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叶初升，经济学博士，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联席主任。
摘要
发展经济学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奇迹贡献了理论与思想，也从中国实践中获得了发展生机。在发展经济学的产生、引进与中国化发展的每一个节点上，都有武汉大学学者贡献的智慧。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从经济发展思想萌芽、经济发展理论的系统化建构，到发展经济学中国化发展，武汉大学一代代学人在发展经济学领域不懈探索，在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等方面为推进发展经济学理论创新与学科重构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发展经济学学科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发展经济学；武汉大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出现，在现代经济学体系中，西方发达国家诞生了以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为研究对象的发展经济学。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学说被引入中国。发展经济学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贡献了理论和思想，是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最大、贡献最多的现代经济学分支学科。同时，发展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实践的推动下，得益于中国发展经验和发展智慧而获得新的生机。
在发展经济学的思想渊源中，有武汉大学学者探索的智慧；在发展经济学的创建中，有武汉大学学者铺垫的基石；在发展经济学中国化进程中，有武汉大学学者树起的丰碑。一代又一代的武汉大学学者在发展经济学领域不懈努力，使武汉大学成为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学术重镇，发展经济学也成为武汉大学一张靓丽的学科名片。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开启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面向未来、吸收外来，不能忘却本来。在武汉大学校庆130周年之际，本文以时间为经、理论为纬，介绍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武汉大学学者从经济发展思想萌芽、经济发展理论的系统化建构，到发展经济学的中国化探索，努力从历史深处汲取思想营养，获取砥砺前行的信心和力量。
一、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经济发展思想的萌芽
1928年，国民政府改组国立武昌中山大学，成立国立武汉大学。一批在英国、德国和日本留学归国的经济学者，如任凯南、皮宗石、杨端六、刘秉麟、陶因、李剑农、朱祖晦、彭迪先、伍启元等先后加盟武汉大学。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从今天的观点来看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以1936年的中国经济发展状况为例，农业占64.51%，工矿交通业占15.53%，服务业占19.97%；国民收入为257.98亿元，1914年至1936年间年均增长率为1.45%；人均国民收入为50.51元，1914年至1936年间年均增长率为0.92%。面对中国落后的现实，这些留学归国的青年学者以世界上发达国家特别是先后成功实现经济赶超的英国、德国和日本为参照，在西方经济学一般理论分析框架中研究中国这个落后的传统农业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首先，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认识。要研究中国经济，首先必须明确中国经济发展的特质，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中给中国经济现实一个定位。刘秉麟认为，当时的中国处于手工业时代与实业时代之间的“过渡时代”，其最大特点是实业发展在地区间的不平衡、在时间上的不同步；整个经济社会中，发达的与落后的、现代的与传统的各种实业同时并存，如钱庄与银行等［1］（P107）。刘秉麟敏锐地发现了落后国家的二元经济特征，这正是二、三十年后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拉尼斯和费景汉所研究的二元经济。刘秉麟所说的从手工业向实业（机器大工业）“过渡”，其实就是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在技术维度上的表现形式。陶因依据社会学家卡尔·布赫尔（Karl Bucher）的经济发展三阶段论，把人类社会经济分为家庭经济、都市经济、国民经济三个发展阶段。陶因认为，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是一种都市经济，各地方自成一体形成经济区域；鸦片战争之后，门户开放，外币侵入，往日地方经济系统不能维持，于是开始向国民经济阶段迈进。他主张实行一系列重大改革以适应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要求，包括：（1）“货币制度的改造”，以改变当时中国币制紊乱的现象；（2）“度量衡制度的统一”，以利于商品交换；（3）“内地关税的裁撤”，以促进市场发展；（4）“交通系统的完成”，以保障商品流通。可见，陶因是从经济市场化的视角来观察中国经济发展，他提出的这些措施旨在降低交易成本、建构统一市场，增进资源和要素流动，促进经济增长和结构变迁［2］（P17-21）。
