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是当下中国社区面临的重要问题。数字媒介介入基层社会治理的方式和过程是怎样的？媒介与传播如何逐步构建社区权威，创造出新的基层社会的联结和组织的？请看下文：
作者：孙信茹 张露予
来源《当代传播》2023年第4期
摘要
本文围绕一个基层社区日常生活的组织与传播，分析社区媒介如何有效整合进社区体系，通过多元层级和不同方式的传播将组织与个人连接在一起，从而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深入社会具体场景讨论媒介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关系，可以看到社区媒介和传播作为一种嵌入社区日常生活与情境的基础与力量，能够有效挖掘社会互助性资源，创造出基层社会新的连接与组织方式，同时社区精英与权威力量也在社区传播中发挥出重要作用。
关键词
社区媒介; 基层社会治理; 大营街;
研究背景
“社区是借由生活领域建构的共同体，人们需要通过紧密的连接才能形成彼此协调一致的集体行动，”[1]社区媒介在促进社区沟通、协商和行动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不仅是社区信息传播的物质基础，更借由社区中的空间分布、人际关系网络等进一步将社区中的力量和资源凝结在一起，进而为一个地方日常生活的组织和安排创造了新的方式。一些学者把社区媒介看作是所有对社区居民提供信息传播平台的媒体的总称，是为某一地理社区或具有统一特征或爱好的社会群体发布信息、提供交流的平台，既包含地域社区媒体，也包括兴趣社区媒体。[2]也有研究者认为社区媒介强调“社区”概念，是“一种居民参与媒介生产的集体实践”[3]。进入互联网时代，社区媒介的发展得到融合，研究者意识到社区中传统的平面媒体、视频媒体和新型的网络媒体平台、移动媒体终端等有机结合起来，可以形成社区融媒体。[4]
近年来，传播学领域较为关注社区媒介与社区发展问题，社会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也将媒介技术与基层社会治理视为重要议题，这些研究中的社区媒介主要从地域和空间的角度来理解。大多数研究虽然提及社区媒介和社区发展、基层治理等问题，但面向社会微观场景，关注社区媒介具体实践过程的研究并不多。本文的研究对象——有着“云南第一村”称号的大营街社区，是一个既固守乡土社会熟人结构，同时又是被卷入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的社区；最为特别的是，这个社区在发展过程中积累和建立起了较为完备的社区媒介和传播体系。社区媒介在基层社会的日常运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社区中各类组织和个体，如居委会、企业、社区干部、社区精英、社区百姓较好地运用了社区媒介和社区传播系统，在完成各级部门工作安排、社区日常性事务、公共活动中展示出社区媒介和基层社会治理之间的互动，社区媒介成为社区治理过程中新型而重要的实践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鼓励基层大胆创新、大胆探索，及时对基层创造的行之有效的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手段进行总结和提炼。”[5]本文聚焦大营街的社区传播，发现社区工作和社区生活无不是将多元层级的媒介形态和多重传播方式运用到基层的组织系统之中并展开社会治理的过程。研究者进入社区，从社区组织管理、社区媒介的运用等环节入手进行实地田野考察，同时对社区各类网络平台展开线上调查，并对社区管理者和居民进行访谈。通过观察，本文要研究的问题是：社区媒介如何在日趋管理规范化但同时又葆有极强内部情感凝聚力的社区中发挥作用？如何从个案的实践层面理解社区传播与基层治理之间的复杂关系？同时，本文力图回答当社区媒介和传播成为一种嵌入社区日常生活与情境的基础与力量后，对创造基层社会新的连接与组织方式有着何种重要意义？
田野点的社区媒介和传播体系
