体中的学术传播
纵观历史，现代意义上的学术传播主要经历了以印刷型文献为主要载体的纸本传播阶段以及互联网出现后的网络传播阶段。其中，社交媒体传播是网络传播迅速发展后的主要传播形式之一，创新了传统学术传播的路径和成效。学术出版与服务机构除了继续巩固相应的官方发布渠道、加入相关数据库，也越来越积极地加入社交媒体传播中。传播内容上，既包含正式出版文献的电子刊物、论文PDF版、微信公众号版等，也不时伴随着与之相对应的未成型的前期学术思考片段，中期阶段论文形成的过程、数据呈现以及作为发文后续的阐释式的学术讲座、网络版“论文带读”“论文背后的故事”等信息；传播渠道上，既有ResearchGate、科学网等专业性社交网络平台为特定学科、组织或人群服务，形成了学术圈内特定圈层的网络传播结构，也通过推特（Twitter）、微信、微博、B站、抖音、小红书等大众化网络社交平台推动学术的公众化传播与互动，实现了学术知识的跨学科、跨圈层流动。这些学术信息的二次或多次扩散，体现出学术信息交流“正式”和“非正式”之间界限逐步淡化，学术信息如何在日常化生活中有效流动进而发挥效用成为研究关注点。
国内外研究发现，微信、推特等大众化社交媒体能够结合用户兴趣和社交关系进行个性化推荐，有助于用户快速进行信息获取和数据处理，演示性、有趣性和合理性等是其内容质量的评价指标，用户所获收益越大，越可能成为知识贡献者。当学术传播嵌入社交媒体，所传播的学术信息会受到社会资本和平台特性的影响，社交媒体将学术创新成果转化为公众感兴趣的、具有科普效应的内容和表达方式，被视作一种主动/被动降维的过程，在嵌入公众话语实践和社会结构互动下的媒介“具现化”力量中，展现出传播建构论所带来的知识流动。学界关注较少的是：这一过程是如何实现的？在不同的社交媒体平台中，学术信息经历了怎样的传播过程并最终抵达社会化的公共空间？
（二）学术社交网络中的主体互动
学术社交网络的发展促进了知识扩散和研究者的人际关系活动。参与到社交媒体学术传播中的主体，既有学生群体，也有讲师/助理讲师、副教授/教授等教师群体，他们基于不同动机进行学术信息检索、成果交流和自我能力确认。其中，学生更侧重对技能的获取，教师则看重学术资本的积累，形成了基于关系网络的学术知识多级扩散与传递模式，这种学术社交模式被发现与当今科学格局具有很大的正相关性，并呈现出多样化、动态化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科学发展现状及趋势。实证研究表明，经由社交媒体可见的学术论文的下载次数和被引频次高于不可见的论文，即社交媒体扩大了学术知识的送达范围，不同受众在接受、互动之间实现了对学术知识的“放大效应”。与传统的出版传播相比，学术社交网络能够营造学术交流的互动场域，并孵化出“学术知识的金融市场”，这种非正式学术交流和传播的场域有助于构建学术共同体新生态。当今时代，我国网络学术活动需求度高，学界同仁之间的交流、互动越来越频繁，但不可忽视的一个事实是，学术社交网络中，多数科研成果的传播效果有限，且大部分学术论文都停留于单一连接的社区中共享，面对社会公众的传播不多。这便延伸到从学术知识传播到接受的讨论，即社交媒体平台的社交性、互动性是否能够促进更为高质的学术交流，学术知识与公共空间的糅合到底能不能推进真正意义上交流的实现？
可见，大众化社交媒体与学术传播之间的深度勾连吸引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已经认识到社交媒体对于学术传播的媒介化作用，但仍较缺乏跨平台视角对知识流动过程、特性的分析；社交媒体推动了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和互动，但不同角色在学术社交网络中作用如何、具体如何互动仍有待进一步考察；关于社交媒体中学术传播过程到接受的延伸讨论已经出现，但面对社交媒体能否实现“平等”“互动”“促进学术共同体的建构”的应然期许，仍有待进一步探讨。基于上述梳理，本研究提出以下三个问题：在大众化社交网络平台中，学术知识如何在跨平台的社交媒体进行知识流动，体现出怎样的传播特性？在社交媒体传播过程中，不同参与主体之间呈现出怎样的关系，并如何作用于学术传播？社交媒体传播能否践行学术交往“自由对话”、构建学术共同体之应然期许？