其次，关于中国产业发展与农业工业化问题。杨端六认为，当时的中国不同于一般经济落后国家，更不同于获得主权独立的经济落后国家。中国是在内忧外患，尤其是在主权不保的时代背景下发展“实业”的。他认为，在当时背景下对外开展的国际竞争可寄希望于企业界联合组成的“工团”，主张依靠中国的实业家或资本家发展中国的实业，并联合起来开展对外竞争。他特别强调实业发展中的人力资源，主张大力兴办实业教育［3］（P27-28）。刘秉麟在讨论中国经济发展路径问题时论及农业工业化。他认为，在当时国际背景下，工业化的重点首先当然应该是国防工业化，然而国防工业及其相关重工业的原料离不了农业，因此必须大力推进农业工业化，使农业得到高度的发展，以足够的农产品满足工业的需要。在他看来，工业的原料要依靠农业提供，工业所需要的农产品也要靠农业生产，因而工业的发展自然也离不开农业的发展；农业要为工业提供“足够”数量和质量的农产品，就要使自身得到“高度的发展”。基础薄弱的农业不可能支撑工业的较大发展，在发展工业的同时必须注重农业发展。他明确地提出了“农业工业化”的主张，认为工业与农业是彼此依存、相辅相成的，工业化不能局限于工业，工业化也包括农业工业化。为了实现农业工业化，他主张“施行土地政策，统制粮食，兴办水利以振兴农业”［4］（P9-16）。刘秉麟关于农业工业化的思想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此时西方发展经济学先驱者们似也未曾如此明确而辩证地论及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在他的学生张培刚的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农业与工业化》（1945）中可以清晰看到这一思想痕迹。
再次，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选择问题。杨端六认为，中国工业发展应首先立足于国内市场，面向国际市场时要基于天然物产及固有特殊技能的优势，将大部分工业设立在农业生产与矿藏物产之上。在论及轻重工业的关系时，他主张可以先发展轻工业、再发展重工业，但不要过于侧重轻工业的发展而致使建设力量遭到分散［5］（P877-881）。刘秉麟论及中国工业化的重点，认为当时的中国首先应该注重国防工业化，重中之重是发展重工业［6］（P4-7）。
最后，关于经济发展中的贸易战略问题。杨端六认为，像中国这种主权未保、内战未息的经济落后国家，在贸易战略的重点应放在国内贸易上，应立足于国内贸易去发展本国经济［7］（P461-463）。刘秉麟针对当时中国经济发展衰败不振的突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对策建议。他认为，当时中国经济发展衰败不振是由于国际贸易大量入超、国防压力大以及外国列强压迫所造成的。基于贸易保护主义的立场，他主张采用有效的途径和办法分步骤逐渐解决这些问题：第一步“统一经济”，第二步“管理外汇”，第三步“统制申汇”，第四步“统制贸易”；做到以上四步以后，“再进行第五步、第六步、第七步，方有发展国民经济的可能，方可希望做到国防工业化的地步。”［4］（P9-16）朱祖晦认为，在当时条件下，实行对外贸易国营，既符合国际经济大趋势，又符合当时中国的客观需要。他详细设计了中国对外贸易国营组织机构及运营体系，包括设国营对外贸易局、同业公会组织和对外贸易专门委员会［8］。当时许多学者也都从工业化视角审视对外贸易问题，并将保护幼稚工业作为保护对外贸易的主要依据，但在保护方式上大都着眼于计划贸易、进口配额、关税壁垒等作用的发挥上，似乎只有朱祖晦主张完全国营、统购统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型刚刚起步，工业化问题尤为突出。武汉大学学者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时，虽然探讨的问题各有侧重，观点也不尽相同，但他们的研究都是以先发国家为参照、以工业化为中心。他们的研究涉及工业化问题的若干主要方面，相关论述互为补充，综合起来大体形成经济发展思想体系的雏形。尽管这个思想体系还不成熟，尚未建构成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但可视为发展经济学的思想萌芽或理论坯胎，为日后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开辟了道路。更重要的是，这批珞珈学者影响了许多青年学生的思想与学术追求，为发展经济学学科发展培育造就了优秀人才与学术传承精英，张培刚、刘涤源、谭崇台、刘诗白、胡代光、董辅礽、何炼成等皆是毕业于武汉大学、研究经济发展问题的著名经济学家。
二、以发展中国家为观照：经济发展理论的系统化建构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世界经济的版图上出现了一大批政治上独立而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谋求发展的主观愿望十分强烈，但当时还没有一门经济学理论可以担当引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任。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于发达国家，且发展缓慢，这是发展经济学产生的客观前提；建立在发达国家实践基础上的经济学理论与发展中国家客观现实之间的矛盾，则推动了发展经济学的产生。
20世纪40年代，武汉大学杨端六、刘秉麟、陶因、彭迪先和伍启元等诸位教授从落后国家工业化道路的选择、工业化过程中农业与工业关系，以及工业化进程中的资本形成、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源等不同角度，较为系统地探讨农业国工业化问题。与此同时，武汉大学经济系毕业生张培刚在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农业与工业化》以发展中国家为观照，比较系统地探讨了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问题。该文获哈佛大学1946-1947年度经济学专业最佳论文和“大卫·威尔士奖”，194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9］（此时张培刚回国执教于母校武汉大学），被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作之一。
伍启元认为，根据“经济原则”，应该把有限的资源配置到国家迫切需要发展的事业上去，而中国迫切需要发展的事业就是建设“现代国家”。未来经济建设重点应集中于三个领域：一是国防工业；二是水陆交通事业；三是满足人们衣食基本需要的生产事业［10］（P360-361）。陶因提出“产业工业化”命题，认为“产业工业化”是指在技术上发展现代工业、在经营上具备市场经济的基础条件，即产业转型升级与经济运行机制市场化［11］（P22-27）。彭迪先认为，“所谓工业化，简言之，就是促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在他看来，在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过程中，农业与工业是紧密相联、相辅相成的。他解释了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工业突飞猛进而农业落后的现象，认为其关键就在于没摆正二者的关系，使农业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他提醒国人要注意克服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固有弊端，注意改革现行的土地关系，进而改进中国的农业，以配合工业化的进展［12］（P22-24）。他的这些观点与张培刚1945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农业与工业化》中阐述的思想基本一致，发表时间也大体同步。彭迪先主张，在制度安排上应选择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在经营形式上应采用国营与民营并存的方针，在管理体制上应采用统制经济与自由经济相结合的模式。
