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庆安，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培养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福建省闽江学者讲座教授，教育部新闻传播专业研究生教指委委员。研究方向包括国际传播、公共外交，政治传播。
原文刊载于《新闻与写作》2023年第6期，作者周庆安、朱虹旭
摘 要
数字空间的兴起冲击了传统身份认同理论，在新闻传播实践中分化出传统身份认同和数字身份认同的冲突性融合。全球数字空间通过传统身份叙事的再制度化和技术认同的主动连接形成数字身份的利益共同体。伴随时空观念的压缩重组，数字身份认同的不确定性流变，使得经典的想象共同体再难以复制。
关键词：身份认同；现代性；数字空间；时空观念
正文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新闻传播天然具有双重媒介职能：一是呈现特定时代中的政治经济制度结构，二是记录人类文明和社会文化的历史接续和新兴发展。现代性思想兴起后，独立意志和个体意识在日常的传播生活中不断增强。个体与社会可以通过传播技术的交互，构建新的媒介环境秩序和时空观念，重新认识和定义自我及社会的身份认同，从而推动社会现实的改变和发展。当印刷技术和资本主义在历史进程中交互后，不同国家和民族内部通过现代国家制度构建和新闻传播实践逐步形成了具有一致性的“想象的共同体”，构成了政治经济分析中基础的“民族国家”身份认同框架。随着全球化的浪潮和数字技术的兴起，人类不再仅仅依靠在场的媒介载体进行交往，个体可以使用数字技术进行跨越时空的脱域交往，时空重组的媒介空间能够从既有的现实社会空间中脱离出来，理论上可以成为独立的传播数字空间。
数字技术带来了人类社会的信息革命，深刻地影响了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从而呈现出新兴不同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数字媒体已经成为主流的新闻传播渠道，全球正共同生活在一个具有多重时空结构的数字空间。全球数字空间形成的过程中，国际政治秩序、跨国产业发展、个体日常生活、数字基础设施等都受到了全球数字空间的传播影响。数字技术主导的传播实践，重构了身份认同的形成过程，推动了个体和国家、社会之间身份关系的再造，从而在数字空间中改变传统意义上新闻传播的媒介职能。因此，研究身份认同理论在数字空间实践中的变化和发展，是为了讨论数字空间中身份认同的基础学理，是为了分析数字空间中是否能形成传统或异型的“想象的共同体”，从而进一步探究数字身份认同对当代社会新闻传播职能演变的实际效用。
一、传统身份认同与数字空间兴起
身份认同的词源来自拉丁文idem，后来发展为英语中的identity，本意为同一性。在现代性的语境中，个体与他者或者群体与社会之间的相似性和相异性，构成了身份认同的识别与比较，从而在现实空间中确定身份的结构位置和文化意涵。同一性和异质性构成了身份认同的一体两面。依据某种尺度和依据，身份认同需要建立出兼具稳定和连续的合法性表达，从而在社会流动的过程中具备客观性。
身份认同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是一个跨越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新闻传播学等领域的理论概念。哲学维度上，主要研究身份认同的文化关联和价值体现；社会学维度上，主要研究身份符号的合法性确立；心理学维度上，主要研究心理和健康意义上的认同归属，政治学维度上，主要研究身份群体的组织机制和动员体系。既有的身份认同研究形成了较为丰富的思想资源和成熟的实证方法，一方面能呈现历史思想在现代性以来的本质存在，另一方面能展现个体与社会在同时代内认同的交换与变化。对传统身份认同概念的分析由此兼具历史性和时代性两种分析属性。
而在当前的新闻传播研究中，身份认同的研究也日渐变得重要起来。现代社会中不同个体、集体、社会之间的信息传播交互，直接影响社会制度结构和时空观念的构建。身份认同对新闻传播中的各种个体和集体认同的形成都有着很重要的影响。从认同的实践主体进行划分，身份认同基本概括为三类：个体认同、集体认同、社会认同。个体认同以自我为中心，是个体与特定历史文化的结合，形成了关于自我认识的主体身份。集体认同是指在去中心化的社会环境中，群体在社会不同文化中进行选择和再生产，构建具有意识形态和价值立场的政治身份。社会认同则是以社会为中心，各类个体和集体的身份认同归入全球体系的基本构成单位，多数体现为国家身份，或基于国家的单位形成认同。
