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社会学中的知识生产：对概念、方法论以及制度的批判
编辑荐语：
以针对有色人种的研究为依据，本文对当代主流社会学中显露的殖民主义影响作出了深刻的反思，并为其去殖民化进程提出了建议。我们可以从本文中看到作者对社会学症结的诊断、对反殖民主义的态度以及对如何开展具体去殖民化工作的描述。因此，这将是一篇值得参考并引发深思的文章。
摘要：
本文对现今支配社会学想象的欧洲中心主义知识形成及其对“他者”的分析进行了批判。本文对该学科中的殖民基础提出深刻的质疑，同时为深刻改变大学的教学纲要，本文也呼吁一系列的概念、方法论以及制度性关切必须被提出。本文认为，去殖民化社会学所需的努力不能依赖于表面改变，而是必须对反种族主义和社会公义有更广更深的投入。
作者简介：
Katy P. Sian，约克大学社会学系
文献来源：
Sian, K. (2022). Rethinking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Sociology: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Conceptual, the Methodological and the Institutional.Social Policy and Society, 21(1), 42-53. doi:10.1017/S1474746421000580
本文作者：Katy P. Sian
引文
近年来，关于对课程去殖民化的文献出现了颇受欢迎的热潮，这样的讨论涵盖许多不同且常重叠的领域，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多元化、国际化和/或激进主义。然而，我们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对课程的去殖民化也成为了只言片语（a sound bite），其中努力也被新自由主义大学管理者窃取化用为招募更多学生的门道(Sian, 2019; Bhambra et al., 2020)。在此意义上而言，对课程的去殖民化并非代表了对教育公平的真正投入，反而变成了大学招生手册上的营销标语。对于右翼批评家们来说，对课程的去殖民化预示了对老派行事式的威胁，是一种对欧洲知识、文化以及传统的敌意与没必要的攻击（Forbes, 2018）。
对课程的去殖民化因此也在不同情境下意味着不同含义，它也如同许多概念一般，已被推举到了一个无法承担原有理论效力的地步（Ahmed, 2014）。在一些场域，这皆导致对术语的肤浅联结（a superficial engagement）——一切都被化约为一件人人都能穿上的T恤上的口号，而非是对权力结构的批判。正如Rodriguez所指出的那样，“术语开始引发了一种去除殖民与帝国主义之行径的实践，而其号召者不仅完全在那些待去除的实践中运行，还从中高度获利。”（2018:11）本文与对去殖民课程的批判性理解将保持一致：此即将其作为一个政治议题（political project），需要进行分析性检视、集体性挑战以及创造性反思欧洲中心话语与实践的嵌入性（the embeddedness of Eurocentric discourses and praxis），这些话语和实践不仅支配了课程纲要，并融入了“西方/西式（Western）”大学更广泛的结构之中（Amin, 1989）。对课程的去殖民化也涉及“反学（unlearning）”（Rodriguez, 2018: 1）以及对霸权式认知与实践的颠覆——以此作为一种集结了一系列概念、方法论以及制度必然结果的干预。
本文将重点讨论对社会学课程的去殖民化，并尤其关注主流社会学对有色人种群体的理解与误会上，此批判亦适用于相关领域。本文质疑了社会学的基础，并对其内在的欧洲中心主义进行批判（Morris, 2015）。本文也将考察类似观念如何持续形塑影响当代社会学对“他者（other）”的理解，了解其如何被收束于文化上化约的且本质主义视角中。在描摹出这些概念关切之后，本文将考察欧洲中心主义如何在方法论层面体现，尤其是在那些透过殖民凝视（a colonial gaze）所进行的有色人种群体研究中。本文将质疑社科传统使用的方法论工具之适宜性，并尝试探索发展新途径的可能。