大营街社区距离云南昆明90公里，距玉溪市中心城区红塔区有10分钟路程。自20世纪80年代起，社区居委会通过兴办卷烟辅料企业为社区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大营街因此成为全国闻名的“云南第一村”。近年来该村不断拓展第三产业，每年创造上百亿元社区收入。虽已是城市社区，但大营街是建立在以血缘、姻缘、业缘为基础上的传统村落。早在明代，因军垦到达这里建立了大营屯，[6]清咸丰、同治之后，周围百姓围聚于此，大营屯改为“街子”，叫“大营街”。[6]1999年从办事处改为居民委员会，共分9个居民小组，2011年改为社区居委会。大营街在籍人口5742人，其中农业户5600人、非农户142人。长期以来户籍人口流动少，社区传统的关系网络并无巨大的变化，“村里人”还是大家习惯的叫法。近年来外来和私人资本开始进入社区，商业和人际网络更为复杂，但地方性社会的运作规则还在发挥作用，人们对社区共同体有着较强的凝聚感和认同感。
随着社区发展，大营街形成了乡村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社区智慧治理平台等较为完善的新型社区传播体系，其中最基础与核心的媒介由汇溪电视台、汇溪融媒微信公众号、社区智慧治理平台及大营街小程序构成。汇溪电视台创办于1995年，由于我国对村办电视台的管理规定，汇溪电视台只限于社区内部传播信息，但其办台理念颇为专业化。电视台一方面通过社区新闻、影视节目等内容吸引社区受众，另一方面通过录制、播放专题节目等方式塑造和维护社区形象，在社区居民中具有较高的权威性。近年来社区媒介又有了新发展，2019年11月开通了微信公众号“汇溪融媒”，目前关注用户2000人，80%都是大营街本地人。该公众号每天推送5-6条新闻，设置了“看大营街”“新闻资讯”“便民服务”三个固定板块，主要发布街道、社区动态，推送汇溪电视台新闻，也会转发与地方、民生有关的其他媒体新闻。除日常新闻和信息外，社区福利、通知公告等内容一应俱全。公众号积极与街道媒体“大营街发布”等微信号互动。同时，社区智慧化建设也是社区居委会打造的重点内容，目前社区有智慧治理平台和大营街小程序，智慧社区将线下的网格迁移到互联网，小程序主要提供宣传、公告、开证明、办事等服务内容。
公共传播平台架构起了社区整体的信息传播系统，此外社区还有数量众多、分布广泛的社区广播、布告宣传栏等媒介。大营街社区一直保留有社区广播系统，在3个居民小区主要出入口都有相应的公共广播，广播系统每天分3个时段定时播放。社区居委会、公园设有3块公共LED电子屏幕，居民小区主要出入口安装固定宣传牌284个，用于传播与社区日常生活相关的重要警示、提醒和公示性内容，这些设施在社区生活的固定空间经年累月地发挥着作用。此外，社区也会在一些重要节点做灵活安排，加强社区内信息的传播。例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社区居委会在菜市场、超市、公园门口等公共场所摆放了20余个“小喇叭”，反复播放疫情防控有关信息。
微信群是社区传播的重要构成部分。大营街社区有各种不同类型和层级的微信群，社区领导班子群、社区工作群、党总支群、小组长群等作为社区组织架构的核心群，处于社区管理和组织联通的核心位置；街道层面的各类工作群，如宣传群、组织群、疫情防控工作群、卫生院工作群等是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社区干部往往重复出现在多个群中，成为各类微信群中的关键人物；大营街集体企业众多，企业内部也设有多个不同类型的微信群。各类微信群的人员交织重叠，形成了一个复杂多面的线上空间，在社区基层工作安排中，这些微信群合力发挥着重要作用。
社区传播与基层生活
（一）社区公共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凝聚情感
汇溪电视台、汇溪融媒微信公众号、大营街小程序作为社区的公共媒体，是社区生活重要信息发布平台。汇溪电视台每天早上9点到夜间12点播放节目，除了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和一些热度较高的电视剧外，“社区新闻”是汇溪电视台的重要节目。以2020年为例，汇溪电视台播出了114条大营街社区新闻，每周播出一次，每次2-3条，内容包括各级组织领导检查参观、社区重点项目建设、社区大型文化活动等。此外，电视台在每个电视节目中穿插播出大量公益广告，如疫情防控、食品安全卫生、创建文明社区、森林防火、防诈骗等。汇溪融媒微信公众号推送信息的频率更高、数量更多，内容也较为丰富，自2019年年底公众号开通至今共推送了近700余次约4000条信息，平均1.5天推送一次，每次约5条信息。与电视台播出的内容不同，汇溪融媒微信公众号主要发布街道社区各级组织机构的公开文件、通知公告，内容涉及民生保障、道路交通、社区建设等。“通知”“公告”类推文是社区居民关注度较高的内容，阅读量往往上千。社区小程序和智慧治理平台也在社区内部被广泛运用，居民通过小程序定位、报备等功能可联系居民小组长、社区物管，及时处理停车占道、环境卫生以及安全隐患等问题，日常开证明、信息登记也能通过小程序完成，社区干部在手机、电脑端就能即时实现与社区居民的沟通。