在历史性维度上，传统身份认同多数是被动形成的，无论是集体认同还是社会认同都相对比较稳定，一旦形成将较为坚固。在时代性维度上，传统身份认同的形成主要基于特定时段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状态，大众传媒时代的传播技术为传统身份认同的被动形成和稳固形态提供基础。基于传统媒介形态的新闻传播活动推动了身份认同的形成，尤其是塑造了身份认同的价值取向和时空观念。
身份认同理论除了通向社会关系的生产和现实空间的建构，在传播技术的影响下也通向社会表达、动员和反抗。人类以现代性生产关系构建的空间载体，也会转换为生产空间本身。由于出现了之前从未有过的影响空间生成的科学技术和信息能力，全球空间内部会形成“中心-边缘”的空间矛盾。空间矛盾带来了进一步的社会争斗、运动和反抗，经过再生产形成一个颠覆原有生产关系的斗争空间，并逐渐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展现出来。
传统的全球现实空间是依靠传统“民族国家”的政治体系所建立，基于传统身份认同展开全球交流和国际传播。但数字技术和网络空间的兴起，改变了个体、集体与社会之间的传播权力关系。伴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数字技术可以让资本、信息、组织、技术等在全球空间和关键节点上进行生产交换和流动，从而形成一种以流动为主的数字空间形态，即流动的空间。数字技术主导的空间变革，改变了大众传媒时代的新闻传播的生产和互动结构，新闻传播由此逐步进入数字媒体时代。在历史性与时代性之间，技术介入到身份认同的形成过程中，核心是技术资源和新型文本的占有。数字技术创造了一个异于传统“民族国家”秩序的新型全球空间，其数字空间的政治经济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为新的身份认同塑造提供了根本的便利条件。
二、全球数字空间中新身份认同的崛起
（一）全球数字空间的演变
在数字媒体时代的新闻传播实践中，新兴数字技术一度呈现出全球共通的想象愿景。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全球不同国家、地域、文化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中进行相互平等的交流互动。全球数字空间在数字技术的主导下逐步构筑了“完全虚拟”“部分现实”“虚实共存”三种不同状态共存的媒介环境秩序，从而引导新闻传播实践中产生异于过往的时空观念。在既往的现实空间中，传统新闻媒体报道已经形成了稳定的报道视角和话语习惯。传统媒体试图将报刊、电视、广播等媒体中积累的历史性制度和时代性理念迁移到数字空间平台。例如门户网站和网络新闻的出现，标志着传统媒体介入数字空间。此外大众媒介技术所生产的注意力资源有限，新闻报道所产生的公开空间状态更多的是“部分现实”，但也在实践中被赋予了代表全社会的认同合法性。
早期数字空间的初创激发了个体对于虚拟事物的关注和未来社会的想象。技术性的介入使得个体和集体可以超越现实空间格局和交通流动条件，进行大量创新表达，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数字身份。实践主体在数字空间进行新型文本的表达和创造可以脱离现实空间传统的历史知识或社会关系结构，凭借主体经验想象在实践中构建虚拟的互动关系和数字文化。
社交媒体和短视频平台的兴起使得数字空间与现实空间的互动愈发紧密，并拥有了一定改变现实的能力。数字技术在新闻传播中与社会结构、关系、资本的媒介功能进行深度交融。全球空间中传统存在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制度结构逐步接入数字空间的交往实践中，构建出全球数字空间“虚实共存”的互动形态。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全球数字空间受制于国家资本发展水平、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软实力等因素的影响，在实践中西方发达国家及其现代性意识形态占据了全球数字空间的核心资源和认同定义，而更多的非西方国家及发展中国家落入了全球数字空间的边缘位置。