最后，本文反思了使社会学课程更加多元与包容的制度改革，以及这一提倡所面临的挑战。此部分直接由有色人种学者的发声所提倡，其中将课程去殖民化的限制与潜在回报都进行了强调。这些数据来自于2018-2019年期间，针对在英国大学工作的20位有色人种学者的深度访谈。受访者处于学术职业阶段的不同位置，他们或有永久合同，或是定期合同。他们在全国的不同学术机构里进行社科工作，其中包括罗素大学联盟和Post-92大学（Sian, 2019）。此讨论之后，本文的结论是去殖民化的社会学不能仅仅只做表面文章，它必须对反种族主义和社会公义有更深刻的投入。
概念上的关切
从广义上讲，社会学关注的是现代社会的出现。然而，令人困惑的是，社会学想象（sociological imagery）几十年来一直忽视了殖民主义在现代性中的作用，尽管它显然位于中心地位(Sian, 2014)。正如Mignolo (2011)所说，殖民主义代表了现代性的“阴暗面”。对Mignolo而言，关于现代性的霸权话语在颂扬欧洲和现代社会到来的同时，也隐藏了殖民主义的恐怖之处。换言之，在主流的社会分析中，殖民制度为推进现代性计划（modern project）所采取的种族主义实践被模糊了，关于它们的部分甚至会完全缺失。如果我们致力于对社会学去殖民化，也许最重要的起点将是回到这门学科的基础上，以便揭开其殖民基础并考察其当代表现。
社会学可被认为一直是生产用于管束（subordinates and regulates）非欧洲社会（non-European societies）之知识的关键社会科学之一。当我们考虑到这门学科的起源时，这大概也不足为奇。社会学是在一系列变革的背景下出现的，包括政治、工业和科学革命，这些变革正是19世纪的主要特征(Bhambra, 2007)。欧洲启蒙运动是预示一个以科学与理性（rationality and reason）为标志之新时代的关键。这一思想直接影响了这一学科，使之从根本上是关于对现代性及其对社会之影响的科学分析。社会学由孔德创立，其指的是“一门社会的实证科学（a positive science of society）”(Hamilton, 1992: 20)。实证主义在经验主义、客观主义和普遍主义的启蒙原则指导下，成为社会学思想与实践的基石(Agozino, 2003: 92)。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实证主义可以被视为一种哲学话语（a philosophical discourse），它认为所有社会现象都可以通过科学方法进行检查与分析(Sian, 2017)。这是一个认识论的立场，拒绝社会建构主义和系谱学的解释(同上)。实证主义思想植根于这样一种观念，即科学知识可以应用于自然和社会生活的研究，从而产生支配世界的普遍规律(Hamilton，1992:21)。就此意义而言，社会可以通过那些产生了客观和价值中立之知识的经验事实来理解。
实证主义可以被视为欧洲中心思想的基础，它与殖民主义还有种族主义(以及性别歧视)紧密交织在一起。它依附于那些想要在群体中进行分类与划分等级，以及组织不同社群的愿望。在这种情况下，它反映了19世纪启蒙运动的思想，即试图将非白人、非西方民族归类为天生劣等的人，正如Lander所说:
实证主义共享了19世纪欧洲思想的主流预设与偏见(科学种族主义、父权制、进步观念)，并再度强调了殖民话语。这片大陆是由一个单一的声音、一个单一的主体想象出来的:白人、男性、城市、世界。其余的，大多数，是“他者”，野蛮人，原始的，黑人，印第安人，他们对这些社会的未来没有任何贡献(Lander, 2000: 520)。
这些本质主义框架持续缠绕着社会学想象，也在对那些移民西方后以种族为标签（racially-marked）之社会群体的分析中最为明显。在解释迁居到大都市的前殖民主体的经验时，许多社会学解释继续通过以欧洲中心主义为基础的文化和/或生理框架来理解其迁移与定居过程(Sayyid, 2004;Sian,2013)。Sayyid认为，在这样的叙述中，主人和移民之间有一套明确的区别，他称之为移民想象（the immigrants imaginary）(同上: 150-153)。