三、研究方法
四、“流动”着的学术知识传播网络
媒介技术的变革推动着人类知识生产和传播格局的转变，大众化网络空间的开放获取方式，助推着学术知识与社会主动连接的实现。
（一）扩大可见性：社交媒体时代的注意力分配
社交网络传播是一种主动的、有目的的信息扩散行为。特定事件或行为必须首先“被看见”，即在公共空间中具有可见性，才有进一步传播与交流的可能。传播中的可见性包括三个维度：行动者的行动、观察者的行动以及传播发生的社会—物质情境。从行动者角度来看，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发展使得个人有机会“以自己的方式获得可见性”，“你在公众平台上发表学术意见，其实就是主动展示自己的一种方式”（X01）。从观察者角度来看，发表在社交媒体平台中的学术知识能够被每一个人所阅读、审视并评价，其受众可能是相应学科的同仁、组织，也可能是并无相应学科背景的普通大众。就社会—物质情境层面的平台传播环境而言，越是在社交媒体平台广为传播的学术知识越容易让人产生“既然这么火，到底是什么样的惊奇大作”（X05）的联想，从而吸引受众注意力。这意味着，可见性是学术知识得以在社交媒体平台实现有效传播的重要前提与基础。
一方面，学术知识传播从局部走向大规模可及需要争取受众的注意力。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注意力容量都是有限的，“可见”意味着知识传播能在主观上被观察者注意到。在访谈过程中，平台算法对流量分配的中介化作用被频频提及。换言之，算法推荐带来了新的可见性逻辑和注意力分配机制。“（算法）影响了我们的接触范围”（X03），渐渐形成了新的可见性技术架构，告诉我们应当“注意并主动靠近什么”。传播者除了关注信息质量本身，也会主动研究并积极调适特定知识与平台流量逻辑之间的矛盾，以适应社交媒体特性。如强调所刊知识的刊物知名度、指出特定知识点对于升学的实用性价值、注重与当下社会热点进行勾连、供给用户所需的情绪价值等。有受访者谈道：“我觉得它们（有些学术公众号）对于文章的遴选上，也会有意识地去观照社会上的一些事件跟社会情绪的表达，将这些与学术层面的思考和提炼进行勾连，我觉得这是（与受众）很好的互动。”（X14）而在更广泛的传播者手中，相关学术知识往往被分解或抽象为一个个利于传播扩散的“标签”，影响着受众对于学术知识的评价与接受。
另一方面，借助社交媒体平台的可见性，学术传播实现了意义的合法化建构。通过社交媒体，学术知识从象牙塔内迈至大众化网络空间，这是学术与社会主动连接的重要表现形式。网络媒体开放获取的方式使学术知识被多元主体所看见、传播、互动。社交媒体的日常化、轻松化等特点使得许多受众下意识地认为流淌于社交媒体中的学术知识也有别于传统传播渠道的严肃特性，而更具有“本真的情感状态”和“直接的社会关怀”，“我觉得学科本身是具有公共属性的。除了论文的研究写作，它在一些公共事件面前，不能丧失对社会的关怀……而这些东西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欲望会更强一些。从社交媒体的逻辑去讲，在面对一些重大的事件，无论是疫情防控，还是一些社会话题等等，包括前几年的追星问题、流量明星、饭圈问题等方面的讨论，我觉得这都是新闻传播学对于社会本身应有之观照，所以我就更愿意去分享。其实现在这种情况很多”（X12）。
（二）凸显液态性：从“观点”到“知识”的波动
