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于公众号：新传火花
摘要
我一直在思考，互联网到底带来一些什么新的东西，在公共传播、公共交往和社会交往方面，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与我们如今这样面对面聊天相比，或者说与哈贝马斯所倾向的在咖啡吧里的交流类型相比有什么不同？互联网到底是一种什么类型的社会交往？哈贝马斯的论述是一种特别理想的交往方式，但这个模式在现实中其实很难找到。本文基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概念的不足以及互联网带来的社会交往的新逻辑，提出具有中国原创性知识的新假设“数字共通”。写作的过程虽然艰难，但是这个概念仍然有可以完善的空间。
关键词
“数字共通”；互联网；公共领域；公共传播；传统媒体
作者简介
吴飞
浙江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浙江大学人文学部副主任
主要研究方向为传媒与社会、数字新闻学
一、“数字共通”概念的问题起源
我一直在思考，互联网到底带来一些什么新的东西？在公共传播、公共交往和社会交往方面，它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与我们如今这样面对面聊天相比，或者说与哈贝马斯所倾向的在咖啡吧里的交流类型相比有什么不同？互联网到底是一种什么类型的社会交往？哈贝马斯的论述是一种特别理想的交往方式，但这个模式在现实中其实很难找到。他所讨论桌社、图书馆和咖啡吧里的公共领域是一种理念的外化，当然它是美好的，是有理论张力的。
我记得当时读《忏悔录》，卢梭的政治哲学演讲所讲的欧洲社会。他住在他“妈妈”家里，那里看起来像是一个上流社会的交友圈子。因为华伦夫人出身贵族，受过良好教育，有着广博人际圈，又乐施好善。卢梭在这个圈子里，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接触到了很多的社会名流。这些东西大约是在我中学时期的时候看的，当时并没有感受到那种社会交往的感觉，但是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之后通过看一些历史书，了解到在欧洲，尤其是法国这种上流社会里，很多非常有名的贵族女性，主持了很多小的此类交往圈子，这就是哈贝马斯所指的公共领域的雏形。
因为贵妇的圈子是很有意思的，欧洲人大概很喜欢这种类型的交往。这与中国社会里冰心当年写的《我们太太的客厅》有点像，嘲笑知识分子最喜欢女性。知识精英常常来到梁家，喝茶聊天，谈论天下事。林徽因总是提出恰当的话题，调动客人的谈兴。他们的讨论，既有学术理论的高度，又有针砭时弊的社会广度，很快交往圈子越来越大，形成当时北京最有名的学术沙龙。其实林徽因所做的事情，有一点像当年的欧洲贵族妇女做的事，他们家里经常有各种不同的人。《我们太太的客厅》里面描述的是一个事实，他们家里面经常会有金岳霖、徐志摩等名人墨客，一些诗人、艺术家、小说家或者音乐家到林徽因家里去，围绕一些话题在一起交往、吃饭、喝酒、聊天，可能会张家长、李家短，也会进行读诗等活动。
但欧洲贵族妇女的客厅是不一样的，在那个地方会有一些政客，也有金融家、艺术家、哲学家、学人，像卢梭这类人经常出入各种类型的圈子。这种聚会承担了非常重要的工作，像哈贝马斯所讨论的公共领域早期主要是集中在文学，在他看来，文学的公共领域是最早形成的，其实文学作品是欧洲的现代性发展的源动力之一，文艺复兴最早也是在文学领域，兴起了文学讨论与批评，而这种文学批评的繁荣又促进了文学的繁荣和发展，所以最早的时候它离政府是不很远的，但后来这种类型的交往圈慢慢进入到社会的各个不同的领域。因为文学借助语言交往行为的实施载体即作品引发读者思考，激发民众阐述个人观点，进而营造公众舆论，成就公共领域，形成社会舆论，进一步促进社会风尚和政治制度的变革。所以有人认为，由作者、作品、读者三者构成的文本生产与文学批评关系贯穿了文学公共领域建构的全过程，而文学公共领域自身是18世纪欧洲社会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前些时间，我去了一趟欧洲。有一天晚上遇到两个比利时的女士，当时，这两位女性在喝很淡的啤酒，大概五六度的结晶麦芽度，酒里放了一些水果，看起来很漂亮，我和同行的几位老师也要了这种水果酒。这两位女士看到我们也点了她们一样的东西很开心，便主动与我们聊天。我有意识地问她们对中国的感觉和印象怎么样，没有想到这两位都说不知道中国，对中国没有任何印象。我继续问她们是不知道我们当前的中国领导人，还是不知道中国这个国家。她们就说“No idea”，什么印象都没有。其中的一位女性说，她知道亚洲，知道日本、韩国，因为她老公去过日本和韩国，但是都没到过中国。我当时听到她们对中国没有任何认识，没有任何概念，没有任何感觉，觉得还挺失落的。