对于大营街社区来说，通过社区内部构架起来的技术媒介系统发布和接收信息已是常态。但大营街还保有传统的社区生活方式，居民间有着较为紧密的联结。社区的传播平台同时发挥着增强社区凝聚力的重要作用，聚焦社区人物、事件，讲述邻里故事、社区故事，有效地唤起人们对社区共同体的认同。文艺队在凤凰楼广场前“斗舞”，社区书记为90岁高龄老人颁发长寿奖，大营街青松毛烤鸭制作技艺入选省级非遗项目，玉溪花灯说唱向老百姓警示非法集资等内容在社区居民中广为传播。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汇溪电视台拍摄并播出“隔离病毒，但不隔离爱，有关大营街社区全面打好疫情防控狙击战”的新闻，配合该条新闻，在微信公众号上推出“发生在大营街的暖心‘小事’”一文，讲述了大营街社区两位八旬老人为抗击疫情捐款的故事。2021年12月，社区又与台北中兴里缔结“姐妹社区”，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让玉溪的台胞及其家人在云端与故乡的亲朋相聚，微信公众号转发了这一次“云中的聚会”。这些内容对于居民来说有着天然的亲近性和感染力。
（二）微信群创造有序和有活力的传播
电视台和微信公众号在大营街作为一种正式的话语传达体系发挥着主导作用，而各类微信群则以“非正式”却高效灵活的方式参与到社区工作中。依托这些微信群，各类信息能够快速顺畅地传达到社区工作群、社区党支部群、居民小组群以及社区企业群。如第七居民小组的小组长，每个月在所负责的居民微信群中发布通知数十条，回答居民提问上百次，通知内容涉及社区建设项目通报、居民保险、社区综治维稳、创业贷款政策、招聘信息、征兵入伍等；回应居民的问题内容也较为繁杂，如墙皮脱落修葺、下水道堵塞疏通、指导居民各类信息申报、咨询幼小升学政策、提醒安装燃气报警装置、光伏发电设备安装、防诈骗等。
尤其在居民小组长通知领取社区福利分配、佳节慰问、孩子上学补助时都会引发群里的小高潮，大家通过微信群填报、核对户主信息，落实领取人情况。当地老百姓用“一起打谷子”（秋天时收获稻谷）来形容共享社区福利时所带来的满足感、幸福感。微信群通过传播社区中的大事小事将分散的居民凝结在一起，共同关注、合作互助。与社区居民生活切身利益相关的内容经常反映在各个微信群中。如针对污水处理厂周围居民受到大量蚊虫侵扰问题，接到居民反映后，社区居委会快速处理了相关问题，还通过微信公众号公布事件调查的过程和结论，并转发至社区各居民小组群中，积极回应居民诉求，消除了居民的担忧，居民也通过微信群表达着对居委会的感谢。
这些微信群一头连着上级组织和居委会，另一头连着社区民众。相较面向整个社区传播的电视台和微信公众号，微信群里的信息可以较精准地传达到人，社区繁杂、琐碎的工作借由微信的沟通实现了信息有序、精准的传播；微信群也为社区居民共同关注、互助合作提供了重要空间，频繁、积极的微信互动激发和创造了社区基层生活的内生活力。
（三）“见缝插针”的社区媒介和人际传播
大营街共有三个居民小区，人员居住较为集中，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工作主要围绕生活小区、工业园区、菜市场和公园展开。尽管社区生活空间较过去已有较大拓展，但是大营街还是一个保留了传统家族、亲属等原有社会关系网络的社区，居民对公共空间的占有、共享，对家长里短的了解和交流，对各式聚会的参与都极为深入和频繁，人际交流和传播成为人们获取信息极为重要的方式和渠道。在社区生活的组织和安排中，社区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特点，采用多种传播方式使各类信息传达深入到社区每个角落，并提供强有力的指导和帮助。社区长期在便民服务中心、小区门口、学校、工厂等地粘贴各类海报、布告，如艾滋病防治、禁毒宣传等。根据季节变化和地域特点发布和居民生活习惯息息相关的内容，夏天重点进行野生菌食用安全提示，冬天发布“草乌”等中药进补防中毒布告。在一些重大突发情况中，社区还通过有线广播持续、重复地强化居民对重要信息的接收。如2021年亚洲野生象群北迁途经大营街社区附近区域期间，社区每天滚动播出亚洲象特性常识，提醒居民提高警惕做好避险防范。