利用Gephi分析软件将上述48篇学术论文所含的观点表达分为发表前两年（2020年1月—2021年12月，图2）、发表当年（2022年1月—2022年12月，图3 ）、发表次年（2023年1月—2023年8月，图4）三个时间段进行考察，发现在论文见刊前，相关知识主要以核心观点样态进行碎片化展示，往往以资讯、简报等形式进行零星传播，信息辐射范围小，能见度有限；论文刊发当年的传播行为最为集中、密集，大致形成了从学术期刊社/学术研究院校等官方账号向权威自媒体账号、考研考博培训机构及广大散户等进行多层扩散的传播网络；论文发表次年，学术信息继续扩散传播，表现出由“观点传递”向“知识呈现”转化的趋势。
图2 学术知识在见刊前的传播可视化图
图3 学术知识在见刊当年的传播可视化图
图4 学术知识在见刊第二年的传播可视化图
在这过程中，各传播主体依据不同平台的功能、特性对学术知识进行多模态呈现。如微信公众号凭借可长篇编辑、排版的独特优势，通常以论文原文的PDF版或html版等格式呈现出“完整”的学术观点，受访者也表示微信公众号是较具严肃性、逻辑性的深度阅读渠道。微博则是“一个更扁平化的知识网络结构，只要你的话题足够新锐，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社会话题有一些接轨，那它可能就会得到较大的关注”（X12），因此微博平台更常见的是将学术观点与热点话题进行关联传播的样式。小红书平台的学生用户更多，学术知识的传播主要依靠首页推荐，较注重学术观点的简要概括，常以“考点”形式出现；而B站、播客相对较长的视频容量则吸引着学者在此进行较为酣畅的观点表达或方法阐述与思想启蒙。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在《流动的现代性》中提出以“液态”来指代现代社会的流动状态，认为社会如液体一般，在不断寻找合适容器的过程中，曾经稳固的生活方式和互动模式都在走向液态化。借用这一概念来考察学术知识在社交媒体平台中的传播，从纵向的时间维度看，不同时间段的学术知识呈现方式不断变换，其中成型与半成型学术形态、正式与非正式传播的界限开始模糊；从横向的空间维度看，不同社交媒体都有自己的“社会性格”，不同平台基于各自不同的“性格”对内容进行差异化表征，促成了学术知识的多模态展现，从而在空间层面也表现出一种不断变化的液态性特征。液态化的传播样态推动着学术论文从观点表达转向知识传递，在动态波动中不断延长学术传播的生命周期。
（三）深化诠释性：从直接传播到多级扩散
借助社会网络分析的中心度分析，可进一步描绘学术知识的创新扩散结构及学术知识经由不同利益主体层层转译后触及受众的传播路径。
仍以上述48篇期刊论文为样本，利用Ucinet分析软件进行学术传播网络结构中心度分析。结果显示《国际新闻界》度数中心度为25.000，《现代传播》度数中心度为14.000，“再建巴别塔”度数中心度为10.000，“初登场debut”度数中心度为10.000，“新闻与传播学术前沿”度数中心度为9.000，这些占据着最高度数中心度的传播主体居于网络中心，拥有最大的权力和影响力。利用Gephi软件绘制的传播网络结构图也表明，占据中心地位的主要是《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等官方出版机构和“再建巴别塔”“谭天论道”等权威学者的自媒体账号。这类知名账号通过分发、转载论文内容来传递、分享学术信息，可视为对学术知识的直接传播。
