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青年记者杂志 ，作者连水兴 柴云超
导 读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数字媒介的全面扩张，传统的时间体系面临危机，媒介逻辑逐渐主导社会时间进程，媒介时间则成为继自然时间、机械时间之后的时间形态。
“时间是什么？没人问我，我很清楚；一旦问起，我便茫然”[1]，面对时间这样一个宏大抽象却又只道寻常的事物，奥古斯丁的话形象地阐明了人们对其本质的困惑。回溯西方思想史，不断有哲学家试图定义时间、追问时间。亚里士多德以运动和连续性来定义时间——“时间是关于前和后的运动的数”[2]；海德格尔则从存在主义理路出发，认为时间就是此在，亦即当下性[3]；格诺·伯梅更关注时间的社会意义，认为时间是人类生存形式的基本元素，我们就生活在时间的延伸之中[4]。
从农业文明时代的自然时间到工业文明时代的机械时间，再到数字文明时代的媒介时间（media time），时间作为一种元尺度，其记录方式、呈现形态和内在结构随着人类文明形态的发展更替而逐渐变迁。时下，以互联网平台、社交媒体为核心的数字媒介已经全面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结构，以元宇宙、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智能正引领新一轮的技术革命，数字文明发展进入升维阶段。本文旨在回顾媒介与时间相互关涉、彼此形构的学术史，反思媒介时间概念的理论缘起，进而考察媒介时间不同于以往时间形态的多维结构特征，以及媒介时间嵌入数字社会的基本逻辑，旨在为理解媒介时间绘制一幅简明的知识地图。
媒介时间概念的理论缘起
同围绕时间本质久远不绝的追思和自然时间、机械时间成熟完备的运行机制相比，媒介时间是一个晚近的概念，也并无清晰的定义。一般可以从两个维度理解媒介时间概念的内涵：一是媒介化时间，二是时间化媒介，前者强调时间判断的媒介化，后者则关注媒介对于时间资源的开发与利用。[5]这两个解读维度虽各有侧重，但都基于同样的理论背景，即钟表时间在后工业社会遭遇的认同危机和媒介扩张对时间体系强有力的形塑作用。
（一）现代性的时间危机。现代性代表着理性化、去自然化的文化模式与社会运行机理。机械时间体系就是现代性的产物，并在其中发挥着安排经济生产、规范社会秩序和建构文化意义等重要功能。钟表是机械时间的体系的核心，作为一种精密的时间度量器具，它不仅改变了农业文明时代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生活方式，而且通过较之日晷、沙漏等传统计时工具更为细微的时间刻度与精确的记录方式，建立了适应现代经济生产方式的时间运行机制。这一时间机制遵循机器运转节律和工厂组织形式，与充满感性体验的自然时间不同，它具有外在于人且高度抽象的特征，人们依照大机器生产的时间节奏，形成了工业文明时代以追求守时、确定性、明确分隔与规范严谨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生活秩序。
现代化建立了与之严格配套的机械时间体系，也在征服自然、消灭空间和追求效率最大化的扩张进程中逐渐动摇了支撑这一规范时间体系的社会基础，其关键在于现代社会日益显现的“加速逻辑”。澳大利亚文化史学者彼得·康拉德曾指出，“现代性所关涉的，就是时间的加速”[6]。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加速过程并非直接作用于时间，而是通过将现代社会塑造成一个庞大到个体难以有效应对的技术理性系统，社会事务量呈指数级增长，人在单位时间内要处理的待办事项急速增加，逐渐超出人们的生理极限，从而在时间参照体系不变的前提下，为人们营造加速般的时间体验。罗萨通过对现代社会时间的系统考察，将此过程归结为科技加速、社会变迁加速和生活节奏加速的后果，身处其间的人们则“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时间常流逝殆尽，他们极度缺乏时间。时间仿佛像石油一般被消耗的原材料，越来越珍贵，所以其短缺越来越让人感到恐慌”[7]。
置身于现代社会的持续加速进程，人们紧张无措的内在时间体验与遵循标准化、同一律的外在时间体系存在着尖锐矛盾，催生现代性的时间危机。韩炳哲从主体哲学的维度，把现代生活中充斥的大量令人感到紊乱和不适的不良时间视为这场时间危机的根源。所谓不良时间，其实就是后工业时代的机械时间，它已经失去秩序化的韵律，更脱离了自然的生命节奏，只能带给人漫无方向地朝远方飞驰的加速感受。[8]从深层次来看，主观的时间加速体验还可能影响个体的自我认同，现代性的时间危机有进一步转化为认同危机的风险。因为，通过建立个人时区与外在的时间序列（由时钟和统一测量标准所主宰的常规化时空世界）展开对话乃是人们实现自我认同的基础。[9]