她们这些人可能确实没有印象，但是不像知识分子圈的那些人那么傲慢。我在美国的时候有这种感觉，那些教授觉得我们中国人要低一点，他们要高一点，也许是我的防范心理，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可能会感觉，他们总是把我们想象成一个很糟糕的地方，中国好像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真的觉得我们还是很贫穷，普通老百姓不但没有任何的自由可言，而且生活相当艰苦。我曾经与美国的教授和媒体人交流过，我说我们多少也是可以批评政府的一些做法的，不是说一点不能批评，其实美国的社会批评也是有边界的，很多表达并不会受到法律的保护，当然政治性的评论是相当自由的。
理性的、批评性的交往在欧洲是慢慢发展的，它确实会对政策会产生影响。这其实就是哈贝马斯最理想的东西，就是一些社会精英，非精英的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这些精英包括哲学家、艺术家及新闻记者这种一般的政客，这些人进行交往的过程中间，它可能会促进我们的相关的一些政策的改进，这就是民主参与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东西。这里核心的在哪里？我们是平和地对话，我们所有的人到太太家的客厅里面都是平等的，不管你是政客还是什么身份，显然在客厅里面不存在我是服务员就不平等的情况，你进入这种客厅你是自由的。我们在对话的过程中间是通过辩论和批判，当然哈贝马斯特别强调批判的，批判的话语交锋来形成一些共识，比如我们到底该怎么去处理这些事。你发现这么一个过程就形成了，这是非常理想的一个状态。我们的社会重要的政策出台、一些法律的界定，都需要交由这种类型的对话、互动、批判和反批判的过程中间去建构。
二、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概念的不足
其实我觉得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如果是这样一个性质，那肯定是通过充分的商议，尽管哈贝马斯讲的还有一个模型。不过有一个缺点，他特别强调身份的平等，一个贩夫走卒，也可以就这些议题发表一些高见，但是这里的平等不是讲说身份的问题，如果你仔细看哈贝马斯所列的那些参与的人，基本上是处在同样的社会阶层。但是我认为平等的体现不只是社会阶层的是一样的，平等是每个人都是人，我都是上帝的一个子女，普天之下都是同样的。四海之内皆兄弟。那就意味着，跑滴滴、送外卖、大学教授、部门领导在一个平台里都是一样的。但是哈贝马斯的平等性不是那种平等，他指的都只是社会精英这个类型的层次，是用平等的身份去讨论的。
当然这里面你不能说它不好，因为一般的人都会认为一个特别有效的决策是需要有充分的知识准备。就像王卓祺写的叫《告别西潮——盲冲瞎闯的民主运动》，这里面会涉及到两个层面，一个是不知情，你没有公开和透明的信息来丰富你自己，你在讨论的时候其实也就是盲从。就像我们去做一些政治参与的事情，比如说代表性投票、选举，但根本不知道那个候选人是谁，叫什么名字。我记得我们学校里面也每次让我们去划，有一次我就划了几个不认识。第二年开会的时候领导就说，你不能总是老老实实划不认识，应该划同意或者不同意，我说我是真不认识他，所以就是没有人去做这种类型的介绍。哈贝马斯的这种类型的交往模型和政策的形成过程，它跟典型的即现在西方流行的选票民主也有不一样。当然美国这种类型的选票民主，它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这些选举的候选人需要经常去对话、要去交流，不管是电视的公共演讲，还是在地演讲，也还是有一个对话，但是这跟哈贝马斯讲的还是有点区别的。因为哈贝马斯特别强调在这个里面要形成共识，它不是一个票决的共识，而是要形成一个观念或者意见或者舆论的共识，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你就会发现，你很难以去讲即使是一些精英，他们所形成的政策，是不是真的能够代表社会总体的意愿。