移民想象是学者和评论家用来解释非西方经验的东方学手段 ，在这些经验中，政治被以种族、文化和生物学为中心的话语所取代(同上)。它提供了一系列高度多变的修辞，而这些修辞在几十年来一直被用来标记有色人种社区。Sayyid认为，移民想象有四个关键特征。第一种观点认为东道国“主人”（host）和移民者之间存在着无法改变的本体论区别(同上: 150)。其次，有色人种社区只被视为“异域的（exotic）”或“陈腐的（banal）”。异国情调是通过对差异（difference）之肤浅颂扬来表现的，比如仪式、服装和习俗(同上: 151)。这种陈腐与色盲观念有关，也与不愿承认移民的不同，及其多样和富有神韵的历史轨迹有关。第三点则是，移民将(也应该)通过不加批判的同化完全融入东道国文化:这预设了有色人种社区的命运唯有完全融入主流社区(同上)。移民想象的最后一个特征集中在代际进展（generational progress）的主题上。在这里，每一代移民都标志着朝向融合所做的进展:然而，第一代、第二代或第三代的分类本身，恰恰方便地拖延了移民被视为社会正式成员的时刻。在这个意义上，移民总是代表新到来者(同上: 151-152)。
移民想象在学术(和大众)文化中广泛流传(同上: 152)。可被视作重申此框架的关键社会学范式之一便是“文化冲突（cultural crash）”。文化冲突是指移民在他们的“传统”文化和西方的现代价值观之间遇到了一场与生俱来的斗争(an innate struggle) (Anwar, 1998)。正如Ngo(2008: 4)所指出的，这一范式的一个关键维度是关注移民文化和东道国文化之间的区别，用传统/现代或农村/城市的二元性来解释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这种方便的二元对立被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以表明想要享受西方生活方式的年轻一代与被视为坚持限制性传统价值观的老一辈之间存在代际冲突，并将后者描述为“落后的或在时间上停滞不前的”(同上: 5)。
出于多种原因，社会学对“文化冲突”的关注都是有问题的，正如Ngo指出的:“强调传统文化价值使文化的概念具体化，将其定位为某种固定的或给定的（fixed or a given）东西，而不是一种在社会关系和实践中找到意义的社会过程”(同上)。因此，这种对身份的解读将本可以被视为一般行为(例如青年反叛与争求自主)之行为转变理解为文化特异性的标志(Sian, 2013)。此外，这些说法主要依赖于一种粗糙的文化决定论，使之无法解释那些影响这些群体身份认同的更广泛的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ary practices）（Ngo, 2008: 5)。
这些本质主义框架自大规模定居的早期就被用于说明有色人种社区，并继续渗透到当代学术解释中(Sian, 2013)。在反恐战争之后，这一点尤其被夸大了，这促使人们对穆斯林社区的“不相容”和“不规则”的文化和宗教习俗再度兴起迷思(Lewis, 2002;Roy, 2007)。这些懒散但又太令人熟悉的关于有色群体的话语将他们的身份简化为被动、静态和不变的，而非流动的、多面的以及政治的。这里变得明朗的是，以欧洲为中心的知识继续支撑着主流社会学的大部分内容，而“他者”仍然是一个缺乏主体性的主体，其只能通过与西方观念的对比来解读。这些概念性的呈现（conceptual representations）消除了作为研究对象之有色群体的经验和声音，而并没有积极参与塑造社会和学科本身。那些挑战这些话语的批评声音经常被推到学科的边缘，此倾向可在诸如“后殖民研究”、“文化研究”和“黑人研究”中发现。
因此，主流社会学犯有如下过失：它一直生产以欧洲为中心之世界观为基础的压迫话语，以至于不加批判地巩固了简化的二元性。通过这种方式，在分析西方有色群体的形成时，可以看到主流社会学解释参与了认知暴力（epistemic violence）(Spivak, 1998;Santos, 2014)。它还扩大了等价链（the chain of equivalence）(Laclau and Mouffe, 1985)，使之维持想象中的西方优越性(见表格1)。
表格1：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等价链
