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青年记者杂志 ，作者洪长晖 顾杨丽
导 读
加速社会的到来，推动了时间感知和运行逻辑的改变，并直接影响了内容的生产与消费。
技术与时间问题，几乎与人类文明共发展。而在这一问题上影响最为广泛的莫过于贝尔纳·斯蒂格勒的《技术与时间》三部曲，作为德里达的高足，斯蒂格勒是从“技术”的角度，尤其是工业化社会的技术演进角度来看时间和存在。斯蒂格勒显然沿着海德格尔的思路展开，并实现了实质性的超越，按照王庆节先生的说法，“他的哲学思考与其经典现象学前辈的思考，诸如胡塞尔的‘意识与时间’、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区别开来，开出后现象学时间思考的一片新天地并指出新的拓展方向”[1]。
斯蒂格勒的“超越”主要在哲学层面上，而有关时间的讨论在物理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多学科范围内展开，生成了浩瀚文献。尤其值得传播研究讨论时间问题时予以借鉴的，还有社会学科的相关论述，譬如埃利亚斯的《论时间》，毕竟“新闻实践和社会学都是知识生产的领域”[2]。在埃利亚斯那里，时间就是“人们协调社会生活的制度性象征”，这一观点非常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观点开启了时间与媒介的联结，并且使之具有了社会批判的潜能。
何出此言？其一，“协调社会生活”正是被视作（大众）传播的首要功能，杜威的名言“社会不但凭借传递与沟通才能持续存在，而且可以说就存在于传递与沟通之中”[3]，即将这一功能和盘托出；其二，在批判理论学者看来，“制度性象征”的各种指向和实在物，都构成了基础权力关系，因而也天然成为社会改造的对象。顺此推演，随着深度媒介化社会到来，人、技术与时间之间复杂的耦合关系非但没有消退，反倒愈发成为传播研究和实践的议题中心。
加速社会的内容生产与媒介时间
“技术已成为自主的；它已经塑造了一个技术无孔不入的世界，这个世界遵从技术自身的规律，并已抛弃了所有的传统。”[4]雅克·埃吕尔这个宣称如果成立的话，那么可以说当下自主性技术正在“加速”，一种“加速逻辑”正支配了物质世界、社会世界和精神世界。从内容生产和消费的角度来说，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可供性”改写着行业走向和信息环境，一种耳熟能详的说法是信息传受格局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传统时代传播与接受二元分立的状况不复存在，数字联结将人与人、人与物乃至所有的物质性存在，都挂套在一张无所不在、无远弗届的网上。在更深层次上，基于现代性形成的工业化时空关系被拖拽入一种失序、混沌的状态，信息内容生产的加速至少从两个维度产生了不可逆的结果。
第一，由于移动互联网在准入门槛上持续降维，媒介技术在使用前端的“傻瓜化”趋势日益明显（与之相对的则是后台算法运营、可视化聚合等愈加复杂）。UGC弥漫在互联网空间，且占据了极为瞩目的市场份额——Consumer Acquisition的调查数据显示，仅2022年UGC全球营销市场就高达35.8亿美元。如果说大众传播时代机构媒体把控了信息传播的主导权，同时也相应地担负了事实核查、信息纠偏的责任规范，进而生成了一整套体例化的操作机制，那么“人人都有麦克风时代”则更多地表现为“放飞自我”，有学者就用“失序”来形容，意指“专家和专业机构的认知权威被消解”[5]。
第二，德国媒介理论学者基特勒曾指出，在不同社会背景下，媒介技术不仅对物质基础设施造成影响，而且推动时间（速度）作为测量的独特变量对文化、艺术和审美产生影响。[6]按照基特勒的说法，再联系哈特穆特·罗萨的相关论述，就可以顺势推出，科技加速、社会变迁的加速和生活步调的加速，这内在关联的三个面向连在一起，根本性地重塑了当下人的时空感知。在此之前，人类社会对时间的认知已然历经变化。在亚里士多德时代，时间被视作运动和运动存在的尺度。传统社会的时间标称可以称作“自然时间”，正如古歌谣《击壤歌》所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工业化社会才发明和推进了钟表作为时间的标刻。在笔者看来，自然时间与农业社会生活直接关联，其最主要的特点在于与自然界同频共振，又具有极大的模糊性（例如，“日出而作”的日出时间显然会随着季节变动、甚至阴晴雨雪而变化多端）。工业时间（或者说“钟表时间”）则不同，“因为时钟用精确时间取代了农业时间和祈祷时间”[7]，精确、统一、机械构成了钟表时间的特性。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泰勒制、福特制等模式更是建基于“精益求精”的钟表时间。
那么，如果说人类正进入丹尼尔·贝尔所说的“后工业社会”，与之相对应的时间感知又当如何？“计算机界所说的实时、媒体界所说的‘现场’等等效应都深刻地——同时也可能在根本上——改变了事件化的原义，改变了时间和空间的存在”[8]，这也就是媒介时间。严格来说，媒介时间的源头应当可以溯源至电报诞生之始，詹姆斯·凯瑞就特别看重这一点，“电报的发明可以在喻意上（metaphorically）代表将人类带入现代的所有发明”[9]；进入互联网时代，尤其是移动化、智能化、碎片化趋势突飞猛进的当下，“这种线性、可逆转、可以度量、可以预测的时间正在遭遇挫折”[10]。