“虚实共存”的全球数字空间正在依靠技术性主导的媒介环境秩序和压缩时空观念重新定义和影响自我、群体、社会及国家的身份关系，并带来现代社会的发展转型。具体到身份认同层面，公众开始逐渐通过数字技术的运用，在虚拟空间中构建自己的价值体系和社群归属，开始逐渐出现一种新的身份认同的构建方式。这种身份认同的构建，尽管从空间上看有一定的限制，但是随着公众将越来越多的时间投入网络，社会资源聚集到数字空间，数字身份的构建开始逐渐显现出来。
（二）数字空间身份认同的构建
人类本身作为历史性的存在，自身认同和集体身份认同的延续或再构建都是在一定时空环境中人们历史活动的过程和产物。在大众媒体时代，现代国家通过建立宣传系统和培育媒体市场的手段，有效地构建了维护和延续传统身份认同的制度化路径。在历史性维度上，个体认同、集体认同、国家认同过去主要依靠自上而下的路径形成。历史性的变化可以影响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传统的身份认同在跨地域、跨国别交往实践日益丰富的当下，原有的历史、民族、血脉等认同价值被淡化，在不同的时代中思考并凝聚不同的历史记忆叙事。
数字技术进一步改造了传统身份认同体系的基本要素。以技术性主导发展的全球数字空间可以遮蔽网络用户原本的传统身份认同、社会阶级、国家区域，并试图将网络用户归一为中立、相同的数字身份认同。将现代社会的所有个体和组织统计为没有差异、充满理性的行动主体，实质上是陷入了实证主义的均值迷思。
“完全虚拟”的数字媒介环境开始制造所谓的去政治化、去地域化、去差异化的数字身份。个体依靠自身经验和主观想象在全球数字空间的叙事是一种新的身份建构方式。相较于大众媒体制度化的主流叙事，数字空间大量非制度化的个体表达为数字身份认同的建构提供了自下而上的形成路径。
随着数字空间与现实空间的不断融合，现实空间既有的社会结构、群体关系以新技术、新文本的形式与数字空间形成联结。传统身份认同与数字身份认同在全球数字空间中面临着冲突与融合。数字技术重构了新闻传播生态，个体参与传播生产的时空变得个性化、碎片化，从而挑战了新闻传播在大众媒体时代的价值和含义。在全球数字空间中，新闻传播的历史性职能受到技术性的改造，原有制度化的身份认同路径必须和新兴的非制度化叙事进行融合，才能在数字媒介环境秩序中持续存在。从技术上看，这是大众媒体的数字化转型；从叙事上看，体现为数字化的叙事,即数字技术和多种反馈的深度融合。数字身份被强化为主要的认同价值和叙事路径，传统身份认同被淡化为一种先验性历史知识的存在。
新兴的非制度化叙事在国际传播实践中容易受到西方传播霸权和现代性意识形态的影响，这类由技术性引发的话语叙事表面上呈现着对新自由主义和世界主义的美好愿景，实质上折射出当前全球数字空间中存在历史虚无主义和去“民族国家”意识的身份认同构建倾向。具体到国际传播实践中，非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传统身份认同的历史性正在全球数字空间中经受着现代性意识形态的断裂和西方传播霸权的改造，其数字身份认同难以从历史、地域上唤起与传统身份认同的连接。
（三）冲击和影响数字身份认同的因素
传统身份认同价值的维护和接续基本来自于上个时代的历史性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造就了传统身份认同的基础时代价值。此时，新闻传播的时空观念基本上保持着与现实国际关系运转相近的稳定结构。在20世纪末的中东地区冲突和美苏冷战走向结束的进程中，西方主流媒体通过电视、广播、报刊等媒介载体进行了大量的国际新闻报道，全球空间依靠跨国媒体网络实现了共时空连接，进入了以焦点国家地区为空间限度和物理标准为时间限度的结构化时空观念。
21世纪以来，首先是数字技术进一步压缩了新闻传播的时空观念，带来了更多的冲突和不确定性。数字技术一方面给了“部分现实”以外的个体和集体表达非制度化叙事的权利和机会，另一方面数字平台使得个体可以不用通过大众媒体间接参与到社会日常事务，只要通过数字平台就能主动参与，不同个体在数字空间中共同关注某个热点议题或焦点事件所形成的空间路径是基于即时性的连接，形成临时性集体及数字身份认同。数字媒体时代的时空观念相比起大众媒体时代呈现重组化和压缩化两个趋势。
其次，相比于传统身份认同在大众媒体时代趋于多元、稳定、平衡的特征，数字身份认同被放置于一个即时性的状态中。技术冲击了传统身份认同的共有经历和代际联系，数字身份叙事本身面临着数字鸿沟的接入问题。短时段的技术性乐观一度掩盖了长时段的时代性裂痕。最先接入数字时代的个体实际上有着特定的代际群体、社会阶级和区域国别，这些数字身份的建构主体更加注重的是个体观念和自我经验的表达。