这种霸权结构塑造了许多关于有色人种社区的社会学分析，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分析被简化为证实欧洲中心认识论的文化本质主义解释。这样一来，主流社会学只能代表一种有限的世界观。因此，在概念层面上实现对社会学的非殖民化，其关键步骤必须涉及对该学科之种族系谱学的深刻认识——其已沉浸在欧洲文化优越感的观念中，正如Lander指出的那样:
如果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不被认为是现代欧洲令人遗憾的副产品，而是使现代西方之产生成为可能的部分条件，那么对非西方社会以及世界各地的次等和被排斥的主体的含义将会大不相同(Lander, 2000: 525)。
这样的认识对于呈现一个更细致、更有质感且更批判性的现代社会及其定居者的描述至关重要。去殖民化还需要致力于拆除霸权，并将维持西方霸权形式的二元对立本质化。也就是说，对非西方的理解和审视必须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而欧洲中心主义往往只是将它们的主体性置于次等地位。他们的声音和贡献必须在现代社会的叙述中得到充分体现:这便是说，他们是积极塑造历史与西方的合法政治主体。
方法论上的关切
与上面已探讨的问题相关，本文将陈述社会科学研究中所出现的问题，并对“研究”有色群体时常用的方法工具提出批评。实证主义认识论是社会学研究的基础，此领域又基于如下关键原则:原创性、理论知识式（theoretically-informed）、系统性以及遵循科学方法、普遍性与道德准则(Patel, 2017: 158)。因此，社会学研究的关键目标是，通过将不同的方法应用于特定的兴趣领域来发现“真理”，并由此产生新的知识(同上)。就其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定量方法则最明显地与实证主义相关，它从根本上关注于通过问卷（questionnaires）、大型调查（large surveys）和统计测试（statistical tests）所产出数字数据的客观性(同上: 159)。另一方面，定性方法倾向于解释主义模型，这种模型依赖于通过民族志方法(但并不限于)、深度访谈（in-depth interviews）、焦点小组（focus groups）、参与者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和文件分析（document analysis）来理解经验（同上）。从表面上看，定性研究代表了从实证主义的关键转变，因为其所产出的数据是主观的;然而，现实则是，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同样的欧洲中心主义偏见所影响，得出同样的以欧洲为中心的结论，唯一的区别是达成结论的途径不同。因此，定性和定量方法在针对有色人种社区的研究中都存在严重问题，其经常产生再度强调种族等级的数据:事实上，正如Smith指出的那样:“研究一词与欧洲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Smith，1999:1)。
因此，社会科学研究可以说产生了一些最危险的知识，从Lombroso对头骨的种族主义测量到对罪犯的分类(Sian, 2017)，再到过于常见的民族志剥削，即通过白人的凝视（a white gaze）来研究有色人种社区，从而将他们构建为本质上不同的、越界的（deviant）和/或劣等的(Patel, 2017: 162)。Smith更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他认为:
西方研究者和知识分子基于与我们中的一些人的短暂接触，就认为他们通晓了我们所有可能知道的东西，这让我们感到恼火。令我们震惊的是，西方可以渴望、榨取和声称拥有我们的认知方式、我们的意象、我们创造和生产的东西，然后同时拒绝创造和发展这些想法的人，并试图剥夺他们成为自己文化和自己国家创造者的机会。