这里面就会回到卢梭讲的众意和公意之间的区别。卢梭就特别强调一个社会的真正的意志，它是应该是公意不是众意。众意是什么意思，就是每个人都在说，把每个人说的东西叠加在一起，那个东西是叫众意，公意就是大的公约数，要找到这么多不同的公意诉求，一个社会政策要根据这种类型的公意诉求做事情，是这套类型的民主体系。所以你会发现，理想的模型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哈贝马斯的模型也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你想想任何一个社会、一个开放的民主社会体系，如果政策的执行决策，尤其是这些重大的决策，都是基于这种类型程序的充分的商议讨论批评，这个政策一定是相对比较完善的。而且，很多决策其实没有这么冲突，你就会发现这里有个核心的点，这核心的点是什么？每一个参与讨论和辩论，它必须是拥有比较全面和完整的信息，我对这个议题是不是特别了解，比如说普里戈任对俄罗斯所谓的背叛。现在定义为“背叛”了，怎么去处理这个事，你能不能拥有双方的感觉？你知道普京是怎么想的，知道普里戈任和他们团队又是怎么想的？只有知道这些情况，才知道为什么他会对莫斯科调转枪口，没有伤一个人，没有打死一个人，为什么会这样？要不然我们就没法去讨论这个事了。就像俄乌战争一样，它到底是北约东扩所导致的结果，还是由于其他的原因？这种事我都一般不参与，因为我是不懂，但是你不排除很多人都会去说这个东西。
所以，公共领域的交往模型，它最核心的就是，第一，大家不是被迫发言。比如我在这里做讲座，我等一下说，“你要说”，“你不能不说”，“每个人都要说几句”，是不是你会觉得有点被迫的感觉？有些是拿着子弹被迫的情况，那才是真正的被迫。你没有选择，你要去讲一些特别违反衷心的话，你要去表忠心，这种类型的表忠心就可能实现自己更高的其他方面的利用，你愿意去做这种竞标的事儿，这是一种是被强行的被迫。
第二个就是引诱。就是这种类型的意见不可以被胁迫，但有可能被收买。比如说像现在西方社会那种游说团，游说团它就是利益集团的，各个国家在美国都有大量的游说，包括我们国家其实也要去游说的，出了很多的钱，请了很多的一些律师专家学者去游说，去国务院的立法机构，希望他们不要对中国做那些事情，在美国看来这个其实是没有什么不正当，但是同时你拿了一些咨询费也没什么不正当，我在给你干活。这种人就像律师做事情一样，律师不就是拿了钱去替别人消灾的事吗？这是不违背法律的，你是可以做这个事。那就意味着，我这个时候所讲的话未必代表我的真心，我只是出于我雇主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就像律师为那些杀人犯辩护一样，他可能心里也觉得这个人是该判死刑的。但是，他出于希望法律可以更加公正的角度，还是要给法律挑很多毛病，比如案例是不是有问题。其实如果从一个真正的公正的角度，它维护了法律的尊严，也维护了任何有可能是犯人，尤其是死刑犯或者被判罪的人不致于遭受过人严苛的惩罚。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一点，他可能会被收买，但是不可以被强制，这是特别重要的，那就意味着我们在交往的过程中间，这里哈贝马斯讲是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个自主的主体，我们是平等的，很乐意到咖啡吧里到社交圈子里去发表自己真心的观点，而且对别人的不同观点来进行批评，也允许别人对我们做出批评，在批评的基础之上来形成一个最终所谓的共识，在这个共识的基础之上再形成法律条文，形成政策决策。我们把这个东西叫公共，你可以想象公共领域它不只是咖啡吧里，不只是图书馆里面，它会变成一个社会的范围内更大的社会参与。这就是哈贝马斯做的事，把阿伦特的类型推广到一个社会参与和交往的过程，一个重大的社会立法事件，社会公民可以来进行讨论，用这个模型把它推广更多的人来做这个事，从某种意义上它也有可能是可行的，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哈贝马斯在讲公共领域的前两次转型的时候，强调早期的时候的公共领域是假的领域，因为它只不过是一个代表性的公共领域，或者说是他讲的封建这个制度下面那些所谓的官员，那些臣子们所加盟那种类型的话，他可能就会屈服一种压制，所以尽管看起来也有公众的活动，但那些公众的活动都只不过是一些仪式性的东西、典礼性的东西，它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所以他觉得那是一个变形的公共领域，直到资产阶级充分形成一个独立的自主意识之后。因为资产阶级有价值的地方，或者他所强调有意义的地方，他们在经济上获得了独立的地位，在政治上也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跟封建社会里面的那种类型的关系已经抽离了、脱离了，就变成一个独立的个体，那么就意味着平等去参与这种商议是有可能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变革。
三、大众传播媒介作为新的代理人