（二）媒介化的社会转型。如果说机械时间体系在后工业社会所遭遇的认同危机是媒介时间“登场”的历史前提，那么传播媒介的急速扩张和全面渗透则为媒介时间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德国与北欧的传播学者大多将这一动态过程称作“媒介化”，意指传播媒介对社会运行模式和日常生活结构所产生的日益强大的形塑作用，而当今社会已经彻底转型为一个媒介化社会。在丹麦传播学者施蒂格·夏瓦看来，媒介在当代社会中的关键影响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媒介已成为所有机构运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媒介又具有一定的自决权和权力，这迫使其他机构或多或少地需要遵从媒介的逻辑。”[10]
伴随社会的媒介化转型，媒介化本身也在发生转变：互联网平台、社交媒体等数字媒介快速发展，并超越传统大众媒介主要以建构拟态环境来间接影响现实的作用方式，在当代社会中扮演诸如“连接网络”“中介平台”“创新要素”等角色，直接且有力地塑造现实社会的运行过程。媒介化由此进入赫普所说的“深度媒介化”（deep mediatization）阶段。作为媒介化过程的高级阶段和数字技术革命的产物，深度媒介化的社会意义不亚于西方现代化过程所经历的机械化、电气化浪潮，因为社会世界的所有元素都与数字媒介及其基础结构产生着紧密复杂的联系。[11]深度媒介化是以高度发达的媒介技术为依托的动态社会进程，就当前阶段而言，信息网络架构和数字传播载体在其中发挥着关键支撑作用。
有学者认为，媒介时间作为媒介彰显其社会影响力的一种具体表现，媒介深入、操控社会的过程正是媒介时间的形成过程。[12]由此可见，媒介化的深入发展为媒介全方位、多纵深地介入社会各领域的时间安排创造了基本条件，媒介逻辑开始在一定程度上主导社会时间的进程。但值得注意的是，媒介时间逐渐进居社会时间体系中心的过程，并没有彻底瓦解机械时间或自然时间。机械时间体系在某些社会领域依旧处于核心地位，协调着程序复杂、结构严密与分工清晰的现代工业生产活动，自然时间节律则往往通过历史传承或文化经验的形式，继续发挥其不可替代的社会作用。概言之，就像新旧媒介之间的关系一样，[13]媒介时间同机械时间、自然时间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共存的，而媒介时间概念的生成则表征着以现代性时间危机和媒介化社会转型为核心的一系列宏观进程。
媒介时间结构的多维特征
追溯媒介时间概念的理论缘起，已经可以由宏观的学术史视野定位媒介时间的生成背景，同时从侧面窥见媒介时间的社会意涵。但要更为细致地呈现媒介时间和机械时间、自然时间的差异，就要系统考察媒介时间的内在结构，从而描绘其以即时性、失序性和伸缩性为代表的多维特征。
（一）即时性：信息竞速。法国哲学家维利里奥长期关注后工业社会的“速度”问题，并建构了以速度为阐释核心的“竞速学”理论体系。在他看来，后现代条件下的速度问题指向即时性的社会时间逻辑转换，而新兴传播技术所引发的媒介革命则构成其根本动力，“从电视节目的实况转播，网际网络的直接连线，到闭路电视的现场监控，唯一能赶上资讯时代的时间，就只有立即性的现在，而不是未来”[14]。关注当下的时间取向是资本主义文化精神的体现，也是实用主义思想蔓延开来的社会后果，并无殊异之处。但基于互联网的数字传播媒介的快速发展，已经将这一取向强化到追求实时生产与即时反馈的程度。在追求即时性的媒介逻辑驱使下，似乎一切社会行动都只是“为了当前瞬间，为了即时远程通信的这个真实瞬间”[15]。
从竞速学维度审视数字时代的社会生活和时间节奏，可以发现其背后始终贯穿着一种信息竞速的逻辑。媒体的运作是将世界改造为一系列事件，并通过筛选过滤、重组顺序与建立联系等方式向受众提示现实世界的变化，其中的每一个事件都致力于在短时间引起人们的注意，又随着新事件的到来而迅速消失。[16]数字媒介则依托于发达的信息传播网络与普及的移动终端，竞相追逐实时的信息触达速度，从而以一种即时性的方式将现实世界呈现给人们。英国社会学家斯各特·拉什认为，这似乎构成了信息媒介的悖论，即“它们一方面联通起距离遥远的空间，另一方面却又如此直接，不给有意义的调和留下任何时间”[17]，即时性成了媒介时间内在的结构特征。
