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文军：《资本论》与“历史之谜”的求解方案

求解“历史之谜”是马克思的重要理论任务。在人类思想史上，马克思对于“历史之谜”的解答是科学而彻底的。马克思的解谜过程之所以科学，是因为他扬弃了人本学意义上的抽象思辨范式，坚持科学方法论原则——唯物史观——而深入到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中而深刻察悉了人类历史由低级到高级、由无序到有序、由野蛮到文明的有机发展序列。马克思对于“历史之谜”的解答之所以彻底，是因为他深入到了社会经济的腹地，即坚持从事关社会历史变迁的生产方式中追根寻源。具体而言，马克思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切近现代工业实践格局，进而阐述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到来的逻辑。《资本论》的皇皇巨著就是这两条路线的“结晶”，它深刻记录着马克思解答“历史之谜”的理论与逻辑。

形而上学的方案：世界历史的“永恒论”

对于历史的探索和社会的分析并不是马克思的“专利”，一代代理论家都以自己的方式进行着答疑解惑的工作。面对“历史之谜”，马克思之前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纷纷作了注解。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哲学家在探究历史及其动因问题时，他们始终是在精神的领地中展开对历史问题的思辨性诠释。黑格尔将“理性”作为世界历史的基础和灵魂，并大力推崇“‘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的观点。在黑格尔的视域中，历史的发展与精神的发展是同一过程，绝对理性是世界历史的“主导者”或“主宰者”。黑格尔的后继者虽也做过多重尝试，但最终也并未跳出思辨的窠臼而实质地推进相关问题的解答。黑格尔式的哲学家的通病在于，他们都是以不断实现自身的“精神”而非现实的存在为分析问题和考察问题的出发点，以此展开对世界历史问题进行了思辨的回应。这样的回应方案实际上是一种“非批判性”的“神秘主义”解释路径，它终究还是为既有制度作辩护的。

国民经济学家“如法炮制”黑格尔关于国家与法等话题的思辨程式，将社会历史事务的逻辑必然性延展至经济联系的必然性当中，继而确证了社会经济范畴的有机关联及其永恒属性。就此看来，“现实关系只是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而已，分工、信用、货币和商品等耳熟能详的社会经济关系或经济范畴也因此成为“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范畴”。资本主义制度也就被描绘为“天然的”制度，它是使财富生产和生产力进步都能够按照“自然规律”逐次有序进行的良性机制。这种天然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就理应“不受时间影响”，这一社会的基本规律就应当是“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其实，这种经济学就是“辩护论”的“私经济学”，它要在对经济事务的考察中确证资本主义经济机制和政治制度的合理性问题。

思辨哲学和国民经济学虽是从不同的视角展开对社会历史现象与问题的解析，但它们最终都致力于“神化”或“永恒化”既有制度的工作。究其根本，它们都是对世界历史的形而上学式的求索，是按照“在对世界终极存在的探究中确立一种严格的逻辑规则，即从公理、定理出发，按照推理规则得出必然结论”的路径而绘制出一幅资本主义永恒论的田园诗般的美妙图景。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案：资本主义的

“发展论”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写道：“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他也就要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的即将到来的崩溃和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的发展。”马克思就是用“发展论”这一理论武器来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性考察的，这也是马克思超越思辨哲学和国民经济学的关键所在。进而言之，马克思运用了“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完成了对“劳动和资本”这一资本主义轴线的历史唯物主义审视，以此在对资本主义的“肯定的理解中”包含对其的“否定的理解”，这也是《资本论》的一条重要叙述线索。

以劳动和资本分离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经问世就直接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为了满足无限增殖的欲求，资本就要想尽一切办法突破各种限制以最大化地牟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极力推崇生产的不断革新和思想的不断进步，继而在社会全域引发了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随之而来的是分工的推进、协作的普及、机器的使用、技术的革新、市场的开拓和人力的压榨，这些都极为有效地促成了社会财富的创造。在增殖欲的驱使下，资本家会肆无忌惮地迫使工人竭力“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不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创造各种物质条件。资本主义具有疯狂造物的潜能，它在不到百年的发展时间里就创造了“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的生产力。正是因为这种“魔法”般的操作，资本主义社会“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人类历史也就此迅速卷入世界历史，人类社会状况也就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推进，资本主义固有的系列矛盾也逐渐显露，并成为这一社会制度走向衰亡的核心因素。资本本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它要一边为劳动和价值的创造、增殖设置特定的界限，一边又会在增殖的欲求下驱使它越界。劳动和资本的矛盾也就在这种生产体制中得以无限放大，与资本积累常伴的恰是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程度的不断加深。资本家赚得盆满钵满，工人却处于肉体和精神遭到彻底摧残的境况当中。与资本增殖和积累同步的是无产阶级反抗力量的蓄积，二者之间的斗争助推了社会发展。在对资本主义诸多矛盾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确证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在于“资本自身”。在资本的运作逻辑中，增殖、积累和垄断、危机是并存的。与资本垄断所造就的繁盛相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大量集中、劳动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升与财产的私人占有制度之间的矛盾变得不可调和，这时“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

代替资本主义的将是一个“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这种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不是私有制的复归，而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积极扬弃。这是一个全新的自由王国，真正实现了“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人们可以依凭自己的能力和兴趣而充分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这必然是一个物质极度丰裕、精神境界极大提高的世界，劳动不再是谋生手段而内化为人的“第一需要”，印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旗帜才能高扬在社会上空。

《资本论》的历史哲学意义：资本主义的

“革命性改造”

马克思携《资本论》开辟了一种全新的哲学境界，它力求在回应“时代之问”中展开关于人类“历史之谜”的批判性思考。具体而论，《资本论》唯物、辩证且历史地考究了资本主义时代，既立足于物质生产领域而鞭辟入里地分析了人类社会的一般发展态势，又立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特殊阶段而理据充分地展现了人类社会的可靠前景。《资本论》令人信服地阐释了现实社会的有机发展过程，继而戳破了资本主义坚实不可摧毁的神话。这不仅给资产阶级豢养的文丐当头一击并使“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在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面前公开投降了”，还犹如“晴天霹雳震动了一切文明国家”并在理论上给资本主义制度“一个使它永远翻不了身的打击”。《资本论》就是马克思“向资产者（包括土地所有者在内）脑袋发射的最厉害的炮弹”。立足于时代问题，淬炼时代精神，构建历史科学，这是《资本论》能够出类拔萃的关键所在。《资本论》充分表达了马克思的阶级立场和哲学意图，它要构筑一部以“人类社会”为立脚点的资本主义批判学和共产主义展望学。在此意义上，《资本论》就是“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科学表述”和“工人阶级的圣经”，它是“为了世界”和“服务历史”的鸿篇巨制。在此意义上，《资本论》堪称“一种社会变迁理论”，即“一种告诉大家历史往何处去的目的论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审视世界历史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告诉我们：“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即便“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来说仍然是完全正确的”。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力量相互纠葛的时代里，我们必须高扬马克思考究历史的批判精神和辩证方法，科学而稳步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以此彰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为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自身的力量。

转自：“学术与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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