伍启元详细讨论了经济发展中的技术进步问题。他认为技术进步是工业化的基础和推动力量，因此，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主要目标是完成“技术革命”。在他看来，技术革命是一种经济变革，这种经济变革的关键和核心是采用“现代生产技术”［10］（P360-361）。伍启元还论及经济发展中人力资源与资本形成问题。“人的问题，没有疑问地是我国经济建设最严重问题之一。”他认为，当时中国经济建设中急需解决的人力资源问题有三个：“一是普通工人和技术工人的问题；一是干部技术人员的问题；一是管理人才的问题。”［13］（P49）他于1943年就开始思考中国在战后经济建设所需资本的数量及其筹措的问题，相继发表了《战后经济建设的外币资本问题》（1943）和《工矿交通等经济建设的资本问题》（1945）等论文，以及专著《中国工业建设之资本与人才问题》（1946）。
杨端六强调政府在工业化中的作用。他认为先要从政治改革入手，解决政治问题，这是当时中国特殊时代背景下最根本的举措。在此过程中，他突出地强调政府要对工业化实施保护政策，倾向于由政府采用行政、金融、法律等手段来参与调控，为工业化提供支持。他特别强调政府对落后地区工业实施保护政策，并详细阐述了保护内地工业的主张［14］（P27-28）。在当时的战争年代，陶因主张产业工业化的重点是发展重工业，加速国防现代化［11］（P22-27）。陈家芷认为，战后中国经济建设应该遵循七条具体原则：（1）从战时的统制经济到战后的计划经济；（2）从重工业建设到轻工业建设；（3）从旧式农业经营到新式农业经营；（4）以敷设铁路为主、开辟公路为辅；（5）国内商业私营、国外贸易国营；（6）关于战后中国的财政问题；（7）关于战后中国的金融问题［15］（P23-26）。陶因还提出了对外贸易的保护措施建议。他认为，中国产业落后，新式工业尚在萌芽之中，经营技术较之产业先进国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因此，中国只能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借鉴国外经验，他提出三条具体保护措施建议：制订合理的关税税则，集中输出入贸易，施行汇兑管理［11］（P22-27）。朱祖晦则从保护幼稚工业发展国内经济的目的出发，设计了一套独具一格的对外贸易完全国营的详细方案［8］。
张培刚认为，农业国家要想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就必须全面实行工业化。他重新界定了“工业化”概念，认为工业化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这种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的过程可能最先发生于某一单位或部门的生产函数，然后再以一种支配的形态形成社会的生产函数遍及于整个社会［16］。与钱纳里（Chenery）等西方学者把工业化看作工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相比，这个概念不仅提出的时间更早，而且更深刻地揭示了工业化作为经济结构实质性变化的内涵，拓展了“工业化”概念的外延。他将工业之外的其他产业纳入工业化的视野，克服那些惯常把工业化理解为只是单纯地发展制造工业，而不顾及甚至牺牲农业的观点及其实践的片面性，也为发展经济学围绕落后国家工业化建构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
工业化是经济结构由低级向高级的实质性变化，其进程必然会涉及农业与工业相互关系。张培刚认为，虽然农业国的出路在于工业化，但是工业化并不等同于工业发展，农业发展对工业化进程至关重要，工业应该与农业和服务业相辅相成、协同发展。他最早提出了农业对工业化的“五大贡献”理论，比较全面而系统地从粮食、原料、劳动力、市场、资金（包括外汇）这五个方面阐明了农业对工业化以及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和巨大贡献［9］［17］。在张培刚博士学位论文出版12年之后的196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将粮食贡献和原料贡献合并为产品贡献，从而把农业部门对经济发展所作的贡献概括为产品贡献、市场贡献、要素贡献和外汇贡献四个方面。又过了23年后，“四贡献说”在印度经济学家加塔克（Subrata Ghatak）和英格森特（Ken Ingersent）的《农业与经济发展》（1984）中得到承袭，此后逐渐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张培刚还详细分析了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他指出，当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受城市的吸引，农业或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将转移到城市工业或其他行业；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最先能被城市现代工业所吸收的劳动力，将是城市手工业者或工场劳动者；当工业化进行到比较高的阶段时，农业的改进与农业的机械化过程就会相应发生［9］［17］。这些观点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于1954年提出的二元经济模型基本一致，但张培刚的观点早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5年发表。
张培刚分析了工业化的发动因素与限制因素。他认为，工业化的发动因素包括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管理才能、生产技术，限制因素包括资源、人口，而将社会制度因素视作既可能是发动因素，又可能是限制因素，这取决于多种条件。他特别强调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在工业化中的“先行官”作用。他还探讨了开放体系下工业化过程中利用外资和开展对外贸易的问题，并基于比较利益和需求弹性的视角分析了农业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开展对外贸易的优劣条件，认为虽然农业国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但是，为了实现工业化仍需与工业国开展贸易。他明确主张发展中国家要利用外资，资本从工业国流动到农业国，对于借贷两国均是有利的［9］［17］。
