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新闻与传播研究 ，作者张涛甫、姜华
作者简介
张涛甫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姜华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暨复旦大学全球传播全媒体研究院研究员
正 文
Artical
知识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产物，也是改造世界的前提。人类社会正是借助知识的积累不断向前演进的。人类社会的知识发展进路，并非整齐划一、同步展开。从本源上看，中西知识传统是分殊的，二者发问的起始点即有很大差异：“中国思想的出发点是‘事’”，‘事”是“实体之间的动态关系”，重视与“事”密不可分的人的要素；‘西方思想的出发点是‘物’，即自身完整的实在”，强调物的有序世界。传统中国有自己的知识体系，这个知识体系绵延至今，对人类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有学者认为，儒学是中华文化知识体系的核心，价值与知识是其中两个最重要的传统。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来临，西方知识体系崛起，衍生出所谓普遍性的知识话语，以“真理”之名行走世界。19世纪40年代以后，中华文化自身的知识体系被冲击得七零八落，但在新的社会情境中，又未能出现新的知识体系。在这种情况下，随着西学的不断被引入，知识阶层更多地是用域外的理论、概念解释中国面临的新问题。对中国学界而言，对现代知识体系做出贡献、提供极富人类文明共通价值的中国议题是一个既定目标，但实现这一目标实非坦途。对于西方知识逻辑和存在问题的反思，在西方知识界虽有清醒的声音，但毕竟还是微弱的，尚未脱离西方中心主义强大惯性的束缚。
对于全球社会科学而言，中国知识和中国智慧，不但不能缺席，更应成为支撑人类知识社会和知识体系的基础性构件，亦如古代中国知识传统对于人类文明所起到的奠基性作用。前提是，中国需要构建基于中国自身语境和问题域的知识体系。
作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支撑学科之一，新闻传播学构建自主创新性知识体系的紧迫性尤为突出。首先，新闻传播学是融合交叉学科，知识谱系来源广泛，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都有关联，知识传统和知识逻辑多元异构，难以用统一的知识逻辑和认识论框架予以呈现，不同的知识资源、研究方法既充满活力，相互之间也张力十足。其次，中国新闻传播学对“他者”的依附性较突出，主体性、自主性不强。其中，既有对西方新闻传播学知识的过度依赖，也有对其他学科知识、理论、方法的重度依赖。再次，当代中国为新闻传播实践提供了最具活力的现实场景，涌现了很多时代性问题，这些问题超出了既有知识体系的解释边界，亟需知识创新和理论突破予以回应。复次，从学科发展看，全球范围内的新闻传播学无不是相对晚近产生的后发学科，特别是学科内部的“自发性理论”的生成和积累，严重滞后于其他历史悠久的学科，自主性的理论资源和话语资源都相对贫弱。最后，当代社会的新传播技术体系的迭代更新为新闻传播学的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绝佳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世界的图像化、社会的媒介化已然成为当代人必须面对的现实，作为与上述现象最密切相关的学科，新闻传播学理应对上述现象提供彰显本学科特质的理论知识。基于此，本文拟从新闻传播学的知识源流、思想传统和当下语境出发，考察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问题。
一、知识社会学考量：新闻传播学的知识传统
在分析新闻传播学知识框架前，首先需考量其多源异构理论背后的知识逻辑"新闻传播学知识来自实证主义理论、阐释学理论、批判理论等三方面的知识。这三种理论知识资源涉及哈贝马斯(Jiirgen Habermas)论及的三种知识旨趣：一是以预测和控制为旨趣的“经验-分析”科学；二是以理解为旨趣的“历史-解释”科学；三是以解放为旨趣的批判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知识兼涉上述三种旨趣，有明显的知识混杂性，难免造成知识逻辑的混乱。在新闻传播学术史上，阐释学理论和批判理论一直存续，对学科的知识积累起到重要作用。但是，在寻求其学科合法性的过程中，二者并未取得显著成功"事实上，为求“合法性”，新闻传播学始终被一种焦虑幽灵般地追缠着，这就是科学情结。在现代以来的知识发展史上，这种情结曾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各个学科的知识演进。早在20世纪30年代，暮年的胡塞尔(Edmund Husserl)就花了很大的气力，批判这种实证主义的科学观。20世纪70年代，哈贝马斯再次在自己的著作中对实证主义作了全面的批判性思考。这都说明，科学、实证这样的情结笼罩了现代各学科的“合法性”。在此情结驱动之下，新闻传播学以深受“实证主义”影响的社会科学为“样板”，建立起自身的知识逻辑。