这种以定性社会科学研究的名义进行的侵扰，毫无疑问地导致了有色人种群体的“疲劳、敌意和怀疑”。正如Patel所说，他们觉得自己被“过度研究（over-researched）”了，尤其是在教育程度和智力、父母教养方式、越轨（deviance）和犯罪等话题上(2017:163)。可以理解的是，这在有色人种群体中造成了信任的缺乏或“厌倦”，他们经常被“仅仅用作研究的‘对象’（mere ‘objects’ of research）”，而不是被研究的另一主体”(Sanghera and Thapar-Björkert, 2008: 552)。Sanghera和Thapar- Björkert继续描述说，人们常常觉得研究人员一旦进行了研究就“空降”并离开，此后就再也没有看到或听到他们的任何消息”(同上)。除此之外，社区成员经常对研究人员未能提供反馈的方式感到不满，并对数据可能被(错误)使用的方式感到焦虑(同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看到白人研究人员和非白人研究对象之间存在一种剥削性和不道德的权力动态，正如本文所言，非白人研究对象的经历“被利用来服务于白人收益（white gain）、白人名声（white fame）和白人职业驱动的利益（white career-driven interests）”(Sian, 2019: 163)。
定量方法在有色人种群体的研究中也同样危险，故亦值得批评。Bonilla-Silva和Zuberi提出了一个十分有说服力的论点，警示我们统计分析的建立是如何与种族分类等概念结合起来的;正如他们所指出的，“社会研究的统计方法之应用，其历史轨迹与欧洲人的接触（European contact）、殖民、贸易和被认为超越现代文明之民族的统治有关”(2008:5)。因此，社会科学的创始人利用统计分析，通过科学的虚饰来证明和制度化种族劣等（racial inferiority）的观念(同上: Sian, 2017)。也就是说，“种族统计（racial statistics）的诞生为种族不平等的合理性提供了科学的可信度”(Bonilla-Silva and Zuberi, 2008: 6)。后者因此认为，在社会科学中使用这些数据与优生学运动息息相关，而优生学运动就试图通过种族等级来解释社会地位和成就，正如他们进一步解释道:
在其发展的早期，社会统计学与人类差异的数值分析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优生思想是统计逻辑发展的核心。这种统计逻辑，以及他们所采用的回归模型，是现代统计分析的基础(同上: 8)。
因此，如果我们要使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特别是对定量方法进行去殖民化，反思和认识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方法被假设是“硬事实（hard facts）”而不可挑战，因此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没有受到过反对(Gordon, 1996: 20)。产生定量统计数据的社会科学研究通常被认为是“优越的”，因为它被认为更符合科学方法。正如Gillborn所说，“统计常常被视为一种特殊的研究形式(被视为复杂、客观和事实)，可以揭示世界上被隐藏现实”(2010:254)。然而，这一观念是有限制的，因为定量数据像所有其他形式的数据一样，受到偏见、错误和误导性解释的影响。正如Gillborn继续指出的那样，这些方法“编码了（encode）特定的假设，在种族统治的社会中，这些假设往往带有偏见，并可能会进一步歧视特定的少数群体”(同上)。
然而，这并不否认统计数据已被证明对反种族主义学术有价值:事实上，它们有助于揭露歧视性实践和种族不平等(Gordon, 1996;Bonilla-Silva and Zuberi, 2008;Gillborn, 2010)。这里的重点是要承认这种形式的数据不是“中立的”或“客观的”——它是政治性的，且经常服务于不同的意识形态利益(Gordon, 1996: 28)。在这里不妨回到Bonilla-Silva和Zuberi的建议(2008:7)，即社会科学家必须“去神秘化（demystify）”那些围绕种族统计所产生的想当然的想法。这样一来，我们也许更能理解这些数据是如何继续受到外部力量和研究人员本身的影响，因为他们往往也反映和投射了种族等级。