张培刚基于二元结构分析框架，围绕农业国工业化这个主题，从理论上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为什么落后或不发达，研究从经济落后的现实出发实现经济起飞的发展机制，提出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战略。其实，20世纪40年代武汉大学学者关于落后国家工业化的理论分析与海外的张培刚博士学位论文思想基本一致，只是囿于抗战时期的学术环境尚未在国际上出版，不像张培刚的博士学位论文那样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总之，无论是张培刚，还是杨端六、伍启元、彭迪先等这一时期的武汉大学学者，他们的研究视野逐渐扩大，其分析重点开始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理论升华，标志着的经济发展思想开始理论化、体系化，为发展经济学这门学科的产生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第一，以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这与传统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有着根本区别。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基本都是以市场经济成熟、工业化先发国家实践基础研究人类经济活动的一般特征，试图揭示各类经济体共同遵循的普遍规律。发展是可能的，但并非是自然而然的。现实世界中之所以存在诸多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就是因为这些经济体很难、甚至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内自发地启动发展过程、顺利地实现经济发展。传统西方经济学难以直接指导这些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张培刚和其他武汉大学学者在20世纪40年代所做的努力，就是直接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从其区别于发达国家的特殊性出发，解析其实现发展的跃迁过程，并为推动这个跃迁过程提供实践方案。在他们的研究中，发展中国家不再只是某种理论的应用场景，而是需要新理论并催生新理论的实践主体。应该特别指出，与一些学者仅关心局部区域的工业化问题不同，张培刚将全世界的落后国家纳入研究范围，实现了研究对象从局部向整体拓展。
第二，以经济发展为主题，打破了经济学发展史近百年的“静态的插曲”（the static interlude）。自19世纪中叶新古典经济学兴起至20世纪40年代的百余年时间里，经济学家特别关注既定资源的静态配置，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几乎从西方主流经济理论中消失了，这种现象被称为“静态的插曲”。20世纪40年代，在经济增长领域，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Roy Forbes Harrod）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Evsey Domar）将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动态化和长期化，各自独立提出了极为相似的经济增长理论，重新唤起人们对增长问题的研究兴趣。差不多在同一时期，以张培刚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响应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呼唤，从历史和理论两个维度系统地研究经济落后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开创了发展经济学这门新学科，成为经济理论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第三，以非均衡分析、结构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形成发展经济学独有的研究范式。迈耶（Gerald M.Meier）曾经指出，只要发展中国家经济与发达国家相比有着自己的特殊性，就需要有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分支对其做出理论解释，发展经济学就有存在的必要［18］。其实，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基本特征及其发展问题的特殊性），只是一门学科存在的客观基础。发展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关键在于它具有区别于一般经济学的研究范式［19］（P29-40）。张培刚等武汉大学学者关于农业国工业化问题的系统性研究之所以被视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性贡献，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些研究开创了一种新的研究方式：不仅不同于当时主流经济学的静态均衡分析，而且也与当时的增长理论研究均衡状态下经济增长的动力和路径相区别。均衡分析只能较好地解释处于均衡附近的经济系统的演进，但它不能解释经济系统、特别是结构刚性的经济系统如何趋向均衡的问题。张培刚等学者在非均衡分析空间里解析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主要运用非均衡分析、结构分析方法，以经济“不发展”现象及其机理为逻辑起点，以研究经济发展质量和社会经济结构变迁为核心，以研究经济发展战略为旨归，开创了发展经济学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从而形成发展经济学区别于其他经济学学科的研究旨趣和学科范式。这是发展经济学在现代经济学体系中作为分支学科相对独立存在的合理性基础［19］。
三、以中国发展现实为观照：发展经济学的中国化发展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当发展经济学以现代经济学分支形式出现在西方发达国家之时，张培刚已经回国，执教于自己的母校武汉大学。由于新中国刚刚成立便受到西方封锁，以及随后的十年“文革”，我国经济学界并不知悉发展经济学这门新兴学科的存在。改革开放以后，谭崇台1980年访问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其间，他了解到发展经济学这门极为契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学科，并系统整理了发展经济学的前沿发展文献。回国后，他迅速引进介绍并研究这门学科，撰写了中国第一篇发展经济学论文（1982）［20］、出版了国内第一部发展经济学专著（1985）［21］，主持编撰了从本科教育、硕士研究生教育到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经济学系列教材，成为中国第一个招收发展经济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导师（1987）。他因此被称为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启蒙者和拓荒者。