反观社会科学，它以自然科学为样板，自然科学又以数学为模范。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就认为：“迄今为止，我们的经验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大自然是可以想到的最简单的数学观念的具体表现。我确信，我们能通过纯粹数学架构去发现概念和使概念相互联系的规律，提供理解自然现象的钥匙。(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也有类似构想：粗糙、经验的世界不值得信任，只有将世界剥离和抽象为数理逻辑，才是可信任的。笛卡尔(Rene Descartes)甚至提出“普遍数学”(mathesis universalis)的概念：作为秩序与尺度的世界，普遍数学的世界概括并且穷尽了一切知识。它自身是完全自律的，不需要任何支持。科学研究存在这样一种假设，即认为存在一个等待科学认知的对象世界，而真理或本质就隐藏在其背后，需要研究者利用一定的方法将其揭开。这种观念，其实和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真理观”一脉相承，认为感官可直接感知的事物仅仅是现象而已，真理在现象之后起决定作用，是现象之本质。波普尔(Kart Popper)也认为，科学致力于对实在世界的真实把握，而把握的路径，是通过实证方法进行的。社会科学沿着科学实证主义的路径，试图排除“主体性”干扰，把社会科学研究“客体化”，唯觉如此，才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正道。
社会科学的准科学目标，意在谋求对社会世界的最终的、共同的解释。这种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化的传统，需要反思检视。事实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二者的研究对象差异甚大。社会学家不仅是局外观察者，也是社会实践和创造出自己文本的真实参与者。社会建构的这种真实必然会与其他参与者的真实发生冲突，而且经常是根本性的冲突。为此，曼海姆(KarlMannheim)认为，必须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概念与社会科学、历史思想的方法和概念作出严格区分。他认为，物质世界的现象及其相互间的关系是恒定不变的，适用于此类研究的概念，因此是“永恒的和稳定的”，这种知识往往通过客观中立的方法形成。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化的产物，因人的介入而呈现出不稳定、不恒定的特征。对文化现象的理解及其概念化必然包含知识生产者自身对意义的建构。文化是具体环境和时代的产物，超越时代、超出语境的与自然科学一样“稳固”(自然科学知识也不是稳固不变的，库恩的范式学说已从科学史的视角论证了这一点)的社会科学知识是不现实的。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知识的形成以及意义的获得必须借助于参与和移情理解。总体而言，将社会科学自然化的研究路径说服力不够充分。
理论命题是否为真，是否具有科学性，主要是看它能否被证实。验证理论命题,可以通过经验验证，也可以通过逻辑验证。在这方面，自然科学研究已形成一整套研究方法，在经验、逻辑上拥有相对成熟的规则和程式。众所周知，现代科学的兴起奠基于现代科学的各类科学技术在社会中的广泛运用，逐渐使自然科学研究的规则、方法在人类的知识生产中获得决定性的主导地位。因此，至少在研究方法和规范性上，后起的社会科学便“效法”自然科学，处处追随自然科学。当然，这种倾向很大程度上是想迅速获得人们对该学科的认可，谋求自身在现代人类知识领域中的“合法性”。不过，客观来讲，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所面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课题差异很大，在理论研究中，二者发问的方式也迥然有别。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科学社会学研究中，社会学家认为，即使是自然科学研究形成的知识，也很难摆脱人为因素的影响，因为自然科学的研究也是通过科学工作者进行的，只要有人为因素的介入，科学知识就不会“单纯”。至于社会科学，就更是如此。然而，不幸的是，作为后发学科的新闻传播学，为谋求学科合法性，在知识生产上，有些过度依赖社会科学所袭用的一套所谓“科学方法”反而对自身长远发展不利。
二、从新闻传播学：知识界的迟到者
从人类知识史和学科史的演变看，新闻传播学是知识界的迟到者，也是现代学术体系中的迟到者。从欧洲的知识演变过程看，具有先发优势的是哲学、几何、算数、天文等知识门类。近代早期，现代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进入黄金发展期，科学革命引发人类知识论翻天覆地的巨变。现代知识体系大致在17世纪的欧洲初具雏形，经过两百年的持续扩充，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广泛认可。20世纪以降,其地位日益巩固。在这套知识体系中，“今天被命名为自然科学的现代知识体系，是这一知识体系的中坚，其建构知识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进路，不仅形成了庞大的自然科学知识体系，而且渗透到一切知识领域；不仅促成了现代社会科学的兴起，并且极大地改变了传统人文知识的构成。”新闻传播学科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逐步进入现代知识学术体系之中的。
由此可知，新闻传播学并不是一个自发形成的学科，作为知识界和现代学术体系、学科体系中的后来者，是在欧洲现代知识谱系中分蘖而成。从中国的语境看，新闻传播学是一个拼合而成的学科，由新闻学与传播学组合而成，从形成脉络看，前者在先，后者晚成。