网络时代媒介时间的特点
与自然时间、钟表时间不同，当下的媒介时间表现出（再）模糊、混杂、弹性的特点。
先来看（再）模糊性。人类原初阶段的自然时间天然地就具有模糊性，这主要是源于确定自然时间的动机、外部参照物、尺度等，无一不是缺乏恒定性的，而生活就是在时间中行进的旅程，对于传统社会的人们来说，模糊性的自然时间也无需人从自身去做出调适。但是，媒介时间的模糊性则远非如此，其模糊与其说是动机、外部参照物、尺度的缘故（事实上，毫不相干），毋宁说纯粹是媒介技术自身的矛盾性使然——“用于加强人际沟通的基础设施由于其固有的加速互动的趋势，造成人们的时间严重匮乏，以至于不得不停止交流，至少是停止直接的（面对面）交流，延缓了‘充分’的交流，以便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时间匮乏问题”。[11]例如有关社交媒体平台的一句调侃式表达，“无聊刷抖音，刷刷更无聊”，就很能够从一个侧面说明媒介时间感知的（再）模糊性特点。
与（再）模糊性密切关联的则是媒介时间感知的混杂性。正如罗萨在论述社会加速时就特别指出，“不是社会生活里所有过程都在加速。……例如体育竞赛、时尚、影片剪接、交通运输、换工作和一些社会减速现象或僵固现象。”[12]更为基础的是媒介系统本身就是混杂的，一方面媒介演进并非全然是淘汰的过程，相反，更多的是整合融汇，直至当下的融合媒介；另一方面新媒介技术最为显著的表现之一即其多媒体共生（与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相比更见此优势）。由是，混杂性即成为移动互联语境下媒介时间的一大特色。
关于媒介时间表现出的弹性的特点，一个显见的例子就是，手机的便利性直接促成了其对日常生活的协调功能，当今的人们“经常是在最后一分钟或者活动进行中制定或重新配置计划”[13]，这种被称作“微协调”的能力与媒介时间互为表里、一体而生，反映了媒介时间的伸缩弹性。
技术善用与媒介时间“共鸣”
文森特·莫斯可说，“几乎每一次包括信息和传播媒介在内的新技术浪潮，都会带来关于终结的宣言”。[14]马克思当年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被广为引用。时间本来就是人为建构的产物，本来就不坚固，是否更应该随着新媒介技术到来宣布终结、烟消云散？事实上，韩炳哲就完全不同意罗萨关于社会加速的判断，他认为当下加速的感知无非是时间消散的诸多症状之一，“当历史的重要性、意义在时间上消失后，加速才作为如此这般的加速挣脱出来”[15]。
其实，细加揣摩就会发现，韩炳哲与罗萨之间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罗萨的“社会加速”强调的是技术迭代引发的连带——但可能也是更为深远的结果，而韩炳哲更注重的是技术自身包含的时间性。两者的着眼点都在技术上，这在媒介学者那里则被落实到媒介的物质性上，譬如基特勒就特别看重技术，尽管他并不承认技术决定论，但是他同样认为将人类与技术分开毫无意义，因为媒介具有自主性，而且是文化历史有机运行的原因[16]。
问题随之而来且更加突出。在人类历史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技术在很大程度上都被视作外在于人的器用性存在，人完全可以对技术做到“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尽管对抗自然界力量的范围有限，可丝毫不影响人将自身置于宰制地位（尽管大多数人不自知）。从现象学的角度来说，人—世界的相关性是所有知识和经验的存在论特征，换言之，传统社会中，作为主体的人哪怕略显颟顸地表现出对技术“操之在我”的自信，也不会从根本上动摇人类认知世界的正当性，就像刘易斯·芒福德描述的欧洲，“技术在长达三四千年的时间里保持着相对稳定和平衡的状态”[17]。但是自工业化以来，罗萨所说的科技加速，是人类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面向，“完全改变了社会的‘时空体制’，也就是说，改变了社会生活的空间和时间的知觉与组织”[18]。哈贝马斯就认为，“技术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并不亚于自然（对人的行为）的控制”，基于这一判断的哈贝马斯呼吁，“把这种（影响人类行为的）技术使用于实际生活世界的做法，就更要求科学的反思”[19]。
哈贝马斯所关注的现象表现在新闻实践中就是数字新闻时代的种种机遇与挑战，“每种技术都同时是个负担，也是个福分”，“新闻生产表现为一个划定边界、模糊边界和跨越边界的持续性过程”[20]。传统的新闻理论，无论中外，都特别强调政治权力、资本因素所具有的强制性规范潜能，麦奎尔在搭建他的分析框架时就罗列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根源等多重维度[21]。然而在数字新闻时代，“前沿传播技术（尤其是智能技术）对新闻业加以改造的力度甚至（至少在表面上）超越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合力”[22]。质言之，工具理性、技术加速、技术自主性等绞合在一起，已向人类敲响了警钟。