（二）失序性：点状分布。以钟表为核心的传统机械时间通常被视为一种线性时间，它不仅遵循固定的时间刻度，还标记着时间不可逆的单向运动过程，仿佛一条可以朝一侧无限延伸的坐标轴。这种线性时间观反映了自启蒙运动以来，从蒙昧、原始、低级到科学、现代、高级的社会发展叙事与“历史永远进步”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18]但正如麦克卢汉所言：电力时代是线性逻辑的反对者、破坏者，信息媒介亦然。[19]基于网状传输结构的物质支撑和追求即时性的日常运作，信息媒介创造了一种不同于机械时间的时间结构，有学者将其形象地描述为一种分子运动，其间遍布着散乱的、缺乏持续性与秩序感的点状时间。[20]
点状分布的媒介时间形态主要源于几个相互交织的进程：一是传播内容的图像化、视频化打破了文字叙事的线性逻辑，二是信息大爆炸条件下受众注意力的离散趋势，三是数字媒介的个性化逻辑抽空了标准化时间参照的社会基础。当这些点状媒介时间有机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一方面表现为序列时间体系崩解后生活节奏的持续加快，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个体的时间逐渐碎片化，人们在碎片化的时间里无法完成生命故事的持续性，而是一种弥散性和断裂化”[21]。无论是弥散，还是断裂，都显示出一股强势的媒介力量正在改造生活世界原本的时间节律。比如智能手机，作为一个信息媒介集成的移动终端，它可以随时随地打开人们“日常生活的缺口，线性的段落式时间被不断切割，改造为零散的原子化时间”[22]。
（三）伸缩性：弹性机制。机械时间是一种相对固化的时间机制，生活其中的人们通常遵照清晰固定的时间表，也习惯于可预期、可规划的日程安排，具有一种内在的整体性。与之相对，媒介时间则通过制造齐格蒙特·鲍曼所说的“时间片断”来运作，“在这一片断终结和下一片断开始之前，每一个片断的优点必须充分展示出来并消耗干净”[23]。在此，信息媒介的竞速逻辑将固定的社会时间进行精细化切分，并以点状的形式灵活嵌入人们日常生活的间隙，形成了一种极具伸缩性的媒介时间。这一伸缩性特征可以从延展性和压缩性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数字媒介惊人的内容生产能力使得人们接收的信息量暴增，同时基于各类数字平台的多任务处理成为常态，单位时间获得延展；另一方面，大量同质性内容、无意义信息造成的注意力消耗与成瘾性媒介使用引发的无意识沉浸，又让人感到大段时间被压缩。
媒介时间可延展、可压缩的双重性质形成了自身特有的伸缩结构，也创造出一种具有深刻政治经济背景的弹性时间机制。伴随资本主义由工业资本主义到数字资本主义的转型，机械时间体系下的泰勒制生产模式面临危机，大批企业开始适应信息媒介的网络连接逻辑，从严格工时制转向弹性工时制。吉登斯认为，后工业社会工时制度的松动是因为越来越多的“新信息技术可以让工作任务分散化，同时即时地在互动式通信网络里协调整合”[24]，生产已经不必局限于固定的时空分隔中。其中，基于互联网平台的数字劳动就是分散生产的典型，每一个用户的线上交往、原创内容与在线时长，都会通过广告变现等形式为互联网公司生产数以亿计的商业利润。
媒介时间的社会嵌入逻辑
媒介时间首先是媒介自身的时间机制，伴随机械时间体系的松动和媒介化进程的深入，媒介时间才得以逐步嵌入社会的宏观运行结构，并进一步塑造人们的日常生活。约翰·哈萨德认为，这种嵌入过程会深刻作用于人类生活和社会行动，从而产生行动与意义的复杂交叠。[25]其中，媒介时间嵌入社会的基本逻辑就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重划时间分界线。在机械时间占主导地位的工业社会中，人们的社会生活遵照明确的分隔，上班与下班、劳动与休闲、工作日与休息日之间清晰的时间分界为大工业生产建构了一种相对稳定的时间秩序。反观当下，信息媒介的发展贯穿于数字资本的全球扩张进程，媒介时间也就不可避免地反映资本的内在逻辑，即“一方面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26]。在追求更长劳动剥削时间、更高剩余价值率的资本逻辑驱动下，信息媒介打破了工业时代劳动和休闲之间原有的时间界线，资本主义的生产也由此超越了工厂的高墙，逐渐以数字劳动等新兴剥削形式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从韩炳哲的视角来看，机械时间分界线的消失代表着信息媒介时代的“车间厂房和起居室已经融为一体。随时随地工作成为可能。笔记本电脑和智能手机构建了一座移动的劳动营”[27]。但除此之外，信息媒介还以自身的运行逻辑重新划分了时间的界线。具体而言，数字时代的媒介经济有赖于用户的网络连接及其在线生产，而那些不联网的时间则往往被数字资本视为毫无生产性的“垃圾时间”。在此，媒介背后的资本逻辑仍以是否具有生产性来划分人们的社会时间，但分界线已经从“劳动/休闲”转化为“在线/离线”。