发展经济学虽然反映了发展中国家谋求经济发展的强烈愿望，但它并非诞生于发展中国家，而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萌发和生长起来。这种学科背景决定了其理论研究的基本取向：以发达国家经济为参照系，分析发展中国家谋求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障碍，研究经济发展规律。由于现实研究对象与理论参照系之间的不一致，发展经济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成为众说纷纭、缺乏统一理论体系的经济学分支学科。美国经济学家阿德尔曼（Irma Adelman）批评发展经济学为庞杂的理论“大拼盘”［18］。在实践上，虽然发展经济学提出了一些原创性理论并提出一些对发展中国家有益的政策建议，但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发展中国家实践出现了与发展经济学理论不一致甚至相反的情形。此外，西方主流经济学中新古典主义复兴也对发展经济学构成了极大的冲击，许多经济学家强调经济学的一元性，主张取消发展经济学学科。因此，当中国引入发展经济学之时，这门学科却在西方已经走过了它的全盛期，正处于“收益递减期”。甚至鼎盛时期为发展经济学做出重要贡献的著名经济学家赫尔希曼等人也对发展经济学的前景持悲观态度［22］。有西方学者甚至认为，“发展经济学的死亡可能会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和经济都正常发展。”［23］（P12）
发展中国家有着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特殊性，而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贫困进入发达状态的问题不仅在客观上依然存在，在理论上也没有得到圆满解答。谭崇台认为，发展中国家需要基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实践的发展经济学。因此，在引进发展经济学的同时，他就着手发展经济学的学科重构，试图在发展经济学中国化过程中赋予它新的生命，以摆脱学科发展困境。1985年，谭崇台在撰写中国第一部发展经济学著作时就明确提出：“如何把我们的经验教训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进行比较、鉴别，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建立起崭新的、科学的发展经济学，更是我国经济学界的重大任务。”［21］（P183）在引进学科的过程中重建学科基础，在介绍理论的同时推进中国化理论创新，是谭崇台一以贯之的学术风格，也是武汉大学发展经济学研究独树一帜的学术特色和学科传统。它反映在发展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之中。
首先，在引进过程中推进发展经济学学科体系建设。
第一，探索发展经济学的思想渊源。研究思想的历史是解放思想的必要前提。当发展经济学遭遇发展瓶颈之时，谭崇台试图从经济发展思想史中吸取思想营养，沿着学科发展的历史逻辑寻找理论创新的答案。从1982年到1993年，历经十余载，他主编的《西方经济发展思想史》由武汉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24］。这是国内外第一部以经济发展为线索梳理和阐释经济思想史的学术著作，改变了经济思想史研究中以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为主线的学术叙事方式。除了发现并重新诠释了未曾阐明的经济发展思想，重新认识西方经济发展思想史上一百年“静态的插曲”之外，这部著作最重要的学术贡献之一就是发现了当代发展经济学的思想渊源。比如，古典经济学对于经济增长根源的寻找和对于经济变革长期过程的分析，马歇尔对规模收益、人力资本的分析，熊彼特的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理论，克拉克的经济增长条件与产业结构理论，制度学派关于制度变革决定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观点，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李斯特关于落后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分析，等等，这些思想对当代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二，拓展发展经济学研究领域。20世纪80年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存在一股思潮，把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看成是具有普世性的发展模式，把发展经济学引向新自由主义，并以此消解发展经济学作为独立学科存在的合理性。2008年，谭崇台带领研究团队出版专著《发达国家发展初期与当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比较研究》，把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进程纳入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视野之中，重新讨论和检验关于发达国家早期发展历程的一些“程式化事实”、相关理论命题及政策措施，深刻地揭示了发达国家发展模式的非普世性，以及各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历史性和条件性［25］。在发展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对当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与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进行“不同时点”的跨期比较，使“不同时点”的经济发展问题在统一的理论框架中得到逻辑一致的分析与阐释，从而拓宽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并为当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提供了更具体的历史参照系、更丰富的经验借鉴和更有力的理论支撑。