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社会科学几乎完全将西方的、以欧洲为中心的范式应用于研究(Held, 2019: 1)。研究方法的去殖民化方法必须致力于这些方法的去中心化，并接入其他认识方式。此外，它必须是一条通往社会正义的道路，而不是一项职业建设活动(Held, 2019; Sian,2019)。实际上，这要求社会学家批判性地反思他们使用的方法论工具;正如Bonilla-Silva和Baiocchi所提出的那样，“主流社会学家所信奉的客观和中立的神话需要被揭露”(2001:127)。去殖民化研究还需要与活动家、社会运动和有色人种社区进行合作和持续对话，这种对话不是短暂的，而是持久的和有参与性的。具体地说，研究部门应该着眼于发展和建立与全球南方的知识网络，那里有研究过程的积极塑造者（active shaper），而不仅仅是被动的研究对象(Patel, 2014: 609)。这将产生一种更多样化与更全球化的研究方法，有色人种社区所产生的关键见解、知识和批评将成为方法论设计和结果的核心。也就是说，研究将以合作的方式进行，而不是按照西方白人学者的规定进行。反思性、批判性和参与对确保产生合乎道德的、非剥削性的研究而言至关重要。简而言之，去殖民化方法论要求致力于拆除存在于白人研究者(殖民者)和非白人参与者(被殖民者)之间的等级制度。
制度上的关切
对课程进行去殖民化的第三个方面侧重于制度上的关切。虽然前几节在学科层面考察了课程去殖民化的议题，但制度上的关切强调，如果要充分实施课程去殖民化，必须先提出更大的大学目标。在这里，本文引用了之前与有色人种学者的访谈数据，用于强调和反思大学环境中围绕去殖民化课程的各种挑战和障碍。他们的经历表明，面对要求课程去殖民化的呼声，白人同事和大学管理人员的态度往往是不屑一顾，甚至是充满敌意的。这里会有一种感觉，那便是围绕课程而开展的去殖民化工作被一些白人高级工作人员视为累赘，正如一位受访者回忆道:
我们之前在课程的去殖民化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我是一个委员会的成员，我们正在讨论明年的计划。我们中的一些人，也就是我的其他非白人同事，说让我们重访一遍这项工作，一位资深白人同事说: “哦，不，我们已经做过了，员工不想为那些东西负担过多（be overloaded with that stuff）。”
这种说法表明，一些白人同事明显不愿参与课程的去殖民化，也反映出非白人员工的呼吁很容易被忽视。此外，白人员工并没有看到课程去殖民化的价值(也就是说，作为一种改变大学和教学纲要的手段)，而是把这个问题归结为“工作量”问题。另一位受访者也对一些白人同事的缺乏行动表示了类似的担忧:
我们必须自己增加课程的多样性。他们(白人同事)不愿意改变他们的阅读清单，也不想增加或删除任何东西，所以你必须添加更有活力的东西，你必须做那些工作。你这样做是因为——至少是我这么认为——我希望这些学生能够与世界各地的人进行对话，而如果你只了解这一小部分理论家，甚至不了解自己的殖民历史，当你离开并与其他学者接触时，你会看起来仿佛未曾受过教育。所以我尽量，至少，拓展我学生的思维，但这全都是你们自己的工作。
这种反应反映出，围绕课程去殖民化的工作似乎总是落在有色人种学者的肩上，而一些白人同事却很少有兴趣去发起或领导这一变革。在本文所有的采访中，都可以发现受访者的白人同事们似乎没有在课程去殖民化方面付出太多担忧，正如另一位受访者所说，“我希望看到白人教师挑战自己，努力加入其他材料，也要让教职员工多样化。”同样，有人指出：“对课程和种族问题进行去殖民化应该被视为大学中的积极事项，而非一件苦差事。”“在此之后，种族和殖民问题在教学和学习纲要中经常遭到边缘化和忽视:当有色人种学者试图将这些话题引入他们的课程时，这一点将尤为明显，正如一位受访者评论的那样:
在将种族相关的课程引入课程时，我们确实遇到了问题，我们在管理层遇到了阻力，他们显然不希望种族议题占据中心区域。我们在种族问题上什么都不做，但似乎决策者认为我们已经做得太多了，我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的这个想法。但如果决策者都有这种感觉的话，那我们怎么能继续前进呢?
