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柱邦 | 《哥达纲领批判》中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及其当代意义
石柱邦◆文
马克思写于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则，主要包括：所有制问题是无产阶级运动的基本问题，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以及关于工农联盟、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等重大问题的基本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我国现阶段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重温《哥达纲领批判》中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对于坚定“四个自信”、自觉做到“两个维护”具有重要意义。
——石柱邦
马克思1875年写的《哥达纲领批判》,在批判拉萨尔机会主义思想的同时，精辟地阐发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则。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今天重温马克思的这部巨著，深刻领会贯穿其中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对于坚定“四个自信”、自觉做到“两个维护”具有重要意义。
一、所有制问题始终是无产阶级运动的基本问题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多次强调所有制问题。针对“哥达纲领”中“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的错误观点，马克思严肃指出：“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只有和生产资料结合在一起才能创造出使用价值即社会财富来。劳动如果不与生产资料结合就生产不出任何使用价值即社会财富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只有劳动而没有生产资料。因此，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是连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明白的基本常识。
马克思指出：“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这个口号只有“在劳动具备相应的对象和资料的前提下”才是正确的。“只有一个人一开始就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当做属于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这个口号之所以是错误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把劳动当作一种“超自然的创造力”,有意回避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这个根本问题，掩盖了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源是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这一客观事实。因此，这个口号只有利于资产阶级而不利于无产阶级。在马克思看来，“一个社会主义的纲领不应当容许这种资产阶级的说法回避那些唯一使这种说法具有意义的条件。”
针对“哥达纲领”提出的所谓“公平分配”,马克思反问道：“什么是‘公平的’分配呢?难道资产者不是断言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吗?难道它事实上不是在现今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唯一‘公平的’分配吗?难道经济关系是由法的概念来调节，而不是相反，从经济关系中产生出法的关系吗?难道各种社会主义宗派分子关于‘公平的’的分配不是也有各种极不相同的观念吗?”在马克思看来，“公平”不过是一个模糊的、抽象的概念，世界上从来就没有脱离一定社会发展历史阶段的生产方式的抽象的公平，公平从来都是具体的、历史的，而不是抽象的。
马克思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这里实际上说明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生产决定分配，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决定分配关系。马克思还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的关系为例来说明这个道理，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是：生产的物质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手中，而人民大众所有的只是生产的人身条件，即劳动力。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么自然就产生现在这样的消费资料的分配。”而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如果生产的物质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那么同样要产生一种和现在不同的消费资料的分配。”
马克思批评指出：“在所谓分配问题上大做文章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错误的。”“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围绕着分配兜圈子”,这是庸俗的社会主义者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做法。庸俗的社会主义就是回避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个根本问题，把分配看作一种可以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以为不用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就可以实现“公平分配”,只要实现“公平分配”就可以消除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贫困。
针对纲领提出的“废除工资制度连同铁的工资规律”,马克思指出：“如果我废除了雇佣劳动，我当然也就废除了它的规律，不管这些规律是‘铁的’还是海绵的。但是拉萨尔反对雇佣劳动的斗争几乎只是围绕着这个所谓的规律兜圈子。”也就是说，拉萨尔从来不关注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只是围绕着分配关系兜圈子，不懂得分配方式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这个道理。
拉萨尔把工人阶级贫困的原因说成是人口增长的规律造成的，而不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造成的。这是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根本对立的。马克思指出：“如果这个理论是正确的，那么，我即使把雇佣劳动废除一百次，也还废除不了这个规律……经济学家们50多年以来正是以此为根据证明，社会主义不能消除自然本身造成的贫困，而只能使它普遍化”。因此，纲领把“废除工资制度连同铁的工资规律”作为工人运动的目标，实际上掩盖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剥削本质。只讲“废除工资制度连同铁的工资规律”,而根本不提消灭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实际上是在为维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服务。
今天重温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论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就是只关注分配问题，他认识到了资本主义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的事实，但是根本不提消灭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因此，托马斯·皮凯蒂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者。通过税收、教育等措施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资本主义的劳资矛盾和两极分化加剧的趋势，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分化和各种社会问题。在谈到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时，习近平指出：“他的分析主要是从分配领域进行的，没有过多涉及更根本的所有制问题”。
我们党始终把所有制作为根本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通过社会主义改造，确立起了全民和集体两种公有制形式，虽然有些脱离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但是仍然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同时仍然坚持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邓小平说：“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一方面强调通过精准扶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另一方面，在明确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同时，强调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二、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多次批判拉萨尔机会主义不讲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抽象地谈论“公平分配”、“社会一切成员”、“劳动的解放”、“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等。