现代社会的来临，使得社会分工愈加精细，新的社会职业和新的社会子系统逐渐出现。新闻业正是现代社会中社会分工细化、大众媒介兴起的产物，新闻学则是随着新闻业的快速扩充而逐步进入学科体系。新闻学的知识，更多地来自新闻从业者的经验、新闻业的理念以及新闻组织的规范，与具体的职业实践紧密相关，带有天然的社会属性。换言之，自然科学对知识的积累方法和验证规则，于新闻业而言是不适用的。正是新闻业的这种社会性及其知识的“非科学性”使新闻学在现代大学学科体系中缺少话语权，屡遭学科合法性危机，以至于全球知名的顶尖大学鲜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建制。新闻学的知识权力，很大程度上源自新闻业的社会权力。进入现代社会后，社会各界普遍达成共识，即新闻业在现代国家的良性发展中不可或缺。新闻学借助新闻业的社会权力壮大其知识权力，这种“假借”策略，勉强维系了新闻学并不牢固的知识权力。但这种知识权力毕竟是不稳固的：与那些先行学科比起来，作为一个学科的新闻知识积累、知识厚度和学科规范等都还远远不济，还不足以支撑新闻学作为独立学科在现代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中拥有应有的地位和知识话语权。
20世纪上半叶特别是中叶以后，传播学作为新生的知识分支迅速成长，汇集和借用了诸多相关学科的知识，成为满布交叉小径的花园。因此，在克雷格(Robert T. Craig)看来，西方传播学大致有七种理论传统。他认为，每一种传统都源于并在修辞上诉诸关于传播的某些常见信念，同时挑战其他信念。与此同时，不同传统之间具有互补性且充满张力。丹尼斯•麦奎尔(Denis McQuail)则认为，媒介与传播研究可分为五种理论范式：科学理论、文化理论、规范理论、操作理论、日常性理论。由此可见，传播学理论杂合了各种知识与理论资源，这对其自身学科知识的扩充当然至关重要，但也很难达成有共识的清晰的概念、命题和定律，不同知识和条线之间的接榫也不周洽。正因为此，李金铃就认为，从全球传播研究看，学术共同体并没有提出统摄性的中心理论，传播学一直处于学术边缘，为此一直处于争取更广泛的学术共同体承认的状态"究其原因，有学者认为，这或许与欧美传播学的思想根源密不可分。在欧美的知识版图之中，“两希”文化是重要的思想资源，而作为思想源头之一的古希腊文明中的理性思维深刻地影响了欧美传播学。理性与非理性的二元对立深植于西方人对传播问题的认识之中，主导了欧美研究者对传播要素的认知。包括理性思维在内的诸多古希腊思想很大程度上深深地楔入了欧美传播学的思想脉络和思想体系中，对传播学知识的演化和扩充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总体而言，新闻学特别是欧美新闻学扎根于实践，更重视实践对新闻业的直接作用，操作性的经验知识不少，理论建构层面缺乏在现代学术体系、学科体系中能够立足且广受认可的理论知识；欧美传播学虽有自觉的理路追求，但受限于其固有的思想传统和文化土壤，始终在这个事先限定的范畴之内打转，近百年来，即便有不少精细化的研究，也提出了一些“理论”和“观念”，却也始终跳不出既有思想窠臼的束缚，其辐射范围很少超出本学科，对当代学术知识体系也难以产生影响。
三、三维结构：新闻传播学的知识框架
新闻传播学的知识来源众多，各不同来源的知识和理论研究对象不同、社会语境有异、研究方法有时迥然有别，这导致了新闻传播学知识的驳杂性和知识逻辑的混杂与泛化。当新闻传播学汇合成一个知识部类，虽然有了学科建制，但又非严格意义上的独立学科，当自身积累的知识无法为学科独立性作出贡献时，就不得不通过援用其他早已确定自主性的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谋求自身的合法性和自主性。对于新闻传播学而言，通常新闻学的部分，被认为是经验技能知识为主，长期被认为“无学”；而传播学，自起源不久，便自觉将“学科意识”纳入自身的研究之中，但在方法、路径层面对形式上“合法性”的追求，却也使传播学相关的研究“散沙一片”，没有形成现代学科视域中的边界，由此而形成的零散知识，也并未在社会科学领域赢得足够的认同。
基于上述学科现实和判断，以下尝试从知识、价值、规则三个维度来分析新闻传播学的知识秩序和知识逻辑。
（一）知识：以求真为旨趣
所谓知识，是指对在经验上被证实且在逻辑上一致的规律的陈述。它是认知主体对于认知对象的认知活动的产物，是基于认知对象的理性认识的结果。知识的获取是以“真”为旨趣的，这里存在一种符合论的假设：“真实的世界是独立于我们有关它的知识而存在的；通过逐渐接近的过程可以获得这一真实世界的知识，而这种知识之所以是真实的，在于它近似于或者类同于实际事物的结构。”与真实的接近度，即衡量假说或理论逼近真的程度，成为判定知识含金量的关键标尺。在这方面，自然科学有相对成熟的知识进取路径和较稳定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科学的基本贯穿定律被认为是真实的、基础的和可靠的，因为它们体现了自然界的结构。人们一度认为，自然科学的模型也适合社会科学的研究"自然科学的逻辑实证主义也因此获得广泛认同。但与自然科学不同的是，社会科学是关于人类实践和行为的科学，而人类社会行为的规律具有历史的特征：社会科学的规律原则上依赖于它所指涉的“环境”。
在社会科学领域之中，新闻传播学是后起的分支学科之一，新闻学与传播学所追求的都是通过对社会现象的考察和分析，获取经验层面的知识和规律。如前文所述，即使从学科建制上将二者合流成为一个知识部类，但它们的路径和取向依然分殊甚大。新闻学本质上是一个具有经验性和规范性双重性质的知识部类，它更多来自新闻业的经验，与纯粹的知识生产不同，虽然它也以求“真”为目标，但此“真”非自然科学追求的“真”，与社会科学所追求的“真”也存在差异，它追求的目标是经验之"真”。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就认为，新闻的核心价值，始终在于它与公共文化之间的关系一一不仅对社会之中与人们生活相关的公共事务赋予意义，而且对世界的运作作出说明与解释。这种解释可能在很多时候是过于简单化的，甚至是有偏向的，但它始终体现着人们以严肃的、合乎逻辑的方式理解社会的努力。新闻学应当探讨这种努力能够转变为现实的可能的方法。进一步看，他所强调的“赋予事务意义”、“与公共文化建立关系”，都是基于经验之上而达成的。新闻学所依凭的经验是反映社会即时变动的经验，非自然界的现象和经验，而且，这些社会性的真实经由媒体的中介，转化为建构性的真实叙事，也追求一种“逼真性”，一次所获得知识之真，但这种逼真性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所追求的逼真性在路径和方法上是不同的，也与哲学、历史、文学等人文学科所追求的“真”存在差异。新闻学的求真路径更关乎当下性、经验性和日常性，关乎对社会即时变化的事实真相的揭示和解释，关注社会日常层面的公共关切。