第三，探寻发展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和学科范式。即使是在进入21世纪之后，关于发展经济学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学科地位问题仍然充满着诘难和争议。叶初升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基本特征及其发展问题的特殊性，只是发展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客观基础；缺乏微观基础和学科范式是发展经济学的独立存在性受到质疑的重要原因。他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论文，严格区分和阐述了发展经济学与一般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微观基础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就构建有别于一般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微观基础、形成相对独立的学科范式问题，做出自己的分析和思考［19］（P29-40）。在《经济研究》的封面论文中，叶初升第一次明确提出并详细论证了发展经济学研究范式［26］（P167-182）。在此基础上，叶初升和赵锐将发展经济学理论的触角深入到微观主体层面，在发展经济学的非均衡分析空间中建立以贫困主体为中心的微观分析框架，从新的视角出发，对发展经济学微观基础建构中的一些典型问题进行实例分析研究［27］。
第四，以有组织的科研促进学科建设。将学科建设落实于一流的研究平台，有组织地推进学术研究，是武汉大学发展经济学学科发展的重要组织保障。1990年，谭崇台发起创建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这是以发展经济学为核心，依托武汉大学经济学领域四个国家级重点学科，融理论研究、政策分析和教学于一体的学术机构和新型智库。2000年，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被教育部批准为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该中心致力于推进发展经济学的中国化以及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化，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该中心常规性地开展“新时代发展经济学论坛”“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国际研讨班”“珞珈智库·经济论坛”和“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年会”四项标志性学术活动；开设“谭崇台发展经济学讲座”和“CEDR新发展论坛”两个平行系列讲座；编辑出版《珞珈智库·经济观察》《发展经济学研究》《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学术丛书》和《中国发展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四种系列学术产品。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还是中国唯一的发展经济学学术团体（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发展经济学分会）的常设秘书处。
其次，立足中国实践推进发展经济学中国化的学术体系建设。
传统发展经济学毕竟是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许多理论观点和发展思路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济学必须回归发展中国家实践。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面临的经济问题更繁杂、谋求经济发展的任务更艰巨，其曲折起伏的发展过程能够为发展经济学研究提供更为丰富的经验素材。自发展经济学引入中国以来，武汉大学学者以中国经济重大现实问题为导向，用发展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实践，以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事实推动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在贫困与收入分配、农业发展、城镇化与剩余劳动力转移、经济增长、后发优势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其一，贫困问题。谭崇台分析了中国告别短缺经济时代之后出现的“丰裕中贫困”现象，并创新性地做出自己的分析，丰富和发展发展经济学的贫困理论［28］。郭熙保从贫困内涵与测度、减贫政策、贸易自由化与减贫等方面研究贫困问题［29］［30］。邹薇特别关注多维贫困、贫困脆弱性和相对贫困问题，对能力贫困、资产贫困、教育贫困和健康贫困做了深入细致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31］［32］［33］。叶初升更关注动态贫困与扶贫政策的瞄准机制与减贫绩效［34］［35］。文建东、邹薇、郭熙保还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收入分配问题。
其二，农业发展。谭崇台认为，在国民经济发展战略选择中要牢固树立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思想，充分认识到农业在中国经济发展建设过程中的战略地位和关键作用［36］。郭熙保基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发展的本质特征建构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的分析框架，由此阐释农业增长对农业转型的依存性与互动关系，分析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的增长方式，以及农业增长道路选择的相关理论与历史经验，并详细考察了影响现代农业增长的主要因素，探讨发展中国家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37］。从2012年开始，郭熙保带领他的团队聚焦家庭农场问题，讨论家庭农场的地位作用，分析家庭农场形成原因与发展条件，研究经营模式、适度规模与效率［38］。