但是哈贝马斯出生在20世纪这种类型的年代，他就发现大众传播媒介变成一个新的代理人的角色。一是它会受到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这样他需要通过大众传媒媒介来传递自己的观念。但是你要知道大众传播媒介它的生产和消费的过程，就是它的整个活动的过程是什么，是记者和编辑去选择谁，然后来发表和报道。那就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去参与公共讨论的时候，你需要经过一些把关人的把关，你只有通过把关人，而这些把关人他背后有多重的考虑，他可能有社会公益的考虑，也就是所谓的公共利益。但是也有可能是商业利益的考虑，可能后面会拿到很多的广告客户的来源，他可能做这种事。所以，哈贝马斯认为这种类型的情况之下，公共共识可能会被扭曲，舆论会被扭曲，就会导致公共领域它不见得是特别理想的这种类型的模型。
哈贝马斯其实后期也关心社交媒体了，无数的学者包括尼葛洛庞蒂和我自己早期也是一样都会觉得新技术的每个人都赋能了，民主好像指日可待。微博火热的时候不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公共领域。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发言去讨论去骂人的。你发现感觉好像是有点商议民主要来临了，而且在微博的围观政治这种类型的情境之下，确实改变了一些东西，比如说城市收容制度的进程，就是孙志刚之死所导致的，因为当时新媒体还不那么发达，BBS这些新媒体给传统媒体形成一个非常大的压力，所以导致中国取消了相关的收容制度。像这种类型的事情，包括后面还有很多的事情，温州动车事故、乐清村长事件，还有很多其他的维权律师、调查记者，在网上形成一个非常大的合力，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像类似于建嵘、贺卫方，还有我们喻国明老师、展江老师，我也讲了一些，当然我没有他们影响力大，所以很多人其实都有这种类型的想象。当然有点类似于莫斯可他们这些人所说的，太把技术当中心了。每一次新的传播技术一来都觉得是一个新的时代，电报来了之后你会发现那么遥远的地方现在几秒钟我就可以收到信息，信息接收快了，就是一个新时代。广播发明使用后，总理和总统可以站在广播台前那么轻言细语，感觉好像也改变了很多。电视来了给你看可以看到他的音容笑貌，但他是不是皮笑肉不笑？是不是讲的违心话？对于网络技术，它是不是带来新的东西，其实问题就在这里。很多人认为是全新的，比如黄旦老师就特别认为是全新的，黄老师一直在强调这一点，我有限地认同黄老师一些观点，许多人表示完全赞同。
黄老师包括昨天还在给我打电话，说吴飞你应该就数字新闻学有一个类似的宣言的文章，就是彻底跟过去告别，要有新的上课体系、教学体系、培养体系和理论体系。记得那个时候我好像也有这种类似的想法，只是我曾写了一篇“否思新闻学”的文章，写到后面，突然发现网络好像是改变挺大了。但是，我发现整个权力运行的逻辑没变，我就在写文章的时候前面是带着否思的理念去，到后面的时候突然感觉写不下去了，觉得很无聊。因为传统那些东西它没有什么变化，那些当官的那套逻辑，龙生龙凤生凤还是这么回事情。老大的儿子继续当，就是这么一直当下去，你一般的普通集团要进入到权力的核心，是很难的，尽管我们党体制还有中组部体制，它还有一些张力，所以它也提供了这样一个可能性，那就意味着交往圈子有一些变化，但总体而言大的交往圈子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美国其实也一样，你会发现美国这个国家也挺有意思的，选来选去，不就是那几个家族折腾来折腾去。肯尼迪家族一直在政治界活跃，直到家族里没有什么人了才罢。肯尼迪家族对亚洲影响很大，要么州长、要么议员什么官员，兄弟姐妹都是官，都是这些政客家族，会对家族人的仕途起到影响。你像奥巴马，我看看他女儿也想当政客。希拉里的女儿也有兴趣，可能家族有传承，他们进入其中也有路径。
所以很容易形成这种影响，所以这里面是也特别值得反思的一个东西。大众传播媒介这种把关人的东西它有好处，好处在哪里呢？它在那种良莠不齐的过程中间能够选择比较好的信息发出去，如果是正常去做的话，那有可能维护了公共正义。就像我们讲新闻专业主义那套理念所建构的基本目的和动机，他真的是在代言，是为社会代言，为公众代言，是服务公共利益的。所以像潘老师他们这些人，他们特别强调，媒体必须是独立的，独立于政治，也独立于经济的压力。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够真正有公共利益在，要不然就不能够代表真正的公共。
四、新媒体的全新性