技术冲击了当前时代的全球理念，新的政治经济逻辑开始逐渐形成。传统的社会-国家结构，在数字空间中不断调整为弹性的社会结构，先验的传统历史、知识、共识被数字空间结构和重组。短视频、游戏、元宇宙等技术赋予了每个人自我选择的更多机会。数字空间着重强调数字身份的聚合，而非现实社会关系的调和平衡。这使得个体、集体和社会在同一新闻热点上可以创造多重连接，并形成自我选择的身份。
当然，全球数字空间的长期冲突中产生了大量碎片化、符号化的叙事，也使得个体在高强度的信息更新中互相连接、争斗、共存、遗忘，使得数字身份认同难以从缘起、情感上形成与上个时代传统身份认同的连接。技术对以往媒介职能的改造，使得传播的关系重构，在现代性意识形态的影响下趋于冲突和矛盾。数字身份认同在初期得以通过技术性发生历史、知识、新闻等经典观念的“漂移”,重新分配了话语权，再造一套新的权力关系和身份认同。而随着数字空间与现实空间的互动越发紧密，传统概念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重新介入，由此产生了新的冲突，也塑造了网民和公民这两个不同的身份，形成全新的身份连接和政治价值。
三、数字空间中身份认同的特点
（一）数字身份认同的基本特征
传统身份本身包含着个体认同、集体认同、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等多元利益，有着明显的文化和边界。在现代性的塑造下，传统身份认同的合法性来源是先验性的历史知识。经典社会制度在新闻传播实践中有效地维护了传统身份认同，个体在现实空间中自动接受了传统身份认同的共同想象。因此传统身份认同更关注历史起源、社会权利及集体利益的保障，来延续现代“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在传播活动中，传统身份认同通过制度体系和大众媒体传递，从而形成稳固且明确的想象共同体。传统身份认同也延续了现代性中的理性结构，从而更好地维系传统政治生态和叙事价值。
但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不少国家进入了多元、混乱、冲突且充满风险的“流动的现代性”。随着现代化发展阶段和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扩张，不少国家陷入了政治体制改革和西方现代性理念之间的冲突规训。社会政治动荡和发展缓慢进一步造成了传统身份认同的困境，理性政治开始出现混乱，情感认同被削弱，利益格局再分配。传统“民族国家”结构下相对稳定的全球空间被数字空间打破，传统政治逻辑受到时空重组的挑战，新技术与政治逻辑的冲突会导向新的政治逻辑和“民族国家”合法性的再演绎。
在数字空间的发展扩张中，个体传播权力和数字化叙事，改变了传统身份认同的既有体系。获得传播权力的个体可以绕开传统的大众媒体机构，大量发布信息，从而破坏传统社会的知识等级。数字身份认同的合法性与传统身份认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政治经济结构和价值导向。数字身份认同的合法性来自技术赋权的主动连接，公众扮演了更加主动的角色。个体可以自我赋权，对先验性存在的历史、知识、新闻等要素进行复制、转发或评论解读，从而在全球数字空间中实现源自个体的动员、斗争和再生产。
数字身份认同一方面脱离不开传统身份认同的价值要素，有很大一部分因素还是建立在对先验性传统身份认同的重构之上。依靠数字技术，公众或者网络社区可以重组历史知识和补充个体经验叙事，造就了当前全球数字空间叙事的再结构。在数字空间中既可以看见各个国家政府固有的政治宣传，也可以看见民族主义的网络化集群，还可以看见消费主义的建构和个人经验主义的分享。
另一方面，数字身份认同通过对传统身份认同的再生产、再分裂，也创造了数字空间中的新区隔。这些区隔保证了数字空间可以大量生产异质性的数字身份，使得每个人都可以创造不同的新身份。这样数字身份更注重于个体性经验和差异性话语所带来的情感价值和自我认同。因此数字身份认同更关注自我连接。具体到在传播实践中，全球日渐增加的网络社区、虚拟社区，既创造了大量共有的情感经历，也形成了更多的争议问题甚至是负面情绪，并导向新政治生态和叙事价值的演变。这些年在西方部分国家开始逐渐出现的民粹主义聚合，就带有很强的数字身份认同的痕迹。