关于“公平分配”,马克思指出：“什么是‘公平的’分配呢?难道资产者不是断言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吗?”关于“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马克思指出：这是一个“不明确的语句，应当改成：随着阶级差别的消灭，一切由这些差别产生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也自行消失。”在马克思看来，“公平”“平等”从来就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在阶级社会里，“公平”“平等”都是有阶级性的。正如恩格斯所说：“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列宁后来评论说：“恩格斯说得万分正确：平等的概念如果与消灭阶级无关，那就是一种极端愚蠢而荒谬的偏见。”“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说过，如果不把平等理解为消灭阶级，平等就是一句空话。”
针对纲领中“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马克思指出：“‘属于社会一切成员’?也属于不劳动的成员吗?那么‘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又在哪里呢?只属于社会中劳动的成员吗?那么社会一切成员的‘平等的权利’又在哪里呢?”由此，马克思得出结论：“‘社会一切成员’和‘平等的权利’显然只是些空话。”在马克思看来，在阶级社会里，社会总是划分为不同阶级的，超阶级的“社会一切成员”或“全人类”利益是不存在的。
针对纲领中“劳动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的事情”,马克思指出：这句话是从国际章程的导言中抄来的，只不过做了“修订”。国际章程中写的是：“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自己的事情”,这里却把“工人阶级的解放”修改为“劳动的解放”。“劳动的解放”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含糊不清。马克思气愤地说：谁能理解，就让他去理解吧。
总之，在马克思看来，阶级本身就是一个经济范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才能真正消灭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因此，工人阶级要获得解放，就不是什么“废除工资制度连同铁的工资规律”,而是必须消灭雇佣劳动制度；也不是去空谈什么“公平的分配”、劳动所得“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和“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而是必须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当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说的消灭阶级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是以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为基础的。没有生产力的充分发展，阶级和阶级差别是不可能消灭的，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消灭阶级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将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决不能犯超越社会发展阶段、脱离生产力发展的客观实际的“左”的错误。
阶级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过去一个时期，我们曾经犯过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的错误，历史的教训必须记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也已经过时了。列宁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列宁还说：“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实质就是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严峻复杂的国内外阶级斗争中吃了败仗。美国最后一任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在讲到戈尔巴乔夫丢掉阶级斗争学说时指出：“如果苏联领导人真的愿意抛弃这个观念，那么他们是否继续称他们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已是一个在别样的社会里实行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别样的社会则是我们大家都能认可的社会。”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习近平指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首先就是阶级立场，进行阶级分析。有人说这已经落后于时代了，这种观点是不对的。我们说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并不是说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不存在了，在国际大范围中也不存在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一直是明确的”。
三、无产阶级要同农民结成最巩固的联盟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批判了拉萨尔主义所谓“对它(工人阶级)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组成反动的一帮”的谬论，阐述了工人阶级与农民结成巩固的工农联盟的极端重要性。
“哥达纲领”提出，“劳动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的事情，对它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马克思指出：这里“引用了地道的拉萨尔的话：‘对它(工人阶级)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组成反动的一帮。’”拉萨尔主义由于无意发动而且也害怕发动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只想通过国家帮助等合法手段取得统治阶级的恩惠，所以极端蔑视工人阶级同盟军，认为除工人阶级之外，农民、手工业者等都是“反动的一帮”。
这个观点是极其荒谬的。一方面，只反对资产阶级，不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拉萨尔的这个观点是为了粉饰它同封建专制统治者结成的反资产阶级联盟，其本质是为了同俾斯麦专制政府联合。另一方面，把农民说成是反动的一帮，这是完全错误的。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军。把农民阶级说成是反动的一帮，实质是破坏工农联盟，孤立工人阶级。
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革命不仅要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而且要推翻一切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特别是在农民占人口多数的国家里，要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统治，单单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工人阶级必须联合农民组成最广泛的同盟军。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所指出的那样：有了农民的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形成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工农联盟问题。在新民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把土地问题作为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正是由于赢得了广大农民的信赖和支持，我们党才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仅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就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些成就的取得仍然离不开广大农民的支持和奉献。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也出现了东西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不同群体之间发展不平衡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实行精准扶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归根到底还是为了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工农联盟问题。我们要在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仍然必须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习近平指出：“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历史关口，在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已经完成的形势下，在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世界动荡变革的特殊时刻，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是需要全党高度重视的一个关系大局的重大问题。”
四、无产阶级要获得彻底解放必须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批判了“哥达纲领”所谓“争取普选权”和“依靠国家帮助建立合作社”来实现社会主义的错误观点，揭露了拉萨尔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质，阐述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思想。