回到我们现在的新媒体，为什么说它是全新的？它有一个非常革命的要素，让所有的人都有可能通过互联网来发表自己的声音和观点。尤其今天所说融媒体的语境之下，在大众传媒时代，你必须最好要有文字的能力，你至少是要有很好的表达的，你才有可能把自己的观点传播出去，还要被那些少数的记者和编辑听得见，这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许多人就会对新媒体抱有期待。就像中国早期的就会有一些维权的农民跑到报社的门口去喝农药，这种各种不同的方式或者更极端的维权方式，比如说以前跳楼的或者爬电线杆，都是为了引起传统媒体的关注，要不然媒体就看不见一个突发性的事件，是一个静态的过程，只有做特别深度的调查记者和做所谓的精确新闻的那些人才能够看见这里面的事情，要不然你就不知道有什么。
当每个人都是把那种沉默放在心里的时候，你不能通过民意在调查，甚至只有民意调查都不行。它未必是很真的声音，所以为什么问卷要各做各种不同的信度检测，就要剔除不是真的有代表性的成分。那用什么方法去解决，潘忠党老师当时给我说像研究这种重大议题的时候，作为一个研究者，第一一定要自己想一想，这种问卷可能收集起来它不够准确，人家可能不会讲真话。另外一个方式，这就是人类学的价值，你要待到那里去生活很长的一段时间，你才会知道那些人到底是怎么样。他说所以两个类型的研究都是很重要。而量化的也有价值，人类学的也非常有价值，只是人类学成本和代价比较高，而且进入也不是很容易。
所以我要讲大众传媒媒体时代，公共领域就会出现这样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并不见得所有的人的声音都可以被听见，你需要通过被过滤。这里的关键是决定过滤的把关人，他是不是真正倾听了真实的声音，所以哈贝马斯就会担心在大众传媒媒介时代公共领域封建化，所谓的封建化就是这样一个信息，不是一个真正的代表社会共识的社会舆论。
那就会讲到了，那互联网这样一个泛在的连接好像提供了这个可能。我们每个人都在网里面，全球80个亿的人，现在有50多个亿在社交媒体上，在互联网上，我们只是各种不同的互联网平台，以致现在上网变成我们的一个不会轻易觉察的事情，它就像我们吃饭、睡觉一样，当技术已经沉浸到这种类型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很认真去来反思技术这种事。一个特别新的东西，我们还没有感受到它已经跟我们身体不可分割的时候，你再来做历史的反思，它就更加有意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第一，互联网技术让接近八分之五这么多的人都能够在社交媒体上去进行去交流、去互动、去交友，它完全超越了大众传播媒介时代的那种所谓的公共舆论的交往过程。所以我自己在这个文章里面讲，我认为人类历史的文明的演进的历史，其实就是一个连接史，《人类之网》的作者，他把公元1500年当做一个文明的非常重要的分界线，这个分界线如果你仔细看，基本的动机就是交往变得全球化，因为轮船发明出来了，蒸汽机的产生让全球的物和人的互动变得有可能，他认为就是一个新的文明，一个新的文明时代的到来。
第二，互联网早期的时候，一直以来的那种匿名的模式。匿名模式其实我很难去判断它是好是坏。当然我一直认为每一个公民都有匿名发表的人权，只不过我自己在哪里都是实名，觉得我自己实名发表自己的观点，自己更负责，要不然匿名你被谁骂了，但是毕竟人有匿名骂别人的权利，所以我并不是很支持，要有个统一的法律要求发言的人全部都是实名。但是匿名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在于当你受到恐吓被压制的这种类型的情况之下，你仍然有可能通过互联网这种类型的平台发出自己的声音，尤其是批判、否定的这种类型的声音。从这种角度来讲，它至少符合了哈贝马斯讲的其中一条，做批判性的反思性的这种类型互动，这点很重要。而不是我们有些地方讲的都是伟大光荣，不是哪种都是好，都是这种类型的说法。因为你没有反思，没有批判，你就对这个文本它不会有任何的推进，就像我写了一篇文章让你们大家给我批评，反正不要都说好，这有什么意义？所以我希望对我进行批评，以批评为主，尽管这个文章已经改不了，但是仍然可以进一步讨论，这个才有价值。就像我在上课的时候就要求大家去批评我的东西，那才有意思，对我一直都是这个观点，我上给本科生上课的时候也叫对我的观点不同意，立马表达提出我就给你加分。
所以这就是很重要的一条，批判的这种类型的对话，它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哈贝马斯讲的文学领域会是最早的成熟的公共领域，因为文学领域的批评相对是没有风险，它跟政治领域不一样，政治领域毕竟还有一些刚性的地方，经济领域、实际上商业领域也会有一点点风险，但文学领域几乎是没有风险，批评一个文学家，大不了你把我拉黑，有什么关系，它不可能存在有一种压迫，再牛的文学家也不可能把你怎么着，把你抓到牢里去，他没有这种权利。