其三，工业化与结构变迁。简新华研究了中国的新型工业化和重工业化问题。他认为，中国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决定，走了一条先重工业、后轻工业、再重工业的工业发展道路；重新重工业化不可超越［39］。辜胜阻分析了新型工业化发展模式，并从高新技术开发区的角度讨论中国新型工业化发展问题［40］。郭熙保从信息化、城市化、后发优势等不同角度分析了中国的工业化发展道路［41］［42］。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发展，武汉大学学者研究工业化问题的重点逐渐转向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从技术创新（辜胜阻、刘传江）［43］、产业政策（杨艳琳）［44］、金融发展（潘敏）［45］、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文建东、叶初升）［46］等不同角度研究经济结构变迁。
其四，城镇化与劳动力流动。谭崇台一直重视中国的人口与发展问题，并于1979年创立了武汉大学经济系人口研究室（1984年升格为武汉大学人口研究所）。他从发展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农民工市民化等问题。辜胜阻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研究人口流动与城镇化问题，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把劳动力非农化和人口城镇化看成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两个重要的结构转换，并对非农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相互作用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在《非农化及城镇化理论与实践》一书中，辜胜阻基于中国工业化、非农化和城镇化的特征，系统探索了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提出了多元化的中国城镇化发展战略，以及一些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47］。刘传江和简新华分析和研究了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与特征［48］。刘传江自2006年以来，一直关注第二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问题［49］［50］［51］。
其五，开放与发展。对外开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一直是发展经济学关注的重要领域。郭熙保认为，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因在于，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充分发挥了资本、劳动、技术、制度和结构等5个方面后发优势［52］［53］。在发展经济学的框架下，陈继勇、张彬、叶初升、余振从国际资本流动、经济金融化与全球化的角度［54］，马颖、李卓、张建清、罗知从国际贸易的角度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55］［56］［57］。文建东分析了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国际资本转移的影响。
其六，增长与发展。西方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常常把增长与发展混为一谈。谭崇台在引入西方发展经济学之初就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了明确区分，并讨论了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20］。他特别强调要防止“有增长而无发展”。邹薇和庄子银在经济增长方面做了很多深入的研究，尤其关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技术创新与知识产权保护问题［58］［59］［60］。郭熙保特别关注经济发展中的后发优势问题［52］［53］，罗知分析了经济增长中的技术进步偏向［57］，叶初升从发展经济学视角分析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及其测度问题，并探究创新发展动力［61］［62］。文建东分析了制度和政策不确定性下的创新决策与经济增长过程。齐绍洲、杨冕则更关注经济增长进程中的绿色发展问题［63］［64］。
其七，制度与发展。谭崇台指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只注重对能够在短期收效的生产要素“硬”投资，而忽视对制度框架的“软”投资，以致市场经济得不到发育和顺利运行，是经济发展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他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实践促使发展经济学“扬弃”新古典主义超越时空的纯经济分析，把制度变迁过程纳入研究视野，将政治、文化、制度等非经济因素内生化。这是发展经济学的第三种分析思路，即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分析思路，发展经济学因此也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65］。邹薇评价了西方学者关于经济发展与制度安排的关系，展示了其理论发展脉络，并对中国改革发展的方向及发展模式进行了探索和研究［66］。马颖比较分析了制度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中的计量与统计方法［67］。简新华讨论了中国农地制度和经营方式创新问题［68］。江春从制度角度分析经济发展中的金融发展问题［69］［70］。文建东分析了制度不确定性对创新的影响。
最后，推进四位一体的发展经济学话语体系建设。
学术需要通过话语体系表达、交流和传播，学科需要话语体系展现、组织与传承。话语体系不仅表达学术研究、展现学科建设，同时，又直接影响学术和学科的发展。在发展经济学引进及其中国化创新过程中，武汉大学学者高度重视发展经济学的话语体系建设，逐步形成了以教材和工具书为基础、以期刊和网站为媒介、以丛书和专辑集约本校学术产品、以年度发展报告评述全国学术学科发展进程的话语体系。