中间中心度数值代表某个节点在网络中控制与其他行动者之间交往的能力，数值最高的节点往往连接着更多的节点。利用Ucinet分析软件可见，“传播学考研必读”中间中心度绝对值为90.872，“Gagwoman”中间中心度绝对值为87.001，“新闻与传播学术前沿”中间中心度绝对值为84.153，“初登场debut”中间中心度绝对值为74.276，“985高校博士学长论文辅导”中间中心度绝对值为69.090。可见，在学术知识的社交传播网络中，数值占比高的节点更多是各类提供考研、考博等升学辅导服务的商业性机构，相较于度数中心度的权力和影响力，这类机构具有更强的再传播、再扩散功能。它们遍布于权威账号与散点用户账号之间，以“考试真题”为导向，对学术论文的观点、框架、理论等进行二次勾画批注，将权威机构/学者的整体性知识精简为各类卡片式的考点片段，扩大了知识传播的可及度。在此过程中，知识的交流与互动功能悄悄转向了知识的单向性传递与接受。
图5 学术知识的社交媒体平台传播网络结构图
此外，更多边缘性散点用户也像网络毛细血管一样遍布社交网络，他们通过认同或解构等方式对学术信息进行多面向扩散。这些散点用户每个个体的扩散能力有限，扩散的面向也没有一定的规律性，但就在这看似充满随机的个体与面向间，蕴藏着无限继续扩散的潜能。
可见，社交媒体中的学术知识主要沿着“权威期刊/学者—商业性知识服务机构/散点账号”这一脉络不断扩散，其中，权威期刊/学者账号居于网络中心地位，彰显出最显著的影响力，各类知识服务机构通过愈加成熟的商业布局不断提升着学术知识的传播力，它们与作为网络毛细血管的散点用户一起，在层层诠释、多级扩散中，推动学术知识从科学话语走向公共空间。
五、从传播到接受：基于“关系”的主体互动
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一方面将现实社会关系进行线上迁移，另一方面也在网络媒体中创建出新的社会连接，渐渐形成各个层面都以网络连接为深层结构的社会，形成了独特的主体互动关系。
（一）以文会友：基于学术趣缘的新主体关系
在学术知识的社交网络传播中，不同的社会连接会影响其传播与互动的方式。其中，微信体现了强关系的一面。“高质量内容、强个人化的输出，且目标受众和我平常的强社会关系相连的时候，我会选择在朋友圈发。”（X13）事实上，微信基于现实家人、朋友等强关系属性，通过“朋友读过”“朋友在看”“朋友点赞过”等“熟人把关”功能，的确推动了学术知识在同温层群体内进行流动与互动；但也因为熟人文化的影响，难以进行真正的交流与讨论，表达观点对于强关系网络而言成为一种“冒犯”。“熟人、半熟人群里面关系复杂，人多嘴杂，真正的讨论很难发生……而且文字脱离了具体的环境、语气等，很容易造成误解。”（X12）纵使“心里希望能够在朋友圈找到类似话题的表达者，能够有一些互动，但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因为如果是针对社会现象的学术思考和表达，那必然就可能会有所冒犯和意见不一致”（X11）。“强关系平台当中，尤其是在微信朋友圈里面，我不会特别分享我的观点，因为我觉得朋友们来朋友圈不是来看我观点的，而是来了解一下彼此最近在做些什么。”（X10）
因此，学术交流更多地从强连接网络流向弱关系网络。一方面，弱连接具有的匿名性使得彼此之间没有太多社交负担，“沟通起来会更轻松一些”（X02）；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异质性的关系网络，它“会吸引一些你想象不到的……可能更泛在的受众。比如没有那么强烈的受众目标的东西我会跑去微博发”（X14）。通过Ucinet分析软件得出的整体网络密度为0.0134，佐证了学术知识的整体传播是一个用户之间趋近高度离散的关系网络。
可见，学术知识虽然能够依靠强关系进行传播，但用户更青睐弱关系所带来的异质性互动，从强连接到弱连接的关系延伸形成了一种“以文会友”的新主体关系互动。通过学术趣缘关系的粗粒度聚合连接不仅可以打破个体学术圈的邓巴数定律，还可能带来不同学科相互碰撞的溢出效应。这种基于学术趣缘的主体关系也逐渐延伸到情感互动层面，尤其是一些学者所开设的个人账号。从这个层面说，社交媒体提供了一个管窥学术知识发表者背后生活百态的机会，用户既可能从中找到“文”与“友”的断连，也可能受到情感的号召，从而建立从理性观点接受到情感互动的拟社会关系。