文学的批评它是平等的，更容易交互，然后比如说艺术的领域科学的东西，慢慢变成政治的参与，为什么慢慢可以这么去做到哈贝马斯培养批判和反思的工作，文学领域起到这样一个培养作用。要不然你没有不会利用自己的理智，启蒙就特别强调这一点。当一个人不能够利用自己的理智的时候，就是被动的情况，所以我就写了第二篇文章了。这个文章探究在互联网语境之下，公众参与社会交往基本行为有些什么变化？一个观察，它都是辩论的，当然这只是利用大量的别人的量化研究来形成的。量化研究很重要，没有量化研究这个文章就写不了。尽管我自己没有做，这个理论都不是量化，但是它实际上可以做很多量化，利用别人的这些研究，我现在观察互联网的交往，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也发现在互联网交往里面有几个典型，第一个是大量的人在一起，就会回到当年阿伦特、哈贝马斯特别强调所谓的公共就意味着可见，可见就意味着公共。
你只有可见性显现出来了，这才是一个公共场合，要不然你就不叫公共领域，你是一个私人的领域，这是一个公共领域最典型的特征。当大家连在一起的时候、都连着网的时候，你的交往就变得可见了，这就是公共的第一步，但它不等于是公共。公共还有另外一条很核心的东西就是批判，一定要有批判才有公共，这才使得公共性比较完整地体现出来。要有批判，要有公共，站在公心上去说话，就不是站在自己的个人维护个人的利益的角度去交往。
当然在一个这么大的群体的交往里面，其实一定会有很多人是站在自己私利的角度。但是它也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像假设我们今天可以评一个“三好学生”，每个人心里都想假设“三好学生”有足够多的利益的话，可能大家都想去评“三好学生”。每个人都放在桌面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评谁或者不评谁，都要去展现出来。你一定不会说我是老大。你不敢说这个话，因为是放在桌面上，谁敢说你自己是老大。你就说我比其他同学都优秀，你也会不好意思说这种话，你一定要想着我如何去表达，所以这里面会出现这样的行为，这个行为是什么呢？我有可能被看见，但未必又能够被看见，这就是一个矛盾的地方。早期的被看见需要记者来找到你，你才可能被探照灯给照亮，才可以看见。
但在互联网上好像没有探照灯，你怎么办？你就只能出现一个所谓的展演式的声音，要充分展现自己的与众不同，要展现自己的独异性，不是独一，而是独异性，与众不同的独异性给展现出来。你才有可能被别人看见。就像当年要考北大的一位女士，经常去讲我一定就要考北大，其他学校都不考。当然她现在好像过着幸福的人生，成立了自己的公司，生活在上流社会。当时在互联网上任何人嘲笑她都无所谓，这些流量让更多的人知道了她。当然现在的话反倒是寂静了，成功了就寂静了，互联网上已经看不到她的东西，是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各种各样的人都一样，尤其是小红书、抖音上这种的表演，有那么多人都会跳，有那么多人都会唱歌，有那么多人的演讲的能力那么强，你怎么去斗智斗勇？就像有个明星我忘了叫什么，有一个人伪装成一个博览群书的那种感觉，回答网友提问，他什么都懂，然后他很牛，最后被别人揭露出来了，这么厉害怎么被人暴露出来了呢？其实也不过是万事问百度，装作读了很多，其实也没读什么书。这也都是独异性的展现。你很难以想象，他在网络上看似很有成就，所以这种类型的独异性就是因为人太多，50个亿要让我要从中间让别人发现，你怎么能够体现出你自己，所以这种行为其实可能会导致一种扭曲，不是真心的把自己给展示出来，它是要通过展演的方式去展现出来，这是第一个很大的变化，当然还有一些其他东西。
另外一个很大的不同，我写了四个辩证对立的关系，它不见得都是这样。在互联网这个语境之下，平台性公司和政府都具有一种政权控制的力量。互联网它提供了这样一个可能性，即使是一个政权的控制，仍然还有一个可能性进行。这就是我介绍过的德塞图的游击战这种诗意的抵抗艺术或者反抗艺术，其实福柯他们都有这种类似的表述，在一个就算是政权的控制这个社会都在弱者抵抗的空间。比如说，即使是当时国民党政府建立的渣滓洞监狱中，我们在《红岩》小说就发现我们共产党员还可以递纸条、串门等方式来传递信息，传出自己的声音。互联网上更加是这样，因为没有一种权力不可能同时监控所有人的行为，也不可能同时监控所有的屏幕，这里有分布式技术、有暗网或者潜网、有各种表情包和暗语，比如有人发了一个东西，是抗议或者纪念李文亮医生的，虽然可能被删除，但传播仍然是很广泛的。
五、互联网带来的“数字共通”