新政治生态在数字空间中，继承了大众媒体时代的部分政治理念和社会结构，但又通过制造区隔强化个体主观经验和情感认同，改变社会结构，放大各种理念，形成了一些新的政治意义。如此塑造的数字身份是一种隐藏的政治身份，是个体价值观、符号、观念和情感唤起的统一体。伴以既有的传统身份认同和已接受的情感认同，新政治身份作为核心要素与二者一同构建成数字身份认同，冲击了传统的想象共同体，影响当下时代政治经济逻辑和社会发展的变化。
（二）数字身份的文本、议题和价值漂移
近年来，数字技术在全球空间的斗争融合进程中开始占据一定的主动权，逐渐拥有知识的定义权、传播权。大众传播衍生出一些基于数字文本的叙事方式，比如视觉叙事、碎片叙事、交互叙事等。数字身份的构建中，特殊文本的占用和解读变得尤为重要。
首先是文本形态。数字文本在认同构建中呈现出两个重要特点，其一是多元性，其二是可修改。内部的逻辑是各种力量，包括商业甚至是个体力量，都拥有了对于社会想象重新书写的能力。数字文本从结构上越来越短，从内容上越来越具象，从文本书写上越来越虚拟，数字文本的占有能力决定了数字身份的建构。不少个体往往通过更多地，或者更早地占有数字文本，从而首先形成数字身份，并组建新的数字社区，形成共识的基础。
其次是数字空间的议题构建。当前主导数字空间发展的要素中，商业资本一直不掩饰通过社交平台、元宇宙等媒介载体构建超国家主义的想象共识，从而置换现代“民族国家”的合法性权力。本质上讲，数字空间的新闻传播实践和“部分现实”状态的大众媒体报道有相似的传播权力分配逻辑。技术性提供了“中立化”的技术认同以确保个体在数字空间中获得异质性的自我认同，非制度化个体叙事的空间一度获得了扩大。可在实践中，特殊的文本既削弱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合法性来源，又扩张占据个体主观表达的话语叙事。值得担忧的是，数字身份认同的建立过程中，固然有自主性的选择，但是在跨国商业资本和西方传播霸权的双重影响下，全球数字空间通过技术隐藏空间内部的价值导向和预设立场,对历史知识进行选择性的连接和放大，纵容了极端思想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对时代共识进行自主性定义，将如人权、环保、贫困等全球治理难题责难为非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作为导致的弊病。
事实上，技术认同所强调的技术性赋权和提供的个体表达空间置换了传统政治生态的宏观现实空间。小部分个体和集体利益相关冲突性议题在高度压缩、模糊边界、高度情感化的全球数字空间中被上升和凝聚，成为一种“反抗的共同经历”。微观现实和宏观概念在公共舆论讨论中被重组结构成为直接相关的“短路谬误”，跨越现实的数字身份连接满足新政治生态下自我经验和情感共同演绎的支配，产生了异型的利益共同体，而非传统的想象共同体。
再者是权力的变迁和价值的漂移。全球数字空间的传播结构并非多元或去中心化，而是传播中心长期处于技术的荫蔽之下。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主体所生产的传统身份叙事都在所谓技术中立化的影响下，开始被数字空间的区隔为不平等的身份要素，从而产生新的传播权力秩序。不同历史、不同记忆、不同经验所产生的传统身份叙事，在去时空化的影响下被数字空间压缩在即时性观念之间，在高频次的传播冲突和热点更替中与传统身份认同发生历史性的断裂。数字空间试图通过传统身份认同的断裂和技术认同的乐观想象，影响个体的行动参与和主体表达，以数字身份认同替代传统身份认同，完成新政治生态的时空置换。
数字身份认同通过连接的方式将新叙事和新价值固定在一个特殊的时空状态下，代表传统身份认同的宏大叙事在数字空间中与代表数字身份认同的个体经验之间的连接愈发微弱，不同主体层次的叙事话语在传播中发生了断裂，并导致认同价值的分裂和漂移。数字身份的价值漂移分为可见与不可见的两种方向。
可见的价值漂移来自于数字身份削弱了传统社会认同，使得大量的个体信任和社会资源转移到技术认同。传统身份与数字身份的断裂逐渐让现代社会失去既有共识和信任，并将这些价值漂移转移到技术上，形成了技术中心，认知逐渐被捆绑。
应当承认，大众基于长期历史经验所形成的价值认同相较于技术变革，存在明显的滞后发展。现代性意识形态对完美的想象，技术进步契合了现代性的完美预设，不同的个体和集体通过数字空间不停地进步和获利，也成为其主动接纳数字身份的重要诱因。当全球数字空间使得更多普通个体产生数字身份认同时，新兴的数字叙事会再次对数字身份叙事产生新一轮冲击，造成数字空间中完美想象的崩溃。这就是数字身份扩张的背后不可见的价值漂移，即失去了对于完美社会和共同体的想象，价值漂移中并没产生太多团结和联合的作用，而是在冲突中推动了矛盾的积累和区隔的扩大。