后来的传播学成为研究人类传播行为的后起之学，从多学科知识库中汲取知识资源和方法，形成多元杂处的“混血”血统，但传播学始终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科学情结，于是在知识进路的选择上转向实证主义。邓建国认为，20世纪中期时，传播学“社会科学化”且作为独立学科在美国出现，并因此成为“传播科学”。传播学成为独立学科，受益于二战后行为主义、实证主义主导下的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的繁荣。但是，繁荣背景后隐藏着一种不言而喻、不假思索同时又流传极广的传播观（成见）一一传播的“传输”模式。此后大量的人类传播现象都被简化为成线性传输模式：信源、编码、讯息（信号）、解码、信宿。这种被高度简化的“科学”传播观影响深远，对后来的整个传播学学科产生了建构作用。流风所及，传播学被“科学”卷入了窄化的科学范式之中，认为所有传播现象都可以通过诉求于一个共同的可测量的元素一一社会科学所热捧的所谓客观的和经验的“数据”来证实或证伪，传播研究因此而变得“科学”了。
这种唯科学化的传播学知识进路，其实陷入了狭隘的科学主义泥淖中上，这个问题被传播学界意识到，甚至成为某种共识。传播学的美国化，美国传播学的“社会科学化”，把传播学带入了狭窄的巷道。有研究者发现，大众传播学在20世纪20年代的兴起，展现出当时不断涌现的心理学思潮对社会科学的全面影响。二战和冷战时期，出于心理战的需要，传播学不断强化大众心理范式取向，后者剥夺了传播学各种可能的发展方向而将其塑造为对内社会控制，对外捍卫冷战思维的知识工具"所以，从来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大众传播学而只有真正的大众心理学"传播学的这种偏向，近些年来，已明显地延伸渗透进新闻学的研究中，新闻学领域的不少研究议题和思路，也常常以“实证”、“科学”的样貌出现，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新闻学以及新闻业所追求的“真”，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倾向对整个新闻传播学的知识进路和范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价值：知识的价值矢量
价值追求始终与人类的社会实践形影不离，因此，社会科学研究就必然涉及如何看待价值、如何处理价值问题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地位与作用。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作为人类文化实践、社会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传播活动中不可能摒除“价值”要素，新闻传播学研究也同样不得不面对“价值”问题。为提升新闻业的公信力与影响力，在新闻传播实践活动中，新闻从业者曾发明了诸如“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等一整套规则；新闻的“客观性原理”也曾长久在新闻传播研究中居于重要地位，获得持续的关注和研究。但是，反观新闻传播实践，我们发现，追求像自然科学一样的客观知识是不可能的（况且，自然科学的知识也仅仅是一定程度上的“客观”)，新闻传播实践在立足于社会事实、揭示社会事实的同时，总是会对社会事实作出解释和说明，这是社会与公众对新闻业的基本要求，也是新闻业立身于现代社会的基础。对社会事实进行解释的过程，则是通过社会事实、新闻事件生成意义的过程"也就是说，纯粹的客观性知识，在新闻传播实践中是不可能存在的；更进一步讲，作为探讨新闻传播实践理念与运作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就更不可能生产出纯粹客观的知识。新闻传播实践和学术研究背后，价值观念总是或隐或现地持续发挥效力。
由此观之，从宏观视角看，新闻实践乃是一种文化活动。在文化活动中，价值观念是核心要素。依照阿兰•斯威伍德(Alan Swingewood)的分析，文化总是与人类的“意识、行动与特定的价值观”联系在一起，人类通过这样的文化实践来“改变世界”。从新闻业演变的过程看，新闻实践正是阿兰•斯威伍德所说的改变世界的文化形态，而这种文化形态恰恰是与价值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价值观念其实是内置于新闻业之中的，成为新闻业的内在追求。英国社会学者约翰•汤普森(John B. Thompson)曾从古典、描述、象征和结构等四个层次探讨文化的意涵。其中，从描述性的角度看，汤普森认为，文化是群体或社会成员所拥有的“习俗”、“信仰”、“思想”和“价值观”。从一定程度上讲，作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之一的新闻活动，必然涵括价值追求。