在基层社区的日常生活中，邻里交流是人们获得信息、参与公共事务、加强社区归属感的重要方式。在大营街，居民日常生活的空间以及附着于这些关键位置的媒介交织在一起，社区干部、普通居民居于不同的权力和空间位置，借助多种社区媒介形式完成信息的传播。
社区媒介与基层治理的关系分析
（一）社区媒介成为基层治理的基础设施
近年来，大营街社区受到多种新媒介的影响，这些新的技术形态成为联结、整合社区生活，跨越不同组织和群体沟通的重要载体。2020年国家发改委对“新型基础设施”具体内容作出明确界定后，“新基建”涉及的多个细分领域都是以互联网为运作基础的社会技术体系。如今，这些社会技术体系已然或即将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与传播实践的基本构成。[7]对大营街社区的媒介系统来说，其构成多元而复杂。从宏观的角度看，这其中既有具备较高地位和影响力的汇溪电视台，又有在此基础上创办的汇溪融媒微信公众号，它们扮演着社区信息传达和舆论构造者的角色。而启用不久的智慧社区治理平台，将人口、资产、民政、计生、社保、综治等信息数据及其动态分析纳入其中。摸清“家底”，是基层治理的基础性工作，进而促进基层社会治理与服务的精准化。[8]从微观的角度看，基于社区管理和居民日常生活建立起来的多层次微信群，成为“一种灵活的技术载体，可突破现实的局限和障碍将人们的创造力发挥到极致，创造出社区独特的连接和组织方式。”[9]当微信技术遭遇熟人社会的关系网络，信息传播便依附于社区的权力、资本结构，形成了独特的信息传播方式。大营街社区中的各类微信群由于工作内容和运用主体在社区体系中的“位置”而具有自己的层次。这些群通常是由工作牵头人或者负责人创建，每个群组的成员人数不多，群里的成员与实际机构中的人员一致。社区里还有商住用户群、企业微信群，但这些群成员构成比较复杂，既有本社区的居民也有外来人口。这些多样化的微信群具有层级性，社区精英处于上下级联动的关键节点，起着上传下达、权威发布的重要作用。活跃在社区的医生、干部、小组长们既能获取官方讯息，同时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大营街人又能与乡里乡亲时刻保持亲密无间的交流。不同的机构、人群构成了层级多元的微信群，从而形成了大营街社区民众生活和传播实践的基本环境和结构。
各级社区媒介所构成的基础设施在社区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大营街，汇溪电视台充当着官方信息发布平台的角色，凭借较长时期累积起来的权威性和影响力，成为当地人获取重要信息的第一媒介；汇溪融媒作为社区新型融合型媒介，不仅发布信息，更有调动居民参与互动的作用，尤其是当公众号中讲述社区普通人的故事时，它在调动人们的情感认同和参与性上发挥了与传统的官方渠道不同的力量；微信群的运用，充分发挥出熟人社会的特点和优势。社区的开放和流动，业缘、友缘等自治性社会关系与传统亲缘、地缘关系愈发紧密地揉合成为一种“隐形资产”，影响着人们信息传播、经济生产。..[10]有研究者在分析新媒介与社区治理关系时认为：“新媒体的信息和互动两种功能彼此交融，共筑居民日常话题和交往的社区属性，构建出一种居民的新媒体资源网络。这种资源网络兼具信息供给和行动动员的优势，从而可能提升社区的治理水平。”[11]在大营街的案例中，我们看到不同媒介组合而成的基础设施相互发生作用，“形成了相互交织、相互融合、甚至相互共振的复杂形态。”[12]
对于大营街来说，多元组合的社区媒介作为当地的基础设施，意味着给社区居民提供了进行组织协调的物质和技术手段，同时“数字基础设施既具有技术层面，也同样是一套行为制度。”[13]也就是说，社会行动者必须“学会操作、知晓何种信息被收集、应用，以及理解这一过程的社会价值。”[13]为了完成社区事务，社区参与者必须要习惯关注微信公众号信息，学会使用小程序、扫码等相关技术程序。传统的电视接受信息渠道已远远不能帮助社区机构完成日常工作组织和推进，大量工作迁移到新媒体平台，微信成了社区管理者工作有效性的重要保证，居民的技术使用习惯也在此过程中被形塑和制度化。这种“技术嵌入制度的过程也是治理常态化和法治化的过程”。[13]社区媒介为社区治理提供了基础设施，我们不仅需要关注这些媒介本身具有的技术特征，还要关注社区行动者所具有的能动性，即“社会的决策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在这一系统的大大小小规则的制定过程中进行协商，塑造系统的面貌。”[14]