技术是技艺和文化的复合体，技术加速给新闻生产带来了诸多想象空间。学者常江就认为，聚合、虚拟现实、算法、可视化这四种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数字技术正介入主流新闻生产，于是有了聚合新闻、导演新闻、生成新闻、图绘新闻等多种新途径、新样态[23]。只不过，从社会知识的构成和地位的角度来看，数字技术以及由此衍生的多元新闻生产方式已然消解新闻业基于传统新闻理论确立的“瞭望者”角色，而这也势必影响了社会的良性运行。具体而言，至少有这几个动向值得警惕。
第一，新闻边界的消解。传统新闻理论尽管也受到过所谓“新闻无学”的挑战，可总体上看围绕着新闻和新闻业等核心概念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备的理论论述，诸如真实性、客观性、舆论监督等，从表述到实践都已深入人心，形成了诠释共同体。但是，数字技术的介入，使得新闻实践中的主体模糊，从公民到机器人，不一而足；真实、客观等理念岌岌可危，“暖新闻”、策展新闻等大行其道；最为关键的是，连“何为新闻”可能都需要重新思考。
第二，表层信息的泛滥。技术加速改变的不仅是新闻实践本身，而且内在地改变了信息消费者的心理期待和知识结构。正如奥德嘉所说，当今的人类“被过剩的技术对象、技术程式所包围，它们形成了高密度的人工环境，他容易觉得所有这些东西都‘现成’在那儿，无需他自己再付出什么努力”[24]。所以，一方面是深度报道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缺失，一方面是快餐式视听阅读成为重要的信息接触方式，而此种信息则以碎片化、表层化为特色。据CNNIC公布的数据，至2022年12月，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达10.12亿，短视频已成为多数人获取信息和知识的重要来源。
第三，个体导向的盛行。维利里奥在命名所谓的“竞速学”时言及，远程通信技术下被解放的速度使此地没有了，一切都是此刻[25]。更关键的是，“此刻”也无非是现实世界的虚拟和戏剧化，“技术化的市场正把内容变成一个纯粹的审美形式，即成为奇观”，“技术形塑了一个移动的私领域，在这里，思想、表达和反应都是为了寻求我们自己的终极自由和表达”[26]。这警示我们，个体的自我实现居于信息评判标准的最为优先位置，公共性和公共传播的效用难觅其踪。
挂一漏万地检视数字技术所造成的现实危机，并不意味着试图走排斥技术以重返自然的复古路线。一方面，“要想实现有效的风险管理，就必须设法提高容错能力，从而提高承担生产性风险的能力，而不是假定风险得到普遍降低就是理想情况”[27]，另一方面，也是更核心的是，技术本身的自主性在今天已经在若干面向上超越了人类的掌控，尼尔·波兹曼就曾满怀悲悯地写道：“新技术重新定义了‘自由’‘真相’‘智力’‘事实’‘智慧’‘记忆’‘历史’这些与我们生活休戚相关的词汇，而且从来没有想过停下来通知我们一声。”[28]所以，当下所要着力做的，可能不是去框定技术适用的范围，而是重新去想象技术与人的关系，重新构造技术新逻辑之下的社会生态。
从媒介时间的视角切入技术新逻辑下的社会生态，产生了以下思考。
前文提到当下的媒介时间具有（再）模糊性、混杂性、弹性等特点，这就提醒我们技术加速并非世界末日；更何况技术可以主导，但并非宰制，显现在日常生活中就是自然时间、钟表时间与媒介时间的并置。因此，在学者吴飞看来，技术加速与其说是在昭示“物超越人”的可能，毋宁说是在召唤人与机器共同进化，而人的进化就主要体现在人类心智和驯化能力上[29]。即便是基特勒，其看似宣称“媒介决定人的处境”，但最终还是倾向于“技术需要在与人组成的媒介网络之中才能发挥作用”[30]。凡此种种，都标示了这样一种颠扑不破的认识，人一直身处世界中，也一直向世界敞开；我们可以“按照自己最合适的时间节奏自主切换，建立起一种动态的平衡机制，改变一味被动地处于某种时间纪律的控制之中，而获得相对的自由”[31]。这意味着技术影响下的人与社会需要以“自主”“动态”的姿态存在，这指向一种关系模式，这种关系模式“既不能被强迫，也无法被保证”[32]，即可理解为是罗萨所说的“共鸣”。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媒体环境下的公共传播对国家治理、社会认同的影响研究”（批准号：20BXW041）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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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长晖：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顾杨丽：浙大城市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副院长）
【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23年第14期】
转自：“再建巴别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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