新闻传播学的知识与价值紧密相联，概在于新闻传播实践是社会实践，新闻传播学所探讨的问题，离不开社会语境的约束，它与其他社会科学知识一样，不可能自然科学化，不可能将新闻传播现象背后的“真”提纯为价值零度的知识。对于自然科学而言，可能在形式上更容易给人以“超脱”、“自在”、“价值无涉”等印象，但是，对于社会科学而言，这种价值无涉的现象不仅在形式上不可能，实质上更是做不到。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又译为布迪厄)早就指出，社会科学达不到自然科学的“无可争议地位”。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也认为，那些试图以自然科学的模式来建构社会学，进而发现社会行为的普遍规律的学者，总是把社会学与历史割裂开来。但是，历史是由于人类的实践而形成，并对人类实践产生重要形塑作用。因此，作为社会科学研究一部分的新闻传播研究，总是与社会传统、历史情境和价值关怀紧紧交缠在一起。
价值考量的关键在于身处某些社会语境中的交往主体所发起的传播行为，其内容并非仅仅是信息、信号，而是有价值取向、意义、态度和情绪介入的人的行为，带有文化意涵。它们与社会语境密切关联，社会存在并不是单向度的“薄”的存在，而是带有浓重的历史性色彩的，这是布尔迪厄和吉登斯所强调的社会科学研究难以与历史和意识形态绝缘的原因所在。新闻传播学科也是如此，人的新闻传播行为，是社会交往行为，人的存在，准确地说，人的社会性存在，总是在一定的文化情境中生活，这些决定了其交往会有价值代入。依照布尔迪厄的看法，社会可以分为不同的场域，场域之中还有子场域；世界可以划分为具有一定自主性的更小的世界，子场域与更小的世界，各自有其运行规则与逻辑，而这些规则与逻辑，并不能对其他场域和小世界发挥效力"也就是说，小世界与子场域形成各个不同的社会空间，各自有其独特的关系网络和运行逻辑。因此，在社会语境中的人的交往行为除了受到交往主体自身的价值投入，交往主体之间的意义互动，还受制于交往共同体的价值共识以及被社会化为客观关系的社会关系的约束。哈贝马斯所言的交往理性，并非指向工具理性，而是价值理性。
(三)规则与范式：知识生产的游戏规则
规则和范式主要包括以下三个维度：一是知识典范；二是知识共同体共识性的理念；三是知识共同体共同遵循的范式。知识并非基于对经验的表面描述，而是基于对现象和经验的抽象。新闻传播学知识是对新闻传播现象、问题的探究，是在一定的认知路径和规则基础上进行的。新闻传播学知识受到多个学科的复合影响，其知识生产规则和范式既不统一，也不稳定，一定程度上还处于库恩(Thomas Samuel Kuhn)所说的学术研究的前范式状态。在此状态下，不同路径的思想、方法和观念形成竞争之态，相互之间难以形成共识，也没有公认的统领不同路径的思想、观念和方法。只有获得一个范式之后，即在实践者们对于他们研究活动的基本前提和方法存有共识的时候，一个研究领域才称得上是一门科学。沿着一种前范式阶段的途径，一个特定的范式被日益牢固地确立起来。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常规科学”的阶段，在此期间研究工作按照由先前在这个领域中获得成功的研究工作所提供的模型来展开。以这种方式，可以实现范式预期的目标，其潜在性转化为现实性。在这个过程中，自然被强行纳入范式的“僵硬匣子”内。范式被认定为对于任务是正确而恰当的，而自然中那些不能与之相符的部分就径直遭到忽视，这是由于科学家看待世界的那种方式是由他据以工作的那种范式所塑造的。这是自然科学范式的形成及迭代形态，若范式对于学术研究而言是一个有效的理念，那么，社会科学之中获得普遍认同的范式，也应该对本学科的学术研究起到涵括与统领的作用。
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是关于事实的知识，探讨的是事实背后的知识逻辑与知识结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新闻传播学之中并没有纯粹的事实一一事实总是通过一定的媒介在社会之中呈现出来。对于人类而言，最基础的媒介便是语言，借由语言呈现事实，则是通过一系列的概念界定、逻辑推演和思维判断来最终完成的。“一切对事实之认可都只是在某一特定的判断结构之下方为可能，而此一种判断结构本身又是建基于一些逻辑条件之上的。”从知识典范、知识共同体共识性的理念以及知识共同体共同遵循的范式来看，新闻传播学在这三个层面都还是欠缺的。
首先，从知识典范上看，一个学科需要一些获得知识共同体广泛认可的核心知识，新闻传播学有核心知识，但其典范性还不强，一些核心概念和命题，多属孤岛式的存在，它们之间难以形成结构性的逻辑关联。与此同时，这些核心概念和命题之间也缺乏对话性、沟通性，遑论形成涵括广泛命题与概念的知识典范。
其次，新闻传播学的共识性理念也相对薄弱，不少理念来自其他学科的“外援”，内生性的有解释力、有学术辐射力的学术概念是匮乏的；无论是新闻学还是传播学，在共识性理念上都缺乏高认同度的理念，所谓“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再次，从知识范式上看，新闻传播学是分化、弱性的，还没有为学术共同体普遍认可的范式与规则。传播学后来的实证主义取向貌似走向范式的成熟，实则不然"这种以牺牲传播学整体之真追求片面之真的“科学化”取向，固然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可见的范式的硬度”，但这范式并非传播学本然的范式和规则。更进一步讲，这种“科学化”、“实证化”的追求，也在很大程度上摒弃了新闻传播学自身固有的“价值属性”，同时也以“科学”与“实证”的名义，遮蔽了学术研究之中的人文关怀等其他学术面向。有学者提出，传播学重构需以个人为基点，对个人认知、体验和关系进行中观、微观考察。以行为科学为支点，阐释“行为”在传播环境与个体传播活动中发挥的统摄性作用，提出以行为传播学作为传播学研究的统摄性范式。这一提议颇有启示性和建设性，为重构传播学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
四、新的可能性：中国新闻传播知识体系的构建