（二）重塑时间体验感。本质上，媒介时间并不是类同于机械时间的标准时间体系，也无法像自然时间那样从人类的原始生存层面找到源头，其之所以在当代社会中发挥着日益核心的作用，是因为媒介全方位地介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进而塑造了人们对于时间的主观经验或体验。关于这种后工业时代的时间体验，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曾诗意地写道：“时间的维度被打碎了，我们只能在时间的碎片中爱和思考，每一个时间的碎片沿着自己的轨迹运行，在瞬间消失。我们只能在某个时期的小说中才能重新发现时间的连续性，那时的时间既非静止不动的亦非四分五裂的，那个时代仅仅持续了百年左右。”[28]
卡尔维诺以作家的敏锐直觉体察到从机械时间向媒介时间的转换给人带来的碎片般的时间感知，这些时间碎片紧密嵌合在人的生活和思考中，已经无法制造出充满连续性、整体感的时间体验。在此，传统时间体验的丧失是因为信息媒介重新塑造了一种新的时间体验形式。这种媒介时间体验不同于“体验短/记忆久”或“体验久/记忆短”的机械时间体验，而是一种“体验短/记忆也短”的时间模式。[29]身处其中的人们，就如罗伯特·哈桑所说：“没有时间暂时驻足进行反思，没有时间停下来对自己的心不在焉的状态进行思考。”[30]
（三）重构时间参照系。追溯人类关于时间的观念史，可以发现：时间意味着权力，谁控制了时间体系、时间的象征以及对时间的解释，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社会生活。[31]数字化时代，媒介时间主导人们日常生活的背后就是媒介权力急剧扩张、紧密嵌入社会结构，并逐渐构成一种不可或缺之基础设施的过程。换言之，媒介时间是作为一种新的权力体系强势介入当下的社会生活，而制造权力的关键就在于重构时间参照系，即打破以钟表时间为参照的机械时间体系，构建起以媒介时间逻辑为中心的时间参照系。
媒介的时间参照功能早在大众传媒时代便凸显出来。英国传播学者罗杰·西尔弗斯通通过研究电视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塑造作用，指出电视的时间参照功能是“通过它的节目表、节目的体裁和叙述方式来实现的。电视是一种周期性的现象。它的节目安排遵循一定的消费规则，肥皂剧、天气预报、新闻，可能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就把一年以小时、天数和星期结构起来了”[32]。数字时代，数字媒介已经不再只是从内容层面的时序安排来发挥其时间参照功能，而是通过全方位地嵌入包括吃、穿、住、用、行在内的人类生存结构，使得人们的日常决策有赖于媒介信息的参考，社会交往和社会行动也必须经由媒介平台的中介。由此，媒介的时间逻辑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新的社会时间参照系。
结 语
媒介时间作为现代性危机和媒介化进程的综合产物，已经深刻嵌入当下的社会结构与生活世界，进而可与自然时间、机械时间等时间形态并列，成为数字化时代新的社会时间体系。基于此现实，从学术史维度考察媒介时间的概念缘起、结构特征和社会嵌入逻辑，旨在为理解媒介时间绘制一幅简明的知识地图，至于其微观面貌，则有待研究者围绕具体议题，展开更多细致深入的研究与探讨。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对近百年来传播理论发展的影响研究”（批准号：21BXW106）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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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水兴：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柴云超：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23年第14期】
转自：“再建巴别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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