四、重构秩序：从身份的革命到身份认同的革命
数字传播技术的变革让身份认同的叙事表达走入一个新阶段。人们的身份从权力建构开始逐渐过渡到自我建构的历史进程中。回首20世纪以来的现代化历程，可以发现传统身份的确立是来源于全球国家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量的新兴国家通过政治社会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试图摆脱被殖民地和被殖民者的身份。新兴国家可以通过内部革命的方式建立起本国的对内身份认同。但是国家要想在国际上获得对外认同和合法性，依然要接入西方传播霸权和现代性意识形态所打造的国际传播体系。身份认同是一个持续建构的过程，是在演变中持续和在持续中演变的过程。革命历史所创立的传统身份认同在许多国家早期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革命之后是什么？这成为世界大多数国家面临的共同现代化难题。而在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中，一大批国家在从革命身份转化为发展身份的过程中遭遇了严重的挫折和失败。有的国家选择进行不断的革命来重塑传统身份，却在跨国媒体网络的报道下加速内部政治制度崩溃和民族情感纽带破裂，最终出现了国家身份的断裂和破碎。
数字空间的身份认同，看上去正在组建一个全球传播新秩序，一种扁平化的传播结构逐渐形成。但是在数字空间，更重要的不是结构，而是身份。这些身份的构建势必会转而推动虚拟社会，甚至现实社会中的身份重构。
在现实中，现代性意识形态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解构了传统身份认同所具有的历史性价值和时代作用。全球空间的流动体系下先验性身份不再具有权威合法性，取而代之的是身份认同的自由选择和置换，但这种选择并没有缩小身份和权力的不平等，反而是扩大了认同分裂的鸿沟。
在数字空间中，技术认同仍然掩盖了全球不平等的矛盾，无法阻挡现代性的进一步分裂，带给人类社会许多意料之外的不确定性和社会风险。21宏大叙事和个体经验之间身份认同的断裂和漂移，可以证明当前的国际传播体系并不能再延续其传播权力的优越性。尽管数字身份认同在短期内还可以通过技术认同来勉力维持现有的传播秩序，但在不可见的层面，还有更多的非西方国家和文明型国家在21世纪中一直在政治、经济、区域合作领域努力抵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维护自身“民族国家”的传统身份认同。随着数字身份再制度化的流变和更多异质性主体价值的冲突，全球数字空间会引发全球政治经济体系推向新的再分配格局。
当前，数字身份认同替代传统身份认同，已经开始成为全球共同体构建的新要素。在技术的作用下，个体对历史知识的经验性判断和主观性想象冲击了传统的知识结构。新的政治经济逻辑建立在数字身份叙事之上。自我身份将在动态的社会互动中构成连贯的叙事表达系统，实现与集体、国家、民族等不同主体的共同连接。数字身份也改变了社会动员、反抗、改革的组织结构，其所积累和产生的价值冲突和传播区隔已经具有部分改变现实的力量。当现有国际传播秩序无法适应发展技术发展时，数字身份会进行价值重构，从而引发身份认同的革命，乃至于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新一轮革命。
既有的平台研究视角通常关注个体、群体在数字空间中的活跃度和内生性动力。以传统身份认同理论去回应新的身份认同构建方式是否合适，也亟需将微观现象与宏观理论进行有机结合。无论最终哪种身份认同占据这个时代的价值主流，民族国家作为想象共同体已经遭遇认同挑战，眼前这个时代多元、丰富、混乱的新闻传播最终导向了一个难以想象的全球共同体。因此，数字身份认同既有革命的一面，又有分裂的一面。我们正面临一个从20世纪的身份革命，走向数字空间的认同革命的历史进程。
转自：“再建巴别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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