中国新闻学知识体系的建构，不是凭空产生，也不是一蹴而就。新的可能性，提示我们首先要对中国新闻传播学知识现状有清醒的认识。在深切体认到自身知识生产之状况的基础上，努力摒弃束缚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不利要素，深深扎根于中国新闻传播业的深厚土壤和古今中外的丰硕思想之中，以中国新闻传播业的实践为依托，从“知识”、“价值”、“范式”三个维度，在以“行”（实践）为基、以“思”(理论)促“行”、行思并进的基础上，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知识新体系。
(一)知识依附性生产之弊端
新闻传播学知识谱系并非中国原创，它源自欧美西方国家。虽然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知识之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基于中国语境形成的，但不容忽视的是，这些知识中，也有大量的思想资源来自国外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语境不同，知识生成的土壤有异，但以往我们自身新闻传播学相关知识的相对贫乏，使研究者有意无意地大量援引来自域外的学科知识与学术思想。这种引入，对于我们开阔学术视野、促进学科发展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引入过程中，也存在忽略语境、直接挪用的现象。
首先，对域外新闻传播学知识的直接挪用导致了中国新闻传播学术研究与新闻传播实践的脱节。除了思想性的一面之外，社会科学研究很重要的特质在于它与社会实践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就新闻传播而言，固然存在与新闻传播实践自身相关的技术性、操作性等“去语境化”的通用性普遍知识，但另一方面，新闻传播实践又与不同国家的政治环境、意识形态等密切勾连，这就使得新闻传播知识呈现出明显的“地方化知识”、“语境化知识”的特征。作为“他者”知识的欧美新闻传播理论，自欧美国家的社会语境和新闻传播实践活动中逐渐生成，理论与实践之间具有明显的“呼应”关系。其实，即使在欧美国家内部，具体到不同的地域，其新闻传播理论也有不小的差异。仅就媒介制度而言，英美的媒介体制与欧洲大陆就很不一样，而在欧洲，西欧国家与北欧国家的媒介制度也存在明显不同。正因为如此，弗雷德里克•S.西伯特(Fred S. Siebert)、西奥多•彼得森(Theodore Peterson)、威尔伯•施拉姆(Wilbue Schramm)、约翰•C.尼罗(John C. Nerone)、威廉E.贝里(William E. Berry)、桑德拉•布拉曼(Sandra Braman)、丹尼尔•C.哈林(Daniel C. Hallin)和保罗•曼奇尼(Paoio Mancini)等学者才持续研究不同国家与地域的媒介制度。几十年来，我国引入了诸多的域外新闻传播知识，但真正能够与中国新闻传播实践产生积极互动并进一步促进中国新闻传播知识积累的却并不多见。很多情况下，这些来自域外的新闻传播知识成为学术圈中自娱自乐的“智力游戏”，脱离了中国本土的新闻传播实践，也使学术界与新闻传播业增大了隔膜。
其次，大量援用域外知识，也使中国新闻传播知识在全球新闻传播的学术场域和实践场域中都缺乏能见度和话语权，长期受制于域外语境和话语体系，极大地限制了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形成。中国新闻传播学对域外知识的援用，一是表现为对欧美新闻传播知识的大量引入和移植。二是大量引入了其他学科的学术资源。从第一个方面讲，这些引入的学科知识和学术资源，从某种程度上确实有利于国内研究者了解和把握全球学术前沿和动态，有利于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更快地融入全球学术圈；与此同时，不容忽视的是，由于我们的学术话语和学术规则大都由“他者”形塑，中国新闻传播学知识尚未在全球新闻传播知识体系中获得广泛认可，其能见度和话语权也有限。从第二个方面讲，从全球范围看，新闻传播学属于后起的“晚生学科”，在欧美等国家尚处于边缘地位，也一直饱受其他学科知识资源的“支配”，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目前也有类似的情况。可以说，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知识生产和知识积累，存在对域外新闻传播知识和其他学科知识的“双重依赖”现象。这也无形之中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建构造成了困扰。
（二）构建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知识、价值、范式
首先，在知识创生层面，继续吸收彰显新闻传播共通特质的外来知识，同时在自身的丰富实践中提炼富中国特质的新知识。自19世纪以来，有关新闻的知识就陆续被介绍到中国。进入20世纪后，传播学与新闻学一道，被大量引介到中国。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知识也因此迅速扩容，并不断快速增殖。有些新闻传播知识对不同时代的新闻活动、新闻教育以及学术研究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但更多的情况下，这些增量的知识并未观照中国的社会语境，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探索过程与奋斗历程中，域外新闻传播学知识及其在中国的“增殖”贡献并不明显。表面看，中国新闻传播学似乎并不缺少理论，国外已有的理论和知识，我们也都有。问题是，这些理论“浮标”和知识抽象物不是在中国语境中生成，除了少数全球新闻传播实践共通的实践知识和理论观念外，大部分知识与理论缺少与中国丰富生动新闻传播实践的内在逻辑关联。这使在国外颇具解释力的理论，在中国社会的语境之中就成为空中楼阁、镜花水月。即使有些扎根于中国语境的新闻传播学的知识生产，也存在碎片化、低浓度、粗放型等问题，特别是内生于中国新闻传播场域的硬核知识、原创知识比较稀缺。新闻传播学知识多是由若干学科话语板块拼合而成的，缺乏在地化、语境化、系统性的知识沉淀，这不仅令中国新闻传播学一直处于零敲碎打的窘境，缺乏基于中国新闻传播实践、逻辑自洽、辐射力强的理论，更谈不上构建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知识体系了。