第一，系列教材。谭崇台将西方发展经济学引入中国时，除了重构学科基础、推进中国化发展之外，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重构发展经济学教材体系。他在综合分析西方发展经济学各种体系框架的基础上，结合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发展实践，从经济发展内在的逻辑出发，提出了一个新的发展经济学知识体系，形成新的教材篇章结构，对发展经济学在我国的传播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国内许多发展经济学教材都是在这个新框架的基础上构建的。武汉大学在全国最早开设了发展经济学课程，并由谭崇台主持编撰了从本科教育、硕士研究生教育到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经济学系列教材。其中，1989年出版的国内第一部研究生教材《发展经济学》非常畅销，先后重印了10余次，销售数十万册［71］。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所长帕金斯（D.Perkins）致信谭崇台，高度评价这部教材，认为此书是一部标准教科书。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范家骧发表评论文章，认为该书在不少方面超过了一般西方发展经济学教科书的水平［72］。2004年，谭崇台主编《发展经济学》中文繁体版在中国台湾出版发行［73］。谭崇台在生命最后的几年，以极大的毅力主持编撰教育部项目《发展经济学通俗读本》，用通俗的语言解读中国经济发展实践，让发展经济学研究成果走近寻常百姓、服务社会［74］。郭熙保不仅作为重要成员参与谭崇台主编教材的编写工作，还独立主编了多部发展经济学教材。其中，他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发展经济学》于2019年出版［75］。2021年，他领衔主编的《中国发展经济学》入选国家首批“中国经济学”教材。
第二，工具书。在现代经济学体系中，没有哪个分支像发展经济学这样内容庞杂，几乎涉及所有的经济领域。因此，发展经济学除了需要规范性的教材系统地表达学术研究成果、传承学科理论之外，相对于其他学科而言，它更需要各类工具书以灵活多样的方式对教材进行补充、拓展和深化。武汉大学在发展经济学话语体系建设中特别重视开发工具书，先后出版了《发展经济学辞典》（谭崇台主编）［76］、《发展经济学经典论著选》（郭熙保主编）［77］、《发展经济学学科地图》（叶初升主编）［78］，以及年鉴式的《中国发展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叶初升主编）［79］，在发展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过程中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中，《发展经济学学科地图》从发展经济学知识体系中延伸开来，将学科发展史、学科研究范式、学术前沿问题融入思维视野，提供一幅有高度、有广度、有深度的发展经济学学科图景，攒起一股穿透教材、走进学术的力量。每两年出版一辑的《中国发展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年鉴式地记录和梳理中国发展经济学在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等方面的发展进程，展示报告期内中国发展经济学的风貌，评论和反思报告期内中国发展经济学各领域的发展状况，探寻进一步发展的方向，为我国发展经济学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提供建设性的参考意见。
第三，丛书、专辑与学术期刊。为了多角度、多方位地展现武汉大学学者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学术成果，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相继推出了《经济发展理论研究丛书》（谭崇台主编，国家“八五”出版规划国家重点图书，武汉大学出版社）、《迈向现代化的中国经济发展丛书》（简新华主编，国家“十一五”出版规划重点图书，山东人民出版社）、《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学术丛书》（叶初升主编，人民出版社、科学出版社），以及不定期连续出版的《发展经济学研究》专辑系列（经济科学出版社）。定期连续出版的学术期刊《经济评论》以发展经济学为主要研究领域，开设“新时代发展经济学”专栏，集中反映国内发展经济学研究前沿成果。该刊由教育部主管、武汉大学主办，现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北大中文核心期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期刊、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优秀精品期刊，多次获评“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据中国知网的最新统计，《经济评论》机构用户已达到5894个，遍布国内以及北美、澳洲、西欧、韩国、日本、东南亚等地区。
中国已经由低收入国家进入中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进入了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发展阶段。在新发展阶段，中国的要素禀赋、社会需求、外部发展环境等都发生了明显变化。相应地，经济社会的主要矛盾、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也随之变化。以往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已无法有效适应新发展阶段的现实需求。中国的新发展阶段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跨越的新阶段，是人类经济史上宏大而深刻的实践创新和社会变革，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庞大的“天然实验场”和经验素材［80］。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理论需求，武汉大学发展经济学研究把“十四五”期间科研主攻方向定位于“基于中国实践的新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学术性地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发展问题，学理性地阐释“由富变强”的中国实践智慧，并进行学科性地转化，努力建构中国自主的新发展经济学理论体系，揭开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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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微信公众号“武大文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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