在互联网交往的过程中，我们形成了与在平常的线下交往中不同的能力，它很重要的变量是——我们的广泛连接过后的变化是什么？这里面的连接其实就跟我刚刚讲的那些历史学家所讲的一样，好像是一个新的联通的软件。公元1500年的时候，交通技术的发展期，尤其是蒸汽机所带出的这种远航、远洋货轮的变化，就像当年弗洛伊德和芒福德不是一些曾经写过技术与文明这个方面的一些文章。按理来说技术它永远是一个中立的角色，远洋的货能运过来了，你带来了远方的物方的信息，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好处，但是你增加了更多的身体死亡，因为你的亲人可能做远航，跑到美国去了，好多年都不会回来，都是这种类型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那么这些变化到底意味着什么？最后我想就是一个“通”，我因为当时无意中就想到通的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连通，连通好像已经有人写了很多的书了，什么连接、泛在连接、连接性这种多，但好像没有人写“通”这个概念。这个通到底意味着什么？在物质层面物质的交往、精神的交往、信息的交往，它都对一个文明来讲极为重要。如果没有通，你只有丰富的物质和精神的交往，这个文明才可能会变成一个新的形势。所以你看看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到所谓的信息的这种所谓的文明，这几套转型的背后都是“通”的变化，或者说至少是有“通”的变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去找通的时候，这时候找到了所谓的共通体这些著作的书，但这些书不是很好读，因为这些作家主要讨文学领域的，但它里面讲的有些东西跟阿伦特的那些相关的共同点，或者可见的这种类型的观念对接起来，“共通”使其能够连接起来。
我认为，人类社会的理想的状态就是马克思讲所有的“所有人的全面解放”的社会，这种社会必须是容忍和包容的，是自主与自由的，要承认差异，不追求同一。当我们讲通的时候，重点去讲共通体，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人的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前提说是承认每一种文明都是有价值的，所以要讲文明互鉴，讲不同文明之间的共通性，就是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文明的方式可以是相互对话的、是可以去互鉴的。
既然是对话和互鉴的发现，跟哈贝马斯讲的是公共领域里面讲的理性认同——意味着大家都是平等的、独立的、理性的对话，并在这一基础上形成共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命题，也不是我们国家的原创，而是一个学者多年以前写出来的。他写有一个书的名字就叫《人类命运共同体》，他讨论了各种不同文化的交往会让人产生一种通感，就是类似我们讲共情的那种东西，这对人类社会和平是有价值的。这让我想到了康德和休谟他们这些人都提及了，其实亚当斯密也有这种类似的说法。
我强调共通的时候，是强调共在和共享，强调的是平等的交互，强调的是不存在任何的压制和压迫，强调的是“通”不等于“同”。我读习近平论著作的时，发现习近平主席经常用一个词叫“同心圆”，他的多次重大的讲话里面有关舆论的时候都会讲同心圆。为什么我们领导人这么喜欢用“同心圆”的观念，是不是中国的观念共通的问题的理解和西方观念共通理解是区别很大的。我发现，西方关于共通和公共领域的基本理念确实与中国的“同心圆”理念有很大的不同。习近平所指的“同心圆”是指要通过学习、组织多种类型的方式，让中国老百姓要高度认同党和政府领导人的思想，要有核心意识，要形成同心圆的意识或者意志。但“同心圆”毕竟还是个圆，不是一个点。既然是个圆，它还是有个范围。不都等于是那一个小的点上，那就意味着还是有一点空间的。
六、写作与投稿过程
我提出的“数字共通”就是一个理论模型，模型是可以继续去论证，可以丰富和完善，不能期望我一篇文章就把这个理论给完全给证明，我想着哈贝马斯用了一辈子的时间来证明他的公共领域模型。包括公共领域的脉络我认为其实也已经很简要的讲了，大体是讲清楚了。反正就把写这篇文章的来龙去脉和自己的基本的想法给大家做一个交代，所以这篇文章其实不复杂。