中国当下的新闻传播学研究，需要调动既有的反映新闻传播普遍规律的全球知识和基于中国语境的“在地化”的鲜活知识，努力呈现新闻传播场域中富于中国现代化特质的运作逻辑，努力构建一套基于中国语境和中国新闻传播实践场景的逻辑自洽且具有一定理论辐射力的自主知识体系。这套知识体系首先应该来源于中国新闻传播实践，同时又是基于中国语境对中国新闻实践的理论抽象，不仅有较强的实践感，同时又有显著的理论性。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套知识体系不仅应该能够解释和回应现实新闻传播互动中遇到的关键问题、中国新闻传播业发展中的重大命题，还应该为新闻传播学研究后续的理论拓展奠定坚实基础。也就是说，这套知识体系自身要有足够的知识密度和含金量，除此之外，还能够对本学科知识的持续扩容提供保障。但是，这种增量和加法首先要立足于中国语境。数十年来特别是近二十年来，中国在新闻传播实践层面已经从世界的跟从者逐步演变为世界的引领者。这不仅是指中国新闻传播业的规模、体量、国际影响力已今非昔比，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在信息传播技术领域的科技成就，也使我们已跻身于世界最富创造力的信息产业梯队之中。与之相关，中国的新闻传播业在业态创新、产业运作、信息系统与社会系统互动等层面，都创生出前所未有的新图景。这些渐次丰富、持续更新的实践,为新闻传播学术研究和理论新知的创造，奠定了绝佳的基础。从知识生产逻辑性和系统性的角度看，在未来的学术研究和知识体系的建构中，如何使新闻传播学知识与实践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必将成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建构需要思考的首要问题。
其次，在价值构建层面，努力建构与中国历史传统和社会语境相契合的新闻传播知识体系。中国自主的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必须根植于中国社会语境的深厚土壤之中。对于去意识形态的纯客观知识的说辞，应有清醒的认知。虽然西方新闻业常标榜去意识形态化，并声称为社会提供客观中立的知识，但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很多时候，意识形态和价值选择早已渗透到其新闻实践的细枝末节中。与之相似，西方新闻传播学也很难与意识形态彻底绝缘，它不可避免地带有精致的价值滤镜和隐蔽的意识形态底色，这要求我们在搬运他山之石时，需要辨识其意识形态设计,否则，就以真实乃至真理的名义照单全收，在学术研究中会无意中将特殊性误识为普遍性。亨廷顿(Sameul Huntington)认为：“每一个文明都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并把自己的历史当作人类历史主要的戏剧性场面来撰写。”进入意义现场和特定文化语境，方可揭示意义的复杂性。西方中心主义的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当作为当然的知识进入“他者”语境时，是被冠以普遍性或普适性的真知行事的。作为社会科学的新闻传播学，无论是采用传统的诠释研究，还是较为规范的质性研究，抑或更具科学研究色彩的量化研究，其知识生成和积累都不可能脱离价值观念，意识形态要素的影响始终存在，纯而又纯的去语境化、去意识形态化的知识不可能存在。
就中国新闻传播学知识的价值建构而言，基于中国历史传统和社会语境的价值逻辑尚不系统、坚固，由此建立的价值认同还较弱，而寄望于外来新闻传播价值的救济，会产生价值上的“排异反应”。建构中国新闻传播知识体系，须立足中国语境和文化传统。例如，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的“天下”、“贵生”、“公”等价值追求和思想资源，与当下中国语境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性”、“公共性”等，其实是思想贯通有其内在关联的。这些价值追求，从某种程度上讲，又和欧陆思想中因过度追求个体价值最终导向个体价值走向反面演变为工具理性的价值诉求等，有很大差异。新闻传播知识体系的建构，就是要植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之中，同时立足当下社会语境，从中提炼出既能为新闻传播业提供持续动力又能为新闻传播知识提供思想资源的值得自身追求的价值观念，使新闻传播知识不仅能够在中国的知识场域确立自身的识别度，也能够从全球新闻传播知识体系的层面彰显中国新闻传播的特有价值"有研究者曾指出，就像美国传播学的兴起与流变始终有着鲜明的美国历史传统和文化逻辑一样，中国传播学的反思和重建，立足于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逻辑，才能明白传播何为，学问所在"与之相近，还有学者认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的重构与建构，需要中国学人深入中国的历史时空中并具体考察其动态演变过程，牢牢把握本土文化情境和实践脉络，通过感知和实践投入中国本土的生活世界的创造过程，在和历史与现实的交互经验中进行理解和诠释，而不能仅仅停留在抽象的观念层面进行讨论。这些反思和检视，是中国新闻传播学理论自觉的体现，中国新闻传播学未来的研究和发展，需要在这样的反思中向前推进，由此方能建立理论自信。