（二）责任分享：基于权力秩序的知识馈赠
尽管社交媒体平台立志打造“人人平等”的互动话语空间，但学术知识传播话语实践中言者与听者的互动并非全然对等，而是遵循学术资本结构的高低秩序，主要体现为学术知识从学术地位高处向低处流动。
学术研究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规范性，越是具备专业性和权威性的学者，对于知识生产、传播和文化构建就越具有影响力和控制力。在社交媒体网络中，知识传播主要以“传者为中心”展开, 学者以“传递知识、启迪思想”的主动担当精神，面对更广泛的下层级用户进行思想、方法等方面的启蒙与讲解。“我想在B站上传达的，第一个是研究方法。以前的学术期刊可能在方法上不太强调，还是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思辨来想问题。近年来，学术越来越规范化了，需要让青年学子扎实学习如何规范化地进行科学研究和论文撰写……第二个是英文文献。就是我们要放眼全球，知道其他国家的研究者在关注什么问题，用什么方法在剖析问题。”（X10）“我一直认为传播学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学科，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所在的现实生活。我做了很多视频来解释大家关注的一些事，用传播学的视角来分析社会热点，对新现象的学术思考和表达……我希望可以做一些启蒙，让大家以更宽容和更多元的心态来去看待一个社会现象的不同面相和可能性。”（X11）
刚刚步入学术殿堂的广大硕博士研究生和青年学者也需要先辈指引。这种指引不仅表现为师生之间直接的知识交流与思想激荡，也表现在知识转发、扩散性传播等分享行为上。教师会挑选认为对学生有用的学术知识进行分享，有时“直接转到自己的研究生群，让他们认真学习并开展专门的论文研讨会”（X13）。高年级的学生也会将自己认为不错或适合的学术知识向学弟、学妹进行转发，“我会觉得相对于刚刚上研究生的学弟、学妹们来说，也许我的媒介素养会比他们高些，就会转发一些觉得对他们有帮助的观点”（X05）。在此过程中，学术知识像赠送的礼物一样，流转到赠送者所认为需要的他者处，体现出他们对正在成长中的青年学子的深切关怀。“来自权威”的学术分享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用户对观点的评价与接受，作为接受者的一方往往会默认被分享的学术知识是“值得学习的”，但相反方向的学术知识流动却少之又少。乐于向下分享的访谈者（X05）即表示不会选择在有导师所在的地方“造次”，因为“我不确定我所分享的这个层次会不会让人觉得这个东西很low，怕我自己的媒介素养不高，然后筛选了一批不太行的观点分享……还是会有一点那种羞涩感”。
可见，在社交媒体平台这一公共场域中，主体互动仍然受到权力关系的影响。经过种种“分享”行为，学术交流悄悄向知识教育转换，这一方面体现出权力秩序高位者对低位者的责任关怀，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要时刻防范知识传递过程中既有权力结构的固化风险。
（三）知行内化：兴趣导向的个性化云智库建设