“哥达纲领”第二部分提到：“德国工人党从这些原则出发，用一切合法手段去争取建立自由国家—和—社会主义社会”。第三部分提到：“为了替社会问题的解决开辟道路，德国工人党要求在劳动人民的民主监督下，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这两段话实际上暴露了拉萨尔机会主义的核心内容：否认国家的阶级性，认为国家的本质不是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工具。在拉萨尔看来，国家的使命就是使人的本质能够积极地发展和不断完善，就是教育和推动人类走向自由，国家是为一切人的、是超阶级的。因此，他把实现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在国家帮助上。他认为，只要有了普选权，工人阶级在国家立法机构中就有了代表资格，普鲁士国家就成了自由国家。只要国家帮助工人建立生产合作社，那么工人就能够获得全部的劳动所得，免除剥削，就可以废除铁的工资规律，就可以从根本上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社会主义自然就到来了。
对于哥达纲领中的拉萨尔主义观点，马克思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自由国家”的内在矛盾。马克思指出：“自由国家，这是什么东西?”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日益同社会相脱离的力量。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实际上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从来就没有超阶级的国家。国家的存在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高踞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这就意味着，国家的自由度越低，社会的自由度越高。因此，“使国家变成‘自由的’,这决不是已经摆脱了狭隘的臣民见识的工人的目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因此，“自由国家”是一个充满矛盾、根本就不能成立的概念。
马克思揭露了拉萨尔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质。关于“替社会问题的解决开辟道路”,马克思指出：这是用“拙劣的报刊作家的空话”换下了“现存的阶级斗争”。用“社会问题”代替“现存的阶级斗争”,这是否认阶级斗争，为否定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理论准备。关于“依靠国家帮助建立合作社”,马克思指出：“这真不愧为拉萨尔的幻想：靠国家贷款能够建设一个新社会，就像能够建设一条新铁路一样!”既然依靠国家帮助建立合作社就能够实现社会主义，那还有必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吗?正如恩格斯所说：“拉萨尔的全部社会主义在于辱骂资本家，而向落后的普鲁士容克献媚”,是一种“普鲁士王国政府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指出：现代国家“不管它们的形式如何纷繁，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建立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也就是说，“现代国家”本质上就是资产阶级国家，是资产阶级压迫和统治无产阶级的工具。让工人阶级通过普选权等合法的方式争取资产阶级国家的帮助来建立社会主义，这无异于与虎谋皮。
由此，马克思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旧的国家机器是维护少数统治阶级利益的，“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摧毁。”“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产阶级不仅要通过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还必须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最终达到自己的目的。
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一贯主张。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不仅提出“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的口号，而且还把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概括为“四个达到”:“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进一步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纲领否认国家的阶级性，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回避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纲领只能把工人运动引上歧路。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推翻了三座大山，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是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与我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专政。可以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巨大成就，都是在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基础上取得的。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告别革命”的错误思潮一度甚嚣尘上，其根本目的在于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针对这种错误观念，邓小平指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至少在本世纪剩下的十几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头五十年，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反复强调，要随时准备开展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进一步指出：“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任何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全党要充分认识这场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不断夺取伟大斗争新胜利。”
五、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
拉萨尔主义从狭隘的民族国家观来理解工人运动，在“哥达纲领”中提出：“工人阶级为了本身的解放，首先是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同时意识到，它的为一切文明国家的工人所共有的那种努力必然产生的结果，将是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在马克思看来，这实际上是把德国的工人运动局限在民族国家范围内，放弃了国际主义。“这个纲领的国际信念，比自由贸易派的国际信念还差得难以估量。”
马克思指出：“不言而喻，为了能够进行斗争，工人阶级必须在国内作为阶级组织起来，而且它的直接的斗争舞台就是本国。”这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的那样：“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但是，“‘现代民族国家的范围’,例如德意志帝国，本身又在经济上‘处在世界市场的范围内’,在政治上‘处在国家体系的范围内’。任何一个商人都知道德国的贸易同时就是对外贸易”。也就是说，资本已经成为一种国际势力，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形成世界市场，资本主义已经组成一个世界体系。无产阶级的敌人不仅是本国的资产阶级，而且包括各国的资产阶级。因此，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从来就是国际性的，无产阶级只有在全世界范围内消灭资产阶级才能获得彻底解放。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
为什么说纲领把工人运动局限在民族国家范围内，放弃了国际主义呢?因为它把国际主义表述为：它的努力所产生的结果“将是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它要用从资产阶级的和平和自由同盟那里抄来的这样一句话来代替“各国工人阶级在反对各国统治阶级及其政府的共同斗争中的国际兄弟联合”这个正确的口号。因为，就连资产阶级的自由贸易派都说，它的努力所产生的结果是“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而“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本质上是各国之间资产阶级的联合。马克思指出：“这样，关于德国工人阶级的国际职责竟一字不提!”
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共产党宣言》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为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的国际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性文件，在《共产党宣言》的最后，马克思恩格斯发出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在一定程度上，与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缺乏有效的国际联合不无关系。进入新时代，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世界进入动荡期，习近平明确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
文章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23年第2期
文章作者：石柱邦
转自：“学术与我”微信公众号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
