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忠党 | “元传播”：新闻变迁的核心问题

原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7月7日第三版。

作者简介：潘忠党，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传播艺术系教授。

新闻（news）承载并传递信息，但它不仅传递所报道事件或现象的信息，而且意指生产、扩散和使用该信息及其承载文本的传播实践。作为人类传播活动，新闻同时牵涉不同层面的传播：它传递信息，也呈现该信息的编码规则；它运用语言，也演示表意的规范或符码；它是传播活动，也是型构该活动的规范和社会关系的展演。套用美国人类学家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的话说，新闻既是传播，也是“元传播”（meta-communication）。所谓元传播，即是关于传播的传播，它符码化（codify）传播活动，规制和演绎其中的社会关系。

也就是说，新闻不仅传递关于报道对象的信息、再现特定的社会现实；作为社会元传播的一部分，它同时还界定并表述新闻这一传播活动的构成要素：作为知识类型之一的新闻，新闻价值的标准，新闻实践中的角色及其相互关系，新闻在公共生活中的位置和角色。而且，这些元传播内容既包括实然的描述，也交织应然的规范，即新闻实践者须当遵循的伦理规范或社会期待。简言之，在传递信息的同时，新闻还展现它作为一种知识、一类社会实践、一门职业和一个行业的内在逻辑。

元传播成为表征对象

职业新闻人当然熟悉这一逻辑，因为它就在其职业活动的常规之中，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因太熟悉这一逻辑反而无法流畅地阐发它。在特定时刻，那些敏于反思、善于自我呈现的新闻人，协同学界的师友，转“元传播”为表征对象，分析突出事例，获取管窥洞见，将这一逻辑及其在不同时空的流变加以铺陈敷演，登载于各种行业的平台，以建构自己所归属的“话语共同体”。新闻业的前世今生，至少部分地在这传播与元传播的交织互构中得到整合。对元传播规则的这种话语阐释也是新闻界应变的重要途径。

通常，使用新闻的公众无意参与这种话语情境的转换。对他们而言，元传播层面的信息是众所周知的“常识”，预设于新闻传播的过程中，因而无从审视和批判。而上述新闻界对于其行业的话语阐述，又往往限于圈内的述说，强调自身的群体内聚，彰显职业群体的从业垄断和话语权威。其实，公众也在使用中参与了新闻的元传播，并由此影响新闻业。这一参与，通常体现为新闻从业者或机构在公众当中的“口碑”，公众对新闻作出是否与他们的生活相关、有多可信的评价，研究者们运用问卷调查所得的“媒体公信力”测量等。通过这些“反馈”，新闻活动的“符码”和新闻业与公众的关系，在新闻传播的过程中不断得以重塑。

新媒介将元传播推向前台

只是，公众不大理会职业新闻人及其学界师友们对“新闻”的种种规训，而是更多地采用其它话语，展开并述说自己的选择与使用，丰富自己的新闻体验，并由此开拓新闻的生成空间。基于数字和网络技术的新媒介，更是为这样的选择和开拓降低了门槛、提供了便利、创造了机会；而且，如丹麦传播学者延森所指出的，通过搜集和分析“元数据”而建设的平台、以整合多形态的传播而打造的媒介，将元传播的展开和创新推向了前台，挑战我们习以为常的传播形态。新闻自不能幸免。多位英、美学者撰文指出，新闻业作为职业人士的“独白”和“宣讲”，正在转换为开放、多声调和非正式的“谈话”；以职业人士依赖体制权威册封“事实性”的新闻操作模式，正在日益受到“众声喧哗”（heteroglossia）这一真相形成模式的挑战；新闻事业从美国新闻学者所宣称的“民主的手艺”（democratic craft），正在转向日常社会交往的氛围或环境营造。这些论述，目前虽还多徘徊于现象描述，但已在酝酿对新闻的重新想象。

而已知的元传播结构，往往是新闻业“危机话语”展开的立足点。美国学者翟利泽（Barbie Zelizer）指出，这种“危机话语”内含了对常规的依恋和对不确定性的忧惧；它奉有序的行事框架为正统，将对秩序的挑战斥为“断裂”（disruption）；它往往将多重的挑战简化为既有秩序面临的危机，因而约束了我们对各种挑战及其所蕴含之机遇的想象。历史地来看，新闻业其实一直在各种不确定中演变，其推动力，无论是新媒介技术，还是新商业模式，抑或政治文化和社区建设的力量，都指向社会交往的形态及其脚本。这个层面的变革形塑了新闻及新闻业变革的脚手架。

元传播创新形塑新闻变革

当下的新闻变革亦不例外。它当然包括了采用新媒介和信息技术开拓信息的广度和深度，增大信息量，使信息的存储、流通和查询更加便利；但更为重要的是元传播层面的开放，使得新闻业成为这个时代的社会交往实践的展演之一。如有些学者指出的，它在突破新闻生产前后台的区隔，突破舞台与观众席——即新闻生产与消费者——的区隔。不仅如此，新闻展演脚本的创作和角色配备，都在日渐向公众参与开放。也就是说，作为传播活动的新闻正在走出职业新闻人的垄断性管辖。

但这绝不意味着职业新闻人社群的没落，也不意味着专业新闻业的衰败。恰恰相反，舒德森和翟利泽指出，以此为契机，职业新闻人正在主动或被动地重构自己的角色和实践。反映这一点的各种创新正在发生；虽然它们大多刚刚起步，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些端倪：它们都可得益于或者源自运用新媒介和信息技术，形成开放和多元的信息搜集、储存、处理和呈现的行动计划，建构这些活动得以展开的社会关系矩阵。譬如，建立多组织的联盟或平台，引进社群、社区以及慈善组织的人力和财力，动员和吸纳非职业的信息采集人员，开发如事实检测（fact checking）等展演客体性（objectivity）原则的新闻实践和表述新形态。

这些都可说是在公共性原则引导和启发下展开的元传播层面的创新，是对什么是新闻、如何做新闻、新闻做什么、新闻人当做什么、所遵循的伦理规范是什么等的重新界定。因此，新闻变迁的核心问题不是新闻业会被打造成什么样或新闻会变成何种模样（虽然这是重要问题），而是我们希望并如何建构什么样的公共生活，也即如何交往？我们不仅需要拷问哪些新闻创新可能或正在发生，其成败会受什么影响，而且更要探究这些新闻创新体现了什么元传播模式？它如何将公共性原则、商业和其它体制的逻辑相杂糅，落实为新闻传播的结构符码？职业新闻人又如何促进新闻场（journalistic field）的进一步开放，并在其中以更加丰富多彩的方式，继续成为真实、理性、开放、多元等公共交往理念的维护者、阐释者和示范者？

转自：“再建巴别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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