社交媒体已经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学术偶遇”成为媒介发展逻辑下注定的邂逅。考研、考博、论文写作、了解学术前沿等功能性需求成为受众踏入社交媒体学术传播体系最为直接的原因，他们在“更具活力和想象力”的社交场域中尽情捕获新鲜知识，并通过“下载”“收藏”“转发给自己”“转至浮窗”等方式建立自己的个性化云智库，不断扩大自己的学术版图。有研究表明，知识的新媒体传播模式虽然制造出一种强烈的知识获得感，但并不等于带来认知的提升。尽管如此，在与平台的双向驯化中，受众通过接触大量的学术知识强化了对相关前沿的了解，“社交媒体上面的这种碎片式的发言，通常是比较前沿性的，会对你的研究有一定的启发性”（X03），“塑造了我对某些议题的关注”（X04），这些碎片化的知识作为一种可延伸的“文本”，“也许会成为我在学术研究领域中一个重要的思想火苗”（X05）。
有学者认为，社会秩序不仅依靠正式制度形成，也依靠许多偶然的非正式实践来组成，那些看似随意的公共联系是一种人们相互认同、支持和信任的网络，一些看似无目的的行动潜藏着用户的价值判断和后续行动意向。“（我）每天刷到非常多的信息，那假设我一天刷到十篇论文，这十篇论文如果我点赞收藏了或者我去下载了，那肯定都是我很赞同、准备去看的。”（X07）某种意义上，悬置绝对认知的期待反而有助于用户在学术版图的扩展中获得兴趣启蒙的意义感，而这种颇具启蒙的想象力又进一步推动用户深耕兴趣领域的知识接触，促进用户对学术知识的接受与内化，从而驱动学术生产与传播的良性互动循环。
（四）寻求认同：差异化主体背景下的知识重构
社交媒体自带低门槛进入属性，学术知识一经社交媒体传播便提高了其可见性，从而带动多元主体的参与和互动。“说到媒介素养大家都会懂，但是有次我跟一位学文学的一起讨论问题的时候，她竟然问我什么是媒介素养，其实文学跟我们（新闻传播学）跨度也不是很大，所以我当时很诧异，我突然发现还是存在一些专业壁垒的”（X06），“没想到很多问题会以那种跨学科的形式提出来，我觉得比较有意思”（X03），而这些“在官网和正式出版物上是看不到的”（X01），不仅有助于多元意见表达和批判性思维养成，也有助于相应学术概念、问题甚至是研究领域的破圈传播，可以“让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我们这个学科到底是做什么的，能够为这个社会贡献出什么”（X05）。
学术知识传播不仅仅是观点表达与交流，也可以是一种基于社会连接的科普式的传播。“比如说‘沉默的螺旋’‘乌合之众’这些，以前只是在自己的专业圈子里讨论，但是你跟社会连接起来之后，大家可能会更明白相关舆论是怎么被影响的，为什么会出现两极化，这种极化的舆论情绪是怎么被挑动的。看懂了之后，他可能就知道这个媒介素养是怎么样的，然后知道自己需要提高哪一方面的素养。”（X06）在多元主体的交流、互动中，有受访者直言有种打破“知识垄断”、融会贯通的感觉；在圈层的壁垒与破圈之间，多元互动主体也在基于多种趣缘结合的“钉子共同体”认同重叠中，不断寻找“吾心安处”的心灵栖息之所。
六、结论：社交媒体平台中的学术“撒播”
文章以新闻传播学科为例，通过社会网络分析和深度访谈的混合方法，对社交媒体平台中学术知识的传播过程、特性及贯穿其中的主体互动进行了详细刻画，发现社交媒体平台中学术知识的传播可谓是一场学术知识的“撒播”之旅。
（一）“凡有耳者，皆可听”：学术知识的撒播行动
撒播，是约翰·杜翰姆·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在《对空言说》提出的一种传播范式，他将传播比喻为粗放经营时代农业播种式的大规模的单向式公开传播，提出“凡有耳者，皆可听，让他们听吧”，既没限定具体而明确的传播对象，也不执着于日后的“收获”，而“将意义的收获交给接受者的意愿和能力……所有人都能接收到信号”，期待哪怕“只有很少一部分落在欢迎它们的土壤里，（也能）生根并结出丰硕的果实，分别产出其原来数量的一百倍、六十倍或三十倍的果实”。“撒播”指向的是一种“单向行善”的间接交流，其本意是对传统大众传播的媒介隐喻。作为“凡有口者皆可言”的社交媒体平台，其在面向更广泛的大众进行学术知识传播实践中，也更多地表现为一方撒播而一方接受的传播结构。受访者说道：“社交媒体是你没有被关注多的时候能社交，你被关注多的时候就社交不起来了，就变成了一个大众媒体。所以有时候就觉得自己像广播一样。”（X10）