再次，在因应时代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人文与技术交融的新闻传播知识新范式。一个学科成熟的标识是知识范式和游戏规则的成形且具稳定性。前文述及，中国新闻传播学知识还处在前范式状态，表现为大量浅表性、碎片化知识的集聚，尚未形成逻辑贯通且自洽的结构化知识。新闻传播学多源异构的知识是由不同知识群落贡献出来的，而各自的知识生产规则和方法存在差异，通约性较弱，因此，这些知识成了“地方性知识”和边缘性的“弱知识”，知识硬度和典范性存在不足，也难以跨越知识壁垒，终究成不了其他学科知识再生产的有用资源。此外，由于新闻传播学知识的孤岛式割据，造成在新闻传播学知识共同体内，通识性的理念和规则还没有成型，即新闻传播学知识的生成性语法还没能提炼出来。
如果说，大致而言，以往的新闻学更偏向于人文学科，传播学更偏向于社会科学，那么，随着新传播技术体系的持续扩充，新闻业、新闻学中的社会科学要素的比重正在迅速增加，与此同时，由于新传播技术正在全方位地渗透沉浸于社会各个角落与人类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正在迅速“技术化”，传播学必须关注人文、反思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新闻学的“技术化”、“社会科学化”和传播学的“人文化”，使得新闻传播知识业已处于人文与技术的交融地带。因此，中国新闻传播学在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新范式的过程中，必须涵括两个兼容而不互斥的要素:人文与科学。新的理论范式，只有在全面平衡和把握上述双重要素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避免以往新闻传播知识体系积累中或真实性遭遇诟病或过于追求科学实用主义形式而导致的诸多弊端。
五、余论
时代是伟大的提问者"当下正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最佳时期，也给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提出了一系列超重的理论和实践命题，因此，我们必须解答时代给出的问卷，从中国现实出发，在宏观理论层面重新构造新闻传播学的知识体系。新闻传播学的理论，不应再满足于对域外特别是西方新闻传播理论的“复刻”与“小修小补”，而应该思考如何基于中国语境和时代语境的结构性、系统性的理论创新，为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开启理论大格局。恰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如果中国的知识体系不能参与世界知识体系的建构而因此产生新的世界普遍知识体系，不能成为知识生产大国，那么，即使有巨大的经济规模，即使是个物质生产大国，还将仍然是个小国。”“中国现在不再缺乏西方的各种观念，所缺乏的是自己的大局思维和整体理念。”这就需要新闻传播学超越学科畛域，回归对中国“总体性社会事实”的综合考察。当下，我们需要新闻传播学共同体凝聚力量，共同把中国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提升到与时代相匹配的高度。我们认为，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问题导向。所有的知识生产都是基于对问题的深入、系统、本源性的假设与求证，而这个过程，奠基于知识、价值、范式三维框架的立体联动"通过这样的努力，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知识体系才有可能提高在全球学术场域中的能见度，在世界普遍知识体系中居有一席之地，为中国成为“知识生产大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构建中国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并非完全拒绝外来思想和知识，仅在特殊性上“千里走单骑”。如果局限于自我视角，囿于立足点的限制，因国情的独特性而遮蔽双眼，更多地强调“地方性知识”，回避甚至无视具有通约性价值的“普遍性知识”，这就会不自觉地拒斥为人类共同文明所检验而得出的通约性知识成果，其知识体系构建思路就不可避免带有强烈的封闭性，这样反而不利于中国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建构。依此路径形成的知识体系固然独特，却因为特性有余所造成的普遍性的不足，难以参与和融入国际知识体系的交流与会通。久而久之，不免固步自封，因而失去创新的活力与动能。这就需要我们处理好“本来”和“外来”的关系，由此方有可能获致新闻传播学的真知。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建构研究”（项目编号：2019AZD04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原载于《新闻与传播研究》2023年第9期
转自：“再建巴别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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