（二）社区传播创造基层社会新的连接与组织方式
作为中国社会最基层单元的村落共同体在今天遭遇不断被瓦解的局面，“在相对封闭的村落中，稳定而持久的传统力量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5]如乡绅、乡贤等个体可以借助魅力或情感与社区建立连接。但随着社区人口流动加剧、社区边界不断模糊，使得传统力量和“互助性社会资源”[16]减弱，现代新型媒介在加强社区居民沟通和重塑社区认同感上提供了新的契机。从传统的社区电视台到互联网和数字媒介的使用，不仅体现出使用者技术心态的更迭，也成为创造同一、集体性的社区认同的重要方式。讨论社区情感联结的学者项飙提出“附近”理论，“类似某种乡土性，聚焦于人与人之间的守望相助、互相关爱等社区层面的情感联结。”[16]在对社区的管理过程中，管理者并不是简单地对工作要求作信息发布，而是立足于社区人员结构和居民小组生活场景的特点，运用微信群、大喇叭、人际传播等方式，让制度性的工作变得生动、具有人情味，一些具有地方和个人色彩的方式被频繁使用。社区中互助感人的故事也被反复讲述传播，居民对社区的凝聚力也再次被唤醒和巩固，社区传播成为社区治理的重要方式。
当然，社区媒介和传播所发挥的凝聚和连接作用还需要回到实践语境中，也就是说新技术治理功能的发挥和大营街独特的社会历史发展息息相关，尤其与社区管理者对媒介的理解与态度分不开。
现任大营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原溪是当年汇溪电视台的创办者。20世纪90年代，大营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有了极大发展，在当时信息内容和接收渠道并不紧缺的状况下开办汇溪电视台，频繁播发社区会议、发展举措、社区富裕生活等内容，电视台成为社区的“高音喇叭”，将社区内部的成员汇拢到一起，[17]发挥着社区文化符号和精神凝聚的重要作用。延续到今天，社区电视台早已扎根社区日常生活，成为人们信赖和习惯性选择的重要媒介。近年来在他的动议下，居委会开通了微信公众号，并着手打造社区的智慧治理平台。原溪既是社区干部，又是社区传播的积极实践者与推广者，他认为“社区管理平台不但要智能化，还不能复杂化，要人性化，这样大家才喜欢用。”
对普通的社区工作人员来说，他们能通过创造性的运用将媒介功能拓展至治理层面。如拿到上级部门分发的各类宣传海报时不急于粘贴，而是先在海报图样上添加大营街社区的标识，以吸引本地人的关注。居民小组微信群将分散居住的居民联接在一起形成“线上集体”，将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自治权力从线下延伸到线上。不同的群也会因主导者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风格。有的小组长性格开朗爱交流，其小组群里通常也会比较热闹，互动较多；有的小组长认真严肃，统计相关信息都要写在笔记本上拍照发在群中请大家确认；还有的小组长做过企业管理工作，会按照自己的思路与组员约定群规并且严格督促执行；90后的年轻组长则会创新快速找人的方式；还有的小组长不仅在微信群里通知，还要再逐一打电话落实。
值得注意的是，在社区媒介发挥基层治理作用的过程中，技术在创造一种集中的、共同的、统一的社区建设，微信群成为“营造社区的‘连接器’”[18]，在这个过程中，社区管理者和使用者的积极介入，“在打造自己的生活世界这个过程和场景中使用传媒技术，并以传媒技术为资源，改造制约的结构和体系，”[19]才能实现社区媒介对社区的有效连接。有学者提出，“社会学强调了社区新媒体所具有的互动功能的社会网络特点。”[11]而这些互动正是由其中最为活跃的人联结而成，媒介借由不同的人的关系脉络和其所处层次展开了组织化、半组织化的沟通、协商和行动；另一方面正是“人格化”的媒介运用使得基层治理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得到了延伸，避免了基层治理的空转。社区媒介满足了不同治理主体的特定诉求，在顺畅的沟通和互动中实现了社区整体的协调，促进社区的稳定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正是人的参与，才形成“信息的共同性创造了无形的社区共同感以及社区关注与分享行为。”[11]