如前所论，相对于传统学术传播渠道，大众化社交媒体扩大了学术知识的可见性，获得了从象牙塔走向公共空间的可能，有助于在多元审视、评价中完成与社会的连接，实现学术传播意义的合法化建构。时间上，学术知识经历了从未成型的观点表达到见刊前后成型论文的集中扩散以及后续不绝如缕的“弱传播”的线性变化；空间上，社交媒体时代的传播主客体边界变得模糊，权威学术期刊/学者的公众号在学术传播中依然有着最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但更多的考研、考博等相关商业服务类机构账号或以简要概述的观点提炼或通过局部精华的条分缕析，将学术知识转化为传播网络中的一个个节点，而众多散点用户也不断加入各种“松散式”的社交互动中，从而在整体上表现为一种多模态的、立体“液态性”的跨平台、跨圈层传播。
（二）撒播即交流：带来更多成长希望的阳光之旅
社交网络打破了用户的身份壁垒，着力于异质性沟通，成为面向学者群体的“新新媒介”。如前所述，在社交媒体这一公共平台上,也难以实现绝对公平的可见性，其中的主体互动也并非完全的平等对话，而是在掺杂着众多复杂关系中的暗流涌动。主要体现在：学术知识的交流、互动从集中的、实名制的强社会连接群体向分散的、匿名性的弱关系群体流动，逐渐形成“以文会友”的网络趣缘关系；遵循着学术资本结构的高低秩序，学术权力高位者的人文关怀和知识撒播实践推促学术交流向学术教育转化，影响着学术知识的评价与接受。这些传播和互动的“单向”性，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不同主体对社交媒体平台所寄予的“平等对话”期待的落空。同时我们也看到，除却学术体系中的权威力量外，诸如商业服务性机构、散点用户等通过各种诠释行为带动了底层用户主体性地位的提升，并形成越来越蓬勃的新生力量，不断推动学术知识面向更广阔的领域进行传播与扩散。
播种者寓言中的“撒播”本意指向一种信息的单向流动方式，事前没有人知道谁是善于吸收的土壤，谁又是难以孵化的薄土，能够撒播成功的本就是少数存在。即便如此，在社交媒体实践中，相对于相互匹配的精准分享，无明确对象的单向性公开撒播是更为普遍的形式，而在少数绝佳的场合，公开撒播可能成为激发对话的基础。某种意义上，撒播本身便是一种开放的交流方式。纵观历史，技术的变革和传播方式的更新并不必定带来真正意义上交流的实现，但在推动学术知识的传播与扩散上，社交媒体功不可没。在社交媒体的学术主体互动中，相较于真正对话或是认知提升等“强制性收获”，更大的意义在于处于松散关系中的用户能够不断在“惊鸿一瞥”的知识涵养中拓展学术想象力，逐渐聚焦学术前沿与自我兴趣的交叉点，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巩固相互信任的互动网络，实现更广泛的主体身份认同和知识的深耕与重构。
社交媒体的知识传播就是一场从心与心的交流到撒播的过程。撒播固然有着无法交流的风险，但多元主体通过多级转译和扩散机制，将相对完整的学术观点转化为大众化的碎片化知识，扩大了知识直抵公众的传播可及性，而网络媒体的跨时空存储与便捷提取特性，又延长了学术知识传播的生命周期。这也意味着处于成长中的青年学子拥有了更多优化自身知识结构，去寻求更多、更高质量交流的可能性。社交媒体时代的知识撒播之旅，不再是充满着不确定性的冒险行动，而是带来更多成长希望的阳光之旅。
转自：“再建巴别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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