同样，另一位受访者指出，当他开始自己的课程时，种族在材料中被边缘化了:
在我上这门课的阅读清单上，全是白人作家和思想家，种族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我发现你可以谈论种族，但只能在性别和阶级的背景下，所以种族从来没有被突出，总是种族主义是不好的，但父权制，性别歧视等等也是，所以我们几乎不得不一口气谈论所有这些问题，而种族又无法被单独讨论。
这些反应强调了种族和殖民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如何被忽视，又如何被定位在教学计划的边缘。然而，受访者指出，当他们教学生这些课题时，他们的反应是积极的，例如:
我从我的学生那里得到的反馈是，我的教学是多样化的，有足以改变人生的知识或思想。他们很高兴课程里有这些内容，因为这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需要在这方面做得更多，但我认为你必须处于一个结构上更高级的位置，这样你才能真正让一切焕然一新的，否则就只是零敲碎打。
同样，另一位受访者评论道:“当我讲授种族模块时，我发现学生们说这真的改变了他们对社会学和日常对世界的理解。”尽管有积极的经验，有色人种学者报告说，学生们接受了更多样化的课程，但有一种压倒性的感觉，即大学对实施去殖民化课程不感兴趣，因此进一步强化了围绕去殖民化的努力主要落在有色人种学者身上的观念:正如一位受访者评论的那样:“如果我要离开，课程就会消失，因此，挑战之一是将这些融入到机构中，而不是依赖于在这些领域工作的一两个学者。“下一个参与者同样表达了担忧，即去殖民化课程在整个大学的进展仅流于表面;从根本上说，它被视为一种“打勾（tick box）”的做法，以满足更广泛的种族倡议的要求:
随着大学新种族倡议的提出，我已经看到大学似乎只关心如何获得这个徽章。但在政治层面上，就系统变革而言，没有人希望完全投入或为课程去殖民化提供资源。这只是口头上的服务（lip service），给人一种他们已参与其中的印象。
受访者接着指出，大学的实际构成，特别是在管理层面，强化了一种感觉，那便是对多样性、平等和包容性缺乏系统投资:
现状对某些人有利。我部门的高层都是白人男性;没有女性或少数族裔担任高级权力职位。我的大学领导团队也是如此，所以副校长都是白人男性。你想给潜在的学生什么样的形象，什么样的对外信息?(同上)
采访数据揭示了对课程进行去殖民化的制度障碍，以及许多大学似乎在这方面进展缓慢，几乎没有投资或实施变革的意愿。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当有色人种的学者试图在他们的大学中嵌入一个包容性和多样性的课程时，会遇到一系列明确的限制。这反映了英国大学更广泛的系统性种族主义，有色人种的边缘化也不仅局限于课程，而且还存在于绝大多数白人机构本身的构成中(Ahmed, 2012;Sian, 2019)。我们需要在大学里对反种族主义和社会公正作出更广泛的承诺。这样的承诺将承认种族主义影响了整个机构，而不仅仅是有色人种员工和学生的问题(Law et al., 2004: 93)。考虑到这一点，大学还必须批判性地反思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白人和欧洲中心主义在物理和概念意义上塑造环境的方式(同上)。如果大学要开始拆除白人的霸权形式，这种反身性是必不可少的。有关课程去殖民化的倡议需要所有教职员工和学生的投入;因此，它必须是一项集体事业，必须有充分的资源，以确保大学环境内外的包容和反种族主义的未来(Sian, 2019: 115)。因此，本文尝试论证的是，所需要的改变必须是系统性的:换言之，只有当大学本身更加多样化和包容性时，课程才能更加多样化和包容性。
结论
大部分西欧历史都让我们把人类的差异简单地对立了起来:支配/从属，好/坏，上/下，优越/低等。(Lorde, 1984:114)。
关于后殖民主义和去殖民主义的批判性文献为对西方知识生产的重要反思铺平了道路(Said, 1978; Mohanty, 1988; Hall, 1992; Fanon, 2001; Quijano, 2007; Mignolo, 2011; Santos, 2014)，这在很大程度上建构于二元对立结构。本文表明，社会学是强化这些欧洲中心框架的关键学科之一。因此，本文亦认为，对课程对去殖民化必须包括三个层面的承诺:概念、方法论和制度。这种三管齐下的方法意味着，去殖民化和反种族主义深深植根于整个大学，而不仅仅是与少数几个不同的课程和项目有关。就此意义而言，本文的主旨是主张大学和学科的转型。如果我们要在学科层面上对欧洲中心主义的知识形成持批判态度，我们就不能忽视大学本身强化这些霸权的方式。正如Sharma所说，批判性课程“将试图回应知识生产的当代条件——在这种条件下，大学种族主义仍然是教学和学习的日常现实（an everyday reality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2004:114)。如果大学要代表能够谈论当前全球问题的去殖民化空间，那么对概念、方法和制度如何相互联系和交织的认识和反思将至关重要。
转自：“再建巴别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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