当然建构的理论模型仍然是我至少有一点是相对犹豫，数字共通的基本的变量，现在是想着叫共享和共鸣。分享是每一个互联网的公众的实践行为，是最简单最容易发现的一个东西，因为你只有分享或者互动，你才有可能会形成一个泛在交往和网络，所以这也是很容易想到的一件事儿。共鸣其实也不难想到，因为哈贝马斯在讲他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这几本著作和论文里面就经常使用到共鸣这个词，因为你的所谓形成共识一定要有共鸣，要有互动，如果你对这个选题没有兴趣，他不能打动你，不会去参与讨论，所以一定要是形成这种类型的共鸣机制。
其实我当时还想共享、共鸣之外还有什么，共通它是一个大的模型，也许还存在其它的观察变量——比如共显、共在——算不算？但跟共享也很类似，所以这个模型还是有点残缺。大家可以帮我想一想，尽管这个文章要发，但是这个模型还是有点不足，因为共享和共鸣直接造成共通，好像还缺了点什么，这个缺的是什么呢？缺的就是哈贝马斯特别强调的那种批判和反批判的过程。
在互联网中，第一，我把东西想共享出去了，第二，形成了一个共鸣的关系，但是没有强调到那种理性的批判和反思的东西，但仍然有所欠缺，缺那个东西就像中国人写骈文一样，想找个最好找个共什么之类的词。我找了半天找不出来，就把它空缺在那，所以这一点你们也可以想一想，你们也许就可以写出一个批判吴老师的文章。真正公共交往能够形成一个共通的关系，这条道路一定是很好的。哈贝马斯讲了，你拥有了真实的信息，你用了真诚的态度去参与这种类型的交往，你出于社会正义和公义的目的去进行交往，这种类型的交往它一定特别棒，但问题是这么多层次，不同参差不齐的这些网民们，他怎么可能去达成共识？
所以说在互联网上，我们尽管说是50亿人连在一起，实际上如果仔细我们去画一个模型的话，其实这个圆里有很多的小的圆。每一个圆都是一个圈层。这些圈层之间它有些是有互动的，有些是完全孤立的，有些人他就只在这一个圈子里互动，有些人可以破圈在其他的互动，但是会有一些东西，他可能会同时照亮所有的圈层，这些互联网特别有意思的地方，但这个东西它好像只能用混沌理论来解释，就是我说的涌现现象，你很难去研判，明天全世界会讨论什么事。比如说所有的网民都会关心一个事情，但你不知道是什么事情会被大家关注，就很神奇。突然有一天“涌泉蜜柑橘”就变成了浙大的一个事件，又成为全国人民都在讨论的，连《纽约时报》都看见了，很奇怪。
你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就突然会有一个事儿，它本来只在一个小圈子，然后就破圈了，但这个机制很难研究清楚，这就是一个复杂模型理论，到目前为止解释不了的现象。因为这个复杂理论里面其实特别强调一点，很多的连接它的本身会带来新的物质，就连接的本质会导致不同的东西，很多的看起来没有生命的物质，如果连的特别多了之后，它的信息和能量在交互的过程中间，会出现新的变数。生命可能就是这样，你可以看到我们身体无非就是一个个的细胞，那么分的更细无非是一个个不同的粒子，但突然就变成生命出来了。我当年学生物学的时候特别好奇，生命它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一次就想了老半天，我觉得生和死就是一刹那之间的事，人的肉体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怎么就生了，怎么就死，关节点到底是什么东西变化了？到现在为止生命科学也解释不清楚。但是有研究说，那一刻的时候有零点零几克的粒子不见，这可能是因为灵魂是有重量的。
其实回过头，当网络连接到很大范围的时候，就像我们脑子的细胞一样，为什么脑细胞它是智能的？智能其实就是一个大数量级的连接，所以现在说为什么机器可能会有智能，当你的连接指数达到100个亿的时候，有100个亿的链接节点的时候，它就会有质变。目前最智能的就是人的大脑，它能够产生连接的数量最多，是最强大的、最复杂的一个东西。未来计算机可能会是这样，但现在未达到全球80亿网民连接的数量。未来假设有100个亿，除了人之外，还有机器也可以连接起来的，那个时候在互联网交往里面，它有这种类型的可能，所以你不知道是什么，你也很难去研判这个东西是什么，它的走向是什么。
（本篇文章由吴飞教授在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的学术分享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梁轩、杨龙梦珏、邵鹏、刘珺、李佳敏、夏雨欣、吴佳珅、尹子熹、吕澄欣等人参与了此次座谈会）
原文载于《中国传媒报告》2023年第4期总第088期。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
转自：“再建巴别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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