（三）社区传播塑造和巩固精英与权威
20世纪90年代起，大营街因获得“云南第一村”的称号而远近闻名，随即开办的汇溪电视台作为一个“农民电视台”为当时的大营街带来极大的转变，“不仅在当地起着传播信息、转变人的生活观念等作用，而且事实上具有加强社区凝聚力、树立社区领导权威的新的功能。”[17]近年来发展出新的汇溪融媒、大营街小程序以及社区智慧治理平台也在通过媒介技术的不断更新，巩固媒介在社区传播中的权威性和影响力。
社区传播的权力控制与分配本身就是一种象征，展现出技术的优先权、资源的控制权、社区的管理权。“在主要由关系网络建构起来的部分社会形态中，权力的博弈更多地体现在对控制流动性的有利位置的争夺以及对节点中流动性的控制上。”[20]新媒介广泛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不可避免地带来资源和信息的自主流动。社区居委会通过对社区传播体系的设计、安排，对信息内容的把关与控制主要体现在对本地媒介的使用及信息流通内容上。电视台、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都是由居委会主导投入和建设的，微信群则是谁分管或者谁负责就由谁建群。在社区日常工作尤其是重点工作中，居委会在电视台、社区广播和微信公众号上高频推送重要信息，展现了社区对核心领导力的掌控，这种管理无形中强化了社区居民对社区权威的认识。社区精英通过社区媒介发声，精英本身与社区媒介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相互认证，增强了权威性。在居民小组群里，小组长作为管理者具有制定群规群约的权力，组员在生活细节和政策解释中都较为信任小组长的信息。
结语
基层社会治理是当下中国社区面临的重要问题。聚焦“云南第一村”的考察，本文呈现区域社会中传播与媒介介入基层社会治理的方式和过程，探究媒介与传播如何逐步构建社区权威，创造出新的基层社会的联结和组织，成为推动基层社会整合与治理的重要方式。当然，大营街的社区媒介和基层治理仍存在很多问题，如对技术与治理的关系还停留在简单运用和辅助性功能利用上，媒介技术对乡土文化与互助性资源的挖掘还不够；“云南第一村”不仅是一个政治话语中的社区，同时也是滕尼斯社会学意义上的社区共同体，基层治理面对的并非抽象意义上的社区，而是具体有自身生存发展逻辑的社会与人，因此如何回到更加深入的社会场景中去分析媒介技术与社会治理的关系，仍需要更多地摸索和实践。
对大营街社区的观察和研究提醒我们，基层社会中不同的行动者会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相互沟通、对话与协商，以不同的实施策略和实践方式实现对社区的治理，促进地方社会的凝聚和发展。尽管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较多，但大营街个案更强调将社区媒介和传播作为一种嵌入社区日常生活与情境的基础与力量。“虽然理论界倡导社区治理需要向网络化治理转向，但缺乏对信息技术之于社区微观实践过程的关注。”[11]而大营街的社区媒介恰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基层社会治理的微观实践个案。此外，大营街的社区媒介发展与基层治理的关系，更应该放入历史的脉络之中去考察。从20世纪90年代电视台作为新媒介进入到农民生活中，到手机、微信和智慧治理平台的渗入，媒介成为地方社会联结与人们情感认同的重要手段与文化符号持续发挥着作用。在此传播中，政治经济网络和文化网络得以绵密地编织在一起，进而实现了公共权威的运用、各方利